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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參加了中國財政學會2015年年會暨第20次全國財政理論研討會并發表演講。他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關鍵期，財經形勢面臨嚴峻挑戰，財稅體制改革任務繁重。在此背景下，財政系統和中國財政學會必須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面做好各項財政工作。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代表，同志們：

　　 大家好！

　　 祝賀中國財政學會2015年年會順利召開，大會對中國財政學會理事會進行了換屆選舉，感謝大家選舉我擔任會長。近年來，中國財政學會不斷開拓進取，在理論研究、學術交流、財政宣傳、組織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績，為財政科研事業進步和財政改革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此，我代表財政部黨組對前任會長謝旭人同志以及全國從事財政理論政策研究和各級財政學會的同志們表示衷心感謝！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進入關鍵期，財經形勢面臨嚴峻挑戰，財稅體制改革任務繁重。在此背景下，財政系統和中國財政學會必須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面做好各項財政工作。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正確認識當前財政經濟形勢，準確把握宏觀政策方向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度調整之中，復蘇動力不足，地緣政治影響加重，不確定因素增多，推動增長、增加就業、調整結構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受世界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運行中“三期疊加”的影響，我國經濟也面臨著體制改革、產業轉型和結構升級的壓力，客觀上要求我們保持戰略定力、釋放市場活力，沉著應對、攻堅克難、穩中求進。

　　 （一）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著嚴重的結構問題，復蘇動力不足。

　　 第一，高度杠桿化。美國去杠桿化過程大致結束，復蘇相對快一點，而歐洲就比較麻煩，日本更甚。中國也需要逐步去杠桿，現在M2占GDP比重接近200%，出現了不少結構性矛盾。第二，市場缺乏活力，特別是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堪憂。如歐元區的失業率高達11.3%，結構性失業已經開始固化各國的失業群體；再如我國改革開放的前20年，靠勞動力低成本流動和人口紅利不斷釋放推動國民經濟較快速地發展，但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紅利基本上釋放完畢，加強調控、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加重。第三，美元一家獨大，但支配地位不可持續。美國就是要低儲蓄、高消費、貿易逆差，靠國外投資來彌補國內投資缺口。這種結構是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造成的，并早就有“特里芬兩難”的質疑。我們應漸進而審慎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克服國內的結構性問題，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的機遇與挑戰。

　　 美國雖已復蘇但形勢尚不穩定，是一個無結構調整的復蘇。其國內的投資雖然增多了一些，但儲蓄率仍然很低，整個大結構又恢復到危機之前，只是華爾街的杠桿率降下來了。2014年，美國經濟取得了一定成績，實際GDP增長2.4%，為2010年以來最高的增幅；新增就業崗位250萬個，失業率降到了5.6%，今年3月又進一步降到了5.5%；房地產市場的形勢有所好轉，銀行房貸的“毀滅重生”機制發揮了作用。但缺乏結構化調整使得美國復蘇的進程不夠穩定，與美國作為一個為全球提供流動性國家的責任不相符合——美國有義務通過對外投資或是貿易逆差的方式為世界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和清償力，除非國際金融體系進行了結構性改革。美國目前的做法對傳統貿易對手的貿易和投資空間有所擠壓，導致了美國對世界貿易、投資和金融貢獻的減退，降低了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

　　 歐盟和日本仍處于經濟衰退的泥淖。雖然歐債危機等系統性風險已經過去，但經濟企穩的信號并不明顯。歐盟的結構性改革不到位，去杠桿不如美國徹底，只能靠一系列寬松的貨幣政策來進行緩解。因此，歐元區經濟增速再度放緩，投資乏力，雖然歐洲版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即QE）有一定的效果，但仍難以有效緩解通縮、提升就業，從根本上提振歐元區經濟。日本經濟受到政策的沖擊明顯。一方面，質化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即QQE）對日本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未解決高赤字、高債務率的問題，保持經濟可持續有必須提高消費稅率。但在消費稅率上調到8%以后，日本經濟復蘇的苗頭應聲而落，消費和投資信心持續低迷，原本可以兼顧政府收入、通脹目標和出口競爭力的政策愿景難以實現。今年日本原定消費稅率進一步提高到10%的計劃，現在來看應該不會實施了。日本在解決結構性問題上的遲滯，對日本經濟的未來損害會更大。

