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直以來中國采取的“動態清零”努力，本身就是目前人類與新冠病毒作斗爭最佳的疫情應對策略
今年11月，隨著本輪疫情的情勢加劇，中國得來不易的抗疫成果再次面臨危機，業已形成的科學防控策略遭受西方輿論及國內不懷好意勢力的挑戰。國內的公知與境外反動勢力聞風而動、里應外合，抓緊一切機會抨擊中國的“動態清零”病例的努力，鼓吹西方的“消極共存”論，企圖在國內造成更大的思想誤導，動搖國本，進而讓全球最安全的國家的人民陷入病毒肆虐與資本剝削的深淵。公知們的論據不外乎兩條，第一個是目前中國采取的“清零”政策侵犯了民主、自由、人權。這一套說辭，中國人民早就聽膩了，我們的抗疫實踐完全揭穿了公知的詭計和把戲。第二個是認為目前嚴格的抗疫模式和清零措施，會阻礙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致使民生凋敝。西方媒體不厭其煩地批評中國“清零”，試圖讓中國盡快轉為“與病毒共存模式”，它們無比期待看到“格雷欣現象”在中國乃至全球的公共衛生領域上演。人類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健忘，因此才有“重蹈覆轍”與“好了傷疤忘了疼”之說。新冠疫情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且是包含醫學問題在內的公共衛生問題。公共衛生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系統，是包含著醫學、數學、管理、經濟學、社會學等的全局性問題。首先，中國疫情爆發初期，西方為何不與病毒“共存”？2020年初，疫情一度肆虐神州大地，舉國上下，大多省份都發現新冠病毒疫情。在這個時期，美國帶頭號召西方國家跟中國斷航，并且率先運用霸權將公共疫情政治化，推波助瀾歧視亞裔的種族主義，加劇了不少西方國家亞裔面臨的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甚至，多個西方國家的政客和媒體大肆炒作“中國病毒論”，叫囂要對中國發起集體訴訟，要求中國進行巨額賠償。那時中國深陷疫情帶來的綜合危機之中，卻為何西方沒有人鼓吹對中國打開國門“與病毒共存”呢？那時的日子，有多少人（包括現在叫囂與病毒共存的公知）真的愿意回去？而那時的公知故作“痛心疾首”狀、鋪天蓋地對黨和政府的批判與今日之叫囂，豈不自相矛盾？人類文明長期伴隨著地震、海嘯、洪水等，人類也從來沒有因為地震的難以預測和預計、因為洪澇災害隨時有可能爆發，而放棄修筑壩堤、放棄對地震的預測，欣然任由災害奪取生命。相反，千百年來，人類孜孜不倦地發展科技，利用空間衛星技術的發展，不斷增加地震前兆的信息量，不斷為地震預測預報提供越來越準確的科學判據；洪災方面，美國科羅拉多河胡佛大壩、中國長江三峽大壩、埃及阿斯旺大壩這些著名大壩都是人類為減輕洪水做出的工程努力?？梢娙祟愒跒碾y面前的正確選擇，歷來是迎難而上，在擺脫消極悲觀的絕望中尋找希望，在不屈不饒的斗爭中積極探索、主動出擊，絕不是躺平式的“共存”。其次，用流感來類比新冠是極端不負責任的簡單思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一種嚴重的肺炎，這種肺部疾病與呼吸道疾病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前者嚴重太多。即便有了疫苗干預后，新冠死亡率下降到了流感的0.1%，但其重癥率和后遺癥也遠不是流感所能比。目前來說，新冠的整體死亡率并不高，但是對體內各個器官的長期傷害才是最大的問題，損傷與后遺癥導致的嚴重問題難以估量。清零病例的努力帶來的防疫壓力讓一線的醫護、社區工作人員乃至群眾感覺勞累疲憊。但事實上，每次控制以后的局面都是大家更珍惜、更喜歡的。這樣的努力和艱辛是值得的。而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每天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新增病例，大量健康人突然變成需要其他人照顧的病患，同時伴隨死亡和相當比例的后遺癥，其壓力和絕望才是無際無邊。何況美國還是經濟與科技實力最強大的霸權國家，醫療技術和人均醫療資源均好于我國。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相對緊缺。倘若我國的疫情失控，極可能面對的嚴重的社會失序、醫療資源崩盤，屆時產生的社會經濟甚至國家安全問題勢必更加嚴重。由于經濟民生而反對將病例動態清零，是因為嚴格的防疫會帶來收入的損失，尤其是小商販。但是，試想對于餐飲業來說，防疫隔離可能造成某年中有一段時間被迫停業，但換來的則是其他時間完全正常或接近完全正常的營業。如果放任感染，從長期來說，餐飲業遭遇的恐怕更是毀滅式的打擊。倘若疫情肆虐，有多少人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在外消費餐飲？動態清零、嚴防嚴控，盡管一時間帶來了巨大壓力，但隨著時間推移，壓力反而會減小。但放任式的共存帶來的壓力永遠都很大。再次，對于人類來說，當然不可能消滅一切病毒，但是人類必須堅持“與有害病毒斗爭”，而不是“與有害病毒共存”。至于對無害病毒（包括經過人類斗爭由“有害”轉化為“無害”的病毒），人類當然可以與之長期共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就好比在抗戰中，“與敵人斗爭”和“與敵人共存”是涇渭不同的兩股道。與新冠病毒做斗爭，那就不能采取“共存”的態度。某些國家采取了綏靖而躺平的策略，另一些國家反復搖擺，而我們國家采取的是堅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圍的“清零”努力，客觀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無論從任何邏輯還是事實上來說，“清零”是對待疫情最為積極和科學的一種態度，是一定時期內（醫療水平、技術手段及病毒自身特性沒有重大改變），人類與新冠病毒作斗爭的最佳策略。“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沒有斗爭，就沒有勝利，就沒有這兩年來因正確實施了動態清零的正確防控策略后，我們所享受到的基本正常的生活。既然中國與西方應對疫情的事實已經清楚表明，“動態清零”策略在現階段和相當長一段時間來說，是最科學、最周全的辦法，那么公知們叫囂的“與病毒共存”豈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其實，它們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讓中國“躺平著、綏靖著與病毒共存”，絕不能看到一個與他們所不同的，能夠真正堅決有效地與病毒斗爭、直至奪取最終勝利而國泰民安的華夏大地。
