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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院士們的理想和信念

點擊：作者：葛元仁來源：霞光美篇發布時間:2019-01-20 11:32:32

“知青”院士們的理想和信念

葛元仁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1978年年屆30時從安徽蒙城插隊的農村考取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微生物專業。他在擔任從班長到系校學生會領導的同時，還參加了從微生物生長生理到宏觀生態學的各種科研實踐。大學四年是趙國屏勤學苦練的四年。

1982年畢業前，趙國屏又面臨一次抉擇。當時他是學生身份的復旦大學校黨委委員，他所任班長的微生物專業被評為上海市三好集體，學校希望他留下來，給他科研和行政的“雙肩挑”任務，培養他“進步”。不過趙國屏認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實實從頭做起，于是決定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生所的碩士研究生。

1983年，趙國屏獲得上海植生所推薦，順利通過了CUSBEA的筆試和面試， 1990年，趙國屏獲得普度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1992年，已獲得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兩年的趙國屏，決定回國。回到上海的趙國屏，一開始參與了創辦上海Promega（普羅麥格）公司的工作，為首任生產經理。從建設實驗室開始，兩年之后，不僅出了產品，而且開始賺錢。1995年，趙國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導師創辦的微生物次生代謝調控實驗室。他首先著手改造了簡陋的實驗室，引進一位他在普度學習時結識的同事；一年后，實驗室的三位老師，拿到了三個大項目。

1998年10月，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開始做大規模基因組測序，趙國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趙國屏在中科院創新工程的支持下，開始人類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讓趙國屏異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雜志發表他和研究團隊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時配發了評論說，定位克隆已經不再是西方科學家的專利。

▲中國工程院院士付賢智，是從福建邵武蓮塘公社芹田大隊插隊的農村進入大學校門的。1993年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知名學府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在該校繼續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麥迪遜大學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學家”的身份為他全家辦綠卡，許諾他4萬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轎車，但付賢智都一一拒絕了。對于這段經歷，付賢智說：“我是50后，我插過隊，能上大學不容易，我的經歷決定了我要回國。”他說，出國就是為了看看國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們先進的科研方法，再報效祖國。回到福建家鄉，在簡陋的條件下開展光催化研究。回國不到一年，他們便取得國家3000萬元科技攻關項目。非典期間，他的團隊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飛沫的光催化劑抗菌口罩，調赴北京。

▲中國科學院院士彭實戈，1968年他插隊來到了革命老區—臨沂縣唐河鄉小東嶺村。1971年被推薦入讀山東大學物理系。1974年畢業于山東大學，獲學士學位。1986年獲法國巴黎第九大學數學與自動化三階段博士、普魯旺斯大學應用數學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獲法國“領導研究資格”證書（即國家博士）。1986年，在法國的留學生活即將結束時，盡管導師、同事非常希望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能夠留下來，但彭實戈認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應從個人得失出發，覺得，學成回國對于自己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從南京近郊農村插隊的田農到大學課桌，他萬般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由于從小在南方水鄉長大，周其林一開始并不適應蘭州寒冷干燥的氣候環境。有一次，他在路燈底下坐著念書忘了冷，結果凍出了風濕性關節炎，疼痛難忍，被同學送進了醫院。“那時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過任何一點學習的時間，常常徹夜攻讀，否則就會覺得辜負了光陰。” 周其林回憶說，那時在路燈下念書而凍病的學生屢見不鮮，后來學校為了保護學生的身體，每晚12點就會準時熄燈，甚至連路燈也關掉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寧市心圩公社插隊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系，1981年畢業時他懷著獻身國防科技事業的遠大理想，考入國防科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從此與國防科技與教育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0年，組織上選派于起峰赴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他以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只爭朝夕地刻苦學習，僅用3年時間就取得了在德國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學業。學成回國后，于起峰帶領大家深入研究我軍未來武器裝備發展需求，及時調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約部隊現代化建設的核心技術上不懈探索。

