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前政要：戈爾巴喬夫改革是蘇聯解體的開端
點擊： 作者：譯客老貓 來源：蘇聯史鑒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3-13 09:36:00
1985年4月23日，時任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一次中央全會上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宣布要對蘇聯進行改革。
戈爾巴喬夫口中的“改革”，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改革，根本不是一個意思。
當時，戈爾巴喬夫在談到必須加快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福祉時聲稱，他很清楚下一步該怎么做。
其實，戈爾巴喬夫當時根本不知道他所謂的改革會如何收場，雖然至今他也不承認。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
如今，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思路已經很清晰了，要繼續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要更加大膽地堅持走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增強企業獨立性的道路，引入成本核算，做到責、權、利相結合。
——他當時是這么說的。
如今，俄羅斯有很多人認為，就是那天宣布的改革措施最終導致了蘇聯體制的崩潰，并因此喪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國土。
在戈爾巴喬夫這番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那天，俄羅斯一家名為”Lenta.ru”的新聞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戈爾巴喬夫當年親信和政敵對那場改革的看法。
從那時起，戈爾巴喬夫的聲望就開始迅速下滑。
——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最后一任主席（1990年3月 - 1991年9月）。此人開始是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后來則成了他的政敵。
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
盧基揚諾夫：
所謂的改革為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出演這場改革鬧劇的并不是整個蘇共，只是戈爾巴喬夫和他那些親信而已。這幫人領頭的就是時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要不是他，戈爾巴喬夫就不可能搞那場改革。
正是雅科夫列夫和他周圍那一小撮人，天天嚷嚷說我們需要一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要完全脫離社會主義，這正是當時蘇聯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
有一段時間，我和雷日科夫（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是支持改革的想法的，但不是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改革，而是安德羅波夫所說的改革。
我可以證明，柯西金就曾制定過經濟改革計劃，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終讓這一計劃流產了。
當時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幾乎一致認為，改革應該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社會關系，有利于加快科技進步和生產發展。
但這只是一種虛幻的思想統一，當時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某些成員只是口頭上支持“更加社會主義”的口號，而他們自己卻正如他們當時所做的那樣鼓吹什么私有經濟，即私有財產、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優勢是無可置疑的。
在與戈爾巴喬夫爭論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們走錯了方向，背離了蘇聯體制的原則。當時，對于究竟什么是改革，人們都是各說各話，“制度更迭”這一真相反而被掩蓋了。
除了我之外，很多老資格的政治局成員也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搞法，支持派與反對派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爭論已經日趨白熱化，戈爾巴喬夫則不斷在兩派之間左右逢源。
當時搞得戈爾巴喬夫是焦頭爛額。
經濟瀕臨崩潰把戈爾巴喬夫從一個極端拋到了另一個極端。
為了調和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戈爾巴喬夫左右逢源，鼠首兩端，經常做出自相矛盾的決定，與蘇共的初心背道而馳，漸行漸遠。
在雅科夫列夫的影響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中出現了在總體轉向自由市場的過程中堅持社會主義選擇的論調。
