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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見方：從方方的兩件事看“公知”

點擊：  作者：一寸見方    來源：旁觀者更清  發布時間:2020-05-27 10:25:58

 

 一.“張伯禮事件”

 

方方說： “而更讓我心碎的，是我的醫生朋友傳來一張圖片。這讓前些天的悲愴感，再度狠狠襲來。照片上，是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

 

如果問一個對二戰歷史比較了解的人，尤其是對西方人文歷史比較熟悉的人，光看這段描述有什么感受，答案幾乎肯定是“納粹死亡集中營”——人家從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關于納粹集中營暴行的展覽和教育，而所有這類展覽和教育從來少不了一大重點內容：

 

“納粹集中營滿地無主的受害者遺物（鞋子、衣服、眼鏡、頭發之類），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不信，到特拉維夫或華盛頓的納粹大屠殺博物館看看去。）

 

這足以令人產生條件反射——只要出現“滿地無主的XXX，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就立即聯想到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慘相。方方的這段話——“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個對一些中國人或許不那么敏感、但對西方人卻普遍非常刺激的條件反射，不動聲色就讓人一下子把眼前的事物跟納粹集中營的暴行掛上了鉤。

 

“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這句話不僅能讓人聯想到納粹死亡集中營，而且實際上還能讓人自然而然產生一種附加潛意識：從死人身上收集這些物品的是什么人？能好得了嗎？不是極其冷血、殘酷、沒人性、麻木不仁的人干得了這活嗎？

 

如果是納粹集中營，那干這活的自然是納粹守衛、“死亡醫生”、槍口皮鞭下的奴隸囚犯。

 

那么這次在武漢呢？方方雖然沒有明說，但意思明擺著：醫院的醫生和職工——人死在醫院里，能系統地從死人身上收集物品的不是醫院的人又能是誰？就這樣，不著一字，不露一痕，不動聲色就把武漢醫療體系的人的職業道德踩在腳下——大規模地從死人身上收集物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堆得滿地都是的人，得多冷血多冷酷？能有人性、講人情、尊重生命嗎？

 

方方不愧是文字老油條，寥寥幾筆就成功地引發“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恐怖聯想，派生出“武漢的醫護人員如同從死人身上收集物品的納粹集中營看守一樣冷血冷酷毫無人性”的潛意識。

 

不僅如此，人家一伙子的狡辯功夫更是了得：

 

——你說，這是造謠。人家賭咒發誓，這一切都是真的。“有圖有真相”。

 

——你說，既然“有圖有真相”，那拿出圖來。人家說，不行，要保護提供圖片的人（但把替自己辯護的“公知”同行一個又一個拉出來當擋箭牌時卻毫不猶豫，更不手軟，那會兒又不在乎“保護”了，以至于有人笑稱：“再給方方三個月，她能扒出中國所有帶路黨”。）

 

——你說，這不可能；人家說，你不是武漢人，沒資格說武漢的事。

 

——你說，我是武漢人；人家說，你不是醫生，沒資格說醫院的事。

 

——你說，我是醫生，而且是武漢的醫生；人家說，你不在現場，沒資格說現場的事。

 

——張伯禮說，我證明“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的情況不可能存在——“我在武漢前線一直待著，到各個醫院里面去，如果一個患者不幸逝世，我們都是盡可能地把他身上的東西，包括紙片兒、手機、項鏈、手表、外套、衣服，都給單獨放到一個包里，系好了。然后要給患者洗干凈擦干凈，然后用被單把他裹起來，把他放到太平間。我們還要進行集體默哀，對死者有一份致敬，都是如此的。我們不可能允許把病人的手機、手表，帶到火葬場去。”——你看，又是醫生，又一直在武漢，又一直在醫院抗疫第一線，而且各個醫院都去過，對病逝者的善后事宜一清二楚，之前所有的刁難都難不倒人家，這下該堵住嘴了吧？

 

要是這樣想，那就太天真了——人家馬上增加了個新條件：“我不知道張先生有什么偉業”——條件水漲船高，越來越苛刻：原先不是武漢人不行，不是醫生不行，不在現場不行，現在難不倒人家了，立刻坐地起價加上一碼：得有“偉業”。沒有“偉業”的普通人還不行。

 

只是方方搬起的這塊“偉業”石頭弄巧成了拙，想砸張伯禮，卻把自己的腳砸了個稀爛。

 

要說“偉業”，張伯禮還真不含糊：

 

——中央疫情防控指導組專家組成員、江夏方艙醫院總顧問、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截至2019年6月已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在內的國家獎7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10項、承擔并完成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40余項；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14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2016年獲得吳階平醫學獎；2017年被授予“全國名中醫”稱號；2019年獲得全國中醫藥杰出貢獻獎等。

 

——72歲古稀之年，大年初二晚上臨危受命，大年初三率隊奔赴武漢進駐江夏中醫方艙醫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武漢疫情兇險要出生入死，卻義無反顧在武漢抗疫一線整整奮戰了82個日夜。

 

——提出必須馬上對病患分類分層管理、集中隔離；建議征用學校、酒店作為隔離觀察點；力排眾議、建議給患者普遍服用中藥，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達到早期干預的目的，給最終取得決定性作用的中醫抗疫爭取到了至關重要的機會。

 

——江夏方艙醫院共收治564個患者，無一例轉重癥，實現了“三個零”——病人零轉重、零復陽；醫護人員零感染。

 

——勞累過度引發痼疾，做了膽囊摘除手術，把膽留在了武漢，被稱為“無膽英雄”。術后第三天即再次投入工作，被譽為“是國士，是戰士，也是勇士”。

 

——父子兵齊上陣，教育兒子“服從組織安排，不要來看我，直接去管好病人”、“你看好你的病人，就是對我最好的安慰”。

 

……

 

所有這些算不算“偉業”？難道還不如輕輕松松坐在家里搖筆桿子寫出來的“日記”、“車欠土里”、“萬箭穿心”之類“偉業”？

 

