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研究員】
美國朝野涌動著妖魔化中國的浪潮，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天天叫囂“中國威脅論”。4月，美國國會審議一份281頁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乍看起來，這類叫囂說明美國已正視了中國的威脅。事實上，真正的危險在于，妖魔化中國甚至讓有思想的美國人也相信，美國這樣的開放社會天然對中國這樣的封閉“威權”社會有先天優勢。因為這個思維，美國人不能想象美國有可能輸給中國。
在心理上連想想輸給中國的勇氣都沒有，這說明美國人還是嚴重低估了中國的挑戰。西方列強和日本入侵給中國帶來百年國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痛一頁，中國人認為美國的攻擊是西方強權想壓制中國，阻礙中國登上世界舞臺的最后企圖。美國政策界最大的錯誤很簡單，他們認為美國的戰略對手只是中共，這暗含了美國民主制必然勝利的信心。但是，年輕的美國面臨的真正對手，是一個有四千年歷史的文明。作為美國的朋友，我只能欣慰地說，這種幼稚的戰略只能以破產告終。孫子和克勞塞維茨都同意一條古老的地緣政治原則——“知彼”。美國無視這條原則。舉個例子，拜登政府的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說，“中國挑戰了美國的安全、繁榮、價值觀等等。”很多美國人可能要為她坦率說出這些真理鼓掌。但是，她沒有一點說對。第一，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繁榮。中國人很聰明，他們把美國的繁榮看成是中國經濟繁榮的助力。1980年，中國經濟只有美國經濟的1/10（按照購買力平價法），到2014年，超過了美國，美國經濟是其中重要的拉動引擎。這個簡單的事實會震驚海恩斯。如果拜登總統能提出一個有利于中美兩國經濟的交易方案，中國很樂意接受。美國繁榮是中國的資產，而不是負擔。第二，中國沒有挑戰美國安全。中國不可能從軍事上入侵美國，中國軍隊和美國隔著太平洋。中國也不可能用核武器打擊美國，中國的核彈頭只有美國的1/15。中國也沒有在中東等地區挑戰美國的軍事優勢。因此，中國甚至不是美國國防預算的假想敵。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最近說，20年來美國陷入中東，而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他說，“我們要保持優勢，我們還要擴大優勢。”法里德·扎卡里亞指出：奧斯汀部長說美國只是稍稍領先中國。但是，美國對中國實力對比是，核彈頭大約是20倍，軍艦總噸位是2倍，包括11艘核動力航母，而中國只有2艘不那么先進的航母。美國有2000架現代化戰斗機，而中國只有大約600架。美國在遍布全球的大約800個海外基地駐軍，而中國只有3個。中國的國防預算大約2千億美元，不到美國1/3。布魯金斯學會的歐漢倫（Michael O’Hanlon）說：“如果中國是北約成員，美國只會要求中國增加軍費，因為中國的軍費占比遠低于北約2%的最低標準。”如果如海恩斯所說，中國在安全上威脅美國，那么合理的推論是中國很愿意看到美國削減國防預算、航母、戰斗機、海外基地等。事實上，中國不愿意看到這樣。中國的戰略家反而很樂意看到美國浪費資金，打毫無必要的戰爭，維持巨額國防預算，因為這只會在更多關鍵領域如教育和研發削弱美國的競爭優勢。美國就像個恐龍。巨額國防預算給美國的競爭優勢，不過就是恐龍的體格，除此別無其他。最后，海恩斯說中國威脅了美國的“諸多價值觀”。要是中國在輸出意識形態，或者在瓦解美國的選舉制度，那這么說還有點道理。但是中國沒做任何動作。但是，大量美國人，包括有思想的美國人，都認為中國正瓦解美國的價值觀。這種想法可能來自兩點認為中國在瓦解美國道德基礎的誤解。第一個誤解是，既然中國是共產黨執政，那么中國就會跟蘇聯一樣，致力于證明共產主義優于民主政治。美國人重視經驗證據。有證據表明中國幾十年前就不再支持各國共產黨。中國的真正使命是復興中國文明，而不是輸出共產主義。第二個誤解是，當中國取代美國成為頭號經濟大國，中國就會像美國一樣致力于普世使命，輸出中國“模式”，就像美國輸出美國“模式”。這種誤解是美國對中國無知的絕好例子。美國人需要理解一個基本事實，盡管美國人相信任何人都能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人不相信其他人用類似方式就能成為中國人。如果其他人要成為中國人，只會讓中國人迷惑。還有一個美國人經常提起的說法是，中國希望這個世界更容忍威權統治者。拜登說：“這非常清楚……這是一場21世紀的民主和獨裁制度的斗爭。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們要證明民主能行！中國的決策者不相信民主，和普京一樣相信獨裁才是未來趨勢。”事實上，坦白說，中國不關心一個國家是民主還是獨裁。中國只關心這種制度在這個國家是不是有效。