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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林：唐繼堯開創造假之風
點擊：10760 作者：李開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2-09 10:16:49
中國人自古以來推崇誠信正直，即使災難襲來時，天地之間仍有一股堅持真理的正氣，古代史官寧愿被殺頭也不為帝王書寫虛假的歷史。
假的東西毒化社會空氣，損害人們的健康。物質方面的假冒偽劣產品，懼怕人們的智商，在智商面前難免原形畢露，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假冒偽劣產品，則專門踢打人們的智商。
一、從護國第三軍建制的展板談起
云南陸軍講武堂博物館內的革命斗爭歷史展覽，多少年以來都把宣傳護國運動扭曲成宣傳唐繼堯，雖經2011年的重大改版，但至今仍把護國第三軍的龐大建制的展板矗立在唐繼堯塑像旁，借以顯示這個第三軍總司令的卓越功勛。
那么，護國第三軍果真如同展板顯示的有六個梯團嗎？歷史真相并非如此，1916年云南都督府的周刊《云南公報》詳細刊登了護國運動期間各路護國軍的軍官任命名單，據《云南公報》記載：1916年1月3日“委黃毓成充云南陸軍挺進軍司令官此飭，委楊杰充挺進軍第一縱隊隊長。”在委任挺進軍司令官之后，出現了護國第三軍先遣隊的名稱，委徐進充先遣隊的縱隊長，但這時還不知第三軍如何組建。
趙鐘奇原為護國第一軍第三梯團的梯團長，剛出發到沾益，就被唐繼堯改為第三軍第一梯團梯團長。[1]
據《云南公報》公布的云南都督府飭：1月21日委嚴紹賢充任挺進軍第一縱隊三營九連連長，這一天“委趙鐘奇充任護國第三軍云南陸軍第一梯團團長”，第三軍開始有了一個梯團級的軍官。
1月29日委挺進軍第二縱隊第四營的下級軍官，委挺進軍炮兵團第一連的下級軍官，委挺進軍第二縱隊第四營的下級軍官。委馬毓麟充任護國第三軍第一梯團少校參謀。這一天挺進軍的上中下級軍官基本任命完畢。不久，挺進軍開拔到貴州黃草壩（興義縣），策應護國第一軍和第二軍。
2月8日護國第一軍和第二軍的上中下級軍官已經基本任命完畢，這一天委護國先遣隊縱隊長徐進兼充第三軍第一梯團參謀長（梯團級的參謀長這么重要的職務，居然是靠先遣隊的軍官來兼職工作，可見第三軍這時還只是個空架子，尚未考慮由誰來擔任第三軍的主官）。
2月14日委護國第三軍參謀長韓鳳樓兼充第三軍第二梯團長。韓鳳樓孤身在貴州，協助王文華團長指揮東路黔軍作戰，東路黔軍歸戴戡指揮，而戴戡并不屬于云南護國第三軍。
唐繼堯把趙鐘奇部下的華封歌一個團調到貴州去，“欲合黔之東路軍為第三軍，由蓂賡自兼[2]”，但是直到護國運動結束，東路黔軍也沒有改為第三軍。
趙鐘奇滯留在羅平縣，這里有趙鐘奇的老部下李植生，都督府1月21日委李植生是充任步兵第十五團團長，并不委任為支隊長。
李植生手下的兵力也少，只有幾個營的步兵。 2月18日趙鐘奇請求唐繼堯派給軍隊：“步數營，機一排，李植生盡可為之[3]”。
為什么不組建護國第三軍的架構呢？主要原因是唐繼堯多疑多心。“袁通過朱爾典打電報給英國駐昆領事，轉致一個電報云南第一師師長張子貞及第二師師長劉祖武，兩電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在電報中袁世凱任命張子貞為云南督軍，任劉祖武為云南省長，并要求他們反對唐繼堯。劉祖武接到此電后，即交給唐繼堯閱看，表示心跡，張子貞卻沒有這樣做。此事公開后，唐繼堯對張子貞即發生疑忌”，“在護國軍出師時，唐繼堯將第一師所屬部隊調空，無形中剝奪了張子貞的兵權，只保留第一師司令部一個空招牌[4]。”張子貞對于袁世凱的電報不屑一顧，也沒有向上級和向下級擴散。按理說，團長黃毓成都已經擔任護國挺進軍司令官了，那么，職務更高的師長張子貞擔任護國第三軍司令官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由于唐繼堯心胸狹窄，不僅沒有讓張子貞當第三軍司令官，而且把張子貞屬下的趙鐘奇等部隊抽調得七零八落。
由于云南都督署始終沒有宣布護國第三軍總司令是誰，只任命了四個軍官：趙鐘奇梯團長、韓風樓梯團長、徐進縱隊長兼梯團參謀長、馬毓麟參謀。而且趙鐘奇雖然在師宗縣李植生團長的駐地，李植生并不是支隊長而是原先的團長職務。第二梯團更是空無一人，協同東路黔軍作戰的華風歌團長也未被任命為支隊長，最后“第三軍竟未成立[5]。”
于是有人趁機自稱為護國第三軍的主官。高蘊華在《護國靖國兩役中遺聞軼事》中記載：“后庾恩旸將第三軍列為己名，全屬捏造，并無事實，無非抬高自己，拉下蔡鍔與己同列，荒唐甚大。”[6]
蔡鍔率領的護國第一軍與北洋軍停戰之后，唐繼堯就派兵入四川“增援”，爭奪控制地盤。步兵編為8個軍，蔡鍔對唐繼堯“增援”的舉動憂心忡忡，他諷刺說：“古者天子六軍，今能駕而上之，蓂公之魄力偉矣[7]。”庾恩旸《云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敘述護國軍擴充為八個軍：“就原有之挺進軍改編為第四軍，仍以黃毓成為軍長，第五軍以葉荃為軍長，第六軍以張子貞為軍長，第七軍劉祖武為軍長，又增編警衛一軍，以庾恩旸為軍長，共成八軍”。
護國運動后，唐繼堯派軍隊以護國為名大舉進川時，滇軍的兵力達到了28個團，唐繼堯任命了28個團的團長，并不任命支隊長。在整個護國運動期間都沒有出現過第三軍有第三梯團的建制，更莫說第四第五第六梯團了。
庾恩旸是唐繼堯的鐵桿兄弟，庾寫作《云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是1917年，書中大力抬高唐繼堯，但還沒有創出作護國第三軍擁有六個梯團的建制。
龍覲光和黃成柏李文富，從廣西襲擾滇南時，云南都督府派出兩個南防支隊，去協助護國第二軍和挺進軍，趕走來犯之敵。這兩個支隊是這樣組建的：“警衛二團團長趙世銘將該團胡若愚第一營的四個連（附機炮各一排）及習自強第二營的三個連（第八連已在個舊）編成南防第一支隊；又命警衛第三大隊大隊長何世雄將該部的四個連及新編文少修的一個營編成南防第二支隊（附機炮各一排），派上校團長馬為麟統率[8]”。馬為麟于1916年2月18日被委為步兵第十七團團長，當時趙世銘和馬為麟這兩個南防支隊并不在護國第二軍或者第三軍的編制內。
幾十年以后有人編造護國第三軍有六個梯團的建制，敘述了馬為麟是護國第二軍建制內的支隊長，又把團長趙世銘編在第三軍的建制內當支隊長，于是吳璋的回憶錄《護國第三軍保衛南防戰役紀實》把兩個南防支隊誤稱為護國第三軍的兵力，保衛南防變成了護國第三軍在打仗。
最早編造護國第三軍有六個梯團這種虛假建制的，是在護國運動31年之后，曾任唐繼堯秘書廳長的由云龍1946年撰寫《護國史稿》，他把趙鐘奇、韓鳳樓、劉祖武、庾恩旸、葉荃分別列為護國第三軍五個梯團的梯團長，并且寫“挺進軍系由第六梯團改編”。這樣一搞，庾恩旸被降為梯團長，想要“將第三軍列為己名”的荒唐話也說不成了。
挺進軍番號比第三軍番號出現得還早，怎么會是第三軍第六梯團改編而成的呢？護國運動期間，劉祖武一直是駐扎在滇南蒙自縣的滇軍師長兼第二衛戍司令，庾恩旸是都督府的軍務廳長兼憲兵司令官，葉荃以閑居身份從家鄉順寧一帶召集義勇鄉團一個營參加護國運動，到達昆明后被云南都督府留下來工作，1916年2月29日“委葉荃充本府參謀廳廳長[9]”。他們幾人都是當時在云南軍政界里各司其職的官員，護國運動后被人亂點鴛鴦譜，給他們加上了梯團長的頭銜，用于虛構第三軍的建制。
又過了30多年，唐繼堯的妹婿董雨蒼寫《云南護國歷史資料》、曾任唐繼堯秘書廳長的白之瀚寫《云南護國簡史》，照抄由云龍《護國史稿》的六個梯團建制，向《云南文史資料選輯》投稿發表。
筆者通過查閱原始資料、考證出護國第三軍六個梯團的建制純屬虛構，云南講武堂博物館的展覽，為了凸現唐繼堯的豐功偉績，至今仍然把虛假的東西作為歷史事實向公眾宣傳，是錯誤的。
