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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洲洋:抗戰勝利亦是從嚴治黨的偉大勝利
點擊:3948  作者: 王洲洋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5-07-13 13: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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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為了捍衛其先進性和純潔性,就始終與各種不符合共產黨性質和宗旨要求的行為作堅決斗爭,把“從嚴”作為管黨治黨的基本方略寫在自己的光輝歷史上。特別是在血雨腥風的八年抗戰期間,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實施這個“偉大工程”,黨更是從嚴加強了各方面建設。正是因為從嚴,黨才打造成為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和堅強核心,鑄造了鋼鐵般的人民軍隊,培養了過硬的革命作風,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匯集了最廣泛的社會力量,取得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偉大勝利。這個偉大勝利,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從嚴治黨的偉大勝利。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抗戰時期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我們要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最關鍵的仍在于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把新時期全面從嚴治黨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一、抗戰勝利是從嚴加強思想建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勝利

 

  為了擔負起抗日救國的歷史重任,黨注重首先在思想上統一起來,一刻沒有放松思想建設。黨廣泛開展對黨員干部的政治教育,加強黨性修養,解決思想上入黨的問題;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糾正左右傾錯誤傾向,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通過延安整風,黨樹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黨有了自己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正是在正確思想的指引下,黨制定了一系列奪取抗戰勝利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倡導建立并積極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5年,黨通過發表“八一宣言”,召開瓦窯堡會議,明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策略方針。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掀起了兩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黨以抗日大局、民族大義為重,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求團結,維護了國共合作和團結抗戰局面。黨制定了全面的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的路線。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和獨裁,采取了片面的抗戰路線,僅僅依靠政府和軍隊來進行抗戰。黨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在洛川會議上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進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良政治機構、改良人民生活、維護抗日民族團結”等等,提出并堅持了一條全面的抗戰路線。黨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1938年,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有理有據地批駁了“亡國論”,批評了“速勝論”,及時提出了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最后勝利屬于中國。他還科學地預見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黨制定了開辟敵后戰場的戰略方針。抗日戰爭中一開始就存在著兩個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戰場:一個是國民黨領導的抗日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及其所領導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不斷失利的情況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積極開展敵后游擊戰,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有力地鉗制和殲滅了大量日軍,逐漸成為抗日的主戰場。

 

  抗戰時期黨從嚴加強思想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正確的思想路線是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前提和保障。思想統一是國家之福,思想混亂是民族之禍。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時刻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要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斷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搶占互聯網的思想高地、農村思想文化的薄弱陣地,反對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旗幟鮮明地同各種錯誤思想、錯誤言行作堅決斗爭。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新的符合時代要求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發展穩定新的偉大實踐。

 

  二、抗戰勝利是從嚴加強組織建設,努力鞏固黨的基層組織,壯大革命隊伍的勝利

 

  抗戰期間,黨在組織建設、干部隊伍建設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嚴格舉措。根據地推進到什么地方,相關舉措就跟進到什么地方。在敵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區、地、縣、分區的黨委設立組織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調和分配等工作。成立干部教育部,先后創辦30余所干部學校和大量培訓班,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在職干部教育。實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則,“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時,大力整頓黨的組織和隊伍。組織審查委員會,以支部為單位逐一整頓,在審查支部干部的基礎上審查一般黨員的個人歷史及表現。把握政策界限,嚴格清查干部,把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以及敵探奸細,同軍人及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錯誤、缺點者區分開來。把整頓基層黨組織作為經常性工作,上級黨組織派干部定期督察,幫助基層搞好整頓。通過實施嚴格有力的組織舉措,鍛煉培養了大批忠于革命、德才兼備的各級干部,推動了革命隊伍迅速壯大。到1938年底,共產黨員的人數由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抗戰勝利時發展到120余萬人。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人數發展到50萬人,同時還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裝。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個根據地,加上陜甘寧邊區,敵后抗日根據地已經發展到1億多人,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到1945年4月,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抗日武裝已經發展到91萬人,民兵200萬人左右,創建了19塊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面積已經達到95萬平方公里。這些解放區地處當時全國重要的戰略區,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徐州、上海、杭州、鄭州、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均處于人民軍隊的包圍之中,全國重要港口也大多數處于人民軍隊的活動范圍之內。黨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已經成為對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成為爭取抗戰勝利的強大基地。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在回憶中寫道,抗戰后期,國民黨的權力、蔣介石的權力僅限于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抗戰時期黨從嚴加強組織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干部隊伍是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可靠保障。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組織建設這個根本。要根據新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發展的狀況,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擴大黨的工作的覆蓋面。向吸引力要凝聚力,向凝聚力要戰斗力,向戰斗力要生產力。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按照“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五條標準建設高素質的干部隊伍。突出干部隊伍的能力建設,著力提高廣大干部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

 

  三、抗戰勝利是從嚴加強作風建設,大力培育優良作風,贏得人民群眾支持的勝利

 

