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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怒批茅于軾：失去血性，就是奴性 ！

點擊：  作者： 金一南    來源：國防參考  發布時間:2015-05-19 11:28:23

  

 

　　原題：失去血性如何還有生命尊嚴！

 

　　德國著名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說：“以政治為業有兩種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是以政治目標為追求的政治家;后者則是以政治為飯碗的食客。”

　　他講的是以政治為業的政治家，把他的話引用過來，以軍事為業的軍人也一樣，有些人為軍事而生活，有些人靠軍事而生活。前者是真正的軍人，后者不過是軍隊的“食客”。在這些“食客”眼中，軍人職業不過是一個“飯碗”，從軍不過是從千百種職業中選擇出的一個，以維持生計，而并非一種畢生的追求。

　　馬克斯·韋伯認為，真正的政治家應該具有三種稟賦：一是對認定的價值目標的獻身熱忱;二是使命感與實現使命必需的責任倫理;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靜判斷和深刻洞察能力。雖然這是他對政治家的描述，但也同樣適用于描述軍人。

　　你是真正的軍人還是軍隊的一個“食客”?你真的具有獻身熱忱嗎?真的有使命感嗎?真軍人與假軍人的區別不僅是部隊里是否有你的編制，而是你的靈魂是否駐留在軍營。

 

　　塞耶校長、丹尼斯·馬漢、米基教授被美國軍事史稱為“西點三巨頭”。丹尼斯·馬漢于1820年進入西點軍校，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28歲就成為軍事工程學及戰爭藝術教授。鑒于他在西點軍校的杰出貢獻，他被評為西點軍校的終身教授。

　　再“終身”，也有退休的一天。但他不愿退休。1871年9月，西點軍校監察委員會對丹尼斯·馬漢實施強制性退休。一個快70歲的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應該頤養天年了。

　　可讓人始料未及的是，得知這個消息后，丹尼斯·馬漢執拗地撲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遜河的輪船推進器，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因為，他覺得如果離開這所軍校，離開軍事教學崗位，生活便毫無意義，生命也毫無意義。這是一位真正的軍人。

　　歷史學家阿倫·米利特和彼得·馬斯洛斯金在《美國軍事史》中是這樣評價丹尼斯·馬漢的，“在他執教的四十多年生涯中，他對軍官職業從行業過渡到專業，留下了無與倫比的影響”。

 

　　丹尼斯·馬漢被人們稱為“老馬漢”，因為他有一個更加出名的兒子阿爾弗雷德·馬漢——“小馬漢”。小馬漢后來成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官、著名的“海權論”創立者。老馬漢的生命消逝在哈德遜河里了，小馬漢的理論使美國從地區走向了世界。

　　美國的強大僅僅是因為先進的武器裝備嗎?非也。如果沒有幾代軍人無條件的獻身，僅僅靠物質和裝備，決不會堆積出一個國家的強大。西方有這么一句話：有一流的軍隊之前，先有一流的教官。有一流的教官之前，先有一流的人格。

　　老馬漢、小馬漢盡管沒有戰場建功的輝煌機遇，但卻用思想和智慧讓學員們張開了騰飛的“雙翼”——潘興、麥克阿瑟、巴頓、史迪威、布萊德雷、艾森豪威爾等一批美國軍事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將都是他們的學生。

 

　　這是一支軍隊從靈魂深處鍛造出來的強大基因。

 

　　我們軍隊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國防大學科研部原副部長王三欣，戰爭年代是戰場上的優秀指揮員，戰爭結束后進入軍校，成為獲得一等獎的優秀學員，后來又走上講臺，成為享譽全軍的優秀教研人員。他在講臺一站就是30多年，嘔心瀝血，勤奮耕耘，直到最后倒在了講臺上。

　　他的夫人回憶：“他在醫院里有時清醒有時糊涂，有時出現幻覺，卻還在想著教學，說話不清楚，但還能說出來：‘張家港……演習……拿地圖來……拿筆來……要紅的’，他腦子里裝的都是這些東西，家事一句沒談。”

