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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寫給中央的一封信

點擊：29429  作者：何新    來源：網絡文摘  發布時間:2015-06-02 22:20:27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認為自己有責任講一點真話。當前國家的真實形勢是：

 

一

 

對于經濟統計數字究竟應如何看？我認為其他數字意義不大。目前國內形勢中最大、最險惡的問題是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即大規模失業的發生。在當前，談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如果不與職工的社會就業率、失業率聯系在一起考察，是毫無意義而且會嚴重誤導決策的。換句話說，如果經濟的增長率不伴隨著就業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經濟增長，實質還是在衰退。就業率及失業率，始終是世界各國評估經濟景氣的最重要數據之一。（奇怪的是，這個數字在中國例年的經濟統計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來，中國的年失業率真實數字是統計不出的，但觸目所及，幾乎已遍及千家萬戶和所有的企業。在城市適齡就業人口中，無固定或穩定職業的失業、半失業人口，可能高達20%－3 0%。由于政府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政策，失業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國失業增長速度之快，在世界經濟史上應該說甚為罕見。這些數字之規模及其潛伏的社會危險，已使得一切其他統計數字失去意義。城鄉失業率的升降，乃是觀察當前社會形勢的一項決定性尺度。實際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國借以觀察經濟景氣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業率（即'人員下崗'）每上升千分之一個點，社會及輿論就會大吵大叫，指責特區政府無能。而我國國內失業率目前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香港報章卻在鼓掌叫好，大聲喝彩，鼓吹說這是體制改革的偉大成功。而且下崗失業愈多，改革成功愈大。這究竟是為什么？

 

希望本屆政府在觀察形勢、描述形勢時密切注意城鄉失業、待業、無業人口的劇增這一問題。這個問題不能通過所謂'下崗救助'小額撥款來解決。就業機會關系著幾代人的生存機會、發展前途、身家性命。關系著社會穩定和國家前途。如在本屆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內，政府不把解決這個問題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慮將這個問題放到政府的視野之內，那就是對社會、對人民、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我擔心，也許有一天，了無生計、不敷溫飽的失業、無業人口會走上街頭，釀成變亂！（這種小規模變亂，作為一種信號和預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層出不窮）。

 

二

 

一些國企的崩潰性瓦解不是機制問題，不是結構問題。而是被有意識縱容鼓勵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與近年國家投資結構及政策的變化，與股市泡沫經濟的勃起具有直接的關系。

 

由于股票市場的出現及交易額的日益增大，中國國內投資形態發生根本變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資為主。資金通過國家及地方政府財政撥款，通過銀行投向市場。在1995年后，財政投資日益減少。大量資金轉入股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制造了股市萬能論的神話。導致中國虛擬經濟的興起，枯渴了國家的金融資源，預伏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的種子。

 

大量資金被導入股市，由此轉入消費領域，退出投資領域。大量資金積蓄在不從事生產活動的股市投機者手中。股票虛擬經濟愈膨脹，用于興業投資的實體經濟即愈萎縮。股市現在已成為國內資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資本游戲競爭和掠食吞噬小投資者的最佳場所。股票市場導致中國投資結構的失序與失衡，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認為當今股市的本質，實質上乃是大戶和機構的一種'圈錢'活動。在股市中，大戶作莊，圈小民百姓（散戶）的錢。在股市中，機會從來不是均等的，少數大戶所獲取的巨額利潤，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戶資金的基礎上。股市投機已成為資本間競爭、加劇兩極分化和形成大資本壟斷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戲建立于一個虛妄的神話上，即理性投資者總會要把錢投放在經濟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薩繆爾森）

 

股票市場完全是欺人之談。真實的現實是，大莊家注入資金，將其投放到盤子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這種股票乃是最有利于莊家獲利圈錢的股票，而與該企業的真實效益毫無關系。這種大莊家注入大筆資金的股票，增長最快，吸引散戶游資也最多。一旦莊家獲利回吐后，小戶股民即被貶值股票套牢。結果是，大魚吃小魚，大資金吞噬掉小資金，這就是股市中的真實邏輯。獲利最大的股票，即莊家與散戶投錢最多的股票，與發行股票的企業本身效益毫無關系。中國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國股市也如此。中國國企的瓦解，是國內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競爭失敗的必然結果。資金的困竭與市場封殺，高稅率的壓榨，加速促成了這一衰變。