同時，當時蘇聯國內的民族沖突不斷加劇，但戈爾巴喬夫卻不知如何是好。
從那時起，戈爾巴喬夫的聲望就開始迅速下滑。我們進入了一個解體時期，而且解體的不僅僅是蘇共，還包括蘇聯這個國家。
蘇聯解體始于波羅的海三國，繼而位于亞洲的各加盟共和國群起效尤。這些加盟共和國想獨立，它們同自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中的代表一道主張建立一個松散的邦聯。
這些加盟共和國大概忘了，同樣的想法曾導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
局勢本來是可以扭轉的，但葉利欽的騷操作卻加速了蘇聯解體——他發布了一項法令，規定聯盟法律的實施必須得到各加盟共和國的同意。也就是說，葉利欽此舉挑起了一場法律戰。
葉利欽隨后便宣稱，凡是位于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企業，今后統統歸這些加盟共和國所有。
稅制改革則讓蘇聯解體邁出了重要一步。
改革后的稅制規定：稅收要統統上繳中央財政，然后再由中央財政在共和國之間進行分配。
葉利欽則堅持建立一個單一渠道稅制，屆時所有稅收將由各加盟共和國留存，并且該向蘇聯中央財政上繳多少，由各加盟共和國自行決定。
1991年7月29日至30日，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和納扎爾巴耶夫在新奧加廖沃官邸進行了一次非公開會晤。
在此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同意了葉利欽有關建立單一渠道稅制的主張，蘇聯失去了對預算、企業和銀行的控制，并同意在實際上沒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參與的情況下簽署一項邦聯條約，其實就是讓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與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決結果完全背道而馳，請大家注意，當時有76.4%的蘇聯公民投票支持保留蘇聯，蘇聯最高蘇維埃隨后還為此通過了一項關于全民公決約束力的法律。
我們只堅持到了1986年，后來一切都崩潰了。
——葉夫根尼·亞辛，1989-1991年曾在蘇聯部長會議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擔任部門負責人，現任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研究生導師。
葉夫根尼·亞辛
亞辛：
安德羅波夫當然不蠢，他說“我們其實并不了解我們所處的社會”并非沒有道理，但當時他也不清楚究竟應該做什么。
安德羅波夫曾試圖有所作為——經他提議，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共同出臺了一份有關在部長會議的兩個部進行經濟實驗的決定。
當時，我正在其中一個部，也就是電氣工業部工作。
但實際上，這個實驗是1979年7月12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共同出臺的有關改進計劃、改善經營機制、提高生產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決議的延續，所以這個所謂的經濟實驗的決定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安德羅波夫的實驗仍在繼續，但很明顯，蘇聯需要進行更為深刻的變革。
1987年，我與格里高利·亞夫林斯基一起為召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七月會議準備材料，之后時任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宣布蘇聯將進行經濟改革。
1986年國際油價暴跌對蘇聯經濟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正如我說得那樣，當時的國際油價幾乎被腰斬，直到1999年才止跌回升。
當時的蘇聯非常依賴石油美元，油價暴跌導致預算收入下滑，迫使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向西方國家貸款，這造成了蘇聯外債逐年快速增長。
事實上，粗放且效率低下的蘇聯經濟基本上是靠高油價才勉強維持的。
其實早在一九六〇年代，蘇聯經濟就開始經常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況，有些腦筋活絡的人就琢磨著該干點什么了。
早在赫魯曉夫下臺前不久，蘇聯社會就對經濟學家葉夫謝伊·利伯曼關于改善經濟體系的建議進行過熱烈的討論。柯西金當年的改革在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便草草收場了。
當時的蘇聯領導層擔心，經濟民主化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民主化，當時的蘇聯領導層非常擔心“布拉格之春”會在蘇聯再現。
因此，到1972年，蘇聯經濟已經開始疲軟了，但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及隨后的油價大幅上漲使勃列日涅夫勉強把國民經濟維持在可接受的狀態，但他并沒有為蘇聯經濟發展做出過任何貢獻。
就這樣，蘇聯經濟只堅持到了1986年，隨后便崩潰了。
很明顯，在計劃經濟框架下，蘇聯的經濟問題根本無法解決，必須盡快過渡到市場經濟，越早越好。
戈爾巴喬夫改革在蘇聯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不能說，戈爾巴喬夫改革決定了蘇聯的未來。但戈爾巴喬夫改革改變了蘇聯的社會狀況，喚醒了民眾。可惜的是，它并沒有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在蘇聯展開一場真正的民主革命。
