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真假民主的區分要看投票權的真實性，更要看參與權的廣泛性；要看選舉中的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承諾的實現；要看政治程序和規則性，更要看制度和法律的執行性；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的民主性，更要看權力的人民制約性。那種選舉時樸樸實實、選舉后各種政治權利不斷得以實現的政治是真民主；那種在選舉時感覺神圣、選舉后神圣權利得到切實實現的政治是真民主；那種在票箱前讓你有莊嚴感覺、離開票箱后讓你無限幸福的政治是真民主。
在2021年10月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關于民主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而且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指出了新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么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么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后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這些重要論述內涵十分豐富，為我們指明了檢驗真假民主的客觀標準。這“四個要看更要看”就是評判民主真實性的試金石。
一、要看投票權的真實性，更要看參與權的廣泛性
從資本主義民主發展的歷史看，有投票權而無參與權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一種殘缺的假民主。這種民主就是一種裝飾品，是裝飾資本主義門面的擺設品。從民主權利的行使過程看，投票權只是民主的起點，而不是民主的終點，更不是民主的全部。資本主義國家把民主等同于投票權，把民主的一個起始階段當作民主的全過程，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民主是資本邏輯的要求。裝飾門面的民主過程一旦結束，國家治理的權力就赤裸裸地由資本來行使。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原來的貨幣所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可以給大眾以投票權，因為這個權利是最廉價的權利，也是最能夠裝飾門面的權利。資本不會給大眾以廣泛的實質性參與權，因為參與權特別是生產領域的參與權是與資本邏輯相沖突的，它會影響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會影響資本對剩余價值的榨取。資本給予大眾一張選票，大眾在選票上畫個勾或者叉，或者什么也不畫，然后投入票箱，民主過程就結束了。在這里，選票投進了票箱，但大眾的民主權利卻被鎖入了票箱。可以說，資本的邏輯力量，可以讓資本家玩弄各種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把戲，但就是不可能給予民眾真正的民主權利。與之相反，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真實的，不是民主的裝飾品，而是民主的大眾共享品。社會主義民主給予大眾以最廣泛最真實的投票權，這種投票既不會受資本力量的影響，也不會受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影響；既不會受宗法家族勢力的影響，也不會受輿論的影響，是一種平等公正的投票權。每一個公民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投票權。投票不是民主的結束，而是民主的開始。人民群眾獲得的是廣泛真實的管理權、決策權、協商權和監督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要保證人民依法行使選舉權利，民主選舉產生人大代表，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落實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環節全過程，確保黨和國家在決策、執行、監督落實各個環節都能聽到來自人民的聲音。”在農村，廣大農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這既體現在農民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重大事項的決策過程中。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指出：要充分維護農民集體對承包地發包、調整、監督、收回等各項權能，發揮土地集體所有的優勢和作用，切實保障集體成員的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確保農民集體有效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在國有企業，我們強調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業務公開，落實職工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企業在重大決策上要聽取職工意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代會審議，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二、要看選舉中的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承諾的實現
有許諾無行動的不是真民主，是假民主，是民主的贗品，是一種迷惑人民、以假亂真的民主偽作。在資本家看來，許諾了的民主，就是真實的民主，把許諾的東西當作已經實現的東西。每當投票選舉時，漫天的許諾、布滿大街小巷的競選標語和口號讓人們感覺到好像許諾變成了真實。因此，在選舉中，各種許諾的幻象被很多人當成了真實。如果我們看看美國歷史上一些競選承諾，就會知道這些承諾的成色是多么低下。1928年胡佛在其總統競選辭中許諾：他會使家家鍋里有一只雞，家家有一輛車。但他的這一諾言在1929年經濟大危機中被無情地粉碎了，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崩潰，民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做出過多項承諾，直至他下臺，他的承諾又兌現了多少？他承諾重建基礎設施，發誓要在美國的公路、鐵路和機場上花費大筆資金，但美國政府卻鮮有行動的跡象。相反，特朗普的那些損害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所謂“美國優先”的承諾倒是變成了現實。這種在墻上給人民大眾畫出無數大餅、餡餅的空頭諾言在西方民主中比比皆是。資本總是用沒完沒了的承諾來迷惑人民。這種許諾是最廉價的東西，又不需要真正兌現。這種諾言是不是能夠實現、有沒有必要兌現，既沒有人來監督，也因為多黨制變得一紙空文。甲黨剛剛做出承諾，就被選下去了；乙黨一上臺就做出更多承諾，可是不久它又被丙黨代替了。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1964年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中說：“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起草憲法和獨立宣言的氣壯山河的詞句時，曾向每一個美國人許下了諾言。他們承諾給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就有色公民而論，美國沒有實踐她的諾言。美國沒有履行這項神圣的義務，只是給黑人開了一張空頭支票，支票上蓋著‘資金不足’的戳子后便被退了回來。”盡管這張支票在今天似乎有了一點成色，但依然是“資金不足”，而且是嚴重不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重視承諾，更重視承諾的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特別重視對人民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的實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實現人民的小康生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到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黨對人民做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承諾。這個承諾也已經實現了。我們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可以說，黨對人民做出的每一個承諾都得到了充分實現。不僅如此，我們還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來實現對人民的承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也是不斷向人民承諾又不斷實現這些承諾的根本政治制度。在這一好制度的基礎上，各級人民政府提出各種承諾又不斷實現承諾，實現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要看政治程序和規則性，更要看制度和法律的執行性