 

自90年代以來發生的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國際金融市場中發生的金融突襲和掠奪，已逐漸取代產業及市場利潤的競爭，而成為20世紀后期以來國際間資本競爭和兼并的主要形態。

 

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投資于亞洲產業的資本形態嚴重受損，幾乎丟得精光。但在美國金融市場投資的證券及股票等金融資本則大獲其利。正是日本金融與美英金融資本之間這種新的共生利益，壓制了其產業競爭的矛盾面，并且主導了日美政治聯盟在近十年來的加強。

 

日本國內產業衰退，但金融業的地位則在上升。英國國內制造業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資本與美國資本緊密結合，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實施金融突襲和掠取成功，其經濟實力現已壓倒仍以傳統產業為資本主導形態的法國，并且即將超過德國而上升為歐洲第一位的經濟強國。 90年代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表明，金融掠取已發展成20世紀末以來國際資本競爭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態。此也是'新興（第三）產業論'、'知識經濟論'的真正涵義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對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義政策，中國股市中私人壟斷資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達到驚人程度。近十年來，中國股市上現已形成巨無霸式的私人資本巨鱷。

 

據我的不確切估計，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鱷手中持有著10,000億以上的巨額金融資產。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場瘋狂的巨鱷吞金運動。當潮退后，那些可憐的散戶股民象被潮水拋棄的魚一樣，握著貶值的股票被擱淺在沙灘上無奈地等待著下一次新潮。

 

香港股市則一直是英、美、日、華資本巨鱷，圈本地中小華商、中資機構及散戶錢的獵金場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機之前，地產股成為國際巨鱷們炒作的大好題材。現在國際大鱷正在悄悄潛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網絡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產證券，成為炒作對象。

 

所謂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與高科技并無實質關系。風險投資，納斯達克指數為什么被高炒？因為這些新興股票盤子小，便于炒作，有虛擬的概念性。一旦巨鱷們獲利回吐，將資金撤出香港，則香港必會發生大的金融動蕩，從而導致第二次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已不太遠。

 

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模。誰的資本雄厚，誰壟斷控制了市場，誰就在競爭中具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是按資本數量實行分配，這一點在股票市場的利潤分配中是最明顯的。所謂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種虛幻的欺人之談。（高科技競爭和人才競爭，在本質上也服從上述規律。因為資本規模的大小已決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資源競爭中誰占據有優勢主導的地位。）

 

三

 

中國資本市場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資本過剩，銀行錢貸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資金稀缺，表現為企業流動資金困難，眾多下層人民生活貧困化，政府財政資金緊張（因此出現了通貨緊縮及產品過剩）。由于資金稀缺，盡管表面上銀行利率已調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則日漸高企（地下錢莊業的勃興反映了這一現實），各種代金券及實物交易等非貨幣流通手段亦相應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國有企業的主要論據，是國有企業的效益低，有虧損。需要財政補貼。而私營企業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補貼。這種論點是站不住的。

 

大型企業的運營困難以至破產，與產權形態無關。

 

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現代企業制度'下，國外同樣發生大企業的倒閉，如韓國大宇集團、美國洛克希德飛機公司、日本興業銀行等。大型企業由于資本構成大，結構調整難，資金周轉不易，在市場結構變化及遭遇危機時陷入困境是常見情況。并不因其是'現代企業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態而可以避免危機。

 

在1994－1995年前，中國國有企業雖已遭遇困難，但尚未大面積崩潰。自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經歷了大面積陷入困境以及崩潰性瓦解的進程。由此爆發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同時并發極其嚴重的社會危機和不穩定，使國家形勢陷入動蕩。其原因，不是國有企業的 '機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現行金融投資政策。

 

