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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石菲：好，下一個，閑言碎語。

　　閑言碎語：孔老師下午好。每次我見孔老師之前，在家里都要做很多功課的，每次都要有幾百條問題想問的，沒有一次能問成功的，沒有。因為一見老師就激動，一激動就問不了。這次也是如此啊，我在家里做了很多功課，想了那么多的問題準備要問，但是，孔老師上午在演講結束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就是：佛在心頭，靈山就在腳下!這一下就給我的這些問題全部冰釋了，我又沒法兒問了。我中午接了一個網友的電話，他請我代問孔老師一個問題，所以我替網友——名個叫艾米娜的網友，問這個問題。

　　石菲：孔老師他搶我活兒。

　　孔老師：這本來是人家的活兒，你們把……【眾笑】

　　閑言碎語：她說上網的時候，經常能碰到——特別是昨天晚上還碰著，有一些香港的網民，和她辯論。辯論什么哪?就是這部分港人，經常說香港回歸的這十幾年來，是共產黨在給他們洗腦。她就覺得很郁悶，她認為實際上真正對你們洗腦的是這殖民主義的一百多年。但是反復跟他們講這個道理，他們還是不清楚。她個人認為廣大的港人是絕對不會認同這種污濁惡語的。她想問孔老師，面對這種反反復復的——就是你給他無論怎么解釋他都聽不懂道理的這種港人，我們多半是采取當頭棒喝的手段，還繼續耐心地對他施以幫扶，還是果斷地采取亂棍打死、挖坑深埋【孔老師笑】?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孔老師能否對那些愛國的、有正義感的港人，及在港的那些愛國學者、愛國媒體，給一些建議和忠告?如何對有這樣思想傾向的港人給予教育和影響，讓他們的心靈得以脫離苦海，真正地回歸大中華?這是第二個問題。

　　接下來我自己再來兩句閑言碎語，借此機會，我也隨著這位網友的話，想對港人說幾句心里話吧。罵港人是狗，媒體上這么說罵港人是狗，這句話究竟說沒說?我說：說啦，但不是孔老師說的。因為罵港人是狗的正是那些別有用心的真狗!這些狗，正是通過斷章取義，陰險地裁剪了孔老師的原話，篡改了孔老師的真意，是可忍孰不可忍!相信廣大的港人有智慧把孔老師的話區分開來，并且把他們徹底地拋棄!

　　最后再說幾句，感謝老師，在當今這個污濁的環境里頭，把我們帶領到這個仙境一般的地方，讓我們來這兒探討和學習，即便是我這么一個粗魯的粗人，今天上午，在這個仙境一般的環境里，竟然也說出了一句有文化的話，我說：人在畫中賞美景，這么有文化的話，我相信在我們東博書院將會成為不朽的語言，謝謝大家!【掌聲】

　　孔老師：閑言碎語替網友提的，其實就是一個如何對待香港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今年年初，港媒挑起——后來是蔓延到全世界媒體——的這場戰斗，可以說喚醒了全世界許多的華人，包括喚醒了中央的很多領導。我們中央的領導，其實也有他的痛苦，就是他們始終不敢說出“港獨”這個詞兒來。中央領導，我體會他們那個尷尬的心情，就是看見眼前一個壞蛋，卻不敢說他是壞蛋，還要掩蓋這個事實。有時候是由于他的這個職務約束，他不方便說出來。所以我替他們說出來了，就把這層窗戶紙給捅破了。

　　而很多民眾跟領導不同，民眾是不知道港獨這樣一個事實。我剛才建議大家做學問，我覺得香港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學問。香港到底是個什么地方?這值得我們去研究的。我們大部分人對香港、對臺灣、對西方、對這兒對那兒，所得到的印象，可能全部是錯誤的。剛才紅草說我們對朝鮮的印象都來自哪兒啊?全部來自于壞人的媒體，來自于人家的文藝宣傳。很多人看港片兒，從港片兒里去了解香港，誤以為那個地方有言論自由。香港有言論自由嗎?你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什么時候兒聽到過窮人的聲音?如果有言論自由的話，一個地方一定既有富人的聲音，又有窮人的聲音，這才叫言論自由啊。香港的媒體，還不能跟人家歐洲、美國去比，不能跟日本去比，那些地方的媒體上多多少少還有無產階級的聲音，在香港就沒有!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生活得好，誰生活得好?就李嘉誠那些人生活得好。李嘉誠的那個“好”，還要加引號兒，他絕對沒有咱們很多小老板生活得好。我到香港很多次，有一次是跟著一個旅游團，車經過淺水灣的時候，導游無比羨慕，她說：看!這就是李嘉誠的豪宅!有二百多平米哦!【孔老師模仿港臺腔，眾笑】二百多平米，叫豪宅!那個導游滿臉羨慕，我一看她那個狀況，她都恨不能嫁給李嘉誠的一條狗。我們內地隨便一個企業老板，我想他的家里都不止二百平米，而這個老板可能還盲目地崇拜李嘉誠呢。