　　這個被譽為“戰爭史活字典”的中國軍人，生命最后時刻惦念的，仍然是他的教學工作。他的女兒回憶：“爸爸突然辭世，什么也沒留下，只留下了大堆的講義和文稿。媽媽癡癡地廝守著這些故紙，仿佛在期待著什么……”

　　讓我們看看他夫人廝守的這些“故紙”——王三欣的文稿和講義：《如何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打殲滅戰》《學習軍委戰略方針的初步體會》《關于未來反侵略戰爭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蘇聯衛國戰爭初期經驗教訓初探》《學習“如何研究戰爭”問題的幾點體會》《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軍事戰略的歷史演變》《關于解放戰爭時期戰略進攻的幾個問題》《學習我軍革命戰史，加深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主觀能動性在戰爭中的功用與發揮》《關于戰爭諸因素的關系》……

　　那是一個國家改革開放、軍隊需要忍耐、學子紛紛海外定居、軍人紛紛下海經商的和平發展年代，人們都在關心自己的待遇，都在設計自己的前程，而王三欣卻仍然在研究戰爭、關注戰爭，由他主編、撰寫或修改的教材多到無法統計的地步。

　　這部“戰爭史活字典”，于1987年2月在北京西郊紅山口靜靜地合上了。

　　他有沒有活得更精彩一些的夢想?有的。這個夢想既不是發財，也不是升官，是他年輕時心中的那個愿望：“向往當一個梁山好漢”，“有時想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他一輩子都在追尋心中的夢，跟我們所有人一樣。這也是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對他的培育。對除惡的擔當，對正義的追求，對平等的向往，是那一代軍人靈魂與血性的本源。

　　在中國革命的熔爐中，忠心耿耿的王三欣，煉成為沉甸甸的“金子”。他生前特別喜歡克勞塞維茨的一句話：“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鋒利的刀刃。”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他給我們留下了真正鋒利的精神之刃。

 

　　如同小馬漢創立“海權論”與其父老馬漢關系極大一樣，說到王三欣，就不能不提及對他影響至深的蔡鐵根。當年王三欣是南京軍事學院戰史研究生的時候，蔡鐵根是戰史教授會主任。他們之間一個是學生，一個是老師。老師的知識在流進學生頭腦的同時，其人格也默默溶入了學生的血脈。

　　1958年反教條主義時，蔡鐵根致信中央，“軍隊建設決不能以我們的傳統觀點為標準，必須以未來戰爭的要求為標準，軍隊訓練教育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適應于未來戰爭的需要，戰爭有權改變一切”;“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基于自己為黨為國的熱忱，我不敢隱諱自己的愚見，并大膽地把它提出來”。

　　他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軍籍，行政九級降為十五級，調離部隊。“文革”時期又被定為反革命，甚至被判處過死刑，20世紀80年代初才最終平反。軍事學院老院長蕭克將軍說：每當想到蔡鐵根的時候，不易平靜下來。他專門賦詩一首：“鐵根之根堅如鐵，寧為玉碎不折節，堅持真理不服誣，鐵根之根真如鐵!”

　　今天我們回頭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蔡鐵根于1957年講的話：“軍隊訓練教育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適應于未來戰爭的需要，戰爭有權改變一切”，讀起來仍然令人怦然心動，擲地有聲。這就是軍人的靈魂與血脈。一代又一代，代代相傳。

　　國防大學原副校長黃玉章也是蔡鐵根的學生，他說一直到退休那一天，沒有休過一個假期;雖然工作和成果不是那么輝煌，但是每當想起老師蔡鐵根，就只能竭盡全力，不敢有絲毫懈怠。

 

　　我們講靈魂，講血脈，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隊伍在不斷變化。但凝聚成靈魂的東西，不管人員怎么變化，通過血脈，代代承傳。蔡鐵根、王三欣、黃玉章，這些將千百萬中國軍人的忠誠與熱血濃縮于教學科研戰線上的中國軍人代表，他們留下來的學術成果，有些可能隨著時代變遷、裝備發展而時過境遷，但他們留下來的由靈魂和血性澆灌的人格，比他們的學術成果影響更加深遠，一直對我們這些后來人產生重大影響，讓我們能夠時時體驗軍人的靈魂與血性。