▲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曾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插隊，1973年底參加了文革中僅有的一次高考而進入清華建工系暖通專業學習。次年3月“開門辦學”就開始下廠勞動，從二七車輛廠、878電子廠，到參加援藏團，他們的大學其實是在工廠里度過的，一起下廠的老師們，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給了他們許多難忘的教誨，從工廠里那些鉗工、車工師傅們身上，他們也學到了實際生產的本領。這樣，到畢業時連小學文化程度的同學也都能夠作設計了。江億說，實踐也許是最好的老師。

1977年1月，他們結束了在清華的學習，江億被分配至甘肅蘭州504廠，在車間干了近10年設備運行、維護。1978年9月，當得到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時，清華的老師立即告知幾位“才子”回校應考。從此，江億才開始在清華真正地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從碩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時間放在了書齋和實驗室之外：地鐵里的溫度控制、為蘋果產區的農民解決儲存難題、幫助北京市政府解決冬季大白菜的儲存……這些讓一般人看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實際包含很深的學問，是人民經濟生活中急待解決的難題。江億說，自己從十幾歲就與農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勞動，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那是非常有意義的。

江億在讀碩士的時候成為最早研究北京地鐵升溫問題的人。那時沒有什么課題立項，也沒有研究經費，只是說有這么個難題需要解決。他常常帶著幾個本科生半夜兩三點鉆到地鐵里去測。

1982年起江億就參加了由山西省農科院主持的國家“六五”攻關重點項目《蘋果的產地儲存技術》，負責其熱環境原理研究及性能優化。他們利用當地現有的條件，為農民設計出窯洞儲存蘋果的土辦法，就是打出幾十米的窯洞，再在里面修一條通風道，讓空氣流通起來，通過調節窯洞內外空氣的流通來調節溫度，這樣里面的溫度就被控制在0-6攝氏度。配合他們研究的“自發式氣調技術”，實現了與現代化儲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儲藏保鮮效果。在窯洞里儲存的蘋果，到來年“五一”吃還是脆的。江億說，我們的儲存技術可以說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對蘋果種植業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幾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車，常常是站票來回。他估算過，一年中光站在火車上的時間就有近一個月。辛苦是辛苦，但農民的勞動果實，存到春節再賣一斤可以多掙2毛錢呢，他的成就感至今還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農民朋友。

當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數月幾乎唯一的“當家菜”，政府為了穩定菜價更是煞費苦心，其關鍵問題又是儲存。江億與在京的一位美國教授合作，應用采后生理學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參數和白菜腐爛的主要原因——乙烯濃度問題，終于與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員一起，設計出新的儲存辦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廣，后來連新疆伊犁的人都過來參觀學習。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江億先后為內蒙赤峰、遼寧沈陽等城市熱力公司進行熱力管網控制工程。這其實就是同方的前身“清華人環公司”的雛形。

他認為特殊的時代給了他們豐富的社會閱歷和實踐經驗，從而養成了凡事都要多問幾個“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億說，現在我們經常講“與國際接軌”，但在建筑節能方面卻是萬萬不行的！以美國為例，他們的房子其溫度、濕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調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因此他們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國城市（僅是城市，還不包括農村）的7倍。我們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如果采取美國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來也不夠。

江億認為，我國人民祖祖輩輩養成的節儉的生活模式、消費文化是非常寶貴的，千萬不能丟。他對城市里鱗次櫛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現狀非常憂慮，他拿清華的新舊建筑作了一番比較。有全封閉空調設備的新教學樓其能耗是舊教學樓的三到四倍。“這與建設綠色大學的目標是極不相符的，樹要種，綠地要建，但節能降耗、做節約型社會的榜樣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進東，1978年考入西南師大生物系，畢業后考取武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獲碩士學位后赴美留學，1990年獲美國德州大學博士學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國賓州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為美國加州ABI公司研究員，曾獲美國技術專利一項。1994年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教。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事業有成并取得專利后，念念不忘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及豐厚的待遇，攜妻、女回國。回國后，不計條件和報酬，任勞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學科研工作，而且積極熱心地接受組織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