因此，如果西方民主的誕生地希臘決定加入“一帶一路”，接受中國在比雷埃夫斯港口投資，中國就不在乎希臘是不是民主。中國會和任何互惠的國家合作。老實說，美國也是這么干的。美國會和沙特合作，盡管沙特遠不是民主國家。要是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就會取代美國的頭號經濟強國地位。拜登有一點說對了：“中國有個總體目標，我不能為此指責中國，但這個總體目標是中國要成為全球主導國家、最富裕的國家和最強大的國家。”事實上，中國的真正目標是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現在，14億中國人的人均收入大約是1萬美元，而3.8億美國人是6.5萬美元。要是中國把人均水平提高到1.7萬美元，即美國的1/4水平，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會超過美國，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真正的競爭是經濟。如果承認這一點，有一些簡單的措施能提振美國的經濟競爭力。第一步是將美國國防預算削減一半，將節省的錢投入研發。第二步是從中東撤軍，停止毫無必要的戰爭，9·11以來，美國在戰爭中花了納稅人5萬億美元。
【撤出阿富汗，圖片來源：美國陸軍】
第三步是逆轉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對華貿易戰。貿易戰沒能削弱中國經濟，反而打擊了美國經濟。看下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零售市場規模是1.8萬億美元，美國是4萬億美元，是中國2倍多。經過特朗普的3年貿易戰，到2019年，中國的零售市場增長到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5.5萬億美元。一個基本的戰略原則是，在輸掉的戰場上繼續打下去是個錯誤。第四步是重新加入TPP協議，這是奧巴馬總統支持的，目標是保證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圈——東亞經濟生態體系不會以中國為中心。第五步是盯防中國，與和中國簽自貿協定的國家和地區談判并簽約。比如，中美競爭的一個關鍵地區是東南亞，這里的7億人口普遍對美國有好感。東盟的地位很重要。2000年，日本的GNP是東盟的8倍，到2019年只有1.6倍。到2030年，東盟的經濟將超過日本。因此，美國需要立即與東盟簽訂自貿協定。這五步將使中國緊張。中國需要面對一個有想法和富裕的地緣政治對手。不過，中國人不需要緊張。因為其中任何一步在今天美國的政治環境中都不可能。中國正執行一項深思熟慮的長期戰略，不僅改善14億中國人的生活，還增加中國和大部分國家的經濟聯系，讓世界分享中國繁榮的機會。美國可沒有一項類似的總體戰略。再看另一個統計數據。巴西在地理上離美國近離中國遠。2000年，巴西每年向中國出口10億美元，現在達到這些數額，只要72小時。較底層的50%中國人，剛獲得了中國歷史上4000年來最好的40年發展機會，而較底層的50%美國人經歷了30年經濟停滯。諾貝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認為美國工薪階層陷入了“絕望的海洋”，導致人均壽命下降，嬰兒夭折率、毒品成癮率、自殺率增長等等。這是美國決策者需要認識到的：未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結果，不取決于航母與核武器，而是取決于哪個社會更好照顧較底層的50%人口。到目前，中國遙遙領先，正如美國在冷戰時期領先蘇聯。蘇聯輸掉冷戰的預兆，從人類發展指標上就能看出來：人均壽命下降，嬰兒夭折率、酒精成癮率、自殺率增長。今天，情況正相反，斯坦福心理學家Jean Fan認為，“相比于美國的停滯，中國的文化、自我評價和士氣在顯著增長。”美國贏得冷戰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接受了偉大的戰略思想家凱南的建議。盡管凱南主要為人們銘記的是其“遏制戰略”（“遏制戰略”對融入全球的中國可沒辦法），但他其實還給同胞們很多深刻的建議很深刻。凱南認為，美國能不能對蘇聯取得優勢，取決于美國自身的表現。凱南說：“最重要的是，美國必須在全世界有效地樹立起形象：美國的目標明確；美國有能力處理本國的問題，也能承擔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的精神力量強大，足以在各種強大的意識形態潮流中堅定自己的信念。”也就是4點：1.目標明確，2.有能力處理本國的問題，3.承擔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4.堅定自己的信念。相對于蘇聯，美國在這4點上領先。但今天，美國都落后于中國。世界各國愿意聽到拜登說“美國回歸！”但是，這一輪回歸能持續多久？美國決策層常犯的錯誤是低估世界其他國家。