二、西方資本主義的抗疫無能與失敗，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
英美等國對病毒的放任自流竟然在國內被大量美化為模范做法，頗有市場，不由得引人深思。事實上，西方目前實行的所謂“共存”，其后果很嚴重：感染率和死亡率與日俱增，病毒及其變種造成的長久后遺癥又會在不遠的將來帶來沉重的社會和經濟負擔，對人類健康造成巨大威脅。反觀中國，基于“動態清零”目標的努力，在很短時間內就扭轉了疫情失控的局面，讓中國人民在疫情爆發后的兩年內，絕大部分時間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氣，放心地生活與工作。誠然，努力達到清零目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些損失，但比起疫情失控來說，代價卻小很多?？上У氖牵说闹旅秉c一是健忘，二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2020年初因疫情一度失控的緊張局面，四千多生命逝去的國殤，都在黨和國家的得當規劃和迅速反應的抗疫戰略戰術中，而逐漸遠離人們的腦海，關于苦難的記憶逐漸模糊。很多人一邊享受著清零政策帶來的巨大收益，坐擁其他國家目前無法實現的便利，一邊卻又對因境外疫情輸入、清零政策再次啟動而造成的暫時不便充滿怨言。近之不遜而遠則怨，其實是當下越來越多人的真實心態。然而，這些充滿了利己主義和精英思維的“上層人士”和西方擁躉，或許的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保護自身周全，不管其代價多么高昂，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國家對疫情的嚴防死守恰恰才是他們能夠健康安全生存的最后屏障。某些消極抗疫、攜帶防控的西方大國，當感染的老人大量死去時，這樣放棄老弱病殘的態度，絕不符合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也違反了西方資本家口中大言不慚的高水平人權、普世價值、全民免費醫療，更背離了“精神西方人”口中的“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于對待弱者”的態度。某些推行全球霸權的西方國家，任何事情都是政治先行，愚弄人民，陷入“政治正確”的泥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不是資產階級統治者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是，面對中西方抗疫成效的巨大客觀差異，為什么大量的中國公知們仍然唯美國模式為馬首是瞻？因為其內心毫無自信、立場先行、政治掛帥，認為美國價值才能引領人類，毫不顧及科學規律和客觀事實。“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穩，一個民族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應清晰地看到，“動態清零”的成本的確高昂，但在技術和醫療手段整體性升級前，不加限制地開放入境或盲目與病毒共存，其代價將會更加慘痛，這是很清晰而簡單的邏輯。“疫情，無情地劫掠著這個城市，一遍又一遍，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絲生機，長期的封城，形成了這個城市發展的死結。”類似的聲音，偽裝在正義與為民眾代言的假面具后，將抗疫過程中不得已的犧牲大肆悲情化和定型化，用“春秋”筆法瘋狂暗示，是黨和國家的抗疫政策造成了民眾的悲苦和經濟的凋敝。可是他們卻從未思考過，為何在疫情發生后長達兩年的時間，面對這種全球性的傳染疾病，世界各國哪怕是世界各主要國家都無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國際合作？一個清晰而又簡單的事實其實不言而喻：如果全世界，至少西方主要大國第一時間也能積極采取并堅持類似中國的防控措施，那么人類或許早就戰勝、消滅、或者至少極大地遏制了疫情的傳播。西方世界尤其是個別西方大國對于病毒的放任和對底層人民生命權力的極端漠視，才是導致世界經濟因疫情而衰退的元兇和罪魁禍首。面對此情此景，西方竟然還能占據道德制高點，民眾對西方合理的批判和訴求竟然還繼續被緘默，甚至西方還依然能成為公知心中疫情應對的成功樣本，中國長期積累的抗疫成功經驗反而被當作需要被反思和被改造的反例，這在人類歷史上，達到了荒唐的頂峰。一些知識界的所謂精英，一方面受益于中國科學高效的疫情管控措施，在全世界唯一一個曾幾乎恢復正常生活的大國中自由呼吸，一方面卻又仍然死心塌地的維護西方圭臬，以近似于狂熱、宗教極端的姿態無底線推崇西方，完全無視其任何錯誤或缺點。這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堪稱一道奇異的矛盾光景。面對這場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國的經濟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能夠恢復到如此程度，實屬來之不易。正是有了中國的舉國體制，也正是因為中國的“清零政策”，才確保了中國的“相對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西方資本主義的抗疫無能與失敗，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生產的核心目標究竟是價值，還是使用價值，這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其生產是以價值為重，在這種制度下，滿足少數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者對價值增值的追求是其本質底色，因此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是為價值的增殖而生產使用價值，并不是為了人民大眾。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天然缺乏應對疫情的治理效能，資本家本身一味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普通勞動者的生命不足掛齒。