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要我們研究一些美國政府官員在種種顧慮下的講話,我們就會發現:美國是想逼資本逃離中國,而且這個逃離是全方位的。首先是逼迫資本逃離中國的高科技產業,讓那些投資中國高科技的資本無利可圖。其次,是逼迫資本逃離中國的低端產業,比如人民幣匯率的上升,進口關稅等等。了解了這一點,就明白了為什么美國要求中國大幅度地、過分地開放金融。那有利于資本逃離。金融,從來都是地緣政治的工具。
貿易糾紛是美國對華戰略思想發生變化的產物。我們不能就貿易戰說貿易戰。
一、讓我們面對變化了的世界
讓我們面對變化了的世界。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可謂是紛繁雜陳。實質性的全面包抄和美國總統口頭上的某些“友善”言論交織再起。貿易糾紛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面對貿易糾紛,我們是只要看枝葉,還是既要看枝葉又要看樹林?作為國家戰略,包括經濟和金融戰略,需要建立在對正在發生的世界整體格局的準確判斷上。
作為投資者,我在思考問題時,反復告誡自己,千萬不能選擇我希望看到的那些東西,千萬不能用過去結論來做今天的投資。對世界大局的判斷要客觀、全面、準確和及時。如果我們所處的世界變了,我們的戰略也需要相對調整。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且已經構筑了全球安全體系。如果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經濟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我們不能說我們面臨的全球經濟環境、安全環境沒有發生變化,不能說我們過去關于世界的判斷不需要做出調整。世界變了,我們的戰略,包括經濟戰略也要因此發生變化。按我的理解,這就是辯證法。在已經變化了的世界上,我們需要相應的調整我們的戰略。在冬天來臨的時候,我們固然知道春天不會太遠,但是我們也同樣需要去掉夏日的衣著,換上冬日的服裝。我們既需要打破堅冰,也需要運用在冬日里保護自己的智慧。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每個季節有每個季節的戰略,不能一成不變。
二、世界發生了什么變化
這個世界每個時刻都在發生變化。就中國而言,最大的變化就是美國的對華戰略發生了變化。美國已經完成了關于中國戰略的討論。這是一場官民一體的討論。得出的結論就是——要在經濟上遏制中國,軍事上圍堵中國。
在此之前,美國的對華戰略是不同的。
在前蘇聯崩潰以后,福山的“終結論”在美國盛行一時。這種觀點承襲了大約60-70年代美國一些地緣戰略家的思想,認為市場化經濟發展會導致中國這樣的國家步入西方的軌道,成為西方的仆從。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幫助中國參與國際低端分工,一方面在技術上全面圍堵中國,一方面幫助中國發展低端產業,對中國開放低端市場。這種比較優勢,在中國內部也得到了積極的相應。有些人主張把比較優勢戰略作為國家的發展戰略。一個將被歷史記住的例子,就是我們的大飛機曾被下馬,損失了快速和低成本建立一個完整的高技術產業鏈和產業群的歷史機會,極大地延遲了中國技術和產業的進步。
西方的這種戰略,顯然就是想把中國經濟當成美國經濟的附庸,把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當成美國財政赤字的消化地,把中國經濟完全納入美元大循環和美元霸權體系中。
就中國而言,這種道路發展下去,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他們還設想,這種經濟體系必然催生出一個同美國利益有多種利益關聯的階層,最終導致中國走西方的道路,使中國成為一個類似西方制度的、經濟上依附西方的、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受西方控制的、為美國財政赤字提供貨物的大國。
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做出了許多努力,突破西方的技術和產業封鎖,力圖打破低端分工設計,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在制度上堅持了自己的選擇。中國的迅速進步,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和平演變的失敗,讓美國開始重新思考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什么變化?在美國現任總統上任以前,美國就完成了對華戰略的討論,并得出了結論。這個結論是什么?就是要在軍事上圍堵中國,經濟上遏制中國。所以,才有了奧巴馬的太平洋再平衡和TPP,才有了朝鮮半島上種種博弈,才有了《臺灣旅行法》,才有了美國和印度的“探戈”,才有了美國對越南的種種“媚眼”,才有了貿易糾紛等等。美國現任政府在戰略思路上早就厘定,但是具體采取什么方式來實施,最初也是經過了一系列的試探摸底的。美國現任總統是商人出身,在商場上身經百戰,不僵化,重實效,輕虛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在乎那些他不看重的東西。他用商人的直覺來理解這個世界,比起其他人,他更能直接切入美國社會,了解美國社會的實質。面對美國的相對衰落,特朗普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沖動,想美國再次偉大。這不是一時的沖動,幾十年一貫如此。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安全戰略報告。美國戰略思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競爭被當成了處理國際事務的頭號任務。說得更明白一點——從這一天起,美國正式公開把中國當成了頭號對手。
三、歷史是季節性的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看看這種變化。
一個是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有一本書叫《大國政治的悲劇》,在中國和美國都非常出名。同福山不一樣,他認為,由于國家利益不同,不同國家的價值必然不同,所以即使是自由民主,這些國家之間同樣會有戰爭,他認為,中美必然有一戰。
另一個是班農。班農不是理論家,不從理念出發,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略家,沒有大部頭著作。但他卻是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還認為自己是工人階層或下層的代言人。班農認為,所謂美國衰退是相對中國而言,避免美國衰退就是要遏制中國。他在我們十九大后,先訪問中國,后到日本。在12月17日,即美國公布安全戰略報告的前一天,班龍在東京發表了一個演講,詳細而具體闡述了他對“中國威脅論”的詮釋。他激烈反對中國的“2025”戰略產業規劃,批評中國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技術,批評中國的5G網絡計劃,批評人民幣國際化等等。班農激烈批判美國精英過去的對華政策和思路,他還實際上表達了要在亞洲聯合日本圍堵中國的思路。班農認為,如果現在起10年內不能遏制中國,中國超越美國將是無可避免的。
班農認為美國歷史是循環的。每個周期大約有70-80年。目前是美國的第四個周期。前三個周期是獨立戰爭、內戰、二戰。每個周期都是季節性的,有4個季節,而第四個季節就是“冬天”。他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處在一個殘酷而血腥的沖突開始的階段”。他提出所謂“新野蠻”在威脅他們。這個新野蠻有三個方面:
(1)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指中國;
(2)世俗化的資本主義,就是指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
(3)就是極端伊斯蘭主義。
班農把“中國政府主導”當成自己的首要敵人。他認為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強大無比,將打敗美國經濟。他認為,美國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階段,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中國,美國將無情地衰落下去。他甚至預估中美必有一戰。班農雖然退出政府,但是他的這些思路,難道不是美國挑起貿易爭端的真實目標嗎?