二、唐繼堯擁袁稱帝屠殺反袁人士
現在云南的電視、報紙、廣播、各種紀念活動以及展覽，都在夸耀唐繼堯對護國運動有巨大貢獻。那么，唐繼堯的功勞究竟是什么呢？
最值得夸耀的，就是所謂“唐繼堯召開五次秘密反袁會議、派人出省聯絡反袁、尋訪蔡鍔李烈鈞來云南、保護蔡鍔入滇不被袁世凱密探張一鯤暗殺、向孫中山寫信表示反袁、提前派出反袁先頭部隊、派兵支援在四川作戰的蔡鍔”等等，謊言連篇累牘，構筑成系統工程。追溯其源頭，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唐繼堯。為了讓人們相信一個謊言，于是編造更多的謊言來自圓其說。
1914年孫中山先生創立了中華革命黨，唐繼堯緊跟袁世凱通緝查拿孫中山：“亂黨孫文自逋逃海外以來，專以詐騙金錢，擾亂秩序為目的，種種鬼蜮，久為中外所共知等因，奉此合行通飭，仰該師長即便遵照，轉飭所屬一體查拿究辦可也[10]。”
1915年8月袁世凱組織籌安會，加快了復辟帝制的步伐。唐繼堯兩次勸進，爭先恐后地“吁請早正大位，情詞肫懇。”為的是穩坐袁世凱封賞的開武將軍一等侯的寶座，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向上爬。唐繼堯是云南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食物鏈最高層的動物。他明知復辟帝制不得人心，但為了一己之私仍要擁袁稱帝，就像小偷明知盜竊是壞事仍要獲取不義之財。
現在有人為唐繼堯辯解，說唐繼堯殺革命黨是為了迷惑袁世凱，可是，你把人抓起來就行了嘛，為什么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呢？唐繼堯突然捕殺中華革命黨云南支部總務徐天祿，并將頭、身、手、足砍為六段埋于昆明北郊[11]，這種極其殘忍的手段，能夠輕輕巧巧用“迷惑袁世凱”的理由解釋嗎？袁世凱要想稱帝了，唐繼堯更加聲色俱厲地命令警察憲兵緊張拿辦“亂黨”，憲兵司令部與警察廳幾處關押很多人。“一夜唐在督署秘密親審國民黨一個司令，是貴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孫中山先生派遣前來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個軍隊力量反抗袁世凱，活動是使云南帶兵官認識袁世凱賣國盜國，使大家思想一致，奮力反抗”。“審訊仔細，時間甚長，審畢立即槍斃[12]。”如果是為了迷惑袁世凱，大可借此宣揚捕殺亂黨，以增強迷惑效果，而唐繼堯則是稍稍地連夜殺人，在場知情的僅有三四個人，表現出唐繼堯對革命黨人的刻骨仇恨和自覺撲滅反袁星火的堅強決心。唐多次對滇軍官兵訓話，要求嚴防奸細，穩定軍心，唐繼堯所說的奸細，就是發動反袁的革命黨人。原民國臨時政府司法部次長呂志伊勸說唐繼堯反袁，唐繼堯敷衍應付，虛以委蛇。
唐繼堯親自布置捉拿孫中山先生派來云南發動討袁的中華革命黨人。1914年10月27日，唐繼堯捕殺中華革命黨云南支部總務徐天祿（李根源內弟），并將頭、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極為殘忍。“君數世凱、繼堯罪，罵不絕口，遂于甲寅（1914）重九夜被難。斷身首手足為六，稿葬昆明北城外。[13]”
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后，唐繼堯更加聲色俱厲地命令警察憲兵緊張拿辦“亂黨”，憲兵司令部與警察廳幾處關押很多人。鄒若衡揭露：“一夜唐在督署秘密親審國民黨一個司令，是貴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孫中山先生派遣前來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個軍隊力量反抗袁世凱，活動是使云南帶兵官認識袁世凱賣國盜國，使大家思想一致，奮力反抗”。“審訊仔細，時間甚長，審畢立即槍斃。”[14]
對于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意圖，北洋大將馮國璋等人都不贊成，“聞馮主張從緩，唐、任昨已有電報極端贊成。”[15]
唐的貼身警衛鄒若衡記載：唐繼堯在省議會召集投票，以軍警憲兵架起機關槍的威勢，嚇得投票的人寫“贊成”兩字。[16]
“唐繼堯、任可澄兩次勸進，吁請早正大位，情詞肫懇[17]。”唐繼堯擁戴袁世凱稱帝，兩次勸進比其他各省的一次勸進更突出、更典型。
唐繼堯不僅兩次上表勸進，而且于10月12日又致電統率辦事處催促復辟帝制：“務乞轉陳主座，俯順輿情，乾綱立斷，決定施行，以慰薄海軍民之望。若再予遲疑，轉恐別生枝節，有礙國家根本大計，更非元首維持大局之初衷矣[18]。”
“唐繼堯、任可澄等屢次通電京外機關，亦謂非帝制不能救國，言之極為痛切。本月初間電奏，謂共和為害，請早定一尊，吁肯元首早登大位。直至十八、二十等日，尚有密電，謂亂黨密謀甚急，軍隊防范嚴密，力任保全治安等語[19]。”
外省來的人想聯絡唐繼堯反袁，僅僅是外省人的一廂情愿，唐繼堯對于各省反袁人士的入滇行動，不但不歡迎，而且防范得非常嚴密，唐認為反袁是“亂黨”和“奸人”的行為，“唐繼堯對入滇要道河口就加以注意，委任其弟唐繼禹的同學楊勛為河口督辦，叫他嚴防奸人入滇搗亂[20]”，熊克武、但懋辛、劉國佐、蔡濟武等人從各省來到云南邊境，唐繼堯不準他們入滇，蔡濟武冒險進入云南，就被唐繼堯斬首示眾。
1916年1月1日《申報》第6版《云南起事前之狀態》記載：“軍巡兩署防范確從容周密，除加派偵探秘密查訪外，凡日本上海及南洋各埠來信，均須派員檢查，必拆視實無他故，方準照送。如有可疑之處，即行扣留，并逮捕其人。若屬來往旅客，稽查尤為認真，凡操兩廣口音非久居滇省者，必格外注意，或再三盤查，如滇省無妥實商鋪代為擔保，則不準容留。”
從省外進入云南的革命黨人容易抓捕，而秘密加入革命黨的滇軍軍官不容易暴露。“董鴻勛到浙江考察，由劉德澤介紹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孫中山隨即任命董為中華革命軍云南司令官，并由陳其美發給經費，歸贈滇軍中華革命黨同志。鄧泰中、楊蓁、田鐘谷、董毅生、明星辰、趙伸、呂志伊、楊蕙、陸杰、馬驤、劉古愚、鄢仕周、杜去恨、楊華馨、袁咸熙、趙德恒、何秉權、張大義、趙德裕、段雄、李偉、何漢等人，都是中華革命黨員[21]”。
呂志伊記載：“時滇中反對帝制最激烈者，上級軍官則為羅熔軒、趙又新、黃斐章、葉香石、張開儒、鄧和卿、楊映波等；中級軍官則為杜韓甫、馬幼伯、李文漢、李植生、田鐘谷等[22]”，“予回滇后杜、馬、田、李諸君時至予宅，密籌方略，予乃擔任與鄧君泰中、楊君蓁聯絡中上級軍官，而中下級軍官則由杜、馬、田、李諸君聯絡[23]。”這些軍官與呂志伊密切聯系，在呂志伊處多次開會。李文漢敘述呂志伊到滇后，“他和羅佩金常在街上閑走購物，我與田鐘谷經杜韓甫之介紹和他見面，他約我們加入中華革命黨。由他立盟加入，以后時有聯系[24]”。
馬驤與杜寒甫為了發動反袁，在滇軍官兵中秘密發展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洪華聯譜”，把加入組織的官兵力量聚集起來進行軍事上的反袁準備。經過幾個月的秘密工作，“唐繼堯的直屬部隊”，均已被馬驤和杜寒甫運動成熟[25]。他們用洪華聯譜這個看上去不太激進的名稱，即使被唐繼堯破獲，也可以解釋說這只是普通的洪門組織。
中下級軍官議定了“促唐反袁四項辦法”，若唐反袁則擁護他，若唐擁袁就殺掉他。
“滇軍軍官們三五組集，已無日不在秘密籌議運動之中，共推黃斐章進言于唐繼堯，要求唐反袁，唐未決定[26]。”
