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微博看到趙皓陽先生有個比較新穎的提法:
我把抗疫模式也分成了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
前現代模式就是一切現代性停擺,回到前現代社會:城市封城、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場停市場……先把病毒熬過去再說。
后現代模式就是歐美那種:“與病毒共存”,得不得病不要緊,要自由,要爽,要那種feel,病死也比生活停擺要好……
現代性就是精準防疫。……上海是中國現代性最強的城市……最有實力去搞“精準防疫”的……
“精準防控”如果做得好了,Y情控制住了,經濟不受影響,居民生活如常,是一個三贏的局面……但是,如果沒那么“精準”了,哪怕只有一丟丟不“精準”,馬上Y情就會失控,跟歐美那種后現代防疫模式沒什么區別了。這根源就在于現代性的脆弱。
趙皓陽認為:
精準防疫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這背后都是錢;還需要對城市生活與傳染病傳播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的專家、學者,以及非常細致入微的規劃和預案,這些必須是經濟發達且人才儲備雄厚的地區才搞得出來的。
其實要比這些硬件條件,新加坡、紐約、倫敦……這些城市任意拎出來一個都絕不會比上海差,即便與香港特區比,恐怕上海也是比不上的。
歐美諸國是一上來就打算“躺平”“與病毒共存”嗎?其實并不是,如果我們翻回2020年年初的新聞,他們一開始也是打算積極抗疫的,還一再地無端指責中國害了他們。
積極抗疫一開始的代價必然就是趙皓陽口中的“前現代模式”——雖然不一定“封城”,但“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場停市場”這些做法正是他們都作過的。其結果就是工人失業、商業停擺,抗議之聲四起;私有制的歐美資產階級政府在這個時刻無法保證公平的生活物資和醫療資源分配,就無法抑制民眾的抗議,搖擺之中,病毒也就不可抑制地擴散了。
當既有感染者已經形成足夠龐大的庫存,他們即便想“改弦更張”搞“動態清零”也不可能了。
這種躺平模式是不是真的就不會影響經濟、影響民眾的生活呢?顯然不是,大流行的頭兩年,歐美的經濟普遍出現了負增長,物價高企,失業率激增……旅法人士的這篇短文,從底層視角客觀反映了當地普通民眾的生活:
除此之外,“與病毒共存”的一個顯著后果,就是美國上百萬的死亡,“雖然”死的大多是底層、是老人,而不是那些資產階級精英。
中國的“動態清零”持續近兩年了,很多人的確已經感到“疲憊”了……以筆者親眼所見,周圍的實體商鋪從2020年上半年大批地關門。
是不是選擇“與病毒共存”,底層民眾就可以脫離這樣的困境呢?從歐美現在的情形看,絕非如此!相反,“與病毒共存”的口子一開,大量的病例出現,我們再想回到“動態清零”幾乎就不可能了。以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存量以及分配狀況,大量底層民眾所面對的處境恐怕將比歐美的民眾更加悲慘。
真正的問題在哪里?
一方面,不管是“與病毒共存”還是“動態清零”,對富人來講都不會有太大影響,甚至成了他們進一步積累財富、擴大貧富差距的機遇。
《2020億萬富豪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7月中國億萬富豪人數達到415人,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新增人數為全球最高。
與經濟大蕭條相反的是,大流行這兩年,富豪財富加速增長的局面在全球范圍普遍出現:
大流行客觀上加速了小生產者和中小資本的破產,加速了資本壟斷化的進程,進而大幅增加了壟斷資本的財富積累。底層民眾真正的“疲憊”感恰恰來自于此。舊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分配方式,使得財富在大流行之下進一步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而大多數人越來越困苦。
另一方面,就是權力異化以及官僚主義的問題,要么就是怠政式的無所作為或麻痹大意導致病毒擴散,要么就是懶政式的“一刀切”、寧罔勿縱、傷及無辜,因為一個感染者封閉一個小區,因為一群感染者就要停運一個城市的公交、地鐵,甚至連食品供應都因此出現問題。
至于說“精準防控”這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國外選擇“躺平”、物資、人員流通無法阻斷,病毒不斷變異的情況下,暫時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精準”。在既有的科學技術水平下,“精準”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實就完全取決于社會管理運行模式了(群眾路線還是精英路線)。
所以,錯并不在“動態清零”本身,而是上述兩個方面,兩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在長期持續的“動態清零”的強壓力態勢下,廣大底層民眾怎么好好活下去的問題;除此之外,要使“動態清零”長期持續到大流行結束,還需要考慮一個整體的防疫成本問題(中西醫結合還是迷信昂貴的特效藥)。這些“賬”都算好了,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精準”,群眾也才能高度積極地配合。
這里“撿”來一篇1975年的報道,或許在這些方面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歷史的啟示,這種“前所未有”的模式難道不是真正的“現代”模式?