 

　　人性與血性

 

　　今天，每當我們談到血性的時候，很多人以為血性與人性是對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兩回事。其實從生命一開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溫飽、尊嚴。這三個要素無不包含血性的支撐。

　　當原始人在森林里尋食求生的時候，沒有血性，就只有被餓死、凍死。尊嚴更要靠血性支撐。如果只有溫飽沒有尊嚴，人類與其他動物又有什么區別?還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嗎?

 

　　一部社會發展史證明，不管是生存、溫飽，還是尊嚴，人性中無不包含有血性。沒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棄擔當、仰人鼻息、逆來順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講過這么一段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還說，“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以這種觀點看歷史，幾千年的歷史可以改寫”。

　　這位所謂的著名教授講的還是人性嗎?還有一點生命的尊嚴嗎?這種一丁點血性都沒有的人，戴著大學教授的“帽子”，在當今社會大行其道，以活著為第一要務，見風使舵、卑躬屈膝，實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還要主動跟人家合作。他還說：“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規定，不能胡來，投降了還胡來，別人就不按戰俘公約標準對待你，你就得吃虧。”我們中國人如果都變成他說的這樣，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舉一個例子。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面對日寇圍追堵截，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個人，有打勝的希望嗎?沒有。但他卻沒有像那位教授說的為活命而投降。他繼續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日本人對楊靖宇特別佩服。楊靖宇一米八幾的大個，身高腿長。東北大雪天，雪深過膝，日本人個矮腿短，在雪地里怎么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后來還特別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話了。但楊靖宇身邊出了一個又一個叛徒，最終置楊靖宇于絕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講的，只要能活命，什么卑賤的事都做得出來。

 

　　第一個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逼入絕境。程斌雖不知道楊靖宇身處何處，但卻知道抗日聯軍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營地點。楊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東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來，就是因為山里有很多密營，每一個密營里都有糧食、柴火，所以他凍不死、餓不死。程斌知道這些密營的地點，帶領“挺進隊”把密營全部破壞，從而使楊靖宇陷入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他帶著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等機密情報。張秀峰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掌握楊靖宇的活動規律。此人于2月叛變，楊靖宇于3月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后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第四個叛徒：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當時，面對日軍瘋狂的圍追堵截，楊靖宇已好幾天沒吃飯了，棉鞋也跑丟了一只，對趙廷喜等幾個上山砍柴的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

 

　　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哪一個不是中國人?他們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連汪精衛這樣的漢奸都“沒有錯”，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等人還有錯嗎?既然“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投降是正確的選擇”，那么，這些叛徒都要歸入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這種錯位和荒唐的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毒化，無怪乎美國人要給他頒發“弗里德曼獎”。

 

　　還有一段趙廷喜與楊靖宇的對話。趙見楊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趙說：“我看你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里知道，豈止是不殺，如果楊靖宇投降，日本人還打算讓他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楊靖宇制服東北抗日聯軍。

　　楊靖宇沉默了一會，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楊靖宇用周身沸騰的血性和整個生命，頑強地表現出中國人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恰是因為有千千萬萬楊靖宇這樣的共產黨人，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仍然用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血性，支撐著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人性的光輝?看看共產黨人楊靖宇。如果中國人沒有這種由血性養育和澆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學教授講的話，居然還有人喝彩。面對反對之聲，居然還有國家級刊物發表社評，要求保護那位教授的“言論自由”。奇之怪哉!難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沒有反駁這種毒素的自由?

 

　　一段時間以來，這種無原則、無條件、無界限的“人性”，成為一批人的旗幟，而且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網上就有不少人對其表示同情。一些電視臺還以“思想解放”為由組織“正方”“反方”，在節目中激烈辯論。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這種現象實在可悲!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為一名人民教師，課堂里還有幾十個孩子啊，你就沒有一點責任?遇到危險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遠遠高于幾十個孩子的性命，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得到社會道德和公眾輿論的認可?

