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期間美國針對蘇聯拍攝的電影《紅色威脅：地下間諜》（1949）海報 圖自網絡
西方用“自由”向共產主義施壓，卻對結盟的專制政權視而不見
點擊： 作者：杰拉爾德 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0-08-28 14:17:51
美國喜歡在世界傳播“自由”，這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也因此贏得了“馳名雙標”的稱號：對共產主義圍追堵截，卻對結盟的專制政權網開一面。在《西方是如何“營銷”民主》這本書中，作者介紹了美國政府是如何打著“民主”的品牌來促銷“新自由主義”和“休克療法”的真實歷史。
哥倫布率領歐洲殖民者奴役、屠殺北美印第安土著 視頻截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傳者愛德華·貝奈斯成為公關行業的奠基人，他曾是威爾遜政府的公共情報委員會成員，力圖說服公眾支持戰爭。他認為，為了調和美國與一些民主國家的不同現實，需要廣泛地運用宣傳，使國內外的人們相信美國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貝奈斯認為，宣傳像“政府的無形之手”，在政界、金融業、制造業、農業、慈善業、教育界和其他領域的日常運作中是永遠必需的。緊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府和主流媒體的領袖們把說服公眾等同于滿足美國主要資本主義企業（包括通用汽車公司、寶潔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及石油產業）的需要，并使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這樣，宣傳就成為美國政治經濟的核心，扎根于后來出現的“軍工聯合體”以及與之相關的思想意識形態——冷戰。
遏制社會主義
為扮演“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美國的戰爭部在1947年更名為國防部，盡管現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入侵他國沒有一次能勉強地被認為是保衛美國領土。就在那一年，杜魯門（Truman）政府設立了中情局（CIA），替代了戰爭時期的戰略服務辦公室，負責秘密收集國外情報，但中情局被之后的政府用來搞顛覆活動。為了使宣傳工作在世界范圍取得領先地位，杜魯門在1951年頒布了一個指令，即成立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情局官員們組成的心理戰略委員會，用以協調、計劃和實施海外的心理戰策略。美國的軍事干預以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國情報的機構的運作可以看作是國家為私有資本提供市場機會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義使其他國家發生動亂，如摩薩臺（Mossadegh）任總理時的伊朗或阿連德（Allende）任總統時的智利，其實際目的是保護美國大公司在那些國家對能源、礦產及其他產業的投資。在1933年，一位兩次獲得國會榮譽勛章的海軍陸戰隊少將巴特勒（Smedley Butler）把國家用于他所領導的入侵拉美的開支描述為政治開支，稱自己是“一個為大企業、華爾街和銀行家們服務的肌肉高度發達的男子漢”，是“一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打手”。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小羅斯福）的名言“他可能是一個狗娘養的，不過他至少是咱們的狗娘養的”常被人引用。不確定的是，他當時是否在指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獨裁者特魯希略（Trujillo）或者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這反映出美國外交政策有長期的情景倫理學模式（“政治現實主義”），即它的道德辭藻可以根據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如農業、石油業、礦業和軍工業）要求的游說程度予以調適。美國從它的殖民主義中學到的是，在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時，對于長期卷入或延長實際占領應該小心謹慎。形式上的非殖民化使帝國主義強國可以把過去用于占領的行政開支轉嫁給當地的精英仆從們，同時保持對他們的經濟和戰略資源的全面管理。
隨著菲律賓在1946年獨立，美國在海外的政治投資迅速擴大。由所謂“狗娘養的”執政的客戶名單幾乎覆蓋了各大洲。今天，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商，在約30個國家設有700多個軍事基地，美國2009財政年度的正式國防預算達6530億美元（如果把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費用、過去戰爭遺留事務的費用以及與國防有關的開支都計算在內，則幾乎有1萬億美元）。據外交政策分析家查莫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統計，美國2008財政年度的正式國防預算大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比第二位的軍費支出國中國多十倍）。這還不包括隱性開支，如核武器研究、退伍軍人福利和對外軍事援助。在1976年制訂的國際軍事與教育培訓計劃（IMET）中，國防部給前蘇維埃國家的軍事援助是另一種形式的“民主”援助。2002年，IMET給中、東歐和中亞地區的援助幾乎達到270億美元。