如此偉業，方方卻說不知道——“我不知道張先生有什么偉業”。

 

方方這么說，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真不知道。第二，裝不知道。

 

如果是真不知道，那方老太可是自己把自己的嘴巴都搧爛了：你不是一再標榜自己如何消息靈通、如何對武漢的一切了如指掌嗎？——

 

 “互聯網給我們極大的溝通方便，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戶，獲知信息。尤其像我這樣的人，我在武漢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當工人當記者當作家當主編，我認識的人生活在武漢市的各個層面，這些人很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難嗎？我從熟人朋友處獲得的信息，會比記者采訪的信息更不準確嗎？”“我當過兩屆湖北省青聯副主席，兩屆全國青聯委員，從省人大常委到省政協常委，我開了整整二十五年常委會，你們覺得我的信源會少嗎？”“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時代，還有人說我足不出戶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說這話的人，對互聯網的強大能力難道不了解？”

 

可惜一句“我不知道張先生有什么偉業”就把自己扒了個底兒掉——既然你這么消息靈通，對武漢疫情的一切這么了如指掌，那么對張伯禮為武漢抗疫做的那么多那么大那么轟動的偉業怎么可能不知道？能知道卻愣不知道，說明了什么？說明根本就不想知道，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多么完美的不打自招啊：人家剛說你“被歪曲的靈魂，看到的不是光明，是黑暗”，你馬上跳出來作證：沒錯，我的“靈通消息”只限于陰暗面，對光明正面的東西，再大、再轟動、再了不起也照樣裝聾作啞——說你胖，你馬上就喘；說你“看到的不是光明是黑暗”，你馬上張口問：“光明是什么東西？在哪兒？”——配合得絕妙，坦白得可愛，真乖。

 

如果是裝不知道，那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怕了：真不知道是無知，裝不知道則是蠻橫——不管是誰，不管對國對民做出過多少成就，只要敢冒犯我，一律一筆勾銷，徹底清零，再大的貢獻也瞬間消失，變成“我不知道張先生有什么偉業”。不但現在如此，而且這輩子都休想翻身：“會是他一生的污點”——多么殺伐決斷惡狠狠，多么有太后老佛爺的遺風：

 

“誰讓我一陣子不痛快，我叫他一輩子不痛快”。

 

這還沒完呢。一筆勾銷人家的偉業、強加上“一生的污點”還不夠，還要再額外奉送兩頂大帽子：第一，誹謗。第二，違法。

 

好玩又好笑是，這兩頂大帽子或曰兩塊大石頭同樣又砸到了方方們自己的腳上。

 

——要說誹謗，巧妙玩弄文字讓人產生納粹死亡集中營的聯想、使武漢疫區醫務系統所有人員不知不覺就背上黑鍋、被視為如同從死人身上剝遺物的納粹死亡集中營看守一樣冷血、殘酷、沒人性、麻木不仁、毫無職業道德操守——這算不算誹謗？當眾指名道姓破口大罵“丘毅這樣的小丑，早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造謠撒謊都是習慣，跟那個鏗鏗鏘鏘的黃姓女主持一樣，既要錢何要臉”——這算不算誹謗？算不算“在完全不核實材料的基礎上，侵犯他人名譽”？“公知”君子們怎么這時候都恰到好處地變成啞巴了？那股對“誹謗”、“侵犯他人名譽”的滿腔義憤怎么突然消失了？知道什么叫“賊喊捉賊”不？知道什么叫“虛偽”不？

 

嚴格講，張伯禮不過是公開捍衛醫務工作者的職業尊嚴和聲譽而已——不是用坐在家里的道聽途說，而是用親身經歷的事實——“我在武漢前線一直待著，到各個醫院里面去”、“我們不可能允許把病人的手機、手表，帶到火葬場去”——這一切都是親力親為，跟“在謠言的基礎上誹謗”、“在完全不核實材料的基礎上，侵犯他人的名譽”八桿子都打不著。你憑坐在家里獲得的道聽途說給整個武漢疫區醫務系統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潑了滿頭狗血、在全世界面前“在完全不核實材料的基礎上，侵犯他人的名譽”不算誹謗，當眾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澄清事實捍衛自己和同行的職業名譽尊嚴反而要算“誹謗”——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至于說到“違法”，則簡直有點讓人笑掉大牙——輸了官司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硬頂著不辦、甚至撕了法院傳票、公開宣布“法律是用來揚善抑惡伸張正義的，而非相反。我上訴毫無疑問，道歉絕無可能”——何等氣勢洶洶不可一世？那時可曾把法律放在眼里？這才幾天呀就風水輪轉，我們可愛的方方大娘居然大講起法律來了，大有進步，大新聞呀。只是有您藐視法院判決的“光輝典范”放在那里，再跟人們大講法律是不是太諷刺了些？是不是太容易讓人產生出“強盜講守法、婊子講貞操、騙子講誠信、流氓講道德”的感受？

 

老實講，張伯禮的做為恰恰是守法必須，是未雨綢繆防止一切可能的法律陷害必須做的事——容忍“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這一說法，就等于承認“組織或縱容人們系統地從死人身上收集遺物自行處置”，今后任何死者家屬都可以據此起訴醫院：

 

“你侵吞了我親屬的XX財產”、“你侵犯了逝者的尊嚴”、“你侮辱了我的親屬”、“你能拿走了逝者的手機，就能拿走別的。那他還有其他的財產呢？弄哪兒去了？還回來！”……

 

而只要承認方方的描述“都是事實”，那就足以成為起訴方的有效證據。只要一訴成立，必定后續無窮，這足以讓武漢醫療系統賠得當褲子。賠了錢還不落好，還要背一輩子罵名：毫無人性、冷血無情、侮辱逝者、發死人財……最起碼也要落個“管理混亂、沒有人性、不尊重死者”的惡評。張伯禮站出來澄清事實、制止這種誣蔑，這不僅是在捍衛自己和同行的職業聲譽，更是在預防性杜絕一切可能的惡意司法陷害。這一現身說法不是違法，而是衛法。

