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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論中國的崛起與世界秩序
點擊:5903  作者:亨利·基辛格    來源:澎拜新聞  發布時間:2015-07-17 21:35:18

  

[編者按]《世界秩序》是美國前國務卿、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在92歲完成的著作,基辛格以宏大的視野縷清400年全球秩序脈絡,并解析了現代中國之路的內在邏輯。

基辛格認為,歷史上的多數時候,世界上各個不同區域奉行著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亞洲多樣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不同秩序觀,以及美國“代表全人類”的世界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混亂和無序——地區秩序觀之間的沖突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

《世界秩序》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節選自該書第六章,標題由編輯所加。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澎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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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年事已高,但仍在關注中美局勢并不斷發言

 

兩個迥然不同的國家

 

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歷史上都對它們現在成為中流砥柱的國際體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這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又對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為眾多國家中的一個重要國家在21世紀秩序中如何發揮作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美國則從未和一個在國土面積、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方面與它相似,但國內秩序卻迥然不同的國家長期互動過。

 

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著重大差異。美國的政策著眼于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美國從未受過鄰國威脅,中國的邊境四周卻無時無刻不強敵環伺,虎視眈眈。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國人的思維部分地受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但越來越趨向于傳統的中國思維方式。美國人對兩者都缺乏直觀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國和美國在各自的歷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參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國也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這兩個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偉大國家都正經歷著根本性的國內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是會導致兩國間的競爭,還是會產生一種新形式的伙伴關系,將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已是革命以來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領導人都體現出了他們那一代對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深刻洞察力。毛澤東決心把過去的制度連根拔起,即使對他在勝利之初親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國的官僚傾向影響下停滯僵化。鄧小平明白,中國除非參與國際事務,否則不可能繼續發揮其歷史性作用。

 

鄧小平的目標十分明確:韜光養晦,以防引起別國不安;不出頭,但通過實現社會和經濟現代化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江澤民從1989年開始,對外親自執掌外交,對內擴大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他的領導下,人民共和國充分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政治和貿易體系中的正式一員。胡錦濤巧妙地平撫了世界對中國國力不斷增強的擔心,為后來由習近平闡明的新型大國關系概念奠定了基礎。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領導層努力將這些遺產進一步發揚光大,開展了規模浩大的改革運動,其程度可與鄧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設的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將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個人和家庭的關系網。許多既定的機構和做法,從國有企業到地方官員稱霸一方,再到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對象。這體現了這一屆領導班子的遠見和勇氣,但也一定會造成一段時期的波動和不確定。

 

緊張和懷疑

 

老牌大國和崛起中的大國之間存在潛在的緊張因素,這一點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國不可避免地會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國視為禁臠的某些領域。同樣,正在崛起的大國懷疑對手會在它羽翼未豐的時候試圖扼制它的成長壯大。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原有大國互動的15個例子中,10個導致了戰爭。

 

因此,中美雙方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家根據行為模式和歷史經驗都預言兩國必有一戰,這并不令人意外。中國把美國的許多行動理解為要阻擋中國的崛起,把美國對人權的促進看作破壞中國國內政治結構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國所謂的重返亞太政策說成是最后攤牌的前奏,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就是使中國永遠處于二流國家的地位——考慮到本書寫作期間美國并未進行任何重大的軍事部署調整,這樣的態度更值得注意。

 

美國則害怕不斷壯大的中國將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些舉足輕重的智庫把中國比作冷戰時期的蘇聯,認為中國一心要對它的周邊地區實行不僅是經濟上,而且是軍事上的主導,最終建立霸權。

 

雙方的疑慮均因彼此的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而進一步加深。即使當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是“正常的”,也就是說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雙方也都會從最壞的角度來解讀。雙方都有責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單方面的部署和行為升級為軍備競賽。

 

雙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10年的教訓,當時逐漸形成的猜疑氣氛和潛在的沖突最后爆發為巨大的災難。歐洲領導人沉溺于他們的備戰計劃,未能把戰術問題和戰略問題區分開來,結果作繭自縛。