在民主國家，宣傳主要靠說服而不是恐嚇，使1919-1920年的“紅色恐怖”策略得以復蘇的冷戰觸發了再次灌輸懼怕共產主義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第二波恐紅癥導致了麥卡錫主義和政治清洗。一個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處回響，它把蘇聯打扮成勢不兩立的“自由的敵人”，并把數以千計的美國人當作危險的破壞分子列入黑名單或逮捕，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和公民權。不同于第一波恐紅癥，麥卡錫主義的手伸到了勞工運動之外。國務院、其他政府部門、電影業、報刊業、新出現的電視業、教育機構、文學界和其他公共部門的自由派都遭到獵魔者們的無情追捕。
按照摩尼教的說法，蘇聯及其盟國被視為邪惡的“國際共產主義”陰謀對抗“自由世界”，并威脅到作為“美國生活方式”基礎的基督教道德觀和神圣的自由。以冷戰作為思想意識基礎，反共產主義導致了“軍工聯合體”的形成，它促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共同體。由國家大力資助的美國經濟擴張以及較為開放的移民制度使數百萬美國人享受繁榮，并激發出許多社會政策創意以及百萬富翁們和各種慈善基金組織。但是，美國慷慨活動的能力基于帝國主義的設想——取得那些國家廉價的初級資源和勞動力以資助它自己的相對自由。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企圖打破新殖民主義桎梏以及蘇聯向革命運動提供支持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們的軍國主義反應。美國侵犯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導致約500萬人死在印度支那，這些在正式的美國紀念堂里沒有得到紀念，而華盛頓卻建立了獻給美國士兵的紀念墻。
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蘇聯。在美國的軍事基地中，有許多配備了能打到蘇聯城市的核武器，幾乎緊貼著蘇聯的整個邊界。蘇聯卻沒有在美國的近鄰國家建立基地，從而造成兩個國家有不平等的受威脅感，這種不平等一度被短暫的古巴“導彈危機”緩解。盡管蘇聯確實曾在歐洲、亞洲、非洲和其他地區挑釁性地尋求搞一個盟友系統，以得到盟友和貿易伙伴，并與資本主義世界競爭，但它在世界上卻從未達到與美國同等程度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第一個10年內，美國人沉浸在一個主觀臆想中：蘇聯是對美國具有緊迫且明顯威脅的國家。西歐沒有滋生出類似的瘋狂觀點，雖然它可能會更直接地受到蘇聯軍事力量之害。布什政府和它在主流媒體的應聲蟲們發起了一個指責蘇聯的“新冷戰”，而美國卻增加了迫使中歐接受美國導彈防御系統的壓力，并力圖推翻與莫斯科結盟的東歐和中亞的領導人。
雖然人們通常認為蘇聯的瓦解結束了冷戰，但我們有理由斷言冷戰從未結束（例如，考慮到美國對拉美左派國家的敵意）或者只是被改名（“反恐怖主義的戰爭”）而已。塞穆爾·邁爾曼（Seymour Melman）認為，戰后美國的經濟系統是立足于永遠戰爭的基礎上的。在波蘭建造導彈防御設施、在捷克共和國建造雷達基地的計劃（波蘭、捷克共和國都是北約成員國）——官方宣稱是為了保護這些國家不受未來可能來自伊朗的攻擊——以及引誘中、東歐的其他國家加入北約這個軍事組織，美國的這些動作都在俄羅斯執政圈內引起了被圍困的深度擔心。為了更加“安全”，美國提出在波蘭部署進攻性的“愛國者”導彈部隊。這使人們回憶起“古巴導彈危機”，那時赫魯曉夫政府企圖局部平衡美國能很容易打到蘇聯領土的陸基、海基和空基導彈的發射設施對蘇聯的威脅。
一些強國相信，民主以本國為背景可以被教育出來或移植進去，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民主的發展是有機地進化。但是，美國在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曾在國外建立和支持過一批專制政權，這就不難理解其輸出民主的可疑動機。事實上，美國一系列海外活動的一貫意圖是，通過軍事入侵和轉讓軍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彈或選票取得政權，隨之而來的是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資取得市場。幾乎沒有一位促銷民主的積極分子在為此辯護時提到美國外交政策的“炮艦外交”傳統。