 

一句“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就讓武漢疫區醫療體系的工作人員背上了“如同從死人身上撈物品的納粹集中營看守一樣冷血、冷酷、毫無人性、麻木不仁”的大黑鍋。一口咬定這是“千真萬確”，卻死活拿不出這“千真萬確”的物證照片，愣是要求全世界無條件相信自己這一面之詞，誰質疑馬上跟誰急，馬上扣上“誹謗”、“極左”、“文ge余nie”的大帽子。張伯禮站出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為所有被潑了狗血的醫務工作者討回公道、捍衛職業尊嚴名譽、預防今后任何可能的法律陷害，馬上把人家一生的業績一筆勾銷，奉送“一生的污點”，外加“誹謗”、“違法”的大罪——這就是事件的基本脈絡。

 

二.“敲鑼女事件”

 

事情本身并不復雜：母親染病，在當時武漢醫療資源緊缺狀況下按正常排隊無法立即住院。偏偏自己也得了病。在整夜高燒之后感覺支持不住，擔心一旦自己也倒下則再無人可依，情急之下在陽臺敲鑼哭喊求救：“救命啊，我媽不行了……快來人啊，沒有辦法了！”這一下讓有關方面知道了這一特殊請情況，立即特事特辦，母女次日全住進了醫院，最終全部治愈。“敲鑼女”因此一舉出名：“古有擊鼓申冤，今有敲鑼救母”。對這一經歷，“敲鑼女”心存感恩，疫情之后特地撰寫了《敲鑼日記》，感謝大家幫助，感謝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全力救治與幫助，感謝那“混亂中仍見光明與溫情”，特別表示：

 

“住院14天，醫療費用5千多，全部免費。為了救助武漢，中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母親的醫療費我會記住，以后努力工作，繳稅歸還。”

 

這一切本來沒什么特別，純屬“遇難呼救，得救后感謝救命恩人”的常見故事。然而讓方方一摻乎，一切就全變了味：方方聲稱“點點滴滴記錄在案”，卻只記錄人家情急求救的這一半情節，砍掉了人家呼救獲救、由衷感謝救命恩人的那一半情節，這就能讓人以為只存在“走投無路敲鑼呼救”，不存在“呼救得救結局圓滿”，由此便可以證明“不是天災純屬人禍”。這下“敲鑼女”不干了：

 

“請不要把我們的遭遇當成武器”、“你轉一半的時候就沒有想過拖我下水會帶來這些傷害嗎？”

 

——我們小老百姓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不想跟你們趟渾水，請你別扯上我們行不行？——這個要求不高吧？

 

然而方方一伙卻說，不行，你呼救得救是我的功勞，救你的不是醫生，不是醫院，不是國家，而是我。不是我轉發你的呼救，你怎么會得救？這下“敲鑼女”糊涂了：我2月8日敲鑼求救，2月9日住院，你方方當時微博還封著呢，根本不可能轉發我的呼救。我敲鑼求救獲救跟你的轉發一毛錢關系沒有，我一點不欠你的，你怎么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而這一下就捅了馬蜂窩，方方一伙頓時暴跳如雷，傾巢而出破口大罵：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反噬、當代版“東郭先生和狼”、“農夫和蛇”……寫成文字還不解恨，還圖文并茂用漫畫把人家畫成了蛇。（這會兒怎么就不說“誹謗”、“侵犯他人名譽”了？）

 

由此可見方方一伙的邏輯：你的呼救得救既不能歸功于你的呼救，也不能歸功于救人者的施救，而只能歸功于我坐在一邊的罵人。你不應該感謝救治你的人，而應該感謝我這些專罵救治你的人的“公知”。即使你的呼救獲救跟我的轉發一毛錢關系沒有，那也欠我一條命——我是救世主，你們小民百姓的命都是我給的。既然你的命是我給的，所以我讓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讓你當武器你就得當武器。否則就是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反噬、當代版“農夫和蛇”——若不是這個邏輯，根本不曾轉發“敲鑼女”呼救的方方怎么可能變成“敲鑼女”的救命恩人？“敲鑼女”對方方又怎么可能構成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反噬、當代版“東郭先生和狼”、“農夫和蛇”的關系？

 

三.“公知”本色

 

舉國“公知”一邊倒地群起支持方方，證明她的立場和行為邏輯并非她一人獨有，而是全國“公知”共有；不是方方特色，而是“公知”本色；不是“方方粹”，而是“‘公知’粹”。

 

1.“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

 

魯迅說過，文人往往自命高貴——“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中國許多文人“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勞動人民應該對詩人或文學家“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

 

當年看到魯迅這些文字時，還以為文人的自命高貴僅僅是精神上的清高、狂傲、自戀、瞧不起他人之類書呆子習氣。而這次圍繞方方的兩件事卻證明，“公知”這號人文類知識分子追求的高貴絕不僅僅是“精神貴族”，而是切切實實的人際特權和森嚴等級——“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這個“高”不是能力水平高低的“高”，而是身份地位高低貴賤的“高”——只有“公知”這類人文類知識分子才能算人，其他人一概不過是“垃圾人口”、“次人類”。在“公知”面前，別說“敲鑼女”這類草民俗子蕓蕓眾生，就是張伯禮這樣的專家院士照樣不值一提。什么理工科，什么科學家，跟“公知”相比統統都是狗屁。如果膽敢冒犯“公知”，那就連狗屁都不如——張伯禮那么多偉業，為武漢抗疫做了那么多貢獻，僅僅因維護醫務工作者的職業尊嚴聲譽冒犯了方方，馬上被方方一伙全盤否定，畢生的一切被一筆勾銷，不但宣布“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偉業”、“一生的污點”，而且人身攻擊百般辱罵：“真正沒有家國情懷的正是這個姓張的”、“愛國主義老憤青”、“躁狂癥患者”、“張伯禮算什么知識分子？”、“既蠢又壞”、“為老不尊”、“偌大歲數，不在家頤養天年，居然跑出來招搖過市，信口雌黃攻擊別人，拿文革時期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老頭不識禮，名字有個禮字”、“他去武漢賣他配的中藥”、“他的專業是陰陽五行”、“屁的科學家？一個吃陰陽五行飯碗的老中醫跟科學兩字有一毛錢關系？”、“院士都是高價買來的”、“這個張，就是文ge余nie”、“居然把方方當做是武器，滿足你的私人欲望。這個算什么呢？”、“這個狗X的張伯禮是怎么有臉批評的？”、“中醫騙子做人確實沒有底線，混到‘院士’都是這樣的貨色”、“中醫院士？開什么國際玩笑”、“中醫玩不下去了，玩起了政治”、“不可思議吧？中醫居然有院士”、“這個姓張的所謂的‘院士’的行為是非常卑鄙無恥的”、“是作為一個‘人’的行為的卑鄙無恥！”、“有錢才能做院士，做院士后就有錢。所以啊，院士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頭銜”、“該院士不像個知識分子”、“張太醫忘乎所以了”、“頂著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帽子的中醫騙子”、“你要求張道歉，你方方難道不知道‘道歉’是現代文明人的一種行為”、“對一個野蠻人，想要道歉是不成的”、“張大神醫，咋就治不好自己的膽囊舊疾”、“將方方當作敲門磚，去敲開升官發財的邪門”……