 

還有兩個問題加劇了中美關系的緊張。中國拒絕承認自由民主的傳播會有助于國際秩序,不認為國際社會有義務傳播民主,特別是采取國際行動實現人權。美國也許可以根據自己的戰略重點來調整它關于人權觀點的實施。但鑒于美國的歷史和美國人民的信念,它絕不可能完全放棄這些原則。在中國方面,鄧小平的話說出了占主導地位的精英階層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貧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權經常被他們侵犯。他們(七國集團)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

 

這兩種觀點不可能達成正式的妥協。雙方領導人的一個重要責任是防止這方面的意見分歧發展為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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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21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21-23日在北京舉行,基辛格(中間白發老者)出席論壇。

 

均勢帶來平衡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將認識到,他們不可能預料中國人民對他們確定的宏圖偉業如何反應,他們進入的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中國的領導人不希望對外冒險,但正是因為他們感到只能通過強調國家利益來解釋改革必然帶來的調整,所以他們可能會比過去的領導人更加堅定地抵抗他們眼中對中國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國際秩序都必須達到均勢,但對均勢的傳統管理方法卻需要通過商定規范來改進,并借助合作來加強。

 

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公開承認,兩國建立建設性的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兩屆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和巴拉克·奧巴馬)都和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習近平)達成協議,要建立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伙伴關系。此舉既可以維持均勢,也能減少其中固有的軍事威脅。迄今為止,中美盡管宣布了意圖,卻仍未向著兩國同意的方向采取具體的步驟。

 

光靠聲明是建立不起伙伴關系的。任何協議都無法保證美國的國際地位永遠不變。如果美國被視為衰落的大國——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國如何自處——那么經過一段混亂動蕩之后,中國和其他國家就將獲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由美國把持的世界領導權。

 

許多中國人也許認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已經盛時不再。但各種跡象表明,中國領導層明白,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維持相當強大的領導力。建立具有建設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現在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能夠像美國在冷戰剛剛結束,在物質和心理上獨步全球的時候那樣,單獨擔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

 

在東亞,美國與其說是平衡者,不如說是均勢的一部分。本書在前面的章節里已經說明,如果均勢中參與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換門庭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均勢總是岌岌可危的。東亞的均勢若是純靠軍事力量來維持,由此產生的聯盟可能會比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盟更加僵化。

 

在東亞,中國、韓國、日本和美國之間存在著類似均勢的平衡。俄羅斯和越南算是處于邊緣的參與者。但是,這種平衡與傳統的均勢有所不同,因為美國這個關鍵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遠離東亞。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的軍方在軍事刊物和聲明中彼此視為對手,但兩國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伙伴關系,結果美國既是日本的盟國,又宣布是中國的伙伴——這與俾斯麥的情況可有一比,他與奧匈帝國結盟,又和俄國簽訂條約。矛盾的是,正是這種模棱兩可維持了歐洲均勢的靈活性。后來為了透明,不再采用這種模糊的手段,結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對抗,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一個多世紀以來,也就是說,自從門戶開放政策和西奧多·羅斯福充當日俄戰爭的調解人之后,防止亞洲出現霸權是美國的一貫政策。在當前的情況下,中國必然會把潛在的敵手盡量遠拒于國門之外。中美兩國就是在這個空間內活動。兩國能否維持和平,要看雙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確保彼此之間的競爭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層面上。

 

在冷戰期間,不同陣營的分界線由軍事力量劃定。今天,不應主要靠軍事部署來確定界線。軍事力量不應被視為力量平衡的唯一決定因素,甚至不應算作首要的決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現代均勢的內容必須包括伙伴關系這個概念,特別是在亞洲。如果這能作為總的原則得以執行,那么它就不僅重要,而且是史無前例的。均勢戰略和伙伴關系外交的結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敵對因素,但可以減輕它們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兩國領導人有機會進行建設性的合作,為兩國建設更加和平的未來指明道路。