盡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戈爾巴喬夫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不是在經濟方面（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而是在政治領域。提倡公開性、舉行自由選舉、實行多黨制——這一切都是他的功勞。
要是安德羅波夫能多活幾年，我們就會像中國一樣好了。
——尼古拉·雷日科夫，1985-1991年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自2003年起連續當選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委員。
尼古拉·雷日科夫
雷日科夫：
首先，“變革”這個詞并沒有讓我感到高興。
事實上，這個詞并不新鮮，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就曾使用過，媒體一渲染， 便傳播開了。我本人更喜歡用“改革”這個定義。
一開始我非常贊成改革，我甚至稱得上是改革的倡導者之一，因為我的人生經歷和我在企業、蘇聯部長會議和蘇共中央工作的經驗都證明，我們已經沒有可能維持戰前、戰時和戰后初期那種經濟模式了。
嚴格的計劃體系曾經是非常必要的，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戰勝納粹德國，我們的國民經濟就永遠都不可能得到恢復。當然，有所得必有所失，這也是很自然的。
但后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開始相信這個體制已經自我消耗殆盡——它已經嚴重官僚化了。
比如說，當時我的廠里有52000名員工，應該保留多少名工人，其中應該保留的技工是多少，小工是多少，工程師是多少，技術員是多少，清潔工是多少，統統沒搞清楚。
因此，我們當時堅持認為，應該做點什么。
在我和戈爾巴喬夫之前，也有人試圖搞改革，比如柯西金。順便說一句，就他所處的時代而言，他就算做得不錯了。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他不應該受到任何指責，我們必須給予他足夠的榮譽，他稱得上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物。
柯西金之后也有人嘗試過改革，可惜都半途而廢了。
我也曾被安德羅波夫延攬為改革方案起草小組成員，我們這個改革方案起草小組成員還包括戈爾巴喬夫和多爾吉赫，我們采納了很多以前積累下來的文件內容和主張。就這樣，到了1985年4月，戈爾巴喬夫在一次講話中把我們已經忙活了三年的行動方案提了出來。
直到1987年，我都是支持戈爾巴喬夫的，但之后我和他發生了分歧。
戈爾巴喬夫行事草率、拖泥帶水，再加上人稱"破壞大師"的雅科夫列夫的陰險狡詐，改革最終還是失敗了。
我和戈爾巴喬夫是1987年分道揚鑣的，當時我們對這項改革實驗進行了一番總結，對于這個改革方案的優缺點，我們已經了然于胸。大家都在想，接下來該怎么辦。戈爾巴喬夫與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報告。
這項工作其實是我們按照安德羅波夫的指示做的（注：1982年11月22日雷日科夫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兼經濟部長)。
過了兩周，安德羅波夫召見了戈爾巴喬夫、多爾吉赫和我。
當時的蘇共內部等級森嚴，我們三個，一個是政治局委員，一個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是中央書記，然后我們開始工作。
安德羅波夫是個很有個性的人，現在有很多文章都會提到他，我認為寫得有點過多了。有人說他是猶太人，也有人說他是俄羅斯人，不過，這無所謂。沒錯，我們從來不是特別在意某人是哪個民族，更在意的是他干得好不好。
不過，安德羅波夫是個純粹的政治家，這一點倒是毋庸置疑的。他很快就抓住了經濟這個當時蘇聯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比如說，有一次，他直接打電話問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說，我在工作。他就說，那好，你現在來一下。
這意味著他現在有時間，我就拿著文件夾去見他。
他讓我把文件夾留下，然后就開始向我一個接一個提問題。
他問我，我們國家有沒有企業租讓制，我回答說，我覺得沒有。他又問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回答說，上學的時候書本上就是這么講的，他就說，我掌握的知識還很不夠。
過了一會兒，他又接著說，他對這方面也知之甚少。他讓我現在就去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回頭再來找他。
我回到部里就讓同事們馬上找找看有沒有關于企業租讓制的文獻。隔天有人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找到了這類材料，正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位女同志。
安德羅波夫去世五年后，我也退休了，有足夠的時間認真思考了，我越想越認為，如果讓安德羅波夫在蘇聯搞改革，肯定要比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搞的那一套溫和得多。
安德羅波夫熟諳中國改革開放的精髓，要是安德羅波夫能多活幾年，我們就能搞得像中國一樣好了。
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早期，蘇聯尚能安然無恙，到了他掌權中期，蘇聯已經舉步維艱了，到了他掌權晚期，蘇聯只有崩潰了。
