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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后，政治經濟學界流傳“補資本主義課”論調，這是GDP主義者引進、改造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由。這種補課論調很有迷惑性，生生制造出來一種唯生產力論。

“歷史唯物主義”中，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由生產力決定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定程度生產力為基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生產力演進不到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就不會改變，就不該建立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補課論”提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是基本規律，進而道：中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直接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違背蘇聯教科書關于歷史“五大階段”規定。

他們說中國不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不可能發展，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主張取消社會主義制度，退而實行資本主義，謂之曰只有實行資本主義，才能發展生產力，進而又將生產力等同于GDP。

“補資本主義課”論調，就是GDP主義基本理念。由此出發，方提出對公有制經濟“私有化”思路，進而將西方經濟思想視為“普世價值”，將其視為搞“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的不二法寶。

與“補資本主義課論”同時出現并遙相呼應的是“趨同論”。要義為：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正相向趨同，即資本主義國家趨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趨向資本主義，并認為這是人類發展大趨勢。

“趨同論”是一種沒有任何理論價值的膚淺描述。二戰后，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勢力大增，在它們執政或以主要在野黨身份參與政治期間，主持制定或脅迫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勞動者的法律和政策。

這些法律和政策有一定社會主義性質，是社會民主黨“和平演變”資本主義路線的體現，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勢力在社會主要矛盾中地位提升的結果，根本不是什么資本主義趨向社會主義。

同樣，實行“蘇聯模式”國家，因模式缺陷未及時改革，導致特權、腐敗和官僚資本出現。以美國大資本財團為核心的國際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向這些國家滲透，并與官僚資本勢力相配合，形成了以資本主義為“普世價值”的“私有化”浪潮。

這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因自身弊端滋生反社會主義的表現，這股勢力逐步演化累積成主要矛盾方面，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就是集中體現。

社會主義國家中反社會主義勢力得不到有效抑制蔓延，根本不是向資本主義趨同。官僚資本勢力本質上是官僚制度在現代條件下的變種，雖然以資本為手段并采取一些“市場經濟”做法，但不屬于自由資本主義。

“趨同論”只是“補課論”的衍生品，與“補課論”相呼應。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后，“趨同論”和“補課論”在這些國家消失，只在中國仍作為GDP主義者理論依據。

一些人甚至由此創意：只要政治上保持“蘇聯模式”行政集權體制，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則可以，而且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只有資本主義對公有制經濟“私有化”，才能發展生產力。

以發展生產力為基礎，鞏固行政集權體制，就能發展社會主義。可見在中國一些人觀念里，“補資本主義課”，將經濟與政治分開，所要補的只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不包括政治上的資本主義。

這里明顯有邏輯矛盾，實行過程造成現實矛盾，中國這些GDP主義者思想中不予考慮。有“補課論”觀點的人，除那些既得利益者外，還有一些人迷惑于“蘇聯模式”教科書中唯生產力論原因。

這些人并不能從“補資本主義課”中得到利益，甚至還會受到損害，他們這種思想認識，卻替那些從“補資本主義課”獲益的群體，打了掩護。

中國GDP主義者從唯生產力論找到了“補資本主義課”的理論根據，生拉硬套政治上固守行政體制作為“堅持社會主義”標志，于是就有了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視作“普世價值”的新思維。

之所以“新”，不在于所謂“普世價值”之新，而是將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和文化觀念剝離，甚至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僅把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作為“普世價值”，而把政治思想和文化觀念視作“特殊國情”產物。

這是非常奇特的思路，西方資本主義是個系統，哲學觀念、社會觀及其經濟觀、政治觀、文化觀一體，有其內在邏輯。

將其切割恣意取舍，已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只取其經濟思想，實行這些經濟思想，以何政治制度和文化保證之？若無相應政治制度和文化保證，經濟思想又何以能實行？

可見，只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作為“普世價值”的GDP主義者，并不是簡單想推行資本主義，而是根據特殊人群、利益集團需要，將“普世價值”作為一個手段，一種輿論工具，一方面以此表示其“開明”，另一方面好與國際資本“接軌”。

像穿西服打領帶染發彰顯“西化”、“現代化”、“年輕化”，頭腦裝滿陳腐官文化一樣，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作“普世價值”的GDP主義者，與一百多年前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有何區別？相比不過張氏將“西學”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GDP主義者擴展至經濟學！

作者：劉永佶  河北大學畢業，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原任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發布略有改編。來源： 愛特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