黃毓成、鄧泰中、楊蓁三人相約一同去勸唐反袁。直到深夜唐仍然不愿表態，黃毓成實在忍耐不住了，把手槍砸在桌上說：“要么你討袁，要么你用手槍把我打了，沒有其他的辦法[27]。”他們為什么敢于面對面地逼迫唐繼堯表態反袁呢？因為常駐昆明城的步兵只有兩個團，楊蓁與鄧泰中是這兩個團的團長，兵權在握，并且鄧泰中與唐繼堯又是親戚，所以危險比較小。
反袁的最大阻力就是唐繼堯，唐對于滇軍內部軍官的反袁要求，可以采取口頭敷衍的辦法虛以委蛇，但對于外省來的反袁人士絕不手軟。中華革命黨人為發動反袁付出了慘重代價，唐繼堯致袁世凱密電可見一斑：“去年以來，黨人忽改變方計，常令其黨羽來滇運動。已破獲多次，斬殺多人，以為可以無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謂王蔭南，給予資財，投入者已有數十人。捕獲王蔭南，檢出黨人名冊一本，共其事與謀者有百余人之多。其為首倡亂者蔡濟武、董逮章、羅海峰、王蔭南等五人，蔡斬首，而王槍斃[28]。”
楊益謙記載：“滇機關全體破獲，蔡濟五、王蔭南、童建章諸君均已先后殉難，其余拘留尚有九十余名，目擊之余，不勝痛哭[29]。”
楊華馨記載：“蔡烈士濟五、王營長召伯同時殉義。代華到騰之警備隊軍士胡國興，亦在路被拘，槍斃二十余人[30]。”
護國運動前，唐繼堯瘋狂捕殺孫中山先生派來云南發動反袁的中華革命黨人，這是云南民國史上一段血雨腥風的日子。
直到李烈鈞蔡鍔等人到達昆明，反袁的力量十分強大，唐繼堯才被迫反袁。擁帝制與反帝制兩種力量較勁的日子里，黎明前的黑暗吞滅了無數英雄。我們，該怎么去留住英雄的火種？
2015年3月昆明市政協為舉辦護國運動100周年活動而召開協商會，有人建議紀念護國死難先烈，在長蟲山擇地設立“護國運動先烈紀念園”，刻列護國戰爭英烈名冊。筆者覺得這個建議好，可以把因為反袁稱帝而被唐繼堯殺害的徐天祿、蔡濟武、王蔭南、童建章、胡國興、劉煥章等英烈的名字刻列上去，彰顯“云南敢為天下先”的生命代價。
三、護國運動爆發后唐繼堯編造反袁神話
護國討袁成為社會公認的光榮壯舉后，唐繼堯立即著手編造自己反袁的功勞。1916年2月23日至29日，唐的御用宣傳工具《義聲》日報上，連續發表《滇省首義紀略》文章，把唐打扮成反袁的先知先覺：“召集軍官秘密會議，會議之時，表面上雖訓告各軍官以整頓軍隊維持秩序，實則諭令切實準備，以備調遣，各軍官受諭后咸為感奮，聽候任用……”這時的文章，尚承認唐召集會議“表面上雖訓告各軍官”的訓話內容，是整頓軍隊維持秩序，還沒有發展到編造“反袁會議”的地步。《義聲》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大家對于唐繼堯動員和整頓軍隊、捕殺革命黨、維持秩序的訓話，還記憶猶新，文章還不便馬上否認這些罪惡，只是進行“表面如此實則并非如此。表面上是為了對付革命黨奸細，而實際不是為了對付革命黨奸細”的詭辯。這種論調，尚處于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階段，經過10個月的反復宣傳和不斷演變，說謊說成了習慣，就催生出赤裸裸的“反袁會議”了。
1916年12月22日經唐繼堯批閱的《滇督署秘書廳編纂云南起義紀略電》，首次編造出三次秘密反袁會議的說法，說9月11日、10月初7日、11月初3日先后召開過一次，但仍然掩蓋不住露馬腳的話：“復于十一月初三日，仍召集軍界中堅諸人，議定外須虛與委蛇，內須嚴妨奸細煽惑軍心等件[31]。”唐繼堯開會不通知楊蓁、鄧泰中、黃毓成等積極反袁的軍官，而是另外召集“軍界中堅諸人”，在唐繼堯動員了“內須嚴防奸細煽惑軍心”之后，這些軍界中堅諸人大開殺戒，緊張捕殺宣傳反袁的“奸細”。唐繼堯的《滇督署秘書廳編纂云南起義紀略電》，把動員屠殺革命黨的措施詭辯為嚴防其他奸細，參加動員會的“軍內中堅人物”也因此得以掩飾自己的擁袁惡名和捕殺革命黨人的罪行，唐氏集團內部由此皆大歡喜，齊聲歡唱秘密反袁會議的高調。
在這個“紀略電”里唐繼堯編造了許多假材料，其中還有張一鯤要暗殺蔡鍔的故事，說蔡鍔來滇時“袁氏偵知，密電阿迷縣知事張一鯤，相機暗殺”，然后唐派兵保護蔡鍔不被暗殺，“一鯤料事泄懼而逃，卒獲之殲焉”。這個美麗的神話在中國社會傳頌了90多年。筆者考證發現，袁世凱從來沒有發出過暗殺蔡鍔的命令，而且就當時的科學技術設施來講，即使袁世凱發出了暗殺蔡鍔命令，張一鯤也沒有任何條件能夠收到電報命令。其實是護國運動爆發后張一鯤從縣衙卷款10490余元潛逃，才被云南司法廳判處死刑的。“本廳再四審查，欲尋求該張一鯤非卷款潛逃之反證，實不可得[32]。”唐繼堯批閱的《滇督署秘書廳編纂云南起義紀略電》最先利用這個案件為打造護國元勛宣傳服務，把貪污性質的經濟案變幻成政治謀殺案。
唐繼堯為了貪天之功為己有，1926年還利用電影這種藝術形式自我吹噓，把虛假情節拍成護國反袁的電影，唐繼堯策劃并親自粉墨登場，[33]自己扮演電影主角唐繼堯是如何如何反袁稱帝的，臉皮厚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四、唐繼堯追隨者構筑謊言系統工程
自從唐繼堯把自己打扮成主動反袁的英雄之后，他的部下、幕僚、親友、追隨者，就從各個方面查缺補漏，用更多的謊言進行裝裱，為他涂脂抹粉，構筑彌天大謊的系統工程。
1、秘密反袁會議的再創作
庾恩旸、何慧青、白之瀚、董雨蒼等人在“紀略電”編造的三次會議基礎上，又創作出了五次秘密反袁會議的具體內容，由于歷史上沒有真正召開過五次反袁會議，他們創作時沒有可供參照的事實依據，所以創作出來的會議內容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他們為了突出所謂五次會議，就編造12月22日開會歃血為盟。筆者考證發現，12月25日在拍發唐任漾電的當天，云南拍發通電宣布討袁護國，并于這一天歃血為盟。
2、張一鯤案件的補充
經多年反復宣傳，欺騙社會，使滇軍官兵和省內外各黨派各階層信以為真。參與迎接蔡鍔入滇的人更是借機夸大和炫耀自己的功勞，使迎接蔡鍔的故事充滿傳奇色彩。后來還加上了周沆作為張一鯤殺蔡的同伙。
唐繼禹的《云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一周年紀念》文章，隱去了唐繼堯派陳廷策“馳往探阻蔡鍔”的事實，還寫道：“乃抵阿迷，周沆率領親信，暗中布置，欲有所為，幸繼禹所帶軍隊警戒周到，卒不得逞。事泄，周潛逃，張一鯤被捕，隨即正法[34]。”唐繼禹在為其兄臉上貼金的同時，捏造了自己的汗馬功勞。
后來的《李宗黃回憶錄》編造得更是繪聲繪色：“繼禹兄措手不及，唯有下令隨行衛士槍上膛，刀出鞘……車抵阿迷，張一鯤正欲揮眾登車行刺，驟然看見繼禹兄怒目橫眉，殺氣騰騰……他當時便悄然溜走，但是不數日便被唐將軍捕獲槍決[35]。”用諂媚的筆調把情節加工得栩栩如生。
何慧青的文章把張一鯤在阿迷縣謀害蔡鍔，說成周沆與張一鯤“沿途謀害”。
王印源《護國起義前唐繼堯迎護蔡鍔到昆親歷記》一文，說21日蔡鍔乘坐的專車路過蒙自碧色寨車站時，見有“成千人擠在一團”，人聲鼎沸，口喊請蔡都督和唐團長下車用午宴，周沆前后左右有數十個身材壯大之人，暗懷小槍和插子的人像是為首者，率眾欲擁至專車近旁，情況緊張險惡，“我即止之”。文章中增加了蒙自縣作為謀殺蔡鍔的一個地點，并安排周沆去蒙自指揮，使蔡鍔入滇之旅更顯得驚險跌宕，“夜九時，客車到阿迷站，周沆率眾乘客車至，與張一鯤相見，欲并力圖謀，終未知蔡居何處，無從下手。”王印源的文章現在成了宣傳張一鯤案件的集大成史料，被史學家和宣傳家廣為引用。
3、騰挪護國軍先頭部隊的出發時間
護國軍先頭部隊第一營的營長李文漢敘述自己12月24日率隊出發，幾天后到達東川，才被通知本營被編為護國第一軍第一支隊第一營，他在敘府東北端處約二十里處遇見馬鑫培營[36]。
此前唐繼堯曾經派兩個營離開昆明，是怎么回事呢？這是由于滇東和滇南1915年出現嚴重的種煙抗鏟事件，種罌粟的農民與軍警發生沖突，12月21日唐繼堯派馬鑫培率領一個營去滇東，派朱培德率領一個營去滇南，任務是“捕匪鏟煙”，這兩營出發的當天，唐繼堯就用密電向袁世凱進行了匯報。