 

　　如果說這種行為被我們一些人肯定為“人性”表現，那么這種“人性”與獸性又有什么區別?如果這類理論橫行于我們的社會，我們又怎樣避免20世紀初孫中山曾發出的感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時12分，昆明發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車站臨時候車室肆意砍殺無辜群眾，最終導致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

　　有多少暴徒?最初傳說是“十幾個黑衣人”，后來說是8個，最后證實是5個，其中還有1個女的，被捕后發現有孕在身，只能判她無期徒刑。只有5個暴徒，卻肆意揮刀砍殺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傷，平均每個暴徒砍殺30人以上。在對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該怎么談我們的血性?

　　暴行發生后，網上到處是逃生技巧，保命舉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見黑衣者躲避”;還有人教維吾爾族語：“朋友，住手，自己人!”這還有一丁點兒血性嗎?暴恐案發生時，有200多人躲在火車站內的一個小商店里，幾位男士想沖出去制止暴徒，馬上被周圍人攔住：“誰都不許開門，誰開門砸死誰!”

　　事后，我們的媒體都在譴責暴行、祈福逝者，卻不去反思為什么國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討論失去血性還有沒有生命的尊嚴。你可以“人性”不離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嗎？讓毫無尊嚴的保命哲學流傳開來，暴恐分子的活動空間是會變得越來越小還是越來越大？人們的精神狀態沒有血性與正義的提振，誰敢說五六個日本鬼子帶著百十號偽軍就把幾萬人趕得到處“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國人腦袋的所謂“百人斬”的遭遇未來就不會重現？

 

　　美國建構主義的鼻祖亞歷山大·溫特說：“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我們有些人以為國家利益就是溫飽，就是發展，就是韜晦與抓住機遇期，不知道“集體自尊”也是國家利益。

　　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排除個別別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為覺得自尊受了冒犯，雖然今天我吃飽了，我有車、有房了，但或許中國外交的所作所為和海外公民的權益保障與民眾心目中的大國形象還有差距，民族自尊心從而受到了傷害，所以總覺得心情煩躁、不滿意，要罵人。這就是亞歷山大·溫特說的“集體自尊”問題在作怪。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國家，寧愿人來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為貴”，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為了一己利益或茍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顧。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真理道義，都在忍、隱、退的思想灌輸下，變得無足輕重。

　　活著就是第一要務，能攫取點利益則是第二要務。至于什么“尊嚴”，有沒有無所謂。什么“正義”，能不能實現無關緊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頭”“識時務者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鷹強”等厚黑哲學，在我們的社會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沖破種種過于精細的利益考量，彰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做人的品德與生命的尊嚴。精細入微的利益算計，丟掉的恰恰是國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嚴。我們談人性與血性，離開了血性，怎么可能擁有完整的人性呢?

 

　　黨性與血性

 

　　何為“黨性”與“血性”?一句話：黨性必須依靠血性來支撐和捍衛。

　　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黨性就是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原則性、戰斗性。以血性支撐的黨性，是黨的生命力、戰斗力的來源，組織性、紀律性、原則性、戰斗性如果沒有血性支撐，就淪為一紙空文。

 

　　什么是堅定的黨性?從開國將領張國華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證。革命戰爭年代，在強手如林、戰將如云的人民解放軍序列中，張國華并不很突出。他仗打得不錯，戰績頗多，但指揮能力比他優秀、戰績比他輝煌的將領還有不少。如果以此衡量，他并不出眾。但使張國華的聲名最終超越諸多名將、彪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冊的是什么?是他堅如磐石的黨性。

 

　　1950年初，中央決定提早進藏。毛澤東說：“西藏人口雖少，但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極其重要，必須盡早占領。”最初考慮這一任務以西北方面為主，西南方面為輔，因為當時西南戰事尚未完全結束。