▲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一道上山下鄉，被分到江西建設兵團農機連。此后3年，她白天跟著師傅修拖拉機，閑時自學高中數學、物理，還跟著一位好友學習針灸。

1971年，崔向群獲得大學推薦名額。然而，她的分配指標從上海某醫學院，換成華東工程學院（現南京理工大學），專業也從計算機專業調到光學儀器專業。

崔向群對醫學頗感興趣，但仍然選擇了服從分配。“對我們那代人來說，讀書的機會太難得了，有書讀就不錯了。”崔向群說。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學光學儀器專業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飛機制造廠工作。但她為了專業對口，堅決要去江西光學儀器廠工作。

　　當她從南昌乘火車、轉汽車又步行了好幾里山路才到達儀器廠時，廠里組織干部問她：“你怎么要到山里來？我們想出都出不去呢！”

　　儀器廠沒有給她安排任何技術崗位，而是讓她去光學車間當工人。“山溝就山溝，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學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堅持了下來。

在偏遠的軍工廠里，崔向群想盡一切辦法“沒事兒找事兒干”：手工修磨透鏡不僅操作累，還會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設計了一種手持夾具卡住透鏡進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鏡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辦法，她就設計了火漆機；看到高速拋光機沒人使用，她就主動要求試驗高速拋光工藝……　　崔向群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止。“我的出發點就是要做事，學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她說。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總部設在德國的歐洲南方天文臺，沉浸在當時全球最大天文光學望遠鏡的項目攻關中。有一天，她收到導師蘇定強院士的來信。信中，蘇定強提出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光譜巡天的天文學戰略設想，建立大視場兼備大口徑的光譜巡天望遠鏡的構想。由于技術挑戰難度非常大，項目組希望崔向群加盟。“參加‘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項目就是參加‘敢死隊’，而你就是‘敢死隊’隊長。”蘇定強向崔向群發出召喚。

　　得知消息后，歐洲南方天文臺一再挽留她；德國一家大企業也邀請她去工作，并承諾兩年后派她回中國工作……崔向群謝絕所有挽留和邀請，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國內。

　　在國內，崔向群一家三口擠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內，她每月工資也降到原來的40分之一。面對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研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潑冷水。崔向群既要當“濾波器”穩定軍心，又要當“推進器”鼓舞干勁，更重要的是要帶領大家解決主動光學、拼接鏡面、光纖定位等諸多世界級技術難題，讓中國科學家創新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望遠鏡建成。

繁重的工作讓她落下了嚴重的頸椎病并伴有高血壓，而她仍然通宵達旦地忙碌，還經常向同事們介紹“經驗”：困了喝咖啡，睡不著吃安定。

她率領她的團隊用12年時間攻堅克難，終于實現中國天文望遠鏡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追趕與超越。

▲中國科學院院士孫世剛，1954年出生，1970年16歲的孫世剛到四川萬縣的一個小山村里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他便考入廈大化學系。1982年畢業后，他考取了國家教委出國研究生，赴法國巴黎居里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于法國巴黎居里大學獲國家博士學位。