 

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勢與伙伴關系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只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伙伴關系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釀成大禍。[編者按]《世界秩序》是美國前國務卿、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在92歲完成的著作,基辛格以宏大的視野縷清400年全球秩序脈絡,并解析了現代中國之路的內在邏輯。

 

基辛格認為,歷史上的多數時候,世界上各個不同區域奉行著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亞洲多樣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不同秩序觀,以及美國“代表全人類”的世界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混亂和無序——地區秩序觀之間的沖突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

 

《世界秩序》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節選自該書第六章,標題由編輯所加。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澎湃使用。

 

兩個迥然不同的國家

 

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歷史上都對它們現在成為中流砥柱的國際體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這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又對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為眾多國家中的一個重要國家在21世紀秩序中如何發揮作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美國則從未和一個在國土面積、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方面與它相似,但國內秩序卻迥然不同的國家長期互動過。

 

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著重大差異。美國的政策著眼于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美國從未受過鄰國威脅,中國的邊境四周卻無時無刻不強敵環伺,虎視眈眈。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國人的思維部分地受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但越來越趨向于傳統的中國思維方式。美國人對兩者都缺乏直觀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國和美國在各自的歷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參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國也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這兩個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偉大國家都正經歷著根本性的國內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是會導致兩國間的競爭,還是會產生一種新形式的伙伴關系,將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已是革命以來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領導人都體現出了他們那一代對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深刻洞察力。毛澤東決心把過去的制度連根拔起,即使對他在勝利之初親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國的官僚傾向影響下停滯僵化。鄧小平明白,中國除非參與國際事務,否則不可能繼續發揮其歷史性作用。

 

鄧小平的目標十分明確:韜光養晦,以防引起別國不安;不出頭,但通過實現社會和經濟現代化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江澤民從1989年開始,對外親自執掌外交,對內擴大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他的領導下,人民共和國充分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政治和貿易體系中的正式一員。胡錦濤巧妙地平撫了世界對中國國力不斷增強的擔心,為后來由習近平闡明的新型大國關系概念奠定了基礎。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領導層努力將這些遺產進一步發揚光大,開展了規模浩大的改革運動,其程度可與鄧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設的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將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個人和家庭的關系網。許多既定的機構和做法,從國有企業到地方官員稱霸一方,再到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對象。這體現了這一屆領導班子的遠見和勇氣,但也一定會造成一段時期的波動和不確定。

 

緊張和懷疑

 

老牌大國和崛起中的大國之間存在潛在的緊張因素,這一點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國不可避免地會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國視為禁臠的某些領域。同樣,正在崛起的大國懷疑對手會在它羽翼未豐的時候試圖扼制它的成長壯大。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原有大國互動的15個例子中,10個導致了戰爭。

 

因此,中美雙方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家根據行為模式和歷史經驗都預言兩國必有一戰,這并不令人意外。中國把美國的許多行動理解為要阻擋中國的崛起,把美國對人權的促進看作破壞中國國內政治結構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國所謂的重返亞太政策說成是最后攤牌的前奏,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就是使中國永遠處于二流國家的地位——考慮到本書寫作期間美國并未進行任何重大的軍事部署調整,這樣的態度更值得注意。

 

美國則害怕不斷壯大的中國將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些舉足輕重的智庫把中國比作冷戰時期的蘇聯,認為中國一心要對它的周邊地區實行不僅是經濟上,而且是軍事上的主導,最終建立霸權。

 

雙方的疑慮均因彼此的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而進一步加深。即使當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是“正常的”,也就是說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雙方也都會從最壞的角度來解讀。雙方都有責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單方面的部署和行為升級為軍備競賽。

 

雙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10年的教訓,當時逐漸形成的猜疑氣氛和潛在的沖突最后爆發為巨大的災難。歐洲領導人沉溺于他們的備戰計劃,未能把戰術問題和戰略問題區分開來,結果作繭自縛。

 