由杜魯門政府制定的針對蘇聯及其盟國的“遏制”政策顯示，美國大體上愿意，至少是暫時愿意，接受它和戰時盟國（英國和蘇聯）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為歐洲設定的國界。但是，美國從未完全接受這些協議，并繼續暗中破壞共產主義政黨在中、東歐地區統治的合法性。美國在朝鮮的“警察行動”及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島國格林納達與遏制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有軍事和技術優勢，它仍無法阻止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1997年，推出遏制政策的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en）認為，把東歐納入北約的努力是“整個后冷戰時期美國政策最致命的錯誤”，因為這可能導致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反西方情緒和軍國主義，并使東—西方關系倒退。而對方，蘇聯及其盟國肯定從未理會遏制概念，并積極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興起。
政治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加速了宣傳戰和思想戰的發展。戰后，一些主要的通信專家和學者在美國的戰時宣傳工作中得到了訓練。他們包括：戰爭情報辦公室的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哈德利·坎特里爾（Hadley Cantril）和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在中情局前身的情報機構——戰略服務辦公室任職的莫里斯·雅諾維茨（Morris Janowitz）、埃爾默·羅珀（Elmo Roper）、菲利普·戴維森（W. Phillips Davison）、索爾·帕多弗（Saul Padover）和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在陸軍心理戰部任職的威廉·帕利（William S. Parley，后來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任首席執行官）和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
雅諾維茨和另一位心理戰專家威廉·多爾蒂（William E. Daugherty）寫道：“政治戰可以被定義為國家之間沖突的一種形式，沖突的一方企圖利用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法把他的意志強加于他的對手。政治戰的主要武器可以被描述為把外交和宣傳綜合應用于實際目的。”
隨著戰爭的結束，宣傳機構（美國之音、自由歐洲廣播電臺、自由廣播電臺、自由十字軍、中情局及其他機構）轉而專注于實施美國統治下的和平以及政體變革、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上的挑戰。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是把“發展傳播學”引入亞洲、非洲以及拉美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學作為范例和課程。至少有一個報道說，一位研究發展傳播學的主要專家——斯坦福大學教授施拉姆（Schramm），曾是聯邦調查局（FBI）的秘密線人，也是自1942年至戰后美國軍事和情報機關的顧問。發展傳播學與冷戰的宣傳緊密相關。勒納曾寫道，宣傳是美國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4個支柱之一，其他3個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戰爭。在艾森豪威爾總統時期，政府對海外的廣播宣傳在行動協調委員會的幫助之下得到加強。
“阿拉伯之春”后爆發內戰的敘利亞 圖自美聯社
凱南——在杜魯門執政時期他是國務院的首席政策計劃官,也是冷戰“遏制”戰略的主要理論家——在1948年5月4日寫過一份名為“有組織的政治戰宣告開始”的秘密備忘錄。凱南解釋道：“政治戰是國家利用它所控制的一切手段，除了戰爭，去達到它的目標。”這被看作是國家和私營組織都投入全球宣傳戰的戰略。遏制還包括其他形式的斗爭。中情局在早年的行動中曾干涉1947年法國和1948年意大利的選舉，它用數百萬美元支持中右和保守黨派，以阻止西歐的共產黨贏得國會選舉。
杜勒斯兄弟是蘇聯及其盟國的另一對可怕的敵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曾是艾森豪威爾政府（1953—1961）侵略性秘密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師。福斯特·杜勒斯有著極其保守的反共產主義思想意識，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是魔鬼的產物，上帝終將使布爾什維主義消失”。他旨在使中、東歐的共產政權“滾回去”的秘密外交行動對美蘇關系以及直至今日的美俄關系產生了長期影響。在杜勒斯和凱南那樣的國家反共計劃制定者們看來，冷戰是“思想戰”。但是，杜勒斯肯定沒有把國務院的反共只限于語言。他最關鍵的一個失算是，在1953年他決定用中情局的力量贊助政變，把當選的伊朗民族主義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ed Mossadegh）強行趕下臺，并把權力還給國王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美國設計了一個宣傳計劃，把摩薩臺歪曲為“共產黨人”。石油政治被突出地顯現在這項行動中。杜勒斯從前在華爾街的法律客戶（包括海灣石油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伊朗政變和國王歸來后被允許得到該國石油供應的40%以上。國王利用他的秘密警察機關薩瓦克（國家安全情報組織）實施鎮壓和獨裁，并執行“現代主義”的政策，這最后觸發了1979年的人民起義和他的倒臺。