云南12月24日拍發蔡、戴、劉、唐、任五人聯名要求袁世凱懲辦帝制首禍之人并限袁24小時答復的“敬電”之后，反袁先頭部隊就出發了。鄧泰中率領步兵第一團、楊蓁率領步兵第七團，在24日賡續出發，這兩個團是反袁的先頭部隊，團的建制改為支隊，兩個支隊長都沒有趕上25日的歃血為盟。
唐繼堯追隨者對先頭部隊的出發日期開始作假：云南督署的機關報《義聲》的記者，于1916年3月13日以“重慶通信抱蜀”的筆名發表了一篇《滇軍入川行程紀略》文章這樣寫道：“余體弱，苦不能為從軍記者，然喜與軍人接近……該兵士之言曰：我輩于新歷十二月十九日由云南省城出發，經過板橋羊林豬街狗街……”，把護國軍出發時間提前了5天。
白之瀚在《云南護國簡史》中把別人編造的出發時間12月19日，再修改為那是部隊開拔完畢的時間：“滇省先遣之鄧、楊兩支隊，自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畢[37]。”這樣一來，出發時間又向前挪動了10天！董雨蒼《云南護國歷史資料》照抄此種說法。當時云南全省的步兵只有8個團，在昆明常年駐守2個團。白之瀚和董雨蒼的文章，說鄧泰中、楊蓁2個團于12月9日就已經出發，這意味著原駐守昆明的滇軍兩個團都走空了，唐繼堯敢在“黨人思逞”的政局激烈動蕩之時唱空城計嗎？
何慧青在《云南護國起義與國民黨之關系》一文中寫道：“鄧、楊遂秘密改編軍隊，準備動員，俱于十二月八、九、十等日，分批自云南省開拔[38]。”又把兩個支隊出發的時間，改編為12月8、9、10日。最鼓舞云南人的是唐繼堯的秘書長周鐘岳的《云南護國首義之歷史談》寫道：“蔡公未到滇時，云南于十一月已派兩支隊逼近川邊。故獨立一宣布，而我軍即入川境[39]。”給兩個支隊的出發時間增添了更多的夢幻色彩。提前一個月出發的謊言現在被云南一些雄辯家稱為“無可辯駁的事實”！
4、編造唐繼堯向孫中山寫信表示反袁
那是1944年云南起義二十九周年來臨之際，李宗黃發表《云南護國紀實》文章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從未有人涉及，連唐繼堯本人都不知道這事，孫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之前也沒有見過唐繼堯這封信函。
李宗黃是12月中旬從省外來到云南的，李說寫信日期是護國起義爆發之后的1915年12月29日，并說信函執筆者是云南都督署秘書長由云龍，是唐派李宗黃帶著這封信去上海送交孫中山的等等。1946年李宗黃又發表了《云南起義信史》文章，沒有再堅持說自己帶著唐繼堯信函去送交孫中山。[40]
1950年2月1日，由云龍編寫的長篇綜述《護國史稿》在昆明印刷出版，由云龍在這書中轉載了李宗黃所述的唐繼堯致孫中山信函，卻不說這篇文章是自己執筆寫的。《護國史稿》中省略了這封信函的寫作時間，又把“并派李君宗黃駐滬”改寫為“特密派唐（）李（）二人代表駐滬”。與李宗黃敘述的信函內容相比，信中的“實行帝制”被改為“欲行帝制”；所幸四方豪杰“云集響應”被改為“具有同心”；刪掉了“先聲所至，鼓舞歡欣”等語，增寫了“馬首是瞻，共成義舉”等話，使人看起來覺得是護國起義之前寫的，向讀者表現唐繼堯早就對孫中山俯首聽命了。
再后來，董雨蒼寫《云南護國歷史資料》，為了配合“五次秘密反袁會議”謊言的時間表，董把唐繼堯致孫中山信函的寫作時間改定在1915年10月。這封信的標題被定為“民國四年十月間上孫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滬接洽同志請示機宜書[41]”。掩蓋唐繼堯在10月以后的擁袁勸進，以及動員“嚴防奸細煽惑軍心”，瘋狂捕殺中華革命黨的罪行。
李宗黃遷居臺灣以后發表《云南首義身歷記》，補充說孫中山收到信函時，云南起義已爆發，孫中山復信表示“絕對全力支持云南首義護國軍的壯舉[42]”。
最關鍵的問題是，云南方面的任何檔案、任何私人、任何公家機構，也都沒有唐繼堯致孫中山，或者孫中山回復唐繼堯這個問題的只言片語。孫中山的各種文集里都查不到唐繼堯這封信以及孫中山的復函，自從李宗黃1944年發明了這封信，至今數十年間都被云南炒作得沸沸揚揚。
5、對出發討袁的護國軍是否支援
劉云峰在《護國軍紀要》中講到敘府失守前，“適唐公召集退伍工兵一個連到敘府增援”，這個工兵連是劉國威率領的，劉云峰以為是唐繼堯派出的增援部隊。3月2日敘府失守，劉云峰從敘府退守橫江時，“唐公又令新編支隊廖廷桂增援，該部武器均系柜蓋槍、九子槍及二人拾等，盡系廢物[43]”。廖廷桂支隊3月2日到，只比工兵連晚來一兩天。他們什么時候從昆明出發的呢？
“按昆明敘府旱路，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需三十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繁多，且系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44]。”既然長途走路行軍消耗的時間為32天，那么劉國威工兵連和廖廷桂支隊從昆明出發的日期就應是1月下旬，這比護國第二軍的出發時間還早，說明他們本是屬于護國第一軍編制內的后續隊伍，不是唐繼堯臨時派遣的增援隊伍。蔡鍔還派李良材等軍官到離前線不遠的畢節大定等縣招募壯丁，朱德支隊也才有了新兵補充。
護國第一軍，第二軍和挺進軍在出發之后，就全憑自身的本事去拼搏。第一軍在四川前線遭遇重大傷亡，蔡鍔的求救電報象雪花一樣飛到唐繼堯手中，唐繼堯仍然不給一兵一卒的增援。
蔡鍔率領的護國第一軍數千人，出發時需要大量的軍費，唐繼堯“靳不給予”，只撥給1萬元作為軍部開辦費。所幸羅佩金毀家紓難，以家產做抵押，從殖邊銀行提取民營股款10萬元及歷年利息1萬元，軍隊才得以開拔[45]。李梓暢在《云南護國軍入川之戰史》中記載道：“當在云南出發之時，兵餉有已欠三個月未發者，出發后每月僅給伙食，始終無發餉之說，又每人僅有彈夾服二套，外套氈被，一切無有，及至四川，一上前線，時逢下雨，所服之夾軍衣皆為雨水淋濕。質言之，著了一身濕衣去拼死而已，然而毫無怨言，仍慷慨誓死，意態自若也[46]。”唐繼堯對李烈鈞率領的護國第二軍也不給錢。《護國軍紀事》第二期《軍實》記載：“第二軍軍餉由李自籌，滇只出軍人。”
1916年中國銀行原準備在云南籌辦分行，“滇行經理蹇先陶于去年八月間同行員暨兌換券二百萬元、現款五萬元，前往籌備”。 1月10日和11日“滇省官廳”派兵隊到中國銀行強行取走4萬元現金和全部兌換券二百萬元[47]。
護國第一軍領用紙幣一百萬元，護國第二軍領用紙幣八萬元。挺進軍領用紙幣十萬元，趙鐘奇梯團領用紙幣二萬元[48]。
幾支護國軍領到的這些兌換券，不僅在四川不能使用，就連在云南本省也不能使用。護國第二軍和挺進軍經過云南文山縣時，用這些紙幣購物就遇到阻力。
云南很多人說蔡鍔領取了100萬元軍費，富得流油還裝窮叫苦。其實，是唐繼堯不肯把真錢發給護國軍。
李宗黃又在《云南首義身歷記》中把這種兌換券明確稱為銀元，作為吹捧唐繼堯和攻擊蔡鍔的炮彈：“蔡松坡率領入川的護國第一軍……以萬人上下的隊伍，而竟在兩個月里耗完一百萬兩銀元的軍餉，平均每人每月得支銀元五十元……當年不惜將‘中國’、‘交通’兩銀行羅掘俱窮，被迫止兌的北洋軍隊，能夠領到三塊銀元一月的軍餉，北洋將校便都會歡呼雀躍了[49]。”李宗黃在這里“點紙成銀”，為唐繼堯不肯支援護國軍尋找理由。
謊言構筑的豐功偉績還有很多，這里限于篇幅不展開敘述。如果脫離了這些虛假的豐功偉績，那么，唐繼堯這個護國元勛就只剩下徒有空殼的概念和符號。
6、云南的錢到哪里去了？