堅持中西醫結合搞預防
湖南省衡陽縣上峰公社革委會
一九七〇年召開的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周總理對我們實行中西醫結合搞預防作了親切的指示,使我們深受教育和鼓舞。從那次會議以來,我們在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和解放軍一六九醫院衛生工作隊的具體幫助下,堅持中西醫結合搞預防,使全社衛生面貌發生了新的變化。
現在,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衛生防治網逐步走向健全鞏固。每個大隊有二至四名赤腳醫生,生產隊有一至二名衛生員,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技術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社員群眾一般都懂得了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常識,講衛生、愛清潔的良好習慣已蔚然成風。經過幾年的努力,基本做到了家家吃井水,隊隊有蓄糞池,大部分豬牛欄、廁所和爐灶得到了改造,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衛生,降低了蚊蠅密度,各種傳染病發病率顯著下降。一九七四年全社發病率比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一,其中瘧疾、麻疹等傳染病沒有再發生。有效地保護了勞動力,促進了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的發展,糧食畝產連續四年超千斤,實現了一畝一頭豬,到處呈現出一派衛生為生產,生產講衛生的革命景象。貧下中農高興地說,革命生產齊飛躍,衛生工作有功勞。
中西醫結合搞預防,黨的領導是關鍵
近幾年來,我們公社的領導成員變動較大,新老成員在對待抓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工作上,都出現過一些認識上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盲目自滿。一九七○年,我們公社出席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以后,少數領導同志滋長了盲目自滿情緒,認為上峰公社“報上有文章,電臺有聲音,展覽有照片,電影有鏡頭”,沾沾自喜,滿足于現狀,因而放松了對衛生工作的領導。另一種是不能正確處理衛生工作與革命、生產的關系,錯誤地把兩者對立起來,怕抓了衛生,影響生產,從而放任自流,不去領導衛生工作。這兩種思想雖然表現不同,其實結果是一樣的,都是削弱了黨對衛生工作的領導。曾一度造成了預防工作停滯倒退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公社黨委認真學習了毛主席關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導,并組織大家到兩個生產隊進行典型調查,從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一個是坪嶺大隊的陳沖生產隊,這個生產隊的領導對衛生工作很重視,把衛生工作列為農業學大寨的一項內容,把堅持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當作捍衛毛主席革命衛生路線的自覺行動,抓住不放,常抓常新,有效地保護了社員群眾的身體健康。一九七三年全隊五十八個男女勞力中僅四人因病誤工七天,其余人人出滿勤,這年糧食畝產一千五百多斤,比WG前增產一點二倍,衛生促進了生產。一個是前進大隊的紅星生產隊,這個隊的生產條件與陳沖生產隊差不多,由于“驕”字作怪,放松了對衛生工作的領導,放松了中西結合搞預防,結果疾病又重新抬頭,全隊三十六個男女勞力就有二十一人因病誤工八百六十多天。這年糧食畝產不到九百斤,從超千斤的先進行列退了下來。這正反兩個典型對大家教育很深,使我們看清了盲目自滿的危害性,看到了把衛生工作與生產對立起來的嚴重后果。從而提高了認識,統一了黨委一班人的思想,自覺加強了對衛生工作的領導。
我們抓衛生工作的具體辦法是“一線”、“三抓”、“五結合”:“一統”就是統一領導,統一安排,專人負責,大家動手。公社、大隊干部抓革命、生產的點,同時也是衛生工作的點;“三抓”就是農閑突擊抓,農忙主動抓,配合中心經常抓。如利用農閑組織人力采集中草藥、搞好兩管、五改等。春耕忙輪收搶插等農忙季節,正是傳染病流行禿節,我們就組織衛手人員切實搞好預防,送藥到田間,保護旁動力。平時配合中心工作結合抓衛生,堅持中西醫結合搞預防……批判封建迷信和不衛生的舊刁慣,推動衛生工作的開展;“五結合”就是在布置、安排、檢查、評比、總結生產時,把衛生工作的內容結合進去。使衛生工作緊密配合中心,服務于革命,服務于生產。
中西醫結合搞預防必須大搞群眾運動
人民群眾是開展衛生工作的主力軍。幾年來,我們公社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群眾運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發展:
(1)衛生知識更加普及。我們通過三條渠道向群眾普及衛生知識。一是以生產隊政治夜校為陣地、定期上衛生常識課,傳授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知識,組織群眾觀看衛生圖片和在顯微會下觀看細菌和蟲卵的形狀,提高群眾的衛生知識水平。二是在公社中學和大隊小學增設衛生常識課,加強對青少年的衛生教育。三是利用各種大小會議宣傳中西醫結含搞預防的好處,大造革命輿論,不斷提高群眾采用中草藥開展除害滅病的自覺性。現在許多社員都自己采集鬧羊花﹑苦梀葉、辣蓼草等中草藥殺蛆滅蛹、滅孑孓,有效地控制了蚊蠅的孳生繁殖。