相比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之處在于始終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是國家的主人翁。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需要和集體利益，所以，滿足人民對使用價值的定位和需求、實現需求和生產的本源性有機統一，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換言之，人民的需要是否被最大滿足，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設計中的基本原則和體制責任的不懈追求，也深刻地體現著共產黨在社會治理中所追尋的人民性的價值哲學。在私有制經濟占據主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是維護的是資本家利益而非人民群眾利益。國家機器完全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工具，竊社會財富為富人所有；資本家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在屬于人民和國家的土地里攫取金錢，而另一方面又通過其代理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而為自己創造并固化種種特權。資本家面對人民，用“民主”、“選票”、“自由”等話術人為制造種族矛盾、文化對立、人群割裂、家庭瓦解，通過巧妙的話術將人的動物性建構于人的社會性之上，目的是更好的控制“工具人”。西方社會把自由主義推介為根本性的世界觀，實際上是利用了人的原始動物性，就像鴉片戰爭前后，英國人利用所謂自由貿易，企圖讓中華民族在鴉片吸食中難以自拔；用動物性本我的放縱和不負責任作為誘餌，蠱惑每一個人把絕對自由作為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進一步論證個人主義的合理性。西方的極端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貪婪自私、不負責任的為所欲為，通過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加上資本的加持，盡情奴役他人、控制更多財富。整個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邏輯透露的最終野心就必然是對外霸權和侵略。從西方的殖民戰爭到當今的美國金融－軍事全球霸權，皆是如此。疫情和抗疫，既是超越國家界限的全球性宏大事件，也是深入社區和家庭的微觀問題，因而在公共危機事件和公共治理領域中，它的“政治濃度”也是最低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低政治濃度”的公共危機處理，某些西方國家竟然還能制造出最高烈度的政治效果，僅僅從經濟水平與政治結構的差異角度是很難解釋的。疫情來襲，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廣大百姓由于長期被資本控制和洗腦，無法超越極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仍然將個人絕對自由的價值凌駕于生命安全之上。此種極端的任性和不負責任，不僅違反了基本人權，更將全球拖入巨大災難，人權和法治最終只能淪為資本主義利己生產下的遮羞布，或是資本主義學術界的學理性教條。中西方不同的抗疫道路和迥異的防疫效果，反映出的是兩國所有制制度、國家治理模式和社會權力格局的根本不同。然而，傲慢的西方學者動輒歸咎政府無能，卻拒絕從制度上去反思美國今日無比糟糕的防疫成效。西方學者真的無法看到底層結構的缺陷嗎？事實上，往往是資本家不允許這樣的聲音出現。于是，西方自身對抗疫或任何問題的本質尋找，都只能在資本家的代理人或政治結構的膚淺層次淺嘗輒止。
三、疫情遏而不止，需要反思的不是中國的“清零”，而是西方的無序、散漫和“政治病毒”
中國的抗疫為什么成效卓著，且被證明幾乎是全世界唯一可行的防疫道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中華文明這三者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中，不斷有機融合，創造出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治理曙光和美好希望。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天然繼承者、忠誠守護者和發揚光大者，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實踐者和開拓創新者，在百年的奮斗中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與方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有效地、科學地融合，不斷挖掘著根源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共有的科學屬性和優秀養分。馬克思主義是由馬恩開創的科學的理論體系，經由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實踐中的不斷發展和豐富，對自然規律和人類社會實踐作出了科學的認識和總結。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價值相通和內心認同的共同體意識和底層文化規范。雖然兩者產生的歷史條件很不相同，但它們對于真理、宇宙、人類等根本性議題的思考和探討卻在內涵上相通相近。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封閉的理論體系，中華文化也歷來不是閉塞的文化系統，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開放通達與中華文化所秉承的兼容并蓄恰恰在內涵上不謀而合、殊途同歸，具有高度一致的價值內涵，這正是兩者融通和契合的前提所在。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在認識和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時，具有全局的、整體的、發展的和辯證的方法論層面的巨大優勢。