 

能一下子冒出如此多如此充滿惡毒詛咒的文字，得有多大的仇恨、多大的輕蔑呀。能這樣對待一個做出了巨大貢獻、花甲之年仍然舍生忘死沖到抗疫一線捍衛無數百姓生存的老專家，足見在“公知”心目中，科學家、專家、國士、棟梁等根本就一文不值，甚至根本就不算人。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從不見中國“公知”肯定過任何中國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科技工作者的任何成就，哪怕是震驚世界的成就——你見過哪個“公知”肯定、頌揚過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華羅庚、錢三強、何澤慧、李四光、于敏、程開甲、屠守鍔、郭永懷、王小謨、楊偉、梁守槃、宋文驄、馬偉明、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等國士巨匠嗎？

 

這足以證明在“公知”心目中，科學不屬于文化，科學家也好，工程師也好，不過是高級工匠，算不得知識分子，更沒資格當“精英”。難怪“公知”公開宣稱：

 

“文人的思維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著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里，然后發一通宏觀議論了事”、“絕大多數專業人士，專業知識還是有的，但就是沒文化，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唯技術化的傾向”、“所有的學科，學的都是一門手藝”、“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于，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圣人”）”……

 

“公知”內心對科學家、工程師的鄙夷不屑從來就沒中斷過，只不過大權沒到手前一直藏著掖著沒往外端而已。這次碰上方方這伙沉不住氣的愣頭青對張伯禮歇斯底里大發作，才一下子捅破了這層窗戶紙，把“公知”的內心秘密赤裸裸端了出來：“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我‘公知’其人必鄙”——“公知”罵誰都可以，誰惹“公知”都不行。膽敢不敬，罪該萬死，必群起而攻之，全盤否定，一筆勾銷。不信，請看張伯禮。

 

經歷了這兩件事，人們對“公知”的本性本質不應該再有任何誤解和輕視——“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只有“公知”才是“勞心者”，才是“仕”，才是天然的統治者，其他人，不管是工農兵還是科學家工程師，都不過是“勞力者”，都不過是只配被“公知”統治驅使奴役支配的對象，在“公知”面前都沒有任何地位，沒有任何權利——人文類知識分子在中國吃香了上千年，特權享有了上千年，如今“公知”要繼續這種吃香，繼續這種特權，所以要大談“弘揚士大夫精神”。

 

明白了這點，就應該同時明白一條：凡“公知”所說的“人”其實都是“公知”自己，其他人都不包括在內——“公知”心目中只有自己是人，其他都不算人。“公知”的一切名詞術語提法都得根據這條加以翻譯才能還原其真正含義——“公知”的“人權”實際是“‘公知’特權”；“公知”的“言論自由”實際是“‘公知’獨霸話語”；“公知”的“民主”實際是“‘公知’做主”；“公知”的“公民社會”實際是“‘公知’社會”；“公知”的“人民幸福”實際是“‘公知’享福”；“公知”的“自由選舉”實際是“‘公知’分贓”。不明白這條，見“公知”口口聲聲“為民請命”就以為人家的這個“民”也包括自己、人家在為自己謀利益，那就是自作多情——你在人家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存在但根本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牲口”、“次人類”。人家哪里會為不存在的人或“會說話的牲口”、“次人類”謀利益？搶到手的利益豈容不存在的人或“會說話的牲口”、“次人類”分走一杯羹？

 

2.自相矛盾，胡攪蠻纏

 

僅僅圍繞著“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這一樁公案，方方們就鬧出了不知多少自相矛盾和胡攪蠻纏：你跟他爭事實，人家說有證據。你要看證據，人家說要保護人身安全——說是在乎同伙的身安全，可一旦覺得需要，又把同伙一個又一個地拋出來當擋箭牌，這時候又不在乎同伙的“人身安全”了。繞來繞去，結論始終只有一個：你必須不要證據無條件相信人家道聽途說的一面之詞。你要爭論，人家跟你講資格——不是武漢人不行，不是醫生不行，不在治療現場不行；你滿足了資格，人家跟你講“偉業”；你滿足了“偉業”，人家跟你講“法律”——“誹謗”、“違法”；但當真講法律的時候，人家干脆耍賴皮——輸了官司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甚至撕了法院傳票。你公開質疑，人家馬上扣來一堆大帽子：“誹謗”、“極左”、“文ge余nie”……總之這事我說有就是有，不需要證據，不允許懷疑。你說這是在為“新庚子賠款”提供炮彈，人家馬上又變了：

 

“你覺得國外律師要尋找證據戰勝中國律師，他是會選用官方的正式通報或是經過記者實地調查得到的第一手資料，還是會選用一個作家在家寫的帶著自己感想的日記？”