　　 （二）中國經濟穩中求進，也面臨一些困難。

　　 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對大宗商品的排浪式的消費需求、4萬億短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的基礎消失了，世界大宗商品市場的反應明顯。再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有所減退，沒有前幾年大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時期，許多經濟體只維持了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局面，而增速在10%以上的中國經濟帶動了全球GDP增長的50%以上，中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但我們也認識到，作為反危機政策和特殊時期的增長方式具有內在的不可持續性，出現了產能過剩、環境污染，需要深度的調整。更進一步看，我國現在的GDP占全球總量的比重達到13—14%，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5%，仍然超過美國是最大的貢獻者，知識對世界經濟貢獻的邊際拉動作用減退，這是正常的、符合經濟規律的，強撐著50%以上的貢獻率那就是透支我們中華民族的未來。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2014年的經濟增速達到了7.4%，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當年新增的GDP規模超過了7600億美元，高于美國約6500億美元的增量水平，居世界第一；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遠高于預定目標和2013年的水平，登記失業率4%。

　　 在“穩”的基礎上，中國經濟也在積極求“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同步進行，經濟形態向中高端水平邁進。農業保持了穩定，糧食產量達到1.2萬億斤。第三產業占比達到48.2%，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處在改善的進程中。消費也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貢獻率達到51.2%。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連續4年超過GDP增速，優化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能耗在“十二五”期間一直保持下降態勢，2014年的降幅達到了4.8%，成績顯著。研發費用（R&D）占GDP的比重超過2%，達到了創新型國家的門檻。全年國家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了72313元/人，同比提高7%，與GDP增速基本相當。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存在的嚴峻挑戰。一是投資增長乏力。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只有15.7%，而今年前兩個月進一步下降到13.9%。中國的投資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至少與儲蓄直接相關，國民儲蓄率高達50%，如果國內投資率不足，就會導致儲蓄外流，而且是低收益的外流，所以我們必須有效利用國內儲蓄，保持適度而足夠的投資，否則國民經濟就不能平衡。二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困難增多。PPI已經連續36個月下降，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企業的競爭力在下降。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需要根據小微企業的性質、行業和風險狀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相關政策。三是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創新能力不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面臨著沉重的轉型壓力，農業生產基礎仍比較薄弱。四是環境污染嚴重，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我們要直面問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抓住問題的主要環節和矛盾的關鍵節點，積極引導各方力量，順勢而為、協同推進。

　　 （三）財政運行進入新常態，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近3年財政收入增長明顯放緩，去年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速雖然略超過GDP的增速，但是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況下實現的。財政收入增速應該略超過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調控市場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但實際上，中央財政收入增速遠遠不及GDP的增速，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財政收入增速只有不到6%。今年面臨的壓力更大，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累計下降0.6%，盡管三月份增速達到3%，略有回暖，但整體仍呈負增長。這要求在控制財政風險、保障資金使用效率的基礎上，按照國務院的部署和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在支出領域更加注重預調微調，盤活存量，用好增量，統籌資金用于保障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導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響因素，在今年還將持續。2014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40350億元，增長8.6%；其中，中央財政收入64490億元，增長7.1%；地方本級收入75860億元，增長9.9%。這個增速水平是1992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原因：一是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生產、消費、投資、企業利潤等指標增幅均不同程度回落，主體稅種收入增幅相應放緩；二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持續下降，消費者價格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影響以現價計算的財政收入增長；三是房地產市場調整影響擴大，與之相關的收入增幅回落較多；四是結構性減稅向縱深推進，如擴大經營改革范圍、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等政策。營改增改革要力爭在2015年完成，不動產和建筑業帶來的減稅壓力非常大，因為企業擁有或租賃的不動產抵扣將大量增加，財政收入會受到較大程度的影響。總體預計2015年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要較2014年更低，我們在預算案中提出的增速水平是7.3%。

　　 在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同時，考慮到支出結構、宏觀調控、社會發展和促進改革等因素的影響，財政支出的增速仍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收支矛盾進一步尖銳。在支出結構上，當前的教育、醫療、社保、文化、科技等支出仍需保持增長，具有明顯的支出剛性。受到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國內經濟下行態勢的影響，宏觀政策上也要求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并加力增效，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而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客觀上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將進一步加大支出壓力。此外，三中全會提出要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的安排，但實際上安排的支出仍與按照掛鉤的比例水平相近，消化掛鉤的慣性需要一段時間。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為其他領域改革的順利推進提供指出、協同和保障。改革中合法既得利益的有效補償、改革成本的分擔等都需要財政保持必要的支出規模；而去杠桿過程中要保持經濟適度增長，不能爆發系統性風險，局部風險的化解要尊重規律、循序漸進等，也需要財政維持一定支出水平。因此，2015年我國財政支出的規模和增速都難以下降，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達到171500億元，增長速度達到10.6%。