1987年底，他放棄法國一份有著豐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國。孫世剛說，在那個年代出國，看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是驚人的，我的想法很樸素：趕快回國，把我們所學的知識教給學生，讓差距不要再這么大。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孝平，1973年畢業于蚌埠醫學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別獲得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外科學系主任、肝膽胰外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從事外科臨床、教學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導施行各種肝膽胰手術1萬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吳孟超和湯釗猷等前輩的工作基礎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療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統的創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類；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論；建立3項控制肝切除出血技術和1項肝移植術。這些理論和技術已應用到臨床，效果顯著；提出小范圍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療肝門部膽管癌的理念，為在臨床上成功實施這一理念，他專門創立了不縫合膽管前壁的肝腸吻合術（文獻中稱“陳氏膽腸吻合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減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胰漏發生，他創立用“U”形貫穿胰腺縫合技術實施胰腸吻合術，簡化了手術操作，且明顯減少了術后胰漏發生率，提高了手術成功率，文獻中稱此技術為“陳氏胰腸吻合術”。其成果得到國內外同行認同的高度評價，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榮譽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發表署名文章，稱“陳孝平是國際肝膽胰外科技術改進與創新的領導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洪程，1951年出生，回鄉知青。1975年畢業于江蘇農學院農學專業，作為農民的兒子，張洪程始終情系農業、農村、農民。他跳出“農門”后又回“農門”從事農業科技的教學、研究和推廣，傾力研究農學、農藝、農作，決心一輩子與“農”結緣。

▲中國科學院院士武維華，山西孝義縣回鄉知青， 1984年12月獲得碩士學位，并隨導師回到原北京農業大學工作。1988年1月，武維華由國家基金委資助赴美進行訪問研究。1991年獲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博士學位，再到哈佛大學生物學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當時在國外的生活輕松、安定。不過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維華回國了。“為什么會回國？” “很自然的事，你們為什么要問我為什么？”武維華自顧自答起來，“回來還是能做點事兒吧！” 當年他身在國外看到父親家書中的一句話時，是如何涕淚縱橫，“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你們回國服務”。

武維華說，“人的一生太短暫，要想做好很多事實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這個領域做點事，哪怕只能做好一兩件事，也就心滿意足了。”

“做一兩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一點都不簡單。“不僅要能吃苦，還要耐得住寂寞”， “基礎研究只是一個探索階段。從基礎研究到應用基礎研究，再到應用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實驗、實驗、再實驗、再驗證，一項實驗要走過五年、十年，也許一輩子才能得出結果來。”

在寂靜無聲、廣闊無邊的科學田野上默默行進，武維華似乎成了“山中無甲子，寒歲不知年”的隱士。“回國后的十幾年間，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點前后才離開實驗室和辦公室。”很多個春節，武維華也是在實驗室度過。“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對武維華的勸說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過年，實驗室的苗子可不過年，它該長還要長，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長嘍。”

新年依舊忙碌，更別說日常的周末、節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頭緒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習慣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渾身不舒服。”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國以農為本。關于農業，武維華憂慮得太多。因為研究領域“離農作物不遠”，因為身在農業大學，更因為對土地、對農民的感情。

院士們的行動說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競爭力”。

▲丁健，中國工程院院士，

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年少的生活雖然平靜，但從小在父親的影響下就養成了愛讀書的好習慣。1969年，在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號召下，16歲離開了上海，到江西省崇仁縣開始了6年多的知青生活。

他說“其實，我只是當時1600萬上山下鄉知青中的普通一個”，“那時候其實還是個孩子，和所有的同齡人一樣，懷揣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和嶄新天地的渴望，我們義無反顧踏上了知青的征途。”然而，夢想照進現實，真正體驗再教育的滋味卻是苦澀的。丁健說，當時用“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句話形容我們再恰當不過，一下子從富庶的上海來到偏遠的農村，看到還有這樣的世界，要過這樣的生活，剛開始很不適應。“每天都要和老鄉們一塊出去干活，口糧非常差，農活也很繁重，更讓人覺得痛苦的是精神生活的貧乏。”

知青的歲月充滿苦澀，但丁健知道人不能改變環境，就要讓自己去努力適應環境，所以他始終沒有消減對生活的斗志。農活不會干，就虛心向“老表們”一樣一樣的學；生活沒目標，就把平常的農家瑣事中一件一件干好；精神太貧乏，就把和當地老鄉的溝通交流作為樂趣。正因為這樣，丁健才能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中保持著優異的表現，一步步的從普通知青到知青班長，再到后來被作為工農兵學員推薦進入江西醫學院（今南昌大學）。