　　香港人從來不敢帶我們去他家，因為他的家沒法兒看。即便香港一個大學的教授，比如年紀跟我差不多，混到五十歲上下一個教授，家里住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就那已經很不錯了。而香港有二百多萬窮人，饑寒交迫，很多住在鴿子籠般的籠屋里，比我們打工的民工住得還慘。大家是不是學過夏衍寫的《包身工》?當然還不至于慘到包身工那個地步，但在今天社會標準之下，生活條件很悲慘，可是我們什么時候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過?沒有!

　　我們的這些材料從哪來的呢?剛剛就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我認為他還是個有良心的人，畢竟他還是做學問的，他親自寫的一篇文章——當然他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大概是想向中央要錢。他說不要以為我們香港有錢，我們香港還有很多窮人。他的意思是向中央要錢要政策，但是我從他的文章中看到了香港真實的情況。其實我們早都知道香港有成千上萬的這么窮的人，這些人，代表剛才你說的那個網友講到的廣大港民嗎?

　　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要去調查、了解?；剡^頭來說，香港媒體今天為什么猖狂地反華反共?一個是殖民文化造成的傷害。我講過，殖民地這個東西它萬分可恨，它不僅僅是表現在殖民時期——政治上控制、經濟上掠奪，因為殖民的是人，不僅是土地，它造成的后遺癥是兩代、三代都不能解決的。比如說韓國，其實現在仍然是個殖民地，被日本人、被美國人奴化了之后的那種國民心理，今天很難解決。這畢竟還是有一大塊土地的一個國家，像香港這樣的一個彈丸之地，一個城市，這個創傷很難治愈。所以你問：到底是耐心教育還是當頭棒喝?這兩者都需要!得看對方的發言態度。對方如果很猖獗，那就要當頭棒喝，但是仍然要以大量的事實做后盾。

　　從對方來講，是由于殖民所造成的;而從我方來講，我覺得我們對待香港的態度、政策，是有問題的。從準備香港回歸，到回歸之后，我們對香港的政策，可能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就是我們依靠的是少數的香港大資本家，依靠的是上層，脫離了真正的香港民眾!

　　我們想，1949年，共產黨得天下之后，假如不依靠工農群眾，依靠的還是蔣介石所依靠的那些人，政權能鞏固嗎?拿什么去抗美援朝啊?拿什么去土改啊?拿什么搞工業建設啊?那這個國家，幾年就會真的被人家老蔣反攻大陸反攻回來了。就因為我們依靠的是大多數人民，代表的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國家才戰勝困難，鞏固下來了?，F在看對港政策，一方面，香港的一個西紅柿，一口自來水，都是內地供應給它的，內地吃著有污染的東西，把沒有污染的好東西給它;內地喝著毒奶粉，把黑龍江內蒙古最好的奶粉運給它，然后深圳人再過去買回來。可是這些利潤，主要是香港的有錢人獲得了，而有錢人根本就不跟你共產黨是一條心啊。共產黨老巴結那些有錢人，而有錢處心積慮有一天要取而代之。真正應該團結的，應該依靠的那些人，卻被我們拋棄了。

　　所以人家英國的文章說，香港人住在狗籠里——這是原話，它真的有上百萬人就住在狗籠一般的“籠屋”里，香港媒體一聲不吭，香港不敢說英國人歧視它，英國人白紙黑字說他們就是狗，他們也裝聾作啞。所以我覺得，此中也有我們政策上的失誤。我們駐香港的那些機構，每天在干什么?每天在請那些資本家吃飯呀，投資啊，跟人家勾勾搭搭，看人家臉色。明明你是為黨和中央政府辦事兒的，結果去了之后，變成資本家的走狗，時間長了說不定還被人家拉下水。所以香港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毛主席當年為什么不回收香港?1949年，解放軍打到羅湖橋畔的時候，英國已經準備放棄了，只要解放軍跨過去，它就給了。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國際法上，說拿回來就拿回來了。因為我們建立了一個新國家，以前的條約可以廢除，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拿回來就拿回來了。但是解放軍打到那里，毛主席命令停止前進，毛主席說香港我們不要。我們以前不能理解，說哎呀，毛主席胸懷大，香港，破地方，不要就不要吧。其實不是胸懷大的問題，現在看這是毛主席英明的布局!國家再大，人家普京說了，沒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毛主席就要留下香港這塊地方，我們以后搞社會主義，留下一個資本主義的小通路，毛主席這個布局，太偉大了!