　　 關于債務問題，我講三個方面的情況。第一是赤字率，國際上的安全線的3%。今年我國的赤字規模是16200億元，赤字率是2.3%。第二是債務率，國際上的安全線是60%。目前，中央和地方以最寬口徑算的債務率將近40%，所以總體風險是可控的。但局部地區風險很大，各種平臺交織，財政沒有做到統一管理。第三是發債主體，國際上的發債主體可以延伸到各級財政主體。我國新預算法規定只有省級可以發債。其實市級也應具有發債的權利，因為市政建設大部分在市里，省級的資產負債表不能代表一個市的資產負債表。但新預算法這樣規定是審慎的和適當的，也是有好處的，意味著各個省級財政必須負起責任，從市到縣的債務都得管起來，有利于防范區域性的風險。

　　 因此，當前我們必須“三路并進”，審慎管理。第一，對于管理規范的以政府名義直接舉借的債務，要合理運用，利用好國債余額管理和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提供的空間和便利，籌集資金，滿足政府宏觀調控和財政履職的需要。第二，對于通過企事業單位及各種平臺的名義舉借的債務，要摸清底數、嚴控增量、化解存量、防范風險，在承擔必要責任的同時，對地方政府與新增的該類債務作全面、規范的分離與切割。PPP就是一種較好的切割方式。他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的雙方合同，把今后的風險通過收費和補貼來長期分攤，政府債務變成企業債，緩釋風險。第三，對于甄別后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各地區可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以降低利息負擔，優化期限結構，騰出更多資金用于重點項目建設。目前已經安排10000億元置換債券額度，從發行情況來看，由于沒有資產負債表為基礎的財務報告，也沒有經過評級，發行起來不是很容易。有的地方政府對債券發行的干預很強烈，甚至利率比國債利率都低，這是不正常的，在分配額度的時候將會嚴加考核。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創新投融資方式，逐步地“去杠桿”，保持經濟適度增速，財政必須有所作為。

　　 二、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原則、主要任務和時間安排，充分體現了中央對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殷切希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財稅改革和財政制度建設的行動指針。

　　 （一）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制度安排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方面緊密聯系。現代財政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柱，是規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礎。

　　 深刻認識現代財政制度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意義，應有時空觀和現實感。從歷史的角度看，財政是“國之命脈、萬世之本”。古今中外的實踐表明，人類國家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變革，無不滲透著深刻的財政原因。中國的商鞅變法、唐代“兩稅法”、明代“一條鞭法”、清代“攤丁入畝”等改革，基本上都是圍繞財稅問題展開的。17世紀英國“光榮革命”確立的稅收法定原則，為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的崛起奠定了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預算制度變革開啟了“進步時代”的大幕，推動美國步入世界強國之列。

　　 從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來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從來沒有現在這么重要和迫切。應對增長放緩、引導結構變化、促進動力轉換、防范潛在風險，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少事項，有的是政治層面的，需要中央決策，如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關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大問題，要從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方面找到突破口；有的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通過推進構建現代財政制度來尋求支撐，如養老保險問題，要從體制機制上得到破解。在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中，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將更加深刻地引領各方面體制機制的構建。

　　 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基礎和重要支撐。國家和治理現代化要動態把握，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既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下一步我們要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邁進，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風險，包括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來自內部的風險和國際社會的擠壓等來自外部的風險，尤其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大國崛起與國家治理相輔相成，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崛起中出現的各種風險，并及時加以化解，否則勢必制約大國崛起。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有利于提升資源汲取能力、危機解決能力等國家能力，化解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各種公共風險，從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二）公共性是現代財政制度的本質和核心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要建立統一完整、法制規范、公開透明、運行高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科學的可持續的財政制度。