在東南亞，美國入侵印度支那始于杜勒斯。在美國軍事入侵該地區之前的殖民主義衰退的年代里，杜勒斯的國務院就已經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存在。1954年，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一起組織推翻民選的危地馬拉政府，當時的總統雅各布·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試圖把美國擁有的聯合果品公司的資產國有化（艾倫·杜勒斯曾是該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杜勒斯兄弟還支持過古巴的獨裁者巴蒂斯塔，他在1960年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人民革命中垮臺。
戰后的干涉主義
當然，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入侵不是由杜勒斯兄弟開始的，也不是由他們結束的。斯蒂芬·金澤爾（Stephen Kinzer）詳細列舉了美國入侵導致當地民選或權勢集團政權更迭的14個事例。這14個事例中沒有一個被包括在美國政府執行的許多更“無賴”的行動內，因為這些事例有幸得到“兩黨”和內閣的支持。威廉·布魯姆用文件證實了美國侵犯許多國家主權的更多事例。另一位學者匯集了美國在國內（對付國內激烈的反政府運動）和國外的143次軍事干涉。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避開敏感的主權話題，把他們的干涉行為說成是回應敵人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早期歲月，他們又轉回“世界共產主義陰謀”的話題。在當今的后蘇聯時代，美國則是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妖魔化以虛構敵人，其中最近的名單包括：伊朗的內賈德（Ahmadi-Nejad）、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阿爾法特（Arafat）、敘利亞的阿薩德（Assad）、古巴的卡斯特羅、委內瑞拉的查維斯（Chavez）、利比亞的卡扎菲（Gaddafi）、朝鮮的金正日、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Lukashenko）、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Milosevic）、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Morales）、巴拿馬的諾列加（Noriega）、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Yanukovych）及其他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為初級的摩尼教戲劇，從而使政府和主流媒體能夠把它推銷給易于受騙的公眾。在“反恐戰”背后有一個混淆是非的道德問題，前總檢察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稱之為“預防模式”（來自綠色運動的“預防原則”，即在有一切證據之前就加以干涉，使全球氣候變暖減速）。阿什克羅夫特的意思是，設計一種政策，在有可能成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還沒有證據支持之前就逮捕他。這個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共同確認是必要的：對想象中企圖毀滅西方的敵人——伊拉克和阿富汗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
在保持國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敵人是一項關鍵的思想意識工作。在自由民主國家，制造敵人促使各政黨在確定“國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有著狂熱的超級大國野心的精英們把蘇聯當作頭號公敵。共產主義被認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和越南）革命解放運動背后的邪惡力量。偶爾出現的對立面的學術論文和新聞根本通不過主流媒體為把革命描述成陰謀而設置的過濾網。主流媒體中許多受尊敬的成員秘密地與中情局合作，為國家利益而開展反蘇宣傳。
美國頻繁地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并且用暴力阻止自己的公民捍衛民權，這樣的歷史使人們有理由質問：為什么美國如此熱衷于宣稱自己有作為海外民主主要促進者的責任？無批判地接受這種宣稱就太過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證明美國的外交政策服務于除自私的國家利益之外的目的。即使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在阻止歐洲從西班牙開始的法西斯主義方面也沒有做什么，直到希特勒對美國開戰。除了有力地鼓吹公司利益之外，美國支持一批殘暴的專制政府的事實也表明，它不是可信的民主擁護者。