你知道嗎，執政晚期的戈爾巴喬夫，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劊子手。
什么是危機？在他之后，國家熬過了一場危機，另一場危機卻又接踵而至。
我不認為戈爾巴喬夫當年是存心想搞垮蘇聯，那時候的他簡直就是個白癡。
當時蘇聯都是他用自己的行動——公開的或其他的行動——搞垮的。
掌權初期的戈爾巴喬夫本來是能保住蘇聯的。
最初，盡管戈爾巴喬夫行事優柔寡斷，熱衷歌功頌德，遇事輕舉妄動，但是，在他剛剛被提拔上來的時候，我們對他還是滿意的，感覺比很多老官僚要好得多。
但在1987年之后，我們之間便有了分歧，直到蘇聯解體，我們之間的這種分歧也沒有彌合，葉利欽也正是利用了我們之間的這種分歧。
關于什么是改革這個問題，您是找不到答案的。
——尤里·阿法納西耶夫，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帶頭人之一，俄羅斯歷史學家，曾任不分區議員團成員、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是當時無人不知的“心存敵意的聽話的大多數”這一論調的提出者。
尤里·阿法納西耶夫
阿法納西耶夫：
我不是"改革領班"，也不是戈爾巴喬夫之流那些年所作所為的積極支持者，從來都不是！
相反，從一開始，我就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寫過一些文章，提到過我和戈爾巴喬夫他們之間的分歧，也表達了我對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困惑或懷疑。
至于我們有些涉及到1989年蘇聯人代會、選舉、不分區議員團的言論，當然也是我本人的觀點，那么我們可以公開表示，我們這些不分區議員團成員，在政治上是反對當時的蘇共方針的。
但在這里我們必須承認，雖然我們已經明確宣布反對蘇共，但實際上我們從來都不是什么反對派。
我們既沒有打算召開代表大會，創立自己的黨派，也沒有設立影子內閣來準備接現政府的班。
我們當時提出的反對意見其實是比較空泛的，不過是一個美好的愿景，一份真誠的心情，而不是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反對綱領。
如今，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當年的戈爾巴喬夫改革究竟得到了什么結果。
當時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我們，這就是雖然經常把“改革”這個詞掛在嘴邊上，卻搞不清楚，改革究竟意味著什么。
改什么？怎么改？其實誰都沒說清楚。
改革的對象是什么？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改革的任務又是什么？從1985年到1991年，都在哪些方面進行了改革？真的改了嗎？
奇怪的是，無論是戈爾巴喬夫本人還是他的支持者，都寫了很多書，可謂著作等身，但讀者諸君從他們那些著作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他們都沒有把這些基本問題講清楚，直到現在也沒有。
第一個原因，要想理解這一問題的本質，難就難在當時的蘇聯，談不上什么政治和政治生活，即便是某些社會組織，也不具備政治思考能力。
當時也沒有能夠體現可持續制度和既定社會價值的法律，而且當時也不存在這個意義上的社會公德。
因此，在政治、法律和社會公德層面談論當年的改革，以及在那個時代所存在的社會現實，顯然都是沒有意義的。
蘇聯當時的情況，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跟人類社會早期，還沒有出現政治、國家甚至文化的時候差不多。
嚴格地說，當時的蘇聯，從文化起源和發展階段上說，既不是資本主義產生前的文化，甚至不是封建主義產生前的文化，倒是有點像國家形成之前的偽國家時期。
打個形象的比方，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的蘇聯更像是十二世紀弗拉基米爾-蘇茲達利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統治時期的延續。
第二個原因就更加復雜了：
從現象完整性和社會文化系統性上說，整個現代俄羅斯，以及俄羅斯全部歷史，包括史前期的俄羅斯，一直充斥著謊言、神話、冒牌貨和螭魅魍魎。
在俄羅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基本事實、事件、現象、過程是不會被篡改或沒有被神話過的。
危機既打擊了官方意識形態，又破壞了民族關系，摧毀了公共道德。
——阿列克謝·普里加林，自1990年起擔任蘇共中央委員，自1991年3月起直到蘇共被禁，一直擔任蘇共中央直屬俄羅斯聯邦政治分析和預測中心主任。
阿列克謝·普里加林
普里加林：
在最初的兩年到兩年半時間里，我是支持改革的，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為此感到羞恥。
我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提出的“更加民主，更加社會主義”的宣傳口號。
當戈爾巴喬夫開始支持吸引私人資本，主張對合作社發展不設限并提出私有化口號時，我就開始重新審視并批判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政策了。
而且戈爾巴喬夫還到國外宣揚他這些主張。一次是在出訪西班牙時，另一次是在對黑海艦隊積極分子發表演講時。
說實話，早在1985年底，我就不再相信戈爾巴喬夫了。
他在會見地方和各部門積極分子時曾許下了很多諾言，實際上意思都差不多。
比如，他曾說過，中央是有能力，也有資金幫助他們發展的。
我作為一個搞經濟的人，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喜歡當時那種比較熱鬧的社會氛圍：既有公開討論、又有各種各樣的俱樂部......