  抗戰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問題,對黨的作風作了一系列概括和論述,形成了黨風建設的系統理論。這主要體現在:明確提出了黨風概念。黨風即黨的作風,學風和文風都是黨風。論述了黨風建設的重要性。毛澤東強調,黨風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黨風關系黨的性質,關系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探討了黨風建設的途徑,整風是加強黨風建設的有效形式,調查研究是轉變作風的基礎環節,要注重從黨性和世界觀上加強黨風建設。針對當時新黨員大多是充滿著愛國熱情的學生、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富有愛國激情,抗日熱情很高,但是又有組織散漫、不服從紀律等特點,1942年開展了延安整風,通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極大地改造了革命隊伍的工作作風,形成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領袖帶頭踐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在“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親自打理菜地,朱德背著筐子拾糞肥田,周恩來拖著傷殘手臂成為紡線能手。王震率領的359旅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一個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江南”。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訪問延安后深有感觸地說:“共產黨常常說的‘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這是貨真價實的。”延安時期黨群、干群關系猶如魚水之親、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群眾贊譽“只見公仆不見官”。根據地的群眾與黨結成了血肉聯系,群眾更加信任黨、信任軍隊。當時一首歌曲唱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1947年9月9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幕詞中指出:“就我的觀察,我覺得我們本黨和共產黨的斗爭,不但技術不夠,就是精神也相差的太遠”。1948年1月4日,蔣介石痛心疾首地感嘆:“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

 

  抗戰時期黨從嚴加強作風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黨的作風事關黨的形象,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事關黨的生命。我們依靠“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贏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取得了新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作風好了,黨才能走得更長、走得更遠。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始終抓好作風建設,走好群眾路線,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要繼續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把改進作風的各項要求落地落實,不放過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細小問題。通過抓早、抓細、抓小,把黨的作風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四、抗戰勝利是從嚴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不斷自我凈化自我純潔,保持清廉品格的勝利

 

  抗戰時期雖然物質條件異常艱苦,但是黨一刻也沒有放松反腐倡廉建設。陜甘寧邊區政府圍繞“建設一個民主、廉潔的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目標,規定“公正廉潔、奉公守法”為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準則,要求政務人員“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徇私情,不貪污,不受賄,不腐化,不墮落”,把“廉潔奉公”作為選拔干部的重要標準。邊區政府出臺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強調“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為了把懲戒防貪工作落到實處,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草案)》,專門成立了懲戒委員會,制定了《邊區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具體辦理懲戒事宜。對一些腐化變質的黨員干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黨齡多長、職務多高、貢獻多大,一律嚴懲不貸。1937年紅軍旅長黃克功逼婚未遂,開槍殺死了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毛澤東在寫給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的信中嚴正指出:“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1941年靖邊縣張家畔稅務局局長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雖傷痕累累、戰功卓著,仍被處以極刑。《解放日報》刊文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當時毛澤東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每月伙食標準只有3元。朱德的穿著總是和士兵一樣。周恩來睡著土炕,每月津貼大部分都繳了黨費。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做的背心。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主管百萬財政,卻用一根麻繩當腰帶。黨的領袖率先垂范,帶動了延安時期的清廉之風,陜甘寧邊區被稱為中國最干凈的地方,與國統區的政治黑暗、貪污橫行、官僚大發國難財等腐敗現象形成了鮮明對照。

 

  抗戰時期黨從嚴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廉潔是共產黨人最忠實最可貴的品質。廉潔是靠不停地向腐敗宣戰養成的。共產黨人具有最徹底的無私品格,才有資格擁有天下。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一刻不放松地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始終以最廉潔的品德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與支持。要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對腐敗現象露頭就打,堅決打“老虎”、拍“蒼蠅”,保持革命隊伍的先進和純潔。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決好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問題,促進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五、抗戰勝利是從嚴加強制度建設,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勝利

 

  在思想建黨中探索制度建設,是抗戰時期從嚴治黨的顯著特點。黨進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黨代會制度、黨委制、黨內選舉制、支部生活制等制度,為增強黨的力量奠定了制度保障。黨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制度。黨吸取王明嚴重違犯黨的紀律、破壞民主集中制、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深刻教訓,把堅持民主集中制、做到“四個服從”寫進七大《黨章》,從制度上進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要求黨的領導機關及黨的負責人絕對的無條件地執行,反對封建家長制和極端民主化的錯誤傾向。并把民主集中制由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推廣到政府層面,擴展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黨實行“三三制”的組織原則。在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產黨員的人數超過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和抗日根據地各級政權有了更加廣泛的代表性,黨和政府有了更加深厚的群眾基礎。黨實行民主選舉制度。黨找到了“民主”這個跳出歷史周期律的辦法,在邊區政府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廣泛深入的選舉運動,極大地喚起了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覺悟,許多足不出戶的小腳老太太騎著毛驢翻山越嶺參加選舉。根據地采取了形式多樣的民主實現形式,像投豆法、畫圈法、畫杠法、燒香燃洞法這樣的選舉方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親眼看到群眾用手中的黃豆、綠豆、豌豆、蠶豆等作為選票,感慨這是比近代英美還要進步的普選。黨實行支部生活會制度。黨的領導干部以普通黨員身份參加支部生活會。支部生活會上,書記和委員的關系是黨員與黨員的關系,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支部生活會必須開展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經常帶頭在支部生活會上作檢討,并稱任何人不能例外。由于組織生活健康,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普遍高漲,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普遍增強,革命隊伍充滿了生機活力,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相比具有更加突出的組織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抗戰時期黨從嚴加強制度建設的偉大實踐充分說明,只有鐵打的制度,才有鐵打的政黨,才有鐵打的隊伍,才有鐵打的江山。建設好、管理好我們這樣一個具有8600多萬黨員的大黨,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始終把制度建設貫穿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之中,堅持突出重點、整體推進,繼承傳統、大膽創新,構建內容協調、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制度體系。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黨建辦副巡視員;來源: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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