現在回想起40多年前的那段知青往事，丁健說，“年輕的時候能有那六年多的艱苦經歷，對我的一生來說，都將是寶貴的財富。”

6年的知青，學會感恩。“在農村插隊，一開始我們這幫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會，是當地老鄉們長期的幫助和照顧，才讓我們一步步挺了過來。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們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說到底不是為了自己，國家和人民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和優良的環境，我們理所應當做出點成績。”

6年的知青，學會堅韌。“經過這6年磨礪以后，我覺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過不去的困難。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敗，我覺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們能夠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執著不棄，攻克難關只是時間問題。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備的素質，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條件。”

6年的知青，認識自己。“再大的困難面前，我們都不要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妄自菲薄，越是在逆境中，個人身心的潛能越容易得到開發；當然，我們也不要把個人的能力無限放大，如果把科學比作大海，那么我所取得的成績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是院士，我是所長，人家可能看我不一樣，但越是這樣越應該認清自己的分量，我其實沒什么了不起。”

“多數知青都只是在江西插隊，而我的學業、我的工作都是從江西開始，前前后后在那里生活了14個年頭，江西的山山水水對我影響很深，我是上海人，也是半個江西人。”丁健離開江西已經20多年，但他對那片故土的記憶卻依然清晰，不管是在崇仁縣插隊，還是后來在南昌求學、工作，第二故鄉的點點滴滴始終掛在他的心間。

丁健說，“21世紀以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豐富的資源、低成本和區域優勢更是為江西的發展帶來了有利的條件；上海也以資源、技術、資本、市場為經濟互補紐帶，與正在開發中的江西地區形成了良性互動。作為一名插隊江西的上海老知青，為振興江西出力，促進兩地交流，特別是加強兩地學術合作，是我以及我們這批人應盡的責任。”

尋夢往昔，故鄉的山，故鄉的水，他依然歷歷在目；憶想舊日，淳樸的人，淳樸的情，他至今記憶猶新。記者了解到，丁健現在是南昌大學上海校友會的會長，并且一直以“半個江西人”的身份，雖然工作繁忙，但始終不忘盡其所能，為在滬的江西游子提供幫助，為各界友人去贛發展牽線搭橋。

1978年畢業于江西醫學院（現南昌大學）醫學專業；1983年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獲醫學碩士學位；1991年畢業于日本國立九州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1978年至1986年在江西醫學院任教；1992年起在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課題組長，兼任新藥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第十屆國家藥典委員、“九五”、“十五”、863海洋生物技術主題專家、國家藥品評審委員、中國抗癌協會抗癌藥物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藥理學會腫瘤藥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多個學術和社會職務。

1、2009年 : 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2 、 2008年 : 醫學藥學獎

3 、 2007年 : 上海市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4 、 2006年 : 第九屆“吳階平醫學研究獎”-“保羅.湯森藥學研究獎” 一等獎

5 、 2003年 :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6 、 1998年 :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