大部分美國觀察家都知道，2024年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要是特朗普和哈里斯競選，勝算不小。要是特朗普再次當選，他會再次退出多邊協議和機制，包括巴黎氣候協定和世衛組織，疏遠法國和德國等盟友，或者要求韓國和日本拿出更多錢，還會取消友好國家如印度的H1B簽證。有沒有美國人敢保證，這不可能發生？要是美國人不能保證，那要求大多數國家現在就下注、在中美間站隊就很不負責任。中國和美國的競爭，不會發生在中國和美國之外，而是在兩國內部。拜登的優先目標應該是打破30年的經濟停滯，結束工薪階層的“絕望海洋”。只有這樣才能阻止特朗普或者類似的角色卷土重來。只有這樣才能增加對拜登“美國回歸”的長期信心。這看上去是個悖論：重振美國經濟的最好方式是和世界上其他經濟強勁的國家合作，特別是擁有全球最多中產階級的中國。要是美國的決策層是審慎理智的，這將是合理的結論，也是解決美國國內嚴峻分裂的方案。但這個方案在目前美國的政治環境中不具現實性。在競選中，拜登說對華貿易戰沒效果，他說特朗普的貿易戰是個“災難”，損失了美國的金錢和就業。扎卡利亞稱贊拜登的觀點。但是，要是拜登敢放松已經嚴重損害美國企業和農民的貿易戰，他在政治上就要吃苦頭。拜登政府需要強大的政治防彈衣，才能重啟對華關系，取消毀滅美國的關稅和制裁。拜登政府還有一項資源可以利用：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獨立宣言稱美國應該“高度尊重人類輿論”。凱南在建議中也提到美國要重視世界民眾的觀感。事實上，美國贏得冷戰的關鍵原因是美國的口號在國際社會獲得世界民眾的支持。我親身見證了這一點。1978年12月，當蘇聯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聯合國大會投票譴責了這次入侵。1984年到1989年，我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和杰出的美國大使弗農·沃爾特斯（Vernon Walters）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共事，當時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大約150個國家支持美國對蘇聯的決議。這證明了“世界人民”支持美國而不是蘇聯。美國現在可以試試，看“世界人民”是支持美國還是中國。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沒有入侵或者占領鄰國。在主要大國中，中國是過去40年來唯一沒打過仗的。但是，美國還是指控中國在三個地區“強硬”：香港、新疆和臺灣。這三個地區的問題是不同的，還很復雜。大部分美國評論家對中國非黑即白的指責是錯誤的。大部分國家不支持美國在香港或新疆問題上批評中國。要檢驗這一點，美國可以試試在聯合國大會上提案。要是美國這么干，就會發現美國就是冷戰時的蘇聯，在193個國家中只能找到30到40個來支持自己。美國已經這么干了。美國聯合23個西方國家發表聲明涉及新疆問題，指責中國壓迫穆斯林。要真是這樣，最憤怒的組織應該是有57個國家的伊斯蘭合作組織。但是，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支持美國和西方對新疆的立場。針對上述指責中國的聲明，有54個國家提出反聲明，支持中國在新疆的政策。很多美國人安慰自己，說“熱愛自由的民主國家”和“穆斯林獨裁國家”之間有對立。但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除了美國就是13億人口的印度和2.8億人口的印尼，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支持美國。印度和印尼的16億人口，是西方國家總和的2倍。問題的關鍵不是新疆、香港或臺灣。在冷戰中，大部分國家和大部分人口支持美國，反對蘇聯。但今天，大部分國家想保持中立。大部分國家希望和美國友好，也希望和中國友好。因此，任何美國政府迫于國內政治壓力要升級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斗爭，只會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沒什么國家會積極支持美國。歐洲國家如法國和德國是美國的親密盟國，盡管對中國也有點不安，但對參加美國的“對華十字軍”立場模糊。今天，各國都需要關注自己的利益。歐洲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而不是美國。2020年，歐洲對華貿易是7090億美元，而對美貿易只有6710億美元。10年后，這個落差還要大。同樣重要的，今天歐洲的戰略壓力不是來自俄國坦克，而是非洲的不穩定，特別是2100年非洲人口將是歐洲的10倍。要是從地理上看地緣政治，那么中國在非洲投資能減少非洲到歐洲的移民，這就是給歐洲的禮物。諺語說，對禮物不能吹毛求疵。歐洲和美國在伊朗問題上也有分歧。因此，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事，歐洲沒有跟隨。