我們不必討論歷史是不是輪回的,有沒有季節。馬克思認為歷史是螺旋上升的。這里面大約也有一些回歸的意思。班農的思想和理論,不回避美國社會的危機,直切了當切入這些危機,并且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那些傳統理論的解決辦法和思路。這些思路建立在中下層人民對現狀的極度不滿基礎上,是以美國社會內部的強烈張力作為動力的,有一種強大的沖動。這些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
世界變了。在歷史的四季中,我們必須嚴肅面臨的一個不再一樣的季節。
四、誰的“凜冬將至?”
美國上述種種戰略性的舉錯,加上美聯儲提息縮表、資本市場高位懸空、減稅、匯率、制造業回歸美國、貿易糾紛、在中國周邊制造熱點、要求中國金融開放等等,其目的是非常明顯的。只要我們研究一些美國政府官員,在種種顧慮下做出的那些講話,我們就會發現:美國是想逼資本逃離中國。而且這個逃離是全方位的。
首先,逼迫資本逃離中國的高科技,比如給中國的高科技產品設立高關稅,達到關閉美國市場的目的,讓那些投資中國高科技的資本無利可圖。
其次,逼迫資本逃離中國的低端產業,比如人民幣匯率的上升,進口關稅等等。
了解了這一點,就明白了為什么美國要求中國大幅度地、過分地開放金融。那有利于資本逃離!
在美國搞“美國第一”的時候,中國可以開放中國市場以取代美國市場嗎?我們可以估計,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不會停留在貿易糾紛上,必然有后續動作。開放作為一種潮流,如果離開了美國這個第一大經濟體,大約對很多國家不再是一種有巨大吸引力的開放。沒有美國,中國能不能替代美國的角色,為開放的世界提供足夠巨大的市場?現階段不太可能,也不能這樣考慮。
第一,人民幣還沒有取代美元。
第二,中國的創新能力同美國還差別很大。現階段,中國無法像美國一樣通過印人民幣購買其他國家的貨物,也無法像美國一樣通過出售高附加值的技術和產品,購買其他國家的產品。
所以,如果中國計劃以自己的市場開放取代美國的市場,首先是容量其實不夠;其次可能導致國際收支迅速惡化,巨大的貿易逆差,中國的產業將受到嚴重打擊,出現大規模的失業等等。
而且,我們還要考慮到,美國也可能選擇不對中國開放市場,而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開放市場。在市場開放競爭上,美國是有優勢的,因為美元就是硬通貨,而我們連基礎貨幣發行權都還沒有。這些風險我們都要考慮到。
經濟發展和管控經濟風險。在這個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周邊的那些國家,在經濟上可能想搭中國便車,但在安全上卻實實在在地依賴美國。國家的安全利益永遠高于短暫的經濟利益。西方學界對此有許多論述。這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經濟風險之一。中國經濟在很大的程度上兩頭在外,對國際環境的依存度比美國高,外部風險的影響也比美國高。在變化了的世界格局下,這種外部風險可能也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必須考慮的。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經濟發展和復興,建立在一個沒有動蕩的世界的假設上。我們在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時候,可能還需要考慮,在低概率事件發生的時候(比如戰爭或外部經濟關系的動蕩),我們是不是還是有能力實現小康和現代化。這樣的發展才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中國需要有全盤考慮。今天,貿易戰不僅是貿易戰爭,更是國家興衰命運之戰,是全盤戰略布局的比拼。中國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許多熱點挑戰,比如印度、朝鮮等等。我們相信中國會在全盤戰略考量的基礎上,推動我們的改革開放,會有效管控在目前這種世界格局下金融開放必將帶來的巨大風險,拒絕美國在金融開放上的過分和無理的要求,因為,金融,從來都是地緣政治的工具。
2010年,班農編導了一部紀錄片《歷史是季節的,凜冬將至》。班農講的是美國的凜冬。而美國精英希望把凜冽的冬天,漫天的大雪,送給別的國家。
【黃樹東,察網專欄學者,本文的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制度與繁榮》,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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