(2〉中草藥“四自”群眾運動更加深入。在推廣中草藥的群防群治方面,我們公社曾經有過教訓。一九六九年春,由于預防工作不落實,全社“流感”、“流腦”大流行,有一千五百多人患病。當時由于單用西藥,疫情雖然控制下來了,結果用去全年合作醫療費三分之一。廣大群眾深深懂得,單純靠西藥滿足不了農村防病治病的需要,合作醫療也鞏固不了。唯有就地取材,發掘土方草藥,實行中西藥結合,才是發展的方向。廣大貧下中農懷著為革命獻方獻藥的精神,紛紛把自家祖傳的密方、草藥獻了出來,全社共獻出單方、驗方四百四十多個,獻草藥五百余種。我們把這些土方草藥集中陳列起來辦展覽,由老草醫、老藥農當講解員,組織全社干部和群眾參觀學習,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群眾學土方采草藥的高潮。幾年來,全公社共采集中草藥十八萬多斤,基本上滿足了群防群治的需要。為了擴大藥源,公社、大隊、生產隊都開荒種藥,變野生為家種,引種外地藥材。社員家里也利用空坪隙地種藥,以便自種自用。全社共種藥五百畝以上,除自用外,每年還向國家出售四百多擔,收入五萬多元。壯大了集體經濟,鞏固發展了合作醫療,為開展群防群治打下了物質基礎。
(3)預防服藥更加自覺。根據傳染病流行季節,把中草藥熬成預防茶,進行預防服藥,在我們公社已形成制度。群眾還總結了“季節病提前防,傳染病重點防,多發病、常見病全面防”的預防服藥規律。現在各家各戶一般都備有預防茶缸,平時喝涼茶成了社員群眾的習慣,大家都堅持冬春季用崗梅、枇杷葉、紫蘇等預防“流感”。夏季用辣蓼草、鳳尾草、五指干、銀花、龍眼草等預防痢疾,秋季用板藍根、菊花預防“乙腦”等。有效地保護了社員群眾的身體健康。如流腦、白喉、瘧疾、乙腦、肝炎、痢疾、百日咳等七種傳架病,一九六人年共發病一百九十八例,而一九七四年只發生了九例。去年七月,上峰大隊三一生產隊有個女社員外出探親回來,染上了痢疾病,一下子便在生產隊傳染了四人。周圍的群眾馬上用海蚌含珠、馬齒莧、桎木葉、南天竹等進行預防服藥,很快便撲滅了痢疾。
中西醫結合搞預防必須培養一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專業衛生隊伍
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群眾運動,既要有廣大群眾的積極參加,又要有專業衛生人員的技術指導。幾年來,我們除注意健全鞏固三級衛生防治網外,還著重抓了衛生人員的培訓提高,使他們更好地為貧下中農服務。
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樹立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思想。有段時期,我們發現公社衛生院和少數大隊衛生所看病的人數多起來了,醫生處方用藥也“洋”起來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來有的醫務人員耽心“預防搞多了會荒廢自己的技術”,迷信“一把刀”,懷疑“一把草”;有的認為“預防難搞,中醫難學,草藥難采”等等。總之,存在怕難怕累和名利思想。針對這種情況,我們組織衛生人員到中西醫結合搞得好的坪嶺大隊辦學習班,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聯系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斗爭實際,狠批了民族虛無主義和“洋奴哲學”等黑貨,肅清了“重業務輕政治”、“重西輕中”、“重治輕防”等反GMXZ主義路線的余毒。同時請坪嶺大隊的老貧農和赤腳醫生當老師,現身說法,講過去缺醫少藥的痛苦,說實行中西醫結合的好處和意義。使大家認識到,堅持不堅持中西醫結合,不是單純的工作方法和技術問題,而是關系到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執行什么路線的大是大非問題。有的醫務人員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創造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醫藥,這是醫學領域里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斗爭,表示堅決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反復培訓,提高衛生人員的中西醫結合的技術水平。我們采取多種形式,如辦短期學習班,學習中西醫結合的基本知識;在實踐中以老帶新,傳授中西醫結合的實踐經驗;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掌握傳染病的發病規律,走訪貧下中農,搜集整理民間單方草藥,以及定期召開經驗交流會等,使衛生人員的中西醫結合防治水平不斷提高。
開展科研活動,不斷擴大中西醫結合搞預防的成果。我們以衛生人員為骨于,組成有領導干部和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的科研小組,遵照“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推陳出新”的方針,把從群眾中收集起來的驗方草藥,經過反復實踐,肯定效果,加以整理編印成冊,發給各生產隊廣泛使用,開展群眾性的科學實驗活動。經過幾年來的實際觀察,證明用20%的鬧羊花浸劑滅孑孓,每升水中投藥二克,經過二十四小時可以使孑孓全部殺死;用20%的水莽草浸劑,每升水投藥八克,或用復方水莽草粉劑,每升水投藥一點二克,經過四十八小時殺孑孓的效果達100%,持續有效時間五至八天。用苦梀葉、辣蓼草等份切碎散入廁所,每百斤糞便用藥三至五公斤,兩日內可以把蛆殺滅。我們用這些土藥消滅蚊蠅,取得了滿意的效果。我們還把這些土藥用于殺滅稻飛虱、浮沉子、背屎蟲等水稻蟲害,也證明有較好的殺蟲作用。
文: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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