　　 現代財政本質上是公共財政，其核心是公共性。現代財政以解決公共問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職責范圍，凡不屬于或不能納入社會公共財政需要領域的事項，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發揮作用的范圍和領域，財政就不應介入，以免造成資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屬于社會公共領域的事項，而市場又無法解決或解決不好的，財政就必須介入。在建設現代財政制度過程中，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晰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區分公共性的層次。

　　 現代財政的整體功能是保證效率與公平的有效融合，形成制度安排。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效率與公平有效融合的制度安排，也是公共風險最小化的制度安排。現代財政制度是實現公平與效率融合發展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現代財政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化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風險，促使公共風險最小化，這個過程本身對經濟社會發展來說意味著效率提升，對于每個公民來說則意味著最大的公平。

　　 （三）構建現代財政制度的關鍵在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既是對現行財稅體制和制度的繼承與創新，又是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新形勢，對財稅體制等基礎制度的系統性重構。需要重點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推動“三大改革”，建立現代財政支柱。一是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要切實建立透明預算制度，完善政府預算體系，改進年度預算控制方式，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強預算執行管理，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逐步達到強化預算約束、規范政府行為、實施有效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目的。實際上，公開透明不僅可以防止腐敗、提高效率，也有利于社會形成合理預期。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稅收制度是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一輪稅制改革總的方向是，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收功能、穩定宏觀稅負、推進依法治稅，充分發揮稅收籌集財政收入、調節分配、促進結構優化的職能作用。要抓緊推進增值稅改革，完善消費稅制度，加快資源稅改革，建立環境保護稅制度，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實施推進改革，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新業態不斷涌現，迫切需要加強金財、金稅工程建設。三是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體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促進權力與責任、辦事與花錢相統一，全面提升國家治理效率。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可運用轉移支付機制將部分事權的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關于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中央可以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但前提條件是相應的事權例如司法等事權應該更多地由中央履行。

　　 第二，堅持法治思維，全面推進依法理財。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了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依法理財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做出積極貢獻。一是按照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扎實推進財政立法工作。推進增值稅改革，完成增值稅立法。完善消費稅制度，加快資源稅改革，建立環境保護稅制度。抓緊修訂稅收征管法，促進依法治稅。新立法法實施以后，社會上關于稅收法定原則有一些誤解。貫徹稅收法定原則，時間表總體上來說是要求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務，或者說最重要的改革任務全都完成，但是應該區分輕重緩急以及處理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關系，同時需要處理好長遠和眼前、制度建設和當前經濟狀態之間的關系，積極穩妥的推進。二是依法履行財政執法職責，建立健全財政行政執法責任制，強化對財稅違法行為的監督檢查，完善糾錯問責機制。要貫徹落實好新預算法，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強化預算約束，加強預算執行管理，依法建立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三是推進依法治稅，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四是強化各級財政部門法制觀念和依法理財意識，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財水平。

　　 第三，建設大國財政，維護國家核心利益。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為63.6萬億元，首次突破60萬億元，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后又一個“10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統籌大國崛起中的內外風險治理需要以大國財政作為支撐，在國際交往中，我們既要了解熟悉現行的國際規則，也要主動參與改善這些規則，要有大國的影響力。我們必須牢固樹立大國財政“守土有責”的理念，明確國家利益所在。同時做到知己知彼、主動出擊，督促發達國家在維護全球經濟秩序、擴大開放、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等方面履行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確保我國家利益特別是核心利益不受損害。大國財政要著力提高促進經濟平衡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治理經濟發展中的系統性和結構性風險，注重統籌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瞄準全球需求和未來新技術革命的趨勢，促進擴大對外投資，鼓勵企業走出去，實現產業全球布局。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并倡議籌建亞投行。我們正在會同有關國家推進亞投行籌建進程，今年年底將正式成立亞投行，截至目前，已有57個國家表示要作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亞投行和金磚開發銀行等國際多邊機構的成立，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有利于發揮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建設性作用。

　　 三、圍繞財政改革發展目標，進一步做好學會工作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財經形勢非同以往，很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研究，對學會工作提出了現實需求；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也對此做了重要批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引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要打造新型智庫體系，重點建設50至100個專業化高端智庫，這都為學會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下面，我就下一步如何做好學會工作，提幾點要求：

　　 （一）強化財政科研，建設高端智庫。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積極應對財政經濟新形勢，需要提升理論和政策研究的水平，建設現代新型智庫，為決策當好參謀。