必須承認：1980年代末蘇聯所面臨的危機是系統性的，而且危機的惡化非常迅速。
請各位自己判斷一下吧！
一、國家管理體制產生危機，科技進步放緩，經濟結構失衡，腐敗日益嚴重，按勞分配原則遭到破壞。
二、官方意識形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當時蘇聯的意識形態還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無法應對新的社會現象。
三、在政治領域，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工人階級與黨漸行漸遠。
四、在民族關系方面，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膨脹，并由此引發了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和加盟共和國內部的直接沖突。
五、在公共道德方面，偽善和犬儒主義肆意蔓延，大多數人默認資產階級道德和價值觀在社會上占有優先地位。
在當時的蘇聯，對社會關系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時機已經成熟，蘇聯本來應該進入社會主義新階段，將當時所擁有的公共財產、社會正義和政治民主結合起來。
自1917年10月以來，從來都沒有做到這一點。言論自由是有了，敬畏之心卻消失了。
——格里高利·亞夫林斯基，1990年曾任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副主席和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數月，是蘇聯“500日經濟改革”計劃的共同撰稿人之一，在后蘇聯時期曾以亞博盧黨領袖聞名于世。
格里高利·亞夫林斯基
亞夫林斯基：
早在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臺伊始，我就對他搞的所謂改革持懷疑態度了。
我曾在蘇聯政府部門工作過幾十年，蘇聯政府很多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我都參與過。
但是，在執行這些措施的過程中，我明顯到了這一切根本行不通。
首先，必須說清楚究竟什么是改革。
對于這場改革而言，人們已經說了太多了，但從本質上來說，其實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最高層決定，人們可以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不僅不會因此被處死或監禁，甚至都不會被解雇、開除或撤職。
自1917年10月以來，還從來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后來，言論自由是有了，敬畏之心卻消失了，隨后發生的一切都跟這個有關系。
由于整個政治體系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當真理對這個體系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時，它就崩潰了。
戈爾巴喬夫的作用是給了億萬人真正的自由，或許有人會說他給的太快了……
但這一切的發生，并不是他有意為之，自由所帶來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極權共產主義制度根本無法消化它。
人們得到了自由，享受這種自由的方式卻各不相同。
比如，1917年，芬蘭人民從俄羅斯手中奪回了自由，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高度發達的歐洲國家。而1990年后所有東歐人民所獲得的自由，和我們從戈爾巴喬夫那里得到的是一樣的，這都是后蘇聯統治階級的責任。
至于民調，順便說一下，現在的俄羅斯民調，已經反映不出什么民意了，僅有電視宣傳對人們還有點兒影響。宣傳方式發生變化，民調結果自然也會隨之改變。這是所有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媒體都被國家壟斷的結果。
“500日經濟改革”計劃本意是打算讓蘇聯經濟在不發生災難、不使整個國家陷入貧困、不導致生產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從已經無法運作的計劃體系過渡到有效的市場經濟的。
該計劃始終如一地、專業地，更為重要的是，開放地、公開地為改革開局一年半制定了行動計劃。
例如，有人提議不要像后來蓋達爾在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做的那樣人為制造惡性通貨膨脹和掏空居民儲蓄，而是通過讓人們有機會使用蘇聯期間積攢的個人資金購買中小型資產，以此來避免通貨膨脹。
要是人們有機會用他們的積蓄購買商店、餐館、理發店、手工作坊、卡車、公共汽車等等——當時被稱為“生產資料”——就能擁有真正的私有財產，實現大眾創業，當時的蘇聯就能出現中產階級。
總的來說，“500日經濟改革”計劃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為在蘇聯形成一個龐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奠定基礎，以便在下一階段成為大型企業股份化的參與者。私有化可以而且應該以這種方式，而不是通過私有化證券欺詐和涉嫌犯罪的抵押物拍賣來實現。
此外，“500日經濟改革”計劃針對的是整個蘇聯，而不僅僅是俄羅斯，并假定在各共和國之間存在著統一經濟空間、銀行聯盟、海關聯盟、自由貿易，擁有統一的經濟法和勞動法，等等，我負責起草的經濟協議甚至早在1991年秋天就由包括烏克蘭在內的13個加盟共和國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
但是，這一切最終都被別洛韋日協議毀掉了。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想過要從根本上改造蘇聯體制，而只是想“建設新型社會主義”，即保留蘇聯體制的本質，只是在某些方面稍作改良，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成功的。
黨和共青團的很多官僚后來都發了財，只不過如今掛在他們嘴邊的不再是社會主義，而是愛國主義罷了。
在蘇聯時期，不存在至高無上的法律，更談不上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自由的政治媒體，只有延續至今的民族沖突……
你們看看，如今的俄羅斯經濟還和蘇聯改革前一樣，仍然完全依賴于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價格......
當然，表面上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稱謂改了，蘇聯成了后蘇聯，很多方面都推倒重建了，但對國家有用且對大多數人至關重要的真正改革卻從來沒有過。
如果俄羅斯今后還想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還需要一場真正的、深入的改革。
作者：譯客老貓 來源： 蘇聯史鑒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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