 

——剛才的信誓旦旦斬釘截鐵一下子沒了，突然承認自己的日記是“作家在家寫的帶著自己感想的日記”，跟“記者實地調查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不一樣，不能當成對簿公堂的證據了。但這又提出了一個更矛盾的邏輯：既然千真萬確，為什么不能被用作法律證據？哪家的法律規定只有“官方的正式通報或是經過記者實地調查得到的第一手資料”才能作為司法證據？胡攪蠻纏反而更自相矛盾：又賭咒發誓自己的一面之詞千真萬確，又不敢承認這“千真萬確”能作為證據對簿公堂。（記住，這是所有“公知”的通病：敢說不敢當。不管說得如何信誓旦旦斬釘截鐵，一旦被要求白紙黑字簽字畫押負責，保險馬上草雞，馬上胡攪蠻纏理找出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脫。）

 

用胡攪蠻纏掩蓋自相矛盾，結果是越胡攪蠻纏越自相矛盾，越自相矛盾越胡攪蠻纏……如此反復，乃至無窮，形成“公知”特有的惡性循環。

 

3.顛倒是非登峰造極，厚顏無恥嘆為觀止

 

看到“方方要求張伯禮道歉”，否則就是沒有“基本的常識、判斷以及良知”，而只有“一生的污點”，我差點被驚倒了——被保護的人要保護自己的人給自己道歉，這本身就夠荒唐的了。把雙方情況列出來逐一對比，就顯得更荒唐：

 

一個72歲，一個65歲；一個千里赴武漢出生入死治病救人；一個守著家門當“坐家”——端坐家中安享別人的保護；一個整天跟病人在一起，一個整天跟狗和跑步機之類在一起；一個整天竭盡全力救死扶傷，一個整天道聽途說蜚飛短流長；一個沒日沒夜任勞任怨拼死奉獻，一個百無聊賴把日子當撲克過，把撲克當日子過（“今天是封城的第54天，一副撲克都打完了”）；一個72歲仍老驥伏櫪帶傷奮斗把膽留在了武漢堅持不下火線，一個65歲則宣稱“我這把年齡，也實在承受不起義工的活兒”，而且“病也不少”，雖然“到年底才緩解”；一個“生子當如孫仲謀”，兒子不但秉承父業行醫救人，而且父子共同上陣帶隊支援武漢抗疫傳為佳話，一個有女如何不知道，只知道兩條：第一，撕毀法院傳票，第二，用她媽的話說是“過一會兒就開始找我詢問，怎么做大白菜（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凍室里）。女兒的住所，從未開伙。平時或回家蹭飯，或是吃外賣”……一個是父子齊上陣，一個是母女全縮頭；一個一生一步一個腳印做出了眾多科研成就、獲得大量國家級獎勵、培育出不知多少救死扶傷的青年才俊、這次疫情在武漢實打實地直接拯救了好幾百條生命、為國為民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一個只有“車欠土里”、“萬箭穿心”、“方方日記”之類華而不實花里胡哨……

 

情況對比令人驚訝，結果更令人震驚：被保護的接受著保護非但不感激，反而侮辱保護自己的人——用一句“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就把武漢醫務工作者描述得納粹般冷血；用一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偉業”、“一生的污點”就把為這些被潑了狗血的醫務同行辯護的老專家的一生功績一筆勾銷，還逼著要人家給自己道歉——只許你誹謗人家，不許人家辯解，誹謗了人家還說人家誹謗自己，被誹謗的反倒成了誹謗人的。

 

看看這一切，想想方方說過的話：

 

“不做事的人永遠以無比正確的姿態嘲弄和攻擊做事的人。并費盡心機找出碴子來打壓做事的人”

 

——什么感受？諷刺不諷刺？

 

更諷刺的是，一邊誹謗謾罵保護了自己的人，一邊大罵別人“恩將仇報”、“以怨報德”、“反噬”、“當代版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這讓人忍不住問一句：誰是毒蛇？誰是狼？

 

最諷刺的是“公知”輿論場里是非功過徹底顛倒——武漢抗疫期間不出一力、不設一謀、不冒一險、不援一聲、不拔一毛、不吃一苦、不受一罪、不流一汗、整天陰陽怪氣舞文弄墨道聽途說、未救一人、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的居然成了大明星大英雄，在一線冒死拼命、沒日沒夜任勞任怨、每天十幾個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治病救人的反而不值一提，72歲高齡、救人無數、做出實實在在貢獻的老專家居然被描繪成了卑鄙無恥的大壞蛋。好像抗疫救人靠的不是張伯禮，不是各路醫務工作人員，而是坐在家里寫日記的方方。

 

這么強烈的對比，這么諷刺的情節，這么精彩的段子，簡直太戲劇性了，存心編都未必編得出來。就憑這也該佩服方方——不愧是大作家，用“行為藝術”無心插柳都居然能插出這么精彩的活劇本，比“方方日記”任何一篇都精彩。

 

更妙的是，方方的這一“杰作”給老成語續出了新篇章——過去有“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如今有“張伯禮醫生和方方”，而且還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推陳出新注入了新內容：

 

第一，反噬農夫的毒蛇和撲向東郭先生的惡狼會一邊弄死自己的救命恩人、一邊大罵“恩將仇報”、“以怨報德”、“反噬”、“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嗎？而方方們卻能：一邊污蔑保護自己免遭病魔毒手的張伯禮和武漢醫務人員，一邊義正詞嚴批判“敲鑼女”“恩將仇報”、“以怨報德”、“反噬”、“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還能把自己說成抗疫英雄，還要求受害者道歉——這是毒蛇豺狼們干得出來的嗎？可見野獸畢竟是野獸，層次水平比人中“精英”、“公知”方方們差遠了。

 