　　我們抗美援朝的很多軍需品，是從香港買進來的，這是當時的一個作用。我們跟美國打仗，跟西方打仗，美國糾集了十六個國家一起來打我們，那經濟上肯定封鎖我們。1949年，中國一窮二白什么都沒有，一部分的武器可以依靠蘇聯，那除了武器、軍需，什么東西不需要啊?工業產品、醫藥，從哪兒來啊?從香港來。那個時候依靠的也是香港的資本家，但是呢，我們是領導，不是他是領導。因為那些資本家，他的錢找不著地方兒投，我們告訴他，我有訂單，我們需要藥品，你去給我采購，你去給我買鋼材，你去給我買什么什么零件兒。所以我們在香港培養了一批紅色資本家，他是給我們打工的。

　　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作用，香港留著，這么一個窗口兒，變成一個向外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陣地。如果收回來，還沒有這個陣地啦。就因為香港是這么一個特殊的地區，其實那個時候香港才是“特區”，真正的特區，所以在毛澤東時代，香港是人心思歸的。那個時候的香港，人民都覺得自己在深受資本家的剝削，受帝國主義的奴役，他們都希望有一天回到祖國的懷抱。香港的基本的工農大眾，普通的知識分子，心向祖國，心向北京!甚至在文革的時候，香港也有紅衛兵，當然香港的紅衛兵有一部分是極左的。我研究過金庸，金庸當時是右派，香港有一批極左的紅衛兵，要把金庸打死，金庸跑到歐洲去了一段兒，就是寫《天龍八部》之后，大概寫《笑傲江湖》那個時期。就是說那個時候香港是這樣一個狀況，不收回它，它仍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揮的是積極的、正面的作用。

　　1997年收回香港，表面上看，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好像是一個好事兒，但是我們沒有深思遠慮，沒有好好琢磨回歸之后怎么安排，結果現在形勢逆轉?；貧w之后，它變成了帝國主義插進中國身體的一個釘子，現在不是這樣嗎?現在很多民眾想到香港，就會有一種本能的生理排異的那種感覺，就好像插進中國身體的一個東西一樣，天天在觸痛你，天天在惡心你。

　　在香港，你一下飛機，你一到繁華的地方去，就會看到，公然打出的都是反動標語——“天滅中共!”。在香港只能反對共產黨，不能反對法輪功——這是違反憲法的呀!憲法寫得清清楚楚，這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啊!你可以對共產黨有意見，你可以責罵共產黨，但你說“天滅中共”，這是犯法的啊!如果說言論自由，那你可以罵共產黨，同時也應該允許罵法輪功，怎么就不能罵法輪功呢?怎么不能罵英國女王呢?這是個什么地方啊?所以我覺得除了殖民地的影響之外，還有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恐怕要進行理性地調整，沒有這個理性的調整，香港問題將越來越嚴重，而且最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香港人民。

　　香港之所以近年越來越不理性，跟它經濟連續滑坡有嚴重關系。凡是資產階級的媒體，你要相信一點，它宣傳什么，實際情況往往相反。比如香港拼命宣傳北大清華不行啦，妖魔化內地高校，實際情況恰恰是它的大學就要關門兒了，所以它來掠奪你的人才，來忽悠你的學生。你只要到香港去上學，馬上就明白你上當了。哪有什么文化氣氛?我們不能一概地去貶低它，說它是文化沙漠不好，我在很多情況下，講話都是很有政策感的。但是如果相比之下，這么大的一個城市，這么有錢的一個城市，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它是有文化沙漠之嫌。它有文化的人都是內地去的，最有文化的就是金庸嘛，那金庸受的是什么教育?金庸是在杭州，在上海，在內地受的是五四教育，多少像金庸這樣的知識分子到了香港，香港才變成了有文化的地方。

　　我到香港去了好多回，感覺香港的作家、知識分子比較窮，那個地方是不尊重文化的。很多文人就在報紙上寫豆腐塊文章，就是靠這個，怎么說——完全是靠賣命，換一點兒錢。只要是嚴肅的東西，基本上沒人看，只能寫八卦的、兇殺的、色情的，只能是這樣。很多人喜歡到香港去買禁書，香港有一些禁書，可能是透露了一些政治上的機密，但是這些機密九成都是假的，都是瞎寫的，有一批人以此謀生。你到香港的書店，那滿坑滿谷的都是金正日死啦、什么江澤民啊溫家寶啊跟誰亂搞啊，全是這些東西。你如果第一次去香港，“哎呀，你看人家這里才有真相!我發現歷史真相了。”買了好多本兒回來，說不定還被海關查了，還挺生氣。其實那些東西都是瞎編的，因為就有一批從來都沒出過香港門兒的人在家里編造世界各地的“真相”。