不僅如此，在中國文化主體性與世界性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和創舉性提升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強大的實踐動能構成了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機理和價值融會貫通的基本遵循。知行合一的中華文明作為地基，實踐至上的馬克思主義好比結構，在互鑒中不斷契合與聯結，通過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三者有機結合，不斷深入探索和挖掘彼此之間的豐富共鳴和共識。因此，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當中共有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利他主義傳統成為了抗疫道路上最堅實的價值根基。集體主義原則以集體利益為起始點和歸宿，強調國家與社會的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這并非是對個人利益的剝奪，而是與個人利益的辯證統一。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體中，才會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唯有祖國強大，人民才有堅強后盾；只有全民奮斗，國家才能不斷發展。疫情肆虐，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社會生活受到影響，如果缺乏集體價值，意識不到個人與集體的休戚相關，那么極端個人主義將是在“自由”的招牌下引導個體更快走向滅亡深淵的歧路。盡管集體主義原則相信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但二者并不相悖，因為集體主義價值觀深刻地理解集體是由個人匯聚而成，同樣重視和保障個人正當利益。比起資本主義邏輯中片面的、刻意的欺騙人民群眾的“片面極端自由主義”，集體主義完全是升維的認知模式。正因為如此，黨中央首先最重視的就是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清零，也正表明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和保護。這背后，并不是簡單的資本利益算計，而是價值取向更高遠的考量。個人利益的合理實現，其實依賴于集體利益的維護作為前提。中國的“清零”政策已經反復清晰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思維和戰略早已超越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體的對立，將兩者的利益互相融合、統一規劃。相反，某些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政客及其中國信徒，還在用一種低端的“二極管”思維，將這兩種原則絕對地對立起來，進而制造出世界制度、人類文明和生命價值的對立與對抗。疫情遏而不止，需要反思的不是中國的“清零”，而恰恰應當是西方的無序、散漫和“政治病毒”。如果這樣一場我們連續取勝的戰役，反而促成了中國“不敗而敗”、西方卻“不勝而勝”的荒唐局面，甚至還要拉著14億中國人民為剝削階級的利益陪葬，那一定是我們制度自信和民族復興道路上的重大災難，甚至是滅頂橫禍。清零的做法并不神秘，也并不難被借鑒，其根柢是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條件地堅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權放在首位。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們要做的絕不是放棄“清零”、功虧一簣，而應當迎難而上，堅定制度自信，堅持戰略定力，不畏懼愈加深刻變化著的國內外形勢和環境，對疫情長期反復的實際情況擁有深刻的預見性認識，做好打持久戰的充分準備，先團結更能理解中國抗疫模式的“朋友”，不斷擴大“朋友圈”，堅持不懈地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抗疫制度優勢，實事求是研判疫情防控，展現對世界公共衛生的重要貢獻和重大意義，促進包括在西方各國在內的更多國家積極抗疫。當然，在堅持嚴防死守筑牢疫情防控網、落實落細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的科學防控努力下，也須進一步努力精確評估、準確研判疫情形勢，持續優化防控措施，不斷健全常態化防控管理，堅定信念，勠力同心，堅決遏制疫情蔓延，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而不懈努力。最終，在繼續保持國際循環的同時，加強內循環，堅持守護中國這片最安全的大陸。再假以時日，高度依賴安全性的資金、人才、技術和財富會更信賴更安全的中國。同時，加大科研投入，加強集中攻關，努力攻克疫情防控重點難點問題，在臨床救治、疫苗研發、新藥開發、檢驗技術、病毒病原學和流行病學、動物模型構建等方面，奮力取得更多、更好疫情防控科研成果，不斷加強國家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技術能力和管理水平，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促進科技賦能不斷升維、管理手段不斷創新、抗疫戰略戰術不斷優化和提升，持續減少因動態清零的努力而帶來的不便之處和負面經濟影響，最終，中華民族將迎來的不只是抗疫的重大勝利，也必將是偉大民族復興道路的探索成功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落成。 （作者：秦博，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社會學博士后、博士，公共衛生理學碩士；程晨，成都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理論經濟學博士后、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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