第二，東郭先生和農夫都是犯迂，沒想到會恩將仇報。結論：“早知道這樣就不救你了，下次絕不再救”。而張伯禮們則不然：無條件救死扶傷，疫區病患是人就救，決不預設前提：好人才救，壞人不救，恩將仇報的不救。這次如此，今后仍然如此，即使明知道你會反噬會恩將仇報也照救不誤，決不見死不救——這是東郭先生和農夫那個層次境界可比的嗎？

 

由此可見“張伯禮醫生和方方”的真正內涵：你遭難，我救你。你遇救不但不感謝，反而恩將仇報；而且一邊恩將仇報一邊義正詞嚴怒斥恩將仇報，而且還要我向你道歉。面對你的恩將仇報，我堂堂正正迎頭痛擊，決不退縮挨打，但也決不因你而拋棄救死扶傷人道主義的大仁大義大原則。如果你下次再遇難，我還會照救不誤——這個內涵是不是比古老單純的“東郭先生和狼”精彩得多、豐富得多？就憑這就可以恭喜方方：您這下可以流“方”百世了——“張伯禮醫生和方方”，獨一份呀。別人想蹭這個光還夠不著呢。

 

面對如此登峰造極的顛倒是非，如此嘆為觀止的厚顏無恥，舉國“公知”卻一邊倒地無條件支持方方：

 

“方方是時代的良知！”“她是武漢人民的代言人。”

 

……足見這登峰造極的顛倒是非和嘆為觀止的厚顏無恥并非方方的獨家秉性，而是“公知”的共同德性。

 

4.文人“公知”獨cai專zhi

 

“公知”說，“知識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真是典型的“公知”慣例：只在乎“公知”的感受而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那老百姓最怕生活在什么時代呢？最怕生活在“公知”主宰一切、“公知”的歪理可以橫行無阻的時代——是非曲直生死存亡全憑“公知”一張嘴。人家嘴皮子輕輕一動，就能把老百姓的生存價值一筆勾銷：

 

 “勞動不創造財富”、“優勝劣汰”、“叢林法則”、“改革代價”、“淘汰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著！”

 

……而這一切無不冠冕堂皇振振有詞，如魯迅所說：

 

“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

 

“敲鑼女”對此恐怕深有感受：莫名其妙就欠了跟自己獲救沒一毛錢關系的方方的救命之恩，就被逼著當武器炮灰，就成了眾矢之的，就被排山倒海的詛咒謾罵壓得“不得喘息”，怎么辯解都白搭，只能無奈哀嘆：

 

“太復雜了，好像大家都有道理，把我說的沒有道理了。”

 

小民百姓“敲鑼女”如此，專業大師張伯禮同樣如此：就因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澄清事實捍衛武漢同行的職業尊嚴，就被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大帽子，遭到各種明槍暗箭的誹謗中傷，而且這些中傷無不“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令人防不勝防。

 

只要“公知”有權，不光是張伯禮，一切靠跟客觀世界打交道創造財富生存的人，或者說靠實干生存的人，都難逃被“公知”一張嘴肆意折騰擺布蹂躪欺負——多少人千辛萬苦搞出的高鐵，人家一句“他媽的奇跡”就掀起傾向性輿論狂潮逼你減速的減速，下馬的下馬，停工的停工。多少人忍饑挨餓艱苦奮斗搞出的“兩彈一星”，人家一句“原子彈還沒有茶葉蛋管用”就要全盤否定。多少人流血犧牲建立的扭轉了中國挨打命運走上繁榮富強之路的新中國，人家一句“fei 法 zheng 權”就要徹底推翻……不光現在如此，從古到今都是如此：岳飛出生入死奮斗沙場百戰百勝一輩子，架不住秦檜輕輕松松三個字——“莫須有”，結果只落得“三十功名塵與土”，滿腔悲憤風波亭。（別以為這是遙遠的不會再現的“過去時”，形形色色的“現在時”和“現在進行時”有的是——否定“兩彈一星”、否定高鐵，污蔑狼牙山五壯士，否定黃繼光邱少云董存瑞，妖魔化新中國……這難道不是當代的秦檜在玩當代的“莫須有”？眼睜睜看著自己或先輩的畢生功績被無端否定一筆勾銷卻無可奈何，那種怒發沖天的悲憤委屈苦惱和不甘跟“風波亭”里岳飛的感受有多大區別？）只要“公知”這類文人當政，實干的人就休想有好下場，岳飛如此，文人獨cai治下一切實干者無不如此：實干的永遠說不過空談的，務實的永遠惹不起玩虛的。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取得一點成果，人家隨便一張嘴就能在雞蛋里挑出一大堆骨頭把你一筆勾銷一棒子打死。千辛萬苦一輩子，頂不過人家一頂大帽子，而這種大帽子人家隨時隨地張口就來，要多少有多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可“公知”自己卻總是靈機一動想當然就一拍腦袋一個餿主意，出了問題一拍屁股拔腳就溜，絕對不擔任何責任，絕對文過飾非，把一切成績歸于自己，把一切責任推給別人。這樣的人主宰一切才是最讓老百姓恐怖的。

 

如何實現“公知”主宰一切？容易得很，只需確立一個游戲規則：“以吹為準”——判斷是非對錯全憑吹，誰能吹誰贏，誰能吹誰說了算。只要社會“以吹為準”，“公知”就必定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要論吹，普天之下誰能是“公知”的對手？人家是靠吹吃飯的專業戶，看家本事就是吹。只要“以吹為準”，一切必定變成能說會道大比武，舞文弄墨競技賽。別說冠亞軍前三名，所有名次都得被“公知”包圓，其他人連參賽資格都混不上。只要實干，那就沒法比吹——人生就那么點時間精力，顧上吹就顧不上干，顧上干就顧不上吹。不主動去發現、去觀察、去思索、去判斷，人們就不可能知道實干的干了什么，成果如何，好壞優劣，等等。而吹就不一樣，不勞費心，人家自會主動送貨上門，天花亂墜滔滔不絕，想不聽不看都不行，甩都甩不掉，而且專揀你喜歡的吹，千方百計讓你渾身舒坦心花怒放，想不知道這幫大吹都不可能。只要“以吹為準”，實干的怎么可能是“公知”的對手？結果人們只能只知道啥也不干只會空談的，不知道踏踏實實默默實干的——武漢抗疫，躲在家里一個人也沒救、一點力也沒出的方方在“公知”筆下成了救死扶傷的大英雄，風頭出盡，名利雙收；無數在一線沒日沒夜出生入死治病救人的白衣戰士反而默默無聞，好像什么都沒干。這一點不奇怪：一個一切靠吹，一個一切靠干。只要“以吹為準”，就一定是這結果。