有的人說，護國起義爆發后云南經費缺乏，守衛都督署的衛隊都只能配發大刀長矛。云南真的沒有錢嗎？省外海外的捐款陸續匯到昆明，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有一百五十萬元之譜[50]”。高蘊華記載：“據唐繼堯派赴香港、澳門及南洋募捐的徐進對人說，華僑捐助護國軍軍費，先后不下二百萬元。徐進并說，由其本人，第一次帶回捐款即有二十萬[51]。”《護國軍紀事》第二期《財政紀事》記載：“北京英文京報，云南華僑得李烈鈞為第二軍司令及籌餉局長之信，已集款由香港陸續匯至軍餉現銀六十余萬，昨又匯到生銀十二余萬。”外地捐款運到云南之時，護國第一軍、第二軍、挺進軍都已出發，這些捐款當然只能交給唐繼堯收。唐繼堯還在省內外發行“中華民國護國公債”1000萬元，又發行股票(東京勸銷6冊)，逼迫解幼山、張榮廷交所收錫務公司之23萬[52]。1916年12月24日《共和滇報》公布護國戰爭期間云南都督府籌到的款項為907.84萬元。據《續云南通志長編·軍務》記載，民國5年征兵費為46 600多元。民國5年軍隊服裝費863 328元，“民國五年陸軍薪餉三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這么多錢跑到哪里去了？現在昆明廣福路的云南省博物館展出1916年富滇銀行兌換券，反映出云南省都督署還有這一條斂財的途徑。
唐繼堯一方面對出發離滇的軍隊不供應后援，另一方面又不斷以戰爭需要為理由用各種手段籌集軍費，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對云南“羅掘俱窮”。搜刮來的錢只有一部分用于軍費，其余的就裝進自己的私人腰包。“后來唐繼堯以護國功勛，當上了撫軍長，攫取了大批華僑愛國捐獻，不接濟出發部隊，而派趙伸、繆家壽等到日本，一面化公款為私款，存入日本銀行，一面向日本購辦槍械，擴充實力[53]。”
1921年，長期在四川進行護國護法的滇軍官兵，不堪忍受唐繼堯的倒行逆施，在護國名將顧品珍率領下回師倒唐，駐省城的葉荃、楊蓁、鄧泰中等不愿意再保護唐繼堯這個獨夫。唐嚇得于2月8日卷巨款“三四百萬”，率親信衛隊百余人倉皇逃離昆明。
云南省的一筆公款百余萬元，被唐繼堯化公為私轉移到上海存入銀行，唐倒臺后，各方聞知，爭向銀行提錢。顧品珍派人請律師打官司，請報社造輿論，繆嘉壽也在上海呼吁。幾經交涉，總算把唐繼堯巧妙侵占出去的這筆錢追回了云南[54]。
1921年云南全體公民通電全國，請孫大總統將唐繼堯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并按律治罪：“乃唐氏于軍費、政費向財政廳提款，每月具在三十萬以上至四五十萬元不等。支給軍政各費實數之外，概以入己。尚有不由財政廳經手，徑行繳交唐氏者，一為籌餉局所收之包運煙土費；一為煙酒公賣局所入之煙酒公賣稅；一為鹽運署截交之鹽稅余款及鹽斤加價；一為造幣廠盈余之造幣紅息及鑄金幣紅息；一為警察廳沒收之煙土變價各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為數總在千數百萬元。此次出走，又向各機關提取存款，為數亦在三四百萬，其平日之賣官鬻爵所入，尚難計其確數，港報載其家資，數達三千萬元以上，其實唐氏所獲孽錢尚不止此[55]。”
唐繼堯兩次督滇，都把云南財政蛀空。“唐繼堯通過親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稅收部門，隨心收支，任何人都無權過問。其中大煙稅和煙酒稅二項，各有數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繼堯的私庫[56]。”
“唐繼堯被推為有名無實的總裁,云南各報即經常揭露唐以前作威作福侵吞軍餉的內幕，使唐深受刺激。隨后省議會向省務委員會提出咨文。自唐驅逐顧品珍回滇主政至本年二月六日政變之日止，云南財政預決算無賬可查者達九千余萬元。唐用個人名義存款于外國銀行，應請予以清查。省務委員會照轉原文請唐核示，唐正在進食，即哇然嘔吐不止。唐部近衛軍第一團團長蔡祖德酒后泄露了‘聯帥準備屠龍’的密謀，四月二十日龍云將該部包圍繳械遣散。臺灣銀行停業時，唐所存一千七百五十萬日元化為烏有。以上事件，使唐又氣又怕，因此病上加病，于五日二十三日不治身死[57]。”
五、宗派勢力把唐繼堯開創的造假之風發揚光大
偶爾的造假，尚屬情有可原，可問題的癥結在于最近二三十年云南出現了專門吹捧唐繼堯的宗派勢力。這股勢力對廣播、電視、報紙、展覽、教科書、專題活動，注射捧唐虛假信息。利用某些話語權，對管理層施加影響洗腦筋，管理層干部沒有時間去專門研究歷史資料，因而常常在宗派勢力的包圍中對一些捧唐宣傳拍板同意，涉及到唐繼堯罪錯的文章就掩蓋和封殺。這股勢力利用人們的心靈漏洞，把熱愛家鄉和熱愛云南英雄的感情移植到唐繼堯身上，要求大家跟隨捧唐，利用同事朋友的關系拉小圈子擴大隊伍，使同事朋友想說點批評唐繼堯的話也磨不開小圈子的朋友情面。
當聽眾不明多年前的事情真相時，以各種渠道反復向社會灌輸謊言，便能完成心理累積暗示，得到國民的認可。唐繼堯這些虛假的“豐功偉績”經過長期反復的宣傳之后，人們就誤認為唐繼堯對云南歷史真有多大貢獻。謊言穿上了真理的外衣，便成了真理。云南人自古誠實善良，民風淳樸。自從唐繼堯首開造假之風，此后云南的假材料便層出不窮，延續造假慣性創造出新的謊言。
1、在中外禁煙史上實為罕見的奇跡
唐繼堯在統治云南的10多年里，靠鴉片煙毒的流通發財，云南的財政和軍費也是靠鴉片貿易流通支撐的，唐繼堯可稱為首屈一指的大毒梟。現在云南有些人為了吹捧唐繼堯，就閉口不談他強迫農民種煙的政策，而夸張渲染他迫于政治壓力搞過的一次禁種活動。
根據中英兩國政府商訂的條約，如某省確已沒有種植鴉片，經兩國會勘證明，印度煙土就不輸入某省。按約，云南要在1917年會勘。于是，1916年由外交部來文請滇政府準備，年內把全省煙苗禁絕，唐繼堯用強硬手段在交通要道禁止種植罌粟。1917年中英會勘煙苗，從兩條線路勘察，是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會勘時這兩條線煙苗沒有了。由于中英會勘的兩條路線沒有發現煙苗，所以印度煙土不再銷往云南，這為唐繼堯獨攬云南省的煙土收益掃清了道路。現在的人不提云南財政靠鴉片支撐，卻只對1916年鏟煙苗這一點上進行夸大宣傳，說：“這次鏟煙會勘，震動全國”，“在中外禁煙史上實為罕見，堪稱奇跡”。[58]
其實1916這一年，唐繼堯只禁煙苗種植，并不禁止制煙運煙販煙吸煙，而且實行了運煙抽收厘稅的辦法，使販運煙毒合法化，作為政府的可靠的長期收入。到了1920年，唐繼堯促使省議會通過《云南禁煙處罰暫行章程》，用立法形式開放煙禁，目的在于征收捐款，美其名曰罰金。李子輝《云南禁煙概況》記載唐繼堯強迫農民多種鴉片的情況：“強迫農民多種鴉片……三屆查有五十萬畝左右，唐氏猶以為不足，乃派其親信軍需李鴻綸為禁煙機關的總辦，責令增加。遂由第四屆起，將原定初查復查制改為標準結認制。這就是先由禁煙機關就前三屆查定最多的畝數，每縣增加二、三、四成不等，作為標準畝數，責令地方官照這數字具結承認收解罰金”，“云南全省過去共有一百三十個行政區域，只有阿墩子一處沒有種煙，其余一百二十九個區域，都有煙苗”[59]。
運輸和種植鴉片煙，成了唐繼堯統治時期越來越重要的財政支柱：“1921年，運種兩項罰金總收入152萬元滇幣，占地方財政其他各項賦稅收入的28.9%；1922年220萬元，占55.3%；1923年441萬元，占79.2%；1924年600萬元，占104.7%；1925年720萬元，占74.9%；1926年720萬元，占69.8%；1927年（唐繼堯死的那年）770萬元，占91%。”[60]
宋光燾還敘述云南民間普遍吸上了鴉片煙：“約略估計，大約每十人就有一人是吸煙的，云南一千七百萬人，吸煙的當在一百萬人以上，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數字。”[61]林則徐說：“鴉片為害足以亡國滅種”，唐繼堯在云南廣大土地上，強迫農民種煙，施展行政手段促使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染上毒癮，并向省外傾銷“云土”。鴉片戰爭時期英國殖民主義者沒有辦到的事，終于在唐繼堯手上完成。