　　西北方面彭德懷提出戰線太長，兵力分散，戰事雖然基本結束，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廣大，情況復雜，原有兵力本來就少，難以抽出太多兵力進藏；且從青海格爾木方向進藏的道路多年損毀，僅修路就需很長時間。毛澤東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看到這個電報是不高興的，隨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劉(伯承)、鄧(小平)本來是進藏的輔助方向，現在一下子變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進軍”，還包括“經營西藏的任務”，壓力徒增。當時62軍駐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當然成為進藏部隊首選。但劉伯承考慮62軍來自一野，讓他們進藏不妥，一野方面會認為讓他們的部隊“啃硬骨頭”，而二野的部隊去“吃肉”。所以，堅持派二野的部隊進藏。

　　這是當年那一代人的領導風格：越是自己的部隊，越是主力，越要承擔艱巨任務。劉、鄧最后商定：62軍不進藏，調自己指揮的二野一個主力軍承擔進藏任務。但未料到的事情發生了：該軍軍長不愿進藏，未能談通。理由是什么?無非是身體健康狀況等，我們今天都可以猜得出。客觀地說，西藏當年的條件之艱苦盡人皆知，革命剛剛勝利，誰都愿意多享受享受革命勝利“果實”，這也是當時真實存在的普遍情況。

　　僵局出現了，難以破局。毛澤東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報告，但種種原因又使劉、鄧的選擇被迫一變再變，給中央的報告也一推再推，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領導人真是憂心如焚。

 

　　張國華的18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受進藏任務的。

　　18軍原定的任務是接管富庶的川南。軍長張國華已經定為川南行署主任，軍政委譚冠三已任命為自貢地委書記。1950年1月7日，張國華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劉、鄧急電：就地待命，軍領導及各師一名負責人速赴重慶領受最新任務。

　　1月10日，劉、鄧接見張國華等18軍領導。

　　鄧小平第一句話便開門見山：“今天談話憑黨性。”

　　張國華張口就答：“一切聽從黨安排。”

　　鄧小平說：“×××不去西藏，你指揮部隊去。”

　　張國華答：“堅決完成任務!”

　　單刀直入的幾句話，張國華的黨性光芒四射。

 

　　“今天談話憑黨性”，鄧小平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前面一次談話沒有談成，人家不愿去。我們說真正的黨性并不表現在平時滔滔不絕的政治表態，而是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氣和擔當。堅強的黨性就是堅決完成黨賦予的任務。

　　軍長同意、軍領導班子同意，不等于全軍都愿意。18軍由前往素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南而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隊官兵的思想一時轉不過彎子來。說實在的，誰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駐扎，很多干部還沒有結婚，想到川南去發展、成家。突然一道命令要轉進西藏，部隊逃兵數量驟增，甚至連一些干部也出現動搖。

　　18軍52師154團副政委劉結挺，張國華最欣賞、準備重點培養、重點使用的干部，也寫信提出身體不好，不能進藏。張國華看信時氣得手發抖。政委譚冠三說：把劉結挺綁起來!他不去，捆也要給老子捆進去!正是這句氣話提醒了張國華。他后來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許進藏。他說：“我們進藏的光榮決不能讓這些逃兵玷污了!”

 

　　在18軍進藏動員大會上，張國華說：“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國主義卻從不嫌它荒涼，百余年來拼命往那里鉆，現在美帝國主義又積極插足。難道我們對自己的國土反倒沒有帝國主義熱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國主義分割出去，我們的西南邊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們在四川也坐不安穩吧!”他還說：“進藏確實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農奴主殘酷壓迫之下生活，豈不更苦?人民解放軍以解除人民痛苦為己任，我們怎能眼看他們受苦而無動于衷?”