 

如何讓人們接受“以吹為準”？挖空心思起好聽的名字死命推銷——直接說“以吹為準”太刺激，說“言論自由”就不一樣了。直接說“誰能吹誰說了算”太露骨，說“自由選舉”、“憲zheng民主”就不一樣了。這是“公知”最得意最愛用的拿手絕技：同樣的事，這樣說不行，換個名字改個說法就行了：叫“賣yin”不行，叫“性工作者”就行了；叫“強奸幼女”不行，叫“嫖宿幼娼”就行了；說“tui 帆政府”不行，說“一個社會發育完善的國家，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有沒有政府，其實沒有太大關系。一個縣有點警察維持一下社會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規模，連警察都可以省了”就行了。說“侵略有理”不行，說“殖民史是文明輸入史和文明擴展史”就行了……解決問題就是改名字換說法，改名字換說法就是解決問題，說白了就是把如何干變成如何吹。一旦如何干變成了如何吹，那就是“公知”的天下了。只要思想犯懶、光看主動送上門來的花言巧語、不自己努力去發現分析判斷實際真相，就一定會接受“以吹為準”，結果就一定是“公知”主宰一切。從這個角度看，文人“公知”獨cai專zhi離現實并不遙遠。

 

5.“三百年殖民地”

 

有人或許會疑惑；老百姓應該最怕生活在戰亂時代，怎么說老百姓最怕生活在“公知”主宰一切、“公知”的歪理可以橫行無阻的時代呢？

 

因為二者其實是一回事：只要“公知”主宰一切，結局就一定是戰亂。原因也并不復雜：

 

第一，“公知”只在乎“唯有‘公知’高”的特權，不在乎國家戰亂分裂

 

“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權使“公知”能高高在上欺負老百姓；使“公知”心目中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牲口”、“次人類”；使“公知”判斷好壞只有一個標準：“唯有‘公知’高”的特權。不信？看看“公知”對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朝代一切政權的評價，核心標準就一條：文人“公知”的特權地位如何。確保文人“公知”高高在上特權地位的就好，不好也好；有礙文人“公知”高高在上特權地位的就壞，不壞也壞。其他的一切，包括國家百姓的生死存亡都無足輕重。

 

比如，民國時代的中國落后挨打四分五裂，軍閥橫征暴斂魚肉百姓，許多省份賦稅已預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甚至預征到21世紀，有的軍閥治下有名目的苛捐雜稅達55種之多，什么鍋捐（一鍋一捐）、狗捐（一狗一捐）、雞捐（一雞一捐）、娼捐、糞稅……無奇不有，老百姓被敲骨吸髓極度貧困，災害頻繁災民遍地，動不動就幾十萬上百萬地死人，完全是人間地獄。但在“公知”口中筆下，民國簡直如同天堂一般：“民國范兒”、“情深深、雨蒙蒙”、充滿浪漫——“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大多數軍閥都還可以，至少對當地老百姓，他們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糟”、“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樣的”、“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有故事，有個性的時代”、“說不完、也說不清的時代”……

 

為什么這樣？因為民國時期文人“公知”高高在上，拿高薪，坐高位，享有“唯有‘公知’高”的特權：軍閥“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給了他們創造的空間，也給了他們批評的空間”、“沒這個膽量，去給文人們的嘴上貼封條”、“一篇社論就能左右國內輿論”、“讀書人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因為民國的“公知”有特權，所以落后挨打、四分五裂、戰亂不斷的民國在“公知”嘴里筆下就簡直如同人間仙境。由此可知，戰亂分裂只對老百姓才最可怕、最不可容忍；對“公知”并非可怕且不可容忍。“公知”最可怕、最不可容忍的事是喪失“唯有‘公知’高”的特權。只要“公知”有特權，國家內戰分裂沒什么關系——反正死的倒霉的不是自己，而是“公知”早就認為不配活著的“垃圾人口”“次人類”，死了無所謂。

 

第二，“公知”只需要“唯有‘公知’高”的特權，不需要國家

 

國家需要保衛，需要建設，這就需要付出，甚至犧牲。而“公知”只進不出，更不犧牲。

 

“公知”從來只進不出——拿走的永遠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拿出的永遠是空空洞洞的天花亂墜（誰敢說破看不見這“皇帝的新衣”，誰就是“腦殘”、“智障”、“極左”、“反智”）。比如武漢抗疫，舉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沒錢沒力的至少也想方設法說幾句暖心話表表心意，最不濟也盡力坐在家里“克己復禮”不添亂。而坐擁據說六套房產的方方呢？既沒見出錢，也沒見出力，連搖旗吶喊擂鼓助威鼓舞士氣這樣的力所能及都沒見，見到的是整天享受著別人的保護、寫著罵保護自己的人的日記名利雙收。這是不是“只進不出”？

 

不光方方如此，舉國“公知”哪個不如此？回顧回顧，歷次中國遇到需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時候，哪次見過哪個“公知”站出來帶頭出錢出力或搖旗吶喊擂鼓助威鼓舞士氣？但有機會往里撈的候，哪個“公知”哪回含糊過？這是不是“只進不出”？

 

如此堅定不移的“只進不出”，遇到需要付出、甚至犧牲的國家保衛和國家建設，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公知”怎么可能會有別的選擇？當然是確保自己，舍棄國家。

 