云南已經普及了鴉片煙，但嗎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尚無人見過。唐繼堯聽說這些東西能賣好價錢，即派人秘密制造烈性毒品。宋光燾在《鴉片流毒云南概述》中記載：“唐繼堯回滇取得政權后，貪利忘害，果于一九二三年春，派‘禁煙公所’總辦李鴻綸乘去北京當代表之便，前往漢口和日本人接洽，訂定幾項密約。”，“剛買足二萬多兩，李鴻綸便偕日本技師兩人，帶同應用器械藥物到昆明，在南門外富滇銀行貨倉秘密制造；并由‘禁煙公所’選派倪守仁為化學工廠監察。造了三年多，制成精嗎啡、粗嗎啡三千多兩，海洛因千多兩”。只要能賺錢，唐繼堯什么都敢干。至于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尊嚴，則統統拋在腦后。
2、捏造新的謊言揮灑天下
捧唐的宗派勢力，天馬行空地創造歷史，情節曲折地改編歷史，嚴密周詳地美化歷史，一絲不茍地遮掩歷史。
中華革命黨的報紙《滇聲》1916年1月3日第3版刊登了一幅反袁稱帝的漫畫，宣傳鼓勵人民群眾投入討袁護國，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圖畫里把袁世凱畫成一只大猿猴，手撐地作倒立狀，倒行逆施。右足持筆，在桌子上寫“帝制”二字。旁邊還畫了四個人，代表工、農、兵、市民，他們分別手執斧、鋤、槍、筆，向猿猴殺去。圖畫上的文字說明是：“猿猴倒行逆施，凡我國民群起而攻之”。有人從《滇聲》上拍照了這幅漫畫，在向講武堂的展覽、向云南省教委編寫的《云南省中小學省情教育叢書》、向昆明市政協編寫的《云南護國起義八十周年紀念》畫冊、向《云南日報》等各單位供稿時，都謊稱是唐繼堯都督府的報紙《義聲》發表的，影響非常廣泛。
前些年，有人在《春城周刊》發表照片與文章《九獅刀——護國倒袁第一刀》吹捧唐繼堯：“這是護國軍出兵前云南人趕制的。現在，這埋葬封建帝制的第一刀僅存唐繼堯將軍佩帶的一把，實屬軍中珍品。”這家小型企業藝雅工藝中心在把指揮刀贈送給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時終于承認，這是看到北京的博物館展出的蔡鍔指揮刀，照模樣仿造了幾把，刀柄刀鞘上共鑲著九頭小獅子，宣傳為“護國九獅刀”是為了開辟銷路。
2009年12月，云南以多個組織的名義創作的五集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在中央電視臺第十頻道向全世界播出。韓國首任總理李范奭早年曾經進入云南講武堂學習。電視政論片第三集“澤被海外”解說道：“1916年由唐繼堯親自擔保，李范奭以南洋華僑李國根的名字進入云南講武學校，成為第12期的學員，由于李國根當時才16歲，不夠軍校規定的18歲入伍年齡，唐繼堯便作主，把李國根的年齡調高了兩歲。”但是，龍東林、樸八先編譯的《李范奭將軍回憶錄》，書中的小標題是：“孫文先生介紹我入云南軍官學校”。李范奭說唐繼堯只是“批準”，并非擔保：“雖然唐繼堯將軍批準我們入學，但也要辦理很多復雜的手續”。又明白無誤地表達了李范奭的年齡是他自己虛報的，并非別人作主調高的。回憶錄還指出：“那時云南軍官學校也派出很多人到各國的華僑學校、華僑企業和大工廠等地方宣傳中國革命的政策，鼓勵他們的子女免費到云南軍官學校學習。” 既然召集華僑來上學并不需要誰作擔保，而且是免費，那么“李范奭以南洋華僑李國根的名字進入云南講武學校，成為第12期的學員”，反而需要什么擔保嗎？
電視政論片第四集“將帥搖籃”內容中，又編造了一個大謊言：“當時朝鮮來中國訪問的崔庸健委員長，他提出來，要到我們昆明為他的恩師唐繼堯掃墓。”可是，專門對過去參與歡迎和接待任務的省級老干部李一凡進行電視采訪時。李一凡明確地說崔庸健沒有去唐墳。云南《外事志》中沒有崔庸健掃墓這件事的蛛絲馬跡。云南省公安廳的《董必武副主席陪同朝鮮崔庸健委員長來昆保衛工作專卷》檔案，詳細記載了崔庸健的行程，反映出崔庸健委員長率領的經濟貿易代表團58人，于1964年12月20日下午到昆明，會見我國領導人董必武副主席，當天傍晚參加董副主席招待的盛大宴會。21日上午崔庸健參觀云南陸軍講武堂，時間較短，因為當時的講武堂舊址尚未經過修葺，校舍被另一個單位的職工居住使用，崔庸健參觀了講武堂的校舍，隨即乘車去安寧縣的溫泉，中午飯是在溫泉吃的，下午游覽溫泉、洗澡。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環沒有去溫泉，而是另外去路南縣的石林風景區參觀，他們都有警衛和接待人員陪同。傍晚，兩組人都回到昆明，云南省黨政領導人設晚宴招待朝鮮貴賓，然后一起觀看文藝晚會，22日早晨貴賓們乘飛機離開昆明回朝鮮。時間安排得非常緊湊，哪里有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的事？[62]
當代人的情景設計，也被移植到100年前。由于唐繼堯雖然加入同盟會，但在重要的政治風浪中總是與同盟會宗旨背道而馳，1985年謝本書教授在寫《唐繼堯評傳》中評述唐繼堯“并非一個好的同盟會員”，過了十多年，當唐繼堯被吹捧起來之后，有人就對謝教授較勁：“什么叫做不好?好的標準是什么？”為了明確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在2006年出版的《評唐繼堯護國》一書中就以“一個離心離德的同盟會員”作為小標題，離心離德這個評價是筆者最早發起的，此前無人這樣說。2011年有人出版了一本書叫做《蓂賡氣象——唐繼堯傳》，是一本用文學創作的方法抒寫的唐繼堯傳記的書，在內容簡介中自稱是“將唐繼堯的個人歷史作了全面的陳述，樹立了一個高大全的唐繼堯形象，以一家之言擯棄了許多學術界的云遮霧障”，在書中鋪排大段文字，把一個乏善可陳的唐繼堯樹立為高大全的形象。例如第46頁描寫唐繼堯早在留學日本期間就與庾恩旸進行了一場關于“離心離德”的對話，用唐繼堯這個人物形象的親口所說，辯駁了自己被周圍的同盟會員評價為“離心離德的同盟會員”的說法。作者把自己設計的情景，變成了歷史事實寫進書中，把小說情節湊成人物傳記，真是作偽心勞！
3、造假宣傳早已超出了學術范圍。
唐繼堯有什么優點值得人迷戀？原云南省歷史研究會會長、著名歷史學家吳乾就教授說：“總起來看，唐繼堯在‘護國’戰爭期間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最多只能說，雖然他從個人利益出發，但總算擊退了二龍的軍隊，鞏固了后方，如是而已。……從1912—1927年唐繼堯的言行看來，他的反動的政治立場是很清楚的。在‘護國’戰爭中，他僅在客觀上起一些作用而已。從主觀來看，顯然唐繼堯不是什么正面人物[63]。”
講武堂少將教官歐陽沂只因政治觀點與唐不同，唐就用大紅請帖邀請歐陽沂這個金蘭兄弟到曇華寺游玩，在路上埋伏槍手將歐陽沂和其弟歐陽漢暗殺之后，又裝出和藹可親的樣子面對歐陽沂家屬[64]，唐陰險狡猾，缺乏最起碼的做人道德。
唐繼堯在重大歷史時期都瘋狂屠殺革命人士，運用政府職能販運鴉片毒害大眾，長期巧取豪奪貪污巨額資金，重新掌握云南政權后對老同學老朋友痛下殺手并通緝追捕。他是近代腐化墮落的典型，妻妾成群還要經常召妓[65]，雖然由云龍為唐繼堯編造了許多假材料，但卻回避不了唐“女寵過多”的問題，由云龍在投稿《近代史資料》時，對自己的作品《護國史稿》加了注，寫道：“荒淫無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為妾婢。車馬輿服之奉，擬于王者。其護衛軍命名為佽飛軍，坐褥鋪墊皆用黃緞繡龍。姬妾充斥，帷薄不修，開奢侈之風，肆享受之欲。[66]” 。唐繼堯把部下的和民間的子女任意掠取為妾為婢，近代南北軍閥中有誰能這么跋扈？“帷薄不修”四字，說他宣淫無遮攔，不怕人們的眼睛。他暴殄天物，恣意揮霍享受和踐踏摧殘人間財富，直到吐血而亡都沒有弄明白到底是死于哪種病，是無休止的縱欲淫樂耗盡了他生命的燈油。無論從舊道德，或是從新道德，唐繼堯的所作所為都令人嗤之以鼻。這樣一個歷史罪人，居然被吹捧成人民英雄，當今愛國主義宣傳的公信力何在？