　　這就是張國華的黨性、18軍的黨性。在革命已經勝利、大家開始享受果實、回避危險和艱辛的時候，張國華率領18軍挺身而出，擔起千鈞重擔。共產黨員的黨性，不僅僅表現在服從黨的安排上，更表現在以自己的犧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行動上。

　　鄧小平親自坐鎮18軍進藏動員會，對張國華的講話帶頭鼓掌，并給18軍將士題詞：“接受與完成黨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

 

　　1950年春，張國華以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黨性，率領18軍部隊進軍西藏。

　　人民解放軍進藏，印度尼赫魯政府表示“不安”“疑慮”，要新中國政府“解釋”。時任中國駐印度大使申健答復：“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進藏是人民解放軍的權力。”毛澤東得悉后，于1950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周(恩來)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確，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的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

　　毛澤東這段話讓我們感覺到領袖大無畏的氣魄，更讓我們感覺到支撐領袖氣魄的18軍將士大無畏的英勇。張國華堅定不移的黨性，同樣在構筑新中國的錚錚硬骨。

 

　　代價是巨大的。張國華的女兒因感冒發燒，病逝于進藏途中。共產黨人堅定不移的黨性不是表現在只讓別人犧牲，而是表現在自己率先犧牲。

　　后來又發生了所謂“五大部上書事件”。1957年3月，西藏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財務部五個部門給中央寫報告，沒有經過司令員張國華和政委譚冠三，一位軍區領導到北京開會，就把報告遞上去了。報告主要內容是反映部隊存在的問題，要求實行輪換。駐藏部隊太艱苦了，能不能分批輪換，三年或五年，讓干部們能緩一緩。

　　這份報告沒有不實之詞，對存在的問題也沒有夸張和夸大。參與報告的有副司令員李覺、副參謀長陳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華安、財務部部長秦卓然、干部部處長方其順、王達選、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鄭震等。

　　報告上去后，總部有領導批示，指責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傾逃跑主義傾向”，要嚴肅處理。這些人后來都被調離崗位，有的還受了處分，被不公正對待。

　　例如，李覺是18軍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原是西南軍區作戰處長，18軍進藏跟他并無關系，但他積極主動要求進藏，先后任18軍副參謀長、參謀長、西藏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五大部上書事件”后，李覺被調離西藏軍區，到二機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長，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為新中國核武器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被調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無人區杜加里，在極端艱苦的生命禁區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償還新中國欠蘇聯的債務。副參謀長陳子植被調去中國與尼泊爾邊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條高原國際公路。

 

　　他們這些人在1979年全部獲得平反，恢復名譽、撤銷處分、清理檔案中的不實記載。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張國華是有責任、有錯誤的，說李覺、洪流、陳子植等人“夸大堅持西藏地方斗爭的困難，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確是左了、過了，對他們的處理也重了、錯了。

　　但張國華從始至終不是在跟哪個人過不去，不是想打擊誰，報復誰。他覺得這個報告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還懷疑過軍區政委譚冠三不夠堅定，是否也參與了這份報告，產生了一些誤會。他只把定一條：毛主席讓我們守西藏，要走你們走，我死也要死在這里!

　　即使在犯錯誤的過程中，也讓人更加看清了他那堅如磐石的黨性。

 

　　因為長期高原工作引發的心臟和血壓問題，張國華于1972年去世，尚不滿58歲。骨灰空運到北京，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周恩來一生只親自迎接過兩位將領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難與共的戰友、黃埔一期畢業的陳賡大將，另一位就是雖然歷史交往不多、但周恩來特別欣賞的井岡山司號員張國華中將。

　　新中國175位開國中將，其中軍事能力、作戰水平比張國華高的不在少數，但名聲比他響亮的，為數不多。歷史就這樣完成了選擇：關鍵時刻，張國華以黨性彰顯的軍人血性，鑄起新中國解放西藏進程中千古不朽的時代豐碑。

 

　　2014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說：“有靈魂就是信念堅定，聽黨指揮。不論何種艱難困苦的場合，堅決完成黨賦予的任務，靠黨指揮槍的原則，靠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更靠自由信仰和信念結成的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對黨的忠誠。”

 

　　什么叫“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對黨的忠誠?”讓筆者想清楚、看明白這個問題的，就是張國華。他的實際行動就是對這句話的完美注解。張國華，以及千千萬萬個如同張國華一樣具備堅定黨性的真正共產黨人，永遠都是走在這支軍隊前面的光輝榜樣。

 

　　（來源：國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