2009年增選為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煥春（土家族），1972年，19歲的陳煥春被推薦上了華中農業大學畜牧獸醫專業學習。這個寶貴的學習機會讓他倍加珍惜，他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基礎課和專業課，充分利用實踐教學、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的機會豐富臨床經驗，提高實際操作能力。1976年，原本打算回老家基層獸醫站工作的陳煥春被留校任教，并被分配到家畜外科學教研室。就在畢業后不久，他帶學生到湖北天門實習，發現當地流行一種耕牛的腹瀉病，導致許多耕牛死亡，農民無牛耕地，只得用人力來拉犁春耕……這樣的場面，讓陳煥春看了非常難過。陳煥春由此萌發了從事家畜傳染病研究的信念。此后，他便轉到微生物傳染病教研室，積極參加豬血痢和口蹄疫等科研和教學，廣泛地向武漢各相關醫學微生物的教學科研單位前輩和同行們請教……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大量的科研與教學實踐，陳煥春對微生物學領域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越來越發現這個領域的博大和高深，他決定找機會走出去接觸世界最先進理論和技術。1984年，陳煥春被教育部公派到德國慕尼黑大學獸醫學院醫學微生物、傳染病、流行病學研究所留學，師從國際著名動物傳染病學家、德國獸醫學會20多年的資深主席Mayr教授。到了慕尼黑大學，陳煥春面臨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語言問題。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勤奮學習、刻苦鉆研。每天上午在實驗室工作，下午就去學德語。為了盡快提高自己的德語水平，他經常利用德國人喝咖啡的機會，請別人幫他念報紙上的文章，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復述出來，再對著報紙糾正練習。短短三個月后，他順利通過了慕尼黑大學的德語考試，開始攻讀獸醫學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成績斐然。他不僅發表了多篇備受關注的研究論文，還解決了一個世界性難題——建立牛冠狀病毒抗原的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方法，被歐洲國家許多實驗室采用，作為常規診斷方法。四年的勤奮好學，陳煥春用自己的優秀品質和優異成績贏得了導師的信任、德國人的尊敬，并換來了慕尼黑大學獸醫專業的博士學位。Mayr教授想把他留在研究所工作，陳煥春卻婉言謝絕了導師的好意。他向導師表達了自己希望回國發展、為祖國動物傳染病防治做貢獻的志向。Mayr教授被深深感動，最終同意了他的選擇。1989年1月，陳煥春終于登上了回國的航班，此時的他隨身帶了三種東西，一是書籍和資料；二是一些血清制品、各種標記抗體、單抗和生物制劑；三是帶了各種不同型號的加樣器和滿滿一行李袋的加樣器用塑料槍頭（因當時國內很少有賣的），用液氮罐帶回20多種傳代細胞……這些都為他回國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回到華中農業大學后的陳煥春，比任何時候都有緊迫感。他克服了科研用房緊張、實驗室條件不足、水電設施老化、儀器設備陳舊等種種困難，在學校的獸醫院初步成功組建了動物病毒研究室，開始開展病毒學研究工作。似乎上天是要故意考驗陳煥春，1989年底，省內不少地方的養豬業出現了大規模疾病暴發，大批的豬突然死亡。陳煥春扛起了這個重擔，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他每天泡在實驗室和豬圈里，餓了就啃一口面包。經過無數次的失敗，他從大量的病料中分離出了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找出了罪魁禍首。這是陳煥春回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得到全國同行的肯定和高度評價，陳煥春的心里倍受鼓舞。緊接著，1990年冬天，江漢平原部分地區出現豬仔整窩死掉的情況，使養豬業遭受沉重打擊。陳煥春帶領科研小組的同志們，從事病原分離鑒定工作，發現致病原因正是國外已關注到的豬偽狂犬病，而當時只有進口疫苗，價格昂貴，并且使用效果一般。陳煥春決定自行研究疫苗。這是一個艱難且瑣碎的過程，無數次的實驗，最終取得了令人驚喜的結果。陳煥春用基因方法獲得的疫苗，在小范圍試用階段就取得良好效果，把疫苗用滴鼻的方式注射到豬的體內，數小時內癥狀就有明顯改善。一時間，陳煥春成為養殖戶們眼里的大救星和大明星。在湖北省及全國流行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豬偽狂犬病，陳煥春率先確診并系統總結出五大臨床特征，制定了“偽狂犬病檢疫”國家標準，研制了滅活疫苗和基因缺失疫苗，抗原抗體檢測方法和鑒別診斷方法，有效地控制了此病在我國畜牧行業的爆發與流行。“偽狂犬病毒鄂A株的分離鑒定及分子生物學和綜合防治研究”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