2013年春，云南省有個政協委員趁云南建設旅游文化大省之氛圍，就向中共云南省委寫報告，建議為唐繼堯鑄銅像、修唐家花園等五項設施，說資金不要公家出，而由他們那幫人自籌。當時省委主要領導干部不明真象就批準了建議。昆明各大媒體開始了搬遷昆明動物園的宣傳，按計劃要將圓通動物園的動物搬離圓通山，搬到距離昆明28公里之外的呈貢馬金鋪鄉一座荒涼的小山上，要對搬走動物后的圓通山大興土木，挖掘人文歷史題材，建為新的旅游休閑公園，這樣一來，唐繼堯銅像和唐家花園等五項歌頌唐繼堯的設施，就成了圓通山新公園中人文歷史題材的主要內容，國家投人的巨額資金建起來的新公園，最后僅僅充當唐家花園景點的鋪墊。這種違背歷史真相的宣傳和損害市民利益的設計，終于被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參加者的后代25家人揭穿，中共云南省委及時叫停了這五個建設項目，總算保住了動物園不被搬遷到遙遠偏僻的無游客之地。省委書記感嘆地說：“原先不知道這個問題有這么復雜”。某個報社副刊的主編熱衷于大拆大建塑銅像建花園，后來悻悻地說：“李△△這個壞人，帶著一些人去北京告狀，后來中央下命令，不準塑唐繼堯銅像和建唐家花園。”這些人也真怪，沉溺于自己散布的迷霧而不肯消停，既然說中央都下命令了，難道還不明白吹捧唐繼堯是錯誤的嗎？還罵什么人啊！知識分子可以沒有權勢，但不能沒有良知！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是云南的最高學術機構，省社科院主辦《華夏地理》雜志，簡介說“涉及地理、生物、科技、考古等各方面內容，從多種角度深度報道不同主題。《華夏地理》作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在中國大陸的唯一合作伙伴，和全球32個版本同步刊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精彩內容”。這應當是嚴肅的學術刊物，遺憾的是，在新聞謀體多年宣傳唐繼堯豐功偉績之后，最近在《華夏地理》上也出現了奇葩文章《重陽槍聲——唐繼堯發動反清討袁》。云南作家李洪濤先生評論說：“不僅吹捧唐繼堯領導護國，而且極其荒謬地將重九起義也說成是唐繼堯領導的，置基本的歷史常識于不顧。作者顯然連兩次起義相隔幾年都搞不清楚，就敢在省級社科雜志發表文章。云南極端地方主義勢力不采取嚴打恐怕是不行了，生平第一次讀到這么無恥的文章。”
去年云南出版了一部《護國運動文獻資料匯編》十卷本，本是好事，但是編輯者只收錄對唐繼堯有利的資料，而暴露唐繼堯劣跡的資料則予以剔除（例如由云龍《護國史稿》的注）。還呼吁要以此書為依據，對過去史學界出版的《護國運動史》進行改寫，原因是那本書沒有“為親者諱，為尊者諱”。
宗派勢力還有一個殺手锏，就是把唐繼堯吹捧為英雄之后，再引用郁達夫在魯迅追悼會上說的話：“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用這個辦法綁架別人的發言權，也著實見效，居然吞噬了不少史學工作者的理性，嚇得毛孔痙攣，汗不敢出。
可是，用虛假材料裝裱起來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嗎？這種所謂的英雄，本質上就缺失了道德資格，有什么理由冒稱英雄？不要忘記，在強權統治下敢于反對袁世凱稱帝而被唐繼堯殺害的革命志士才是真正的英雄！漠視這些英雄，對這些英雄不知尊重，那才真正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忘記歷史，則便于宗派勢力篡改歷史。
云南有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為國為民流血犧牲的革命志士，因為是死于唐繼堯之手，就被有意識地掩蓋和抹殺，宗派勢力深怕暴露歷史的真相，企圖讓當代人只知崇拜唐繼堯而忘記近百年來紛繁復雜的政治風云和英雄人物。1986年中宣部長朱厚澤有句名言：“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
著名歷史學家謝本書教授說道：“唐繼堯與云南人民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不要認為，只有全面肯定唐繼堯在護國中的作用，才能充分肯定云南人民對護國戰爭的巨大貢獻；反之，就是給云南人民抹黑。這是兩個概念，并非一個概念。”
學術界人云亦云的東西太多，而且很多學者被利益關系所束縛，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愿或不敢得罪宗派勢力。筆者這些話，始終不大入耳，因為這會破壞長期流傳的精彩故事，顛覆自以為是的真理。人們眼中因彌漫著重重謊言形成的陰霾，阻斷了眺望歷史真相的視線。當然，從目前形勢看，不管我們怎么辨別真相，盲目吹捧唐繼堯的旋風可能仍會強勁。但恕我直言，最終不會得到全國學術界響應的。唐繼堯這個罪大于功的偽君子，有什么價值總要煽動蕓蕓眾生對他頂禮膜拜呢？
注 釋：
[1]。趙鐘奇：《云南護國前后回憶》，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12頁。
[2]李曰垓：《客問》，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142頁。
[3]《趙鐘奇建議撥調警團速取廣西與唐繼堯來往函》，載《護國運動》，第238頁
[4]孫永安口述，張公達筆記《云南護國起義的回憶》，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57頁
[5]李曰垓：《客問》，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142頁。
[6]高蘊華：《護國靖國兩役中遺聞軼事》，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77頁。
[7] 1916年6月4日《蔡鍔復戴總司令電》，載《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軍政文電》下。
[8]吳璋《護國第三軍保衛南防戰役紀實》，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05頁。
[9] 1916年3月15日《云南公報》。
[10] 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報》，現存云南省圖書館。
[11]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二，第9~10頁。引自寸曉亭：《悼徐天祿》三律并敘。
[12]鄒若衡：《云南護國戰役親歷記》，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43頁。
[13]李根源：《雪生年錄》卷二，第9~10頁。引自寸曉亭：《悼徐天祿》三律并敘。
[14]鄒若衡：《云南護國戰役親歷記》，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43頁。
[15]蔡鍔《致貴陽劉護軍使電》，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頁。