再有，保衛國家、建設國家是實實在在的事，只能靠實實在在干實事的人。如果國家的生存發展靠吹，那美國全力打擊的就不是華為而是方方和各路“公知”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摧毀”。魯迅說過，“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靠《論語》感不化德國兵，用《易經》咒不翻潛水艇。同樣，抵御新冠病毒治病救人不能靠五花八門的方方和“方方日記”，而只能靠舉國上下的“張伯禮”。可一旦實實在在干實事，就不能“以吹為準”，而必須“以干為準”；不能“誰能吹誰說了算”，而必須“誰能干誰說了算”。一旦不“以吹為準”，“公知”的特權就保不住了。這還得了？

 

第三，“唯有‘公知’高”的特權使“公知”毫無凝聚，想避免國家戰亂分裂都做不到

 

偉人有一句精辟名言：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用這個尺度看“方方論戰”，感覺“公知”這幫人好像唯恐朋友不夠少，唯恐敵人不夠多——什么“爭取朋友”，根本沒有的事。老娘往這兒一戳，是朋友就自己蹦出來幫腔，不幫腔就不是朋友，乖乖閉上鳥嘴一邊歇著去，還要一聲嘆息：這群愚氓，竟然有眼不識金鑲玉，不為老娘的一面之詞幫腔，真是民智未開，世風日下，品質良好的人太少，還不知道還要延續多少代人……要是敢炸刺懷疑那就不是好東西，大帽子馬上飛過去：“極左”、“誹謗”“腦殘”、“文ge余nie”……要是敢公開與方大娘抗辯，那就更不得了，劈頭蓋臉一棒子打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偉業”、“一生的污點”、“這樣的小丑，早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造謠撒謊都是習慣”、“既要錢何要臉”……這下子不是敵人也成敵人了：說你某事錯是一回事，說你人品本質就壞、根本不是東西則是另外一回事。就事論事爭是非，爭完還可能之后變成朋友，至少可能不成為敵人：“這次這件事我不贊同你，說不定下次下件事我會贊同你，那我們就可以變成朋友。”但一旦變成了人身攻擊，把對方整個人的品質、一生的作為一下子徹底否定，那就把事做絕，再也休想挽回——“錯”意味著還可以改，而“壞”、“根本就不是東西”則意味著無可救藥，根本就不配存在。你會跟把你罵成“小丑”、“活成了笑話”、“一生的污點”、“造謠撒謊都是習慣”、“既要錢何要臉”、總之根本就不配存在的人交朋友嗎？

 

不光方方如此，“公知”個個如此：從來不屑干“轉化對手、爭取朋友、化敵為友、減少敵人”的事，從來要求別人必須從一開始就自覺地無條件地給自己幫腔，不從就扣帽子定罪名開罵，而且一定是把對方從人品本質上徹底否定。就這德性，讓他們政治上“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恐怕比讓老母豬跳芭蕾舞還難。

 

為什么“公知”都這德性？胎里病，“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這一特權的產物——有了高人一等的特權還用得著爭辯嗎？利用特權直接把對方干掉自己就可以得勝還朝了——如果有兩種爭論途徑，第一種是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爭是非，靠擺事實講道理決勝負，雙方地位平等，勝負難料，贏也得費一番功夫。第二種是對人不對事，利用自己居高臨下優勢特權地位把對方的人品經歷資格等等一筆勾銷，然后宣布：你人都不咋地，所以你的主張不成立，所以我贏你輸。地位優勢在手，贏得輕松愉快，毫無懸念。對這兩種爭論途徑，你說擁有“唯有‘公知’高”特權地位的“公知”會如何選擇？答案不言而喻。

 

“唯有‘公知’高”的特權地位使“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是“垃圾人口”、“次人類”，本來就不該存在，敢跟自己炸刺就更該一筆勾銷——連否定你的存在都不在乎，還怎么會在乎否定你的人格、資歷、成就等等身外之物？所以滿不在乎就能用“腦殘”、“智障”、“余nie”、“小丑”、“活成了笑話”、“一生的污點”、“造謠撒謊都是習慣”、“既要錢何要臉”之類把別人的一切徹底否定。就憑這份傲慢，“公知”怎么可能有凝聚？——誰肯追隨“公知”？誰又敢追隨“公知”？既然毫無凝聚只會制造敵人不會爭取朋友，那一旦“公知”掌握權力主宰一切，即使沒有外來干涉挑撥離間，光“公知”自己就能鬧得眾叛親離四分五裂，國家不分裂戰亂才怪，即使那時某些“公知”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從以上三條可以明白“公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確保“公知”享有“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權地位、不需要保衛國家、不需要建設國家的政權。而符合這一條件的政權只有一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傀儡政權。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公知”鼓吹“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為什么大罵“愛國賊”，為什么“逢中必反、逢洋必舔”——人家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正如一句美國流行歌的歌詞：“我知道我要什么，說要現在就要”（I know what I want，and I want it now）。

 

“公知”的一切主張、一切秉性都來自一條：“萬般皆下品，唯有‘公知’高”的特權。因為這一特權，所以在“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而是“垃圾人口”“次人類”——重復三遍：在“公知”眼里只有自己是人，其他人都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是“垃圾人口”“次人類”！“垃圾人口”“次人類”！“垃圾人口”“次人類”！——“公知”的一切都為自己，決不是為了“垃圾人口”“次人類”。這是認識“公知”的鑰匙。“公知”一切立場要求行為邏輯都由此產生。不明白這點，就不可能真正認識“公知”。這也是“公知”和普通文科類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區別。

 

“公知”說，“請把方方日記從頭到尾認真看一看，否則就閉嘴”（大家都從頭到尾看完了，人家也賺翻了——這個推銷的如意算盤倒挺不錯。）

 

但按同樣邏輯，豈不是可以說：“請把人從頭到尾每一滴血都驗一驗，否則就閉嘴”、“請把屎從里到外每一個粒都嘗一嘗，否則就閉嘴”了？

 

看東西不在多而在看要害、看本質。比如從方方的這兩件事看“公知”。

 

2020.5.25

 

作者：一寸見方   來源：旁觀者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