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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一個歷史上沿用悠久的中國式稱呼，在百年中，其內涵發生的巨變，已經超越了之前數千年。從上世紀初封建制度的歷史性終結引發的對地主階層這一歷史性的“農民對抗者”的沖擊，到上世紀中頁開始的延續近30年的小生產特征的逐步泯滅，到上世紀末頁開始的農村自然經濟重建運動中復蘇的小生產者形象，這一階段的“農民”演變，有兩個關鍵性的轉折：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消滅了農民數千年的對立階級——地主，農民對另外一個人的階層的人身依附性進入歷史性的最低點，當然伴隨而來的并不是農民歷史性的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同時甚至還派生出農民對于上個世紀幾大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性實驗運動帶來的“制度性的新依附”；二是改革開放通過聯產承包制恢復了農民對土地的穩定的權利預期，并且將農民從“制度性的新依附”中部分的予以解放，但是同樣沒有解決農民對于土地的依附問題。

因此，在上述變化中，沒有發生變化的最根本的一點是“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這也是帶來農民數千年的另外一個始終不變的角色特征的根源所在——正是農民對土地的依附，使得“農民”一詞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底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知識水平的社會群體的近義詞。

當前，中國農民對生產資料、對土地的占有以集體所有的方式為主，這是一種雙重的不完全的占有，其中農民所不能夠染指的“產權”來自兩個部分，一是確立這一制度的社會性的整體力量，集中性的代表了城市的利益，農村的行政體系總是依附于以城市為中心的特定行政區劃的行政等級體系之中，來自城市的行政中心保留了對農村土地的權利并且可能高屋建瓴的對農民的土地施加行政性的作用，這既影響了農民對土地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的預期，也直接導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非市場性的城市權益積累進而帶來耕地問題；二是集體所有制的混沌性產權在產權制度成本方面所損失的的部分，這些成本大多為鄉村基層的效率低下、道德失控的行政性組織所消耗。與美國不到5%的農業人口的社會結構不同，中國農業人口占據了社會人口的絕對多數，因此上述問題在中國成為被放大到足以產生質變的問題，僅此就根本性的決定了中國的社會問題與美國社會結構的絕對差異。

農民依附土地，一方面在以前長期歷史中總是被迫的接受地主階層的壓榨，另外一方面在工業時代來臨后因為土地效能被迫演變為社會經濟的利益犧牲部分來支撐更主體的城市工業或者市場部門，農民繼續受到來自工業社會經濟增長的壓力，此外還有一個未知的方面，就是當知識社會來臨之際，農民是否能夠實現三大擺脫：一是擺脫對于土地的依附，二是擺脫因為土地必然必須為工業社會的經濟發展作出犧牲性貢獻而付出代價的宿命，三是擺脫“制度性新依附”的陰影？

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具備了上述所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并且主要任務也在于上述所述既的三大擺脫。在進行具體的思考之前，必須對農民的社會地位、權力、功能，以及“農民”稱呼中的意識形態性形成相互聯系的整體認識。

農民在近百年中的變化并沒有帶來自身形象的改變，低知識水平、低經濟水平、低社會地位繼續成為“農民”一詞的象征性指向，社會“農民”的理解慣性仍然強硬的延續至今，實質上反映出農民在近百年一成不變的某種社會地位現狀。在這個現狀面前，有兩次努力顯得最為重要。

第一次努力發生在上世紀，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對于農民的革命潛力予以肯定，并且認可性地將農民上升為“工人的聯盟者”。農民作為被壓迫階級在中國的主要代表被轉化為實現對工業時代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的暴力源，但這并沒有脫離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核心主張——黨領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的制高無上的。毛澤東改變農民社會地位的努力最終沒有奏效，農民——事實上僅僅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有限的被“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地位，一旦革命勝利，農民繼續回歸到一種與土地有關的、在經濟上的那一被犧牲部分的依附者，首先就強烈的遭遇斯大林主義農村集體農莊模式的陰影，在斗爭對象——地主——這一對立面，和象征性的獲得土地——在解放以后的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權力無論是高是低始終處于一種不完整的、必須接受制度壓力的狀態——的同時，又被吸入中國建國以后的大建設、大積累的旋渦，這里既有來自城市的制度壓力，又具有農村低下的生產力積累水平的自然壓力。此后，農民在中國的社會構造中逐步下滑，與之同步的則是農民對于土地和制度的雙重的依附性進入歷史性的高點。

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不斷提升農民社會地位的努力，在近年更將“三農”問題上升到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的高度，同時將農民的派生問題——農民工問題，以及其他涉及社會地位低下的階層的問題，“打包”性的歸納為“弱勢群體問題”，但無疑“農民”的社會地位是其中的焦點所在。

改變農民的社會地位，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如何讓農民擺脫對土地的依附，這已經通過城市化以及鄉鎮經濟的發展部分的正在解決。

二是如何讓農民擺脫殘存的“對制度的新依附”，這也正在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鄉村自治的實驗正在解決。

第三個問題則是必須具備預見性才可能認識和重視的問題。那就是當農民開始擺脫來自改革開放以前的、以及殘存的來自中國的農業歷史傳統的那些社會性的地位特征之后，應該如何定義農民的新的社會定位？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包括如何準確的賦予農民以“現代農民”的社會內涵？如何確定在改革中將達到的農民的權力、功能和社會地位的具體目標？如何描述農民應該以何種方式融入中國的新和諧社會構架之中？以上問題根本性的是一個問題，那就是農民應該如何在改革開放中融入新的社會？我們既要思考新的中國社會的藍圖，也要思考其具體的路徑，尤其是其中的農民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