[16]鄒若衡：《護國起義前唐繼堯的轉變和有關蔡鍔二三事》，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9頁。
[17]《袁世凱關于唐繼堯任可澄蔡鍔均著褫職查辦申令》，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云南省檔案館編《護國運動》第508頁。
[18]《政事堂對唐繼堯等漾電故示懷疑電》，載《護國運動》，第494頁。
[19]《段芝貴致政事堂及統率辦事處電》，載《護國運動》第501頁。
[20]詹秉忠：《護國戰役前后回憶》，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61頁。
[21]《滇省黨人倒袁運動》，載《護國文獻》上冊，第65至71頁。
[22]呂志伊：《天民回顧錄》，載《南強雜志·云南擁護共和紀念專號》（南京）。
[23]呂志伊：《云南舉義實錄》，載1916年11月3日《民國新報》（北京）。
[24]李文漢：《云南護國親歷記），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25頁。
[25]國民黨中央（臺灣）編纂的《革命人物志·馬幼伯》。
[26]李曰垓：《客問》，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141頁。
[27]黃清《先父黃毓成談云南發動討袁經過》，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176頁。
[28]林翠：《與臺大李守孔教授論云南起義》，載《云南文獻》（臺灣）第五期，第20頁。
[29]《楊益謙致謝持告滇機關蒙難函》，載《護國文獻》上冊，第66頁。
[30]《楊華馨為蔡濟五等請恤上孫中山函》，載《護國文獻》上冊，第67頁。
[31]《滇督署秘書廳編纂云南起義紀略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合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護國運動》，第380頁。
[32] 1916年3月24日《云南公報》。
[33]秀峰：《“洪憲之戰”中的昆明山水》，載2006年2月22日《春城晚報》B14版。
[34]唐繼禹：《云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一周年紀念》，載《護國歷史資料選輯》，第55頁。
[35]《李宗黃回憶錄》，載《云南文史叢刊》1987年第4期，第71頁。
[36]李文漢：《云南護國親歷記》，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28頁。
[37]白之瀚：《云南護國簡史》，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10、23~24頁。
[38]何慧青：《云南護國起義與國民黨之關系》，載《護國歷史資料選輯》，第42、43頁。
[39]周鐘岳：《云南護國首義之歷史談》，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00頁。
[40]李宗黃：《云南護國紀實》1946年12月23日排印，《云南起義信使》，1946年12月23日排印，均蓋有“李宗黃贈”條章，現存云南省圖書館。
[41]董雨蒼：《云南護國歷史資料》，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255頁。
[42]李宗黃：《云南首義身歷記》，摘錄自《護國運動史》，第124頁。
[43]劉云峰：《護國軍紀要》，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94頁。
[44]白之瀚：《云南護國簡史》，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六輯，第24頁。
[45]高蘊華：《護國靖國兩役中遺聞軼事》，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73頁。
[46]李梓暢：《云南護國軍入川之戰史》，原載1917年1月《北京中華新報》紀念專刊，后載《昆明市志長編》 卷八，第336頁。
[47]《護國運動》，第262~268頁《中國銀行復財政部密函》等函件。
[48]《吳琨復云南中國銀行籌備處調查員函》，載《護國運動資料選編》，第191頁。
[49]李宗黃《云南首義身歷記》，引自林翠《與臺大李守孔教授論云南起義》論文，載《云南文獻》（臺灣）第五期。
[50]日本外務省檔案第49冊第480201頁，載《云南文史叢刊》1986年第2期，第90頁。
[51]高蘊華：《護國靖國兩役中遺聞軼事》，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73頁。
[52]《唐繼堯嚴飭解幼山等將款項速交殖邊銀行電》，載《護國運動》，第285頁。
[53]李丕章：《護國軍中見聞二三事》，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357頁。
[54]張一麟：《云南財政廳長昆明繆君行狀》，載《續滇南碑傳集校補》，第65頁。
[55] 《云南全體公民請孫文將唐繼堯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按律治罪的通電》，載《云南檔案史料》第8期，第35頁。
[56]劉幼堂：《一九二七年富滇銀行紙幣三抵一、五抵一的前因后果》，轉引自荊德新：《論二六政變》，載《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三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76頁。
[57]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八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12月出版，第199頁。
[58]劉光順：《唐繼堯評傳》，載《唐繼堯研究集》
[59]李子輝：《云南禁煙概況》，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80頁。
[60]王丹：《論民國時期云南的鴉片問題》，載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研究集刊》。李培林：《云南近代農業概述》，載《云南近代經濟史文集》，第139~159頁。
[61]宋光燾：《鴉片流毒云南概述》，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102頁。
[62]云南省公安廳檔案：全宗號6，目錄號7，案卷號89] ，檔案長達63頁。
[63]吳乾就《再論唐繼堯的政治立場》，載《學術研究》1962年第三期第29—39頁。
[64]歐陽應媛：《歐陽沂事略》，載《史與志》2005年第2期，第62頁。
[65]《湖北王將軍段巡按致統率辦事處電》，載1915年12月29日《申報》第十版。
[66]由云龍《護國史稿》第103頁，1950年昆明排印本，現存云南省圖書館。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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