　　 1．新形勢和新任務對財政科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發展所處階段、國內外環境及大國財政等諸多因素，是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對財政科研要求越來越高。一是世情國情越來越復雜，需要加強財政科研。從國際環境、財經形勢、利益訴求多元、資源約束等諸多方面看，當前世情國情復雜多了。財政是社會各種矛盾和利益關系的交匯點，財稅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沒有深入研究，工作就做不好。二是大國財政需要全球視野的財政科研。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國經濟、大國財政要有大國視角、思維和視野，不能局限于賬本算賬，要研究重大問題，要有大國的影響力。我們不僅要熟悉國際規則，還要積極參與制定規則。要弄清楚我們的利益在哪兒，談判的籌碼是什么，如何取舍才能利益最大化，等等。這些問題全局性、綜合性、前瞻性要求都很強，沒有及時、到位的研究，就難以從容、正確應對。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依托深入的財政科學研究。從黨的十八大“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到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336項改革舉措，再到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190項舉措，有目標，也有措施。其中，三中全會336項舉措中財政部作為牽頭單位的76項，作為參加單位的129項。有些問題是政治層面的，是國家治理中的大問題，但要從財政尋找改革的突破口。這些問題大都非常關鍵，也很復雜，必須加強研究。

　　 2．努力提升財政科研水平，建設高端智庫。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代表，為決策服務的作用卻來越突出。財政科學研究要敢于擔當，著力提升水平，加強高端智庫建設。一要有全球視野。大國財政要有大國視野，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統籌把握，分析和解決問題。二要有大局觀念。三中全會《決定》部署的改革任務，2020年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任務多、時間緊，我們的研究要善于把握工作大局。三是立足財政但又不拘泥于財政。全面深化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是重點之一，責任重大、任務艱巨，我們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都在財政，但不是立足于算財政小賬，要考慮長遠，重在建機制。財政要敢于擔當，為國家長治久安服務，不僅要做好財政自身的改革，還要深度參與其他領域的改革，財政科研理所當然要深度參與。四是要堅持重大問題導向。理論研究可以超脫一些，政策研究需要直接服務改革決策。當前問題多、任務重、情況復雜，我們要選擇決定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開展研究，包括養老保險、國企改革、醫療衛生（含醫保）改革、農業、環境等。

　　 （二）服務中心工作，研究重大問題。

　　 財政科研要有大國理念、治理理念和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要重視研究的前瞻性和戰略性，放眼長遠，真正抓住有價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點不放，特別是從財政可持續、國民經濟可持續角度，研究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建機制、防風險，平衡好長遠和眼前，把長遠風險放到眼前，指出來、提出化解建議。

　　 1.做好重大理論問題研究，為財政改革實踐提供理論支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發展中的新形勢、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改革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也呈現出新的特點，特別是三中全會對財政的嶄新定位，使財政學成為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在內的一門綜合學科，成為治國安邦的學問，傳統的財政理論已不能完全回答、解釋這些現實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強化基礎理論研究。

　　 2.抓好重大現實問題研究，為財政改革做好參謀。我比較贊成“與其被動買單，不如主動請客”。因此，研究重大問題要著眼長遠，強化機制建設；要注意積累和深化，不能見招拆招，倉促應戰；要注意研究的主動性，為主動出擊建機制做好支撐。當前，迫切需要抓好以下重大問題的研究。一是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目前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頂到“天花板”，生產成本“地板”剛性抬升，生產價格和價格補貼逼近約束“黃線”，資源環境亮起了“紅燈”，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迫切需要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強化糧食安全研究，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推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二是社會保險可持續發展問題。現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制度不講求精算平衡，如社會保險法規定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可繼承，互濟性丟失；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國家和個人的出資比例達到4:1，從性質上說已不是合作醫療，而是醫療保障，諸如此類，社會保險的保險屬性不突出，如不深化改革，都不可持續，財政中長期壓力非常大。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暴露出來，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2013年給付增長20%，繳費增長不到14%，財政補貼比重進一步提高，風險在加速積累。財政要區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從可持續角度出發，堅持問題導向，把問題弄清楚，強化保險的精算平衡，研究長效機制。三是資源環境問題。當前環境污染、霧霾嚴重已成為群眾關注的焦點，如何建立健全相應的符合管理一致性要求的機制，有效落實“碳交易”、“誰污染誰治理”等目標要求，推進生態功能區保護和強化節能減排等，都需要深入研究，提出對策建議。四是國企國資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在經濟領域推進的重要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開展國有資本運營和投資，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管理規則和制度，完善國有資本收益管理制度，都需要財政科研主動參與，研究改革政策。此外，創新PPP及投資基金等投入方式，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等，很多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3.要研究重大國際財經問題。隨著我國經濟體量和綜合國力提升，我們已經具備條件和能力主動出擊，增強我們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我們需要強化大國理念和意識，要有大國的視角，有大國的影響力，抓住時機在全球布局，以及趨利避害、順勢而為，積極參與或影響國際規則制定。要清楚我們的核心利益所在，爭取主動權，增強設置議題、引導談判進程的能力，維護國家權益。