的確，通過民主選舉上臺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強權的政治人物，例如剛果的盧蒙巴（Lumumba）、智利的阿連德、危地馬拉的阿本斯（Jacob Arbenz）、伊朗的摩薩臺、尼加拉瓜的奧爾特加（Ortega）、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Hamas）組織，都是美國搞政治顛覆的對象。其中前四位已經被推翻了。“自由”這個詞用于政治時通常被附加在一些與冷戰行為或公司利益有關的事物上：“新聞出版自由”、“自由勞動”、“自由企業”、“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自由”被用于從思想意識方面對前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施壓，但是對與美國結盟的專制政權卻很少提出這樣的要求。“平等”和“社會正義”幾乎從美國官方的詞匯中消失了，這些詞在歷史上一直與共產主義有關，這是對那些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們的挖苦。
“自由”一詞被當作一支強大的軍隊去顛覆那些被美國政府認為對它的世界領導地位不那么順從的國家。是否擁有自由基本取決于這些國家在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領域內接受國際商業機構作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為“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抽象符號……它變成新自由主義帝國象征性地夸張和應對所謂緊急狀態的主要理由”（包括國家必須應對“自由之敵”和為自由而永遠需要動用軍事力量）。由此，“自由”已成為一個法定詞，它代表的不是每個公民都有份的集體福利，而是私人在“自由帝國”有“無限制地積累和消費財富的自由”。
在冷戰時期，宣傳自由的主要工具是無線電。美國政府的官方廣播電臺——美國之音（VOA）起初（1943—1945）由戰爭情報辦公室管轄，后來（1945—1953）歸國務院（1947年開始有俄語廣播）管轄。1949年設立的自由歐洲電臺（RFE）從1950年開始廣播，專注于推翻中歐的共產主義政府。RFE因1956年匈牙利起義失敗而廣受指責。自由電臺（RL）從1951年開始廣播，目標是蘇聯。1975年RFE和RL正式合并。根據已解密的政府記錄，這兩家電臺是中情局組織的，這一事實在被曝光前早已被許多記者知曉。
所有這些宣傳站以及為支持它們而發動的資金籌措活動，即“自由十字軍”，都與美國的許多主流媒體合謀，它們的400多名記者在20世紀50年代-70年代秘密地為中情局服務（Bernstein，1977）。在外交政策圈內，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被認為在中、東歐地區把共產黨趕回去的“文化戰”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1996年，中情局局長約翰·杜奇（John Deutch）說，中情局依然保留在秘密行動中利用媒體組織的權力。小布什政府曾試圖讓好萊塢為他在中東和南亞的軍事行動服務，他派他的顧問卡爾·羅夫會見電影制片者們，商討雇用電影明星到美國軍事基地表演。國會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任眾議員亨利·海德（Henry Hyde，伊利諾伊州共和黨人）邀請媒體、廣告業和電視業的主管們幫助其修改全球公共外交戰略。
克林頓總統時期的美國新聞署（USIA）署長約瑟夫·達菲（Joseph Duffey）認為，USIA作為政府的宣傳機構是為市場利益服務的。他在1993年向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恐怖主義、毒品和國際行動小組報告時稱：“需要加強本署活動的最重要領域是商業、貿易和經濟。我們教導其他國家的不僅是自由市場理論，更是使自由市場和開放貿易成為可能的內在機制。”USIA通過各種會議、巡回演講、交換教育、短期訪問計劃和其他項目執行其宣傳職責。在1994年，為了統一外交政策的各種項目，國會通過了國際廣播法案，把美國之音、馬蒂廣播電臺、馬蒂電視臺、世界網電視、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都置于USIA及其駐扎在國外的前哨站點的管轄之下，從1996年起還包括自由亞洲電臺（針對中國大陸及后來增加的中國西藏、朝鮮、緬甸、老撾和越南）。1999年，克林頓政府把USIA交給國務院，由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管轄，這樣就把國家對海外宣傳的主要組織變成了“更大的情報業的一部分”。
注釋：（略）
（作者系政治經濟學博士，波特蘭州立大學城市規劃與國際研究系教授；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張維為 | 民主還是專制，這個范式已成為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一種工具
2019-09-12瀟湘農夫：是有嚴重錯誤的偉大領袖，還是專制獨裁的卑鄙小人？——六評于幼軍、黎元江的《社會主義五百年》
2017-05-03?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熱點排行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