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者拋向社會。制造了社會不穩定的禍亂之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制度本來正是一個強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系統，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它有缺陷，應當改善。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謂'企業只應企業化，不應管職工養老、職工社會福利、醫療保險、托幼兒教育'等主張的抨擊下，這一系統被摧毀了。巨大的負擔轉移到國家和地方財政身上，這本身又是國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稅制改革，以高稅負扼殺了企業生機。近年來，中國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項稅率總和約占銷售額的40%，甚至更高。加上銀行年利率即高達50%。以這種高稅負與平均利率相比較即可看出，任何生產型企業，若不逃稅則注定應倒閉關門。正是這種高稅負的政策，在許多地區（例如浙江溫州），導致眾多企業為避稅而外逃。政府目前應付失業問題所支付的巨額社會保險金是純粹消費性的（而過去給企業的補貼則是作為生產投資），其總額及社會代價較之過去給企業的補貼要重得多。我們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東歐及俄羅斯陷入社會危機的覆轍。

 

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一套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過其在中國的利益代表人推薦給中國決策者，目的不僅是為了摧毀中國的國民經濟，而且是為了搞垮中國的社會制度，使之最終陷入分裂和動亂。

 

希望政府對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一整套經濟改革建議有所警覺。希望在東歐及俄羅斯已徹底失敗的'休克療法'，在我國不會以'結構改革'的名義，而得到一種新版本的慘痛重演。

 

附二：對文革要進行科學的再思考（節選）

 

文革是一段復雜的萬端的歷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搞全盤肯定文革勢必和搞全盤否定文革一樣不能不失于輕薄。例如在“開放改革”中沒有得到好處的廣大的人們，今日重讀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張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持續性存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黨里面存在著“ 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舊社會的文化、思想、習慣正在復活……這些言論，仍然會激起很深的共鳴。今天，社會生活中正積累著不少復雜而嚴重的問題。官僚主義；官商資產階級的興起；直接生產者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遭到侵奪；外來資本和勢力的邏輯左右著我們發展的形式與目標；腐朽的思想、文化、習慣和行為，深刻浸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樣的歷史時代，對文革進行科學的再思，應該有重要的意義吧。

 

為什么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對于文化革命的認識等諸多問題上存在這樣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尤其是號稱自己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與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勞動階層之間在認知上的距離如此之大。

 

除數十年前粱漱溟先生為中國農民說過話外，對中國農民這一沉默的最大多數的國民歧視現象，幾乎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點什么；除了幾個留洋歸來的經濟學博士在數字模型運算中關照過下崗工人外，幾乎沒有人站出來為幾十年聽信名詞作出貢獻的產業工人們說話。逢年過節，城市象防賊一樣對待大地上流動的喑啞的農民工人；媒體輿論甚至賣唱藝人都在勸導下崗工人“從頭再來”，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們當然可以冷血地稱贊知識界同謀犯得來的穩定大局。可是，這些中國國民最重大的處境都不被認真對待，中國能有什么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呢？

 

　　這些話如果說還僅僅在表達知識分子脫離民眾很到位的話，那么，知識分子為利益階層說話，尤其是目前經濟學的極右翼思潮，代表權力資本一統天下。將中國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個無產者的位置，則是對民眾的直接傷害。我們的這些知識分子，一方面鼓吹徹底私有化，鼓吹徹底的自由市場化，鼓吹腐敗有理，鼓吹合法的“搶劫”，鼓吹改革成本應該有人負擔，另一方面還批判民眾不覺悟，沒有更新觀念。這樣，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就不僅僅只有認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經站到了對立面。因此，我常有一個擔憂，中國還會不會發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會上各種矛盾的累積總得有一個解決的方式。處理不好，完全可能再發生一次文化革命。而這樣的動亂局面中，受到民眾批斗的還是兩種人：一種是政府官僚，因為人民對他們的腐敗早已忍無可忍；另一個就是今天最得勢的精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不為民眾說話，罔顧民眾的利益，而且為官僚階層與資本階層不顧侵害民眾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辯護。但愿我的擔心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