還有兩個問題加劇了中美關系的緊張。中國拒絕承認自由民主的傳播會有助于國際秩序,不認為國際社會有義務傳播民主,特別是采取國際行動實現人權。美國也許可以根據自己的戰略重點來調整它關于人權觀點的實施。但鑒于美國的歷史和美國人民的信念,它絕不可能完全放棄這些原則。在中國方面,鄧小平的話說出了占主導地位的精英階層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貧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權經常被他們侵犯。他們(七國集團)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

 

這兩種觀點不可能達成正式的妥協。雙方領導人的一個重要責任是防止這方面的意見分歧發展為沖突。

 

2015321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21-23日在北京舉行,基辛格(中間白發老者)出席論壇。

 

均勢帶來平衡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將認識到,他們不可能預料中國人民對他們確定的宏圖偉業如何反應,他們進入的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中國的領導人不希望對外冒險,但正是因為他們感到只能通過強調國家利益來解釋改革必然帶來的調整,所以他們可能會比過去的領導人更加堅定地抵抗他們眼中對中國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國際秩序都必須達到均勢,但對均勢的傳統管理方法卻需要通過商定規范來改進,并借助合作來加強。

 

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公開承認,兩國建立建設性的關系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兩屆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和巴拉克·奧巴馬)都和中國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習近平)達成協議,要建立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伙伴關系。此舉既可以維持均勢,也能減少其中固有的軍事威脅。迄今為止,中美盡管宣布了意圖,卻仍未向著兩國同意的方向采取具體的步驟。

 

光靠聲明是建立不起伙伴關系的。任何協議都無法保證美國的國際地位永遠不變。如果美國被視為衰落的大國——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國如何自處——那么經過一段混亂動蕩之后,中國和其他國家就將獲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由美國把持的世界領導權。

 

許多中國人也許認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已經盛時不再。但各種跡象表明,中國領導層明白,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維持相當強大的領導力。建立具有建設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現在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能夠像美國在冷戰剛剛結束,在物質和心理上獨步全球的時候那樣,單獨擔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

 

在東亞,美國與其說是平衡者,不如說是均勢的一部分。本書在前面的章節里已經說明,如果均勢中參與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換門庭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均勢總是岌岌可危的。東亞的均勢若是純靠軍事力量來維持,由此產生的聯盟可能會比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盟更加僵化。

 

在東亞,中國、韓國、日本和美國之間存在著類似均勢的平衡。俄羅斯和越南算是處于邊緣的參與者。但是,這種平衡與傳統的均勢有所不同,因為美國這個關鍵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遠離東亞。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的軍方在軍事刊物和聲明中彼此視為對手,但兩國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伙伴關系,結果美國既是日本的盟國,又宣布是中國的伙伴——這與俾斯麥的情況可有一比,他與奧匈帝國結盟,又和俄國簽訂條約。矛盾的是,正是這種模棱兩可維持了歐洲均勢的靈活性。后來為了透明,不再采用這種模糊的手段,結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對抗,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一個多世紀以來,也就是說,自從門戶開放政策和西奧多·羅斯福充當日俄戰爭的調解人之后,防止亞洲出現霸權是美國的一貫政策。在當前的情況下,中國必然會把潛在的敵手盡量遠拒于國門之外。中美兩國就是在這個空間內活動。兩國能否維持和平,要看雙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確保彼此之間的競爭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層面上。

 

在冷戰期間,不同陣營的分界線由軍事力量劃定。今天,不應主要靠軍事部署來確定界線。軍事力量不應被視為力量平衡的唯一決定因素,甚至不應算作首要的決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現代均勢的內容必須包括伙伴關系這個概念,特別是在亞洲。如果這能作為總的原則得以執行,那么它就不僅重要,而且是史無前例的。均勢戰略和伙伴關系外交的結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敵對因素,但可以減輕它們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兩國領導人有機會進行建設性的合作,為兩國建設更加和平的未來指明道路。

 

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勢與伙伴關系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只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伙伴關系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釀成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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