伊朗問題也能說明中國如何玩大棋局（更精確的說法，是中國的圍棋），而美國在玩頂牛。為什么2021年3月中國與伊朗簽署25年合作協議？一個可信的回答是，中國在報復美國在中美關系上試圖闖“紅線”的行為。美國正弱化40年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大約40年前，基辛格訪問中國，基辛格提出很多問題，而周恩來只提出臺灣問題。為什么？因為美國人已經忘了中國在1842年到1949年經歷的百年國恥，而中國人沒有忘。臺灣沒有回歸是百年國恥的延續。任何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讓步，都會下臺。因此，要是美國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任何中國政府都很難吞下苦果。中國將尋找美國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如我在《中國贏了嗎？——中國對美國優先的挑戰》里提到的，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很脆弱。這個問題很復雜。要是美元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美國的世界地位將大大下滑。美國人很難接受這一點。美國人看問題是非黑即白的，自認為是正義的。美國人會說自己在參與一場保衛自由、民主、人權的全球性戰斗。哪怕只有美國一國在戰斗，也決不放棄。最終，美國將打贏對一個“共產主義帝國”的“圣戰”。這種口號美國人很熟悉。很多美國人在中美關系中有非黑即白的觀點。美國前總統里根說蘇聯是個“邪惡帝國”時，抓住了美國人的感情。可能用不了多久，中國就會被代入這個角色。要是美國人陷入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美國人最終發現，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會陷入國際孤立。這不是說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有好感。那些對中國崛起感到不安的民意調查是準確的。一個新的強國登上國際舞臺，國際社會感到不安是正常的。大部分國家把中國看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努力改善民眾生活并取得很大成功，和其他國家正常合作。國際貿易是基于自愿，沒有國家能被迫出口或進口。130多個國家和中國貿易超過美國，這說明它們把中國看成一個正常國家，不好也不壞。同時，全球對中國的尊重在增長。美國人可能認為這只是基于想從中國獲得經濟利益。在陷入道德優越感之前，美國人應該想想世界其他國家在更好地理解中國。這些國家發現中國在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第一重要的公共產品是克制了中國民眾中的民族主義。這就是2021年的中國和1899年老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有區別的原因。第二重要的公共產品是負責任地參與應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挑戰。大部分美國人沒有意識到，新冠疫情大大提高了中國的聲望，而削弱了美國的聲望。第三重要的公共產品是，中國還是一個承認現狀的大國，而不是革命性的大國。布林肯說，中國是唯一一個有實力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上挑戰穩定開放國際體系的國家。但是，盡管中國已經強大起來，還仍然支持西方主導的、基于規則的聯合國憲章，以及其他西方體制。要是有人懷疑這一點，應該讀讀聯合國憲章。中國遵循了憲章的原則。同樣重要的，中國建立了穩定和有秩序的社會，改善了14億人口的生活。治理中國社會的政治原則不是西方的。中國民眾和中國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也不是西方的。但是在中國很有效。哈佛肯尼迪學院的一項可信的學術研究表示，對中國政府的滿意度，從2003年的86%上升到2016年的93%。新冠疫情后，滿意度進一步上升。大部分中國人對美國和歐洲應對疫情不力很吃驚。因此，他們對西方領導人那套西方社會更好的宣傳很懷疑。只要中國致力于改善民眾生活，不挑戰世界秩序，那么世界各國會繼續和中國合作。美國想孤立中國，只會自己被孤立。（作者：馬凱碩，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員，最近發表新著《中國贏了嗎？——中國對美國優先的挑戰》。本文首發于2021年7月1日美國《國家利益》網站，觀察者網寧櫟翻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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