　　 （三）加強調查研究，提升研究質量。

　　 1.要掌握實際情況做到有的放矢。要發揮財政科研體系的優勢，扎扎實實搞調研，多去基層，深入實際。把現實情況摸清楚、了解透，政策建議才可能接地氣和具有應用價值。

　　 2.要深入調查政策執行和改革效果，提出針對性建議。政策設計初衷是好的，但由于調查研究不夠而不接地氣，將導致政策執行難，落不了地。如農村土地拆遷，每一塊地都預留出農民居住和就業用地，但是沒有考慮到這些預留土地與整個地塊的開發進度關系密切，有些地方征地拆遷了但因開發受阻導致農民權益得不到保障，等等。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就是對政策運行環境、條件等調查研究不夠，導致政策難以落地，效果不佳。

　　 3.要充分利用國際資料。OECD、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有大量的國際資料和統計數據。要加強與他們的合作，建立一些工作關系，盡量能從那里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信息，共同分享經驗，比我們一般性出國考察培訓的效果強得多。這也是一種調研。

　　 4.要用好“數”。財政科研必須有數據，要拿事實和數據說話。要把相關的數據、價值增值、比較優勢等情況整理出來并作分析，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差距在哪里？財政部已由政策研究室、科研所、信息中心聯合成立了宏觀經濟與政策分析實驗室，加強對財經領域重大問題及政策研究，用好定量分析工具，拿事實和數據分析，下一步在服務決策方面應發揮重要作用。

　　 （四）發揮學科優勢，形成研究合力。

　　 中國財政學會作為重要的社團組織，要積極利用組織網絡優勢，加強合作與交流，推進協同攻關，發揮好溝通平臺和橋梁紐帶作用。

　　 1.內外互鑒。當今世界，相互聯系日益緊密，互為借鑒日趨重要。國際財政學會就是一個很好的平臺，要積極利用好這個平臺，互通有無。當然，借鑒和吸收也要講辯證法，既要學習和吸收先進理念和做法，也要總結教訓和啟示，結合我國國情，不斷完善我們自身的制度。

　　 2.上下聯動。強化中央與地方財政科研力量寫作研究。一些中央層面財政改革的難點可能在地方，一些地方層面財政改革的難點可能在中央，通過“換位思考”，可以將矛盾和問題分析得更加透徹，提出的建議更加全面和可行。

　　 3.左右聯合。財政科研涉及方方面面，單靠系統自身力量有限、難以擔當，需要我們加強橫向的聯合、交流和溝通，一方面要善于聯合橫向部門開展研究、組織交流，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善于組織調動高校、科研機構甚至民間智庫的力量，共同研究；再就是共享成果，強的要繼續發揮優勢，弱的要積極取長補短，形成優勢互補、多方聯動的良好局面。

　　 4.“所”、“會”互補。財政學會是學術團體，科研所是研究機構，兩者有很強的互補性。財政科研的創新性成果離不開財政學會高效的組織協作，財政學會也離不開財政科研的學術創新支撐。

　　 5.“部”、“會”互動。部里可以建立專家聯系渠道，專家有好成果，社會上可發表，可用的話我們在內部用，甚至從我們內部渠道向上反映。所和會要互動和聯合，部和會之間也要互動和聯合。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做出的系列重要決定，給財政定下了非常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每個方面跟財政關系都非常大，財政科研工作和學會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在部黨組和學會理事會的帶領下，堅持和發揚財政科研系統與財政學會的優良傳統，堅定信心，開拓創新，扎實工作，履行使命，全力開創財政科研和財政學會工作的新局面，為財政改革發展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