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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0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網站消息，《浙江省宗教建筑規范》（征求意見稿）由編制單位正式上報省民宗委和省建設廳。《規范》中還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建筑均作出規定。此前，浙江省“三改一拆”三年行動自2013年起就已在全省范圍展開。這一系列宗教管理舉措引發了社會關注。然而，我國目前的宗教治理仍有不敢管的盲區，處于法律灰色地帶的“家庭教會”就是目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日前，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接受記者采訪，全面談論我國當前宗教發展形勢、宗教管理戰略與宗教管理目標。王作安局長的發言，大體反映出當前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思路。從王局長的發言中可以看出，政府在延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時，有加強宗教管理的傾向。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將宗教管理工作與民族、邊疆政策結合起來，這與近年來境外“三股勢力”滲透和一些恐怖暴力事件有關。針對這種新形勢，非常有必要通過加強宗教管理來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不過，按照敵我矛盾處理宗教非法活動，不能替代日常宗教管理工作，日常宗教管理更多的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處理的好，反映我國政府工作成效，而當前宗教發展新形勢尤其考驗基層政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仰基督教人數大幅度提升，為政府日常管理工作帶來挑戰。我國的基督教徒具體人數各種統計不一，前幾年官方公布數據是“三自”愛國教會的人數為2000萬左右，家庭教會人數為2000萬，國外一些機構最高估計是中國大陸有基督徒1.2億。各方都比較接受的數字是7000多萬，這其中80%為農村教徒。

　　基督教在農村快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農村宗教管理存在盲區，造成基督教家庭教會蔓延。據估計，農村基督教中80%為家庭教會。《宗教事務條例》要求建立宗教場所和組織宗教活動要向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登記備案。家庭教會不履行登記責任，存在于合法宗教信仰活動范圍之外。農村宗教管理工作主要由縣級宗教事務局與鄉鎮統戰部門承擔。基層政府部門管理農村宗教活動主要依據是《宗教事務條例》。家庭教會不向政府申請登記備案，政府部門無法獲知其活動信息，也沒有管理手段。

　　按照《宗教事務條例》規定，經過登記注冊備案的宗教組織受法律保護，可在政策范圍內自由開展宗教信仰活動。對于宗教組織未按照有關規定進行宗教活動，可依法進行行政處罰、治安處罰或者追究刑事責任。在實際的宗教管理工作中，合法登記的宗教組織傾向與基層政府組織合作，一般不會從事法律規定之外的宗教活動。這種類型的宗教組織在農村發展時，接受政府部門監管。還有一類定性明確的宗教管理對象是邪教組織，比如農村殘留的“法侖功”、“東方閃電”等。基層公安部門一般成立有打擊邪教組織的專門組織，政府部門也承擔這方面 工作，農村黨員干部和農民群眾扮演舉報邪教的信息員作用。

　　當前引起社會關注和中央政府關注的主要是邪教組織引發的一些暴力犯罪活動。盡管邪教組織的社會危害大，但邪教管理工作本身不復雜。公安機關可直接處理，對于違法犯罪活動可按照治安處罰條例或者刑法處理。我們在基層調研，與一些基層政府管理人員討論宗教管理問題，發現最讓他們頭疼棘手的是家庭教會組織而非邪教組織。

　　邪教組織屬于非法性質，上級政府的處理態度也很明確。對其打擊處理，一般不會引起公眾與媒體關注，政治風險低。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打擊邪教活動。只要“合法暴力+群眾路線”這兩種手段運用地好，邪教問題完全可以解決。地方政府不愿意觸碰、也沒有能力管理的主要是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既不是登記注冊的合法宗教組織，也不是邪教那樣的非法組織，而是處在二者之間的“灰色”組織。當前國家層面上對于如何處理家庭教會沒有明確政策。因為缺乏上級政府擔責任，地方政府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盡量避免與家庭教會組織打交道。按照《宗教事務條例》，不經過登記備案的宗教組織應當取締，相關宗教活動也要禁止。如果地方政府按照這些原則處理，很有可能引起當地群體性事件。與宗教有關的群體性事件會演變成為政治事件，如浙江省在“三改一拆”行動中拆除違建宗教場所就引起國際關注。“三改一拆”是省級政府活動，浙江省有能力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也有能力承擔這種政治上壓力。縣鄉基層政府沒有能力也沒有積極性去引火燒身。在我國當前行政體制下，上下級政府間的“權責利”不匹配，萬一出現宗教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很可能成為問責對象。任何一位縣委書記縣長都不會責令宗教事務管理局去積極處理家庭教會問題。在這種行政邏輯下，灰色的家庭教會反而比合法登記的宗教組織獲得更多的活動自由，它們完全脫離政府管理。

　　麗水市縉云縣壺鎮教堂拆除十字架

　　這種政府消極不管政策帶來家庭教會在農村蔓延的結果。我們在距離武漢市不遠的一些縣調查，當地經過政府登記備案管理的有4座基督教堂，9個堂點，約12000名教徒，除此是政府管理之外的近4萬的家庭教會成員。每到周末都有武漢市的宗教人員去該市農村各個聚會點講道。當地政府部門對此裝作沒看見。

　　基層政府放任自流的宗教管理策略，并沒有帶來家庭教會與政府的合作關系。我們在調查中訪談一些家庭教會成員及其負責人，明顯感受他們對政府的排斥情緒，家庭教會在教義宣傳上也較少有“愛國”色彩。相比“三自”教會，家庭教會天然排斥政府與其“灰色”身份有關。政府盡管沒有明確界定家庭教會為非法組織，但也并不承認其合法性。這種夾縫生存狀態強化其對立性的政治意識形態，使之對政府管理工作比較敏感。為了保障自己生存狀態，家庭教會內部形成較強默契，一致通過政治行為保留生存空間。宗教日常管理原本是進行社會治理活動，屬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事務。由于日常管理關系沒有理順，反而形成政府與家庭教會的政治上對立關系。比如浙江日報就曾發文批評“三改一拆”因違法教堂建筑被拆遷而告洋狀的政治行為。

　　當前這種狀態不利于農村宗教管理。家庭教會構成很復雜，很難籠統定性。家庭教會與“三自”愛國教會在教義上不存在截然區別，且家庭教會也不是必然具有抵觸政府的政治色彩。當前日常管理方面，農村家庭教會快速傳播的嚴峻形勢，打破政府與家庭教會間之前形成的模糊而又相對平衡的關系狀態。

　　從基層管理角度看，針對合法教會組織與邪教之間的盲區不消除，既為邪教組織發展提供土壤（一些邪教組織是 從家庭教會中發展出來的），也對合法教會的健康發展不利（一些地區存在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競爭狀況）。基層管理盲區是家庭教會快速傳播的原因，家庭教會傳播越厲害，它與政府的模糊平衡關系越是不可能維系。當前國家制定宗教政策戰略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堅持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管理宗教的政策不動搖，二是以處理敵我矛盾的原則堅決打擊宗教違反犯罪活動，三是強化基層日常宗教管理能力，消除農村宗教管理盲區。提高宗教日常管理水平是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作者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