　　我們對待香港最好的政策，就應該是1949年解放上海之后對上海的政策。上海雖然不是殖民地，但是上海有很多租界，有租界文化，上海就是帝國主義插進中國的這支針頭的一個最大的針眼兒!把針頭插到這兒之后，就抽中國的民脂民膏。所以針眼兒的地方，它是比較肥沃的，也就是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不一樣，舊上海的繁榮是以全中國的貧困為代價的。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這個特點，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個大港口大都市，特別繁榮，巴西、阿根廷，還有你看達累斯薩拉姆，都是這樣，這個國家越貧困，它那個大港口越繁榮，培養了一批買辦，替帝國主義辦事兒的買辦。

　　解放軍打下上海，毛主席派了陳毅當上海市長，派這么重要的一員大將來當上海市長!葉劍英當北平市長，兩大元帥啊!然后又派了陳云專門抓上海的經濟。那個時候是怎么拿下上海的?緊緊依靠普通工人、農民、基層的職員、知識分子;對資本家是團結，但是，是我領導你的團結，把你叫來開會——咱們大家都是受帝國主義氣的，今天咱們解放了，你們好好生產，別生產假冒偽劣，然后國家搞好了，你們都發財，讓你們有錢賺。所以資本家也是擁護共產黨的。但是朝鮮戰爭一起，有些資本家又動壞心眼兒了，又不擁護共產黨了。

　　大家知道“三反五反”，現在有些人連“三反五反”也要否定!“三反五反”怎么能否定呢?!“三反五反”不就是反腐敗，不就是反假冒偽劣嗎?上海的黑心資本家，用有毒的污染的棉花，賣給志愿軍，讓志愿軍包扎傷口，因此有的傷員傷口惡化，不該死的死了，不該截肢的截肢了，這資本家不應該槍斃嗎?!表現好的資本家，有良心的資本家，請他當官，請他進政協!工廠所有權還是老板的，但是工人參與管理，這對老板也有利啊，生產上去了，你多賺錢了，你還省心了，以前這工人老罷工，生產也上不去，現在工人不罷工了，工人幫著你一塊兒發財，大家都得到好處了。

　　所以解放后的上海和解放前的上海完全不同，解放前的上海是抽取中國民脂民膏的這么一個針眼兒，解放后的上海成了支援全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每生產六塊錢的東西，有一塊錢是上海生產的，這跟解放前完全不一樣。所以我說要向上海人民致敬，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是解放后的上海，是樣板戲《海港》里面唱的那個上海。“大吊車，真厲害，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馬洪亮的這段唱，他唱出了大躍進的正面價值。我們不要一想大躍進就是小高爐煉廢鐵，現在大躍進都被妖魔化到這個程度了。你去看一看經濟數字，去除這些負面的東西，大躍進給中國帶來了真正的躍進，大躍進之后的中國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大躍進之前還不是。你以為大躍進成天都是老百姓小高爐煉廢鐵嗎?不是!國家那么多大型鋼鐵廠都是這么干的嗎?才不是!所以馬洪亮唱道“大躍進把碼頭的面貌改，看得我熱淚盈眶心花開。”

　　上海這個例子，可以啟發我們如何對待香港。依靠誰的問題，永遠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時代有許多文藝作品，講的都是依靠誰的問題。《毛選》的第一篇文章開頭就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好像在博客里提到過一個評劇叫《奪印》，《奪印》這個作品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為毛澤東時代各地都革命勝利、天下太平無事了，不是。在毛澤東時代有些村，權力已經被壞人篡奪了。《奪印》一開始就是上級發現這個村是個落后村，老有問題，派了一個支部書記到這個村去。這個書記一到村里，已經變質的隊長，已經變質的會計，還有這村里一個壞人就把他請去，給他準備了好吃好喝，好蚊帳好鋪蓋，第一天就給他挖好坑了。但是這個書記沒上當，他去了之后，依靠村里那些最普通善良的老百姓，還有到門口來罵他的那個小伙子——他覺得這個人敢來罵他，這個人是咱們的階級兄弟，能發現問題。所以在毛澤東時代仍然存在著“奪印”的問題。權力到底在哪里、在誰手里、怎么奪回來的問題。我覺得香港表面上回歸了，其實呢，這個印把子不在我們手里。就像《奪印》里唱的一樣：印把子早已不在人民手。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嚴峻的。大家有這樣的一個了解，可能會更好地應付那些港獨、港燦【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