制度和法律規定了很多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但制度和法律規定的這些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執行，實際上就是一種假民主，是民主的殘次品。幾百年來，西方在制度和法律上制定了不可勝記的政治程序與規則，但這些程序與規則是以資本為軸心展開的。很多程序與規則表面上是大眾的，但實質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憲法上的嚴謹、法律上的規定、文件上的話語、制度上的安排，往往被資本家掛在墻上，難以變成活生生的現實。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指出：“1848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其后總是帶有一個附帶條件，說明這些自由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不僅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制定了很多約束廣大人民群眾能夠行使自身民主權利的程序與規則。你說結社自由，但你不能組織和加入共產黨。1919年8、9月間，美國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美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工黨剛剛成立，美國統治集團就迫不及待地對之進行鎮壓。1920年1月2日，美國司法部在全國70個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突襲，逮捕了約1萬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企圖把共產黨人一網打盡。當代美國政治中，美國共產黨仍然屬于被限制、打壓的對象。很多州都規定以共產黨身份進入地方州市議會甚至國會當議員是不允許的，美國加州法律明確規定：“不允許共產黨員成為政府工作人員。”你說有罷工自由，但是很多企業規定，你如果參加了罷工，你的很多權利就會受到損害，諸如你的社會保障、你的健康醫療權益都有可能被剝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重視政治程序和規則，更重視制度和法律的執行。在法律和制度制定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方面，我們黨和國家給予高度重視。為了規范黨內法規制定工作，提高黨內法規質量，我們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為了保障黨員權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我們制定了《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等等。這些關于程序和規則的法規是很完整的。同時，我們強調這些黨內法規的實施。對于有侵犯黨員權利行為的黨員，其所在黨組織或者上級黨組織可以采取責令停止侵權行為、責令賠禮道歉、責令作出檢查、誡勉談話、通報批評等方式給予處理；情節較重的，按照規定給予黨紀處分。在國家制度和法律方面，程序性和規則性的內容也越來越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涉及范圍廣泛，從經濟合同簽訂、公司設立，到收養送養兒童、未成年人保護，再到居民繳納物業費、處理離婚或者繼承，無論是重大糾紛，還是微小摩擦，幾乎所有民事活動的權利、依法行使的程序和規則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明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全面系統地對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工作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監督形式和具體程序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相關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對法律實施進行監督檢查，有效保證了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別強調健全全面、廣泛、有機銜接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構建多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還強調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四、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的民主性，更要看權力的人民制約性
權力運行有規則和程序，但不受人民監督和制約，民主就是假民主。這種民主實際上只是供給少數人享用的，不是與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的。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為權力運行制定了無數的規則和程序。在議會選舉中，在政黨競選中，在議會會議召開中，都有數不清的規則和程序。例如，美國參議院既有60票規則，也有所謂的布拉規則（filibuster）。布拉規則也就是冗長演說、無限制演講，是一種議會程序。這些規則的使用一方面是不受人民群眾監督的，另一方面也不是為了實現大眾利益的。為了阻攔1964年的民權法案，南方民主黨參議員們還曾進行過75小時的冗長發言，其中，羅伯特·伯德一人喋喋不休地講了14小時零13分鐘。美國2020年大選后，兩黨分別力推選舉改革法案。得克薩斯州眾議院2021年7月中旬原定表決一項由共和黨推動的限制投票權法案，但逾50名民主黨議員12日集體“出逃”，乘包機前往華府，希望會議因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眾議院其余議員13日以76票比4票通過一項決議，授權州執法人員尋找并拘捕缺席議員。這些議員能夠代表人民嗎？他們只代表自己。其實，19世紀法國最知名的思想家之一弗朗索瓦·基佐寫的《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一書中就寫道：“從來沒有人真正明白，人民統治權意味著，在考慮了所有的主張和意愿后，大多數人的主張和意愿形成了法律，但少數人有權不遵守與自己的意見和意愿相違背的決定。”基佐道出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那就是資本制定游戲規則，資本以這些規則來游戲民眾，而人民群眾是無法影響這些規則的。在當代中國，權力運行是有很多民主規則和程序的，同時權力受到人民群眾的嚴格監督和有效制約。在黨內，一把手權力受到嚴格監督。2021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明確指出，“一把手”被賦予重要權力，擔負著管黨治黨重要政治責任，必須以強有力的監督促使其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黨委（黨組）、紀檢機關、黨的工作機關要突出對“一把手”的監督，將“一把手”作為開展日常監督、專項督查等的重點，讓“一把手”時刻感受到用權受監督。在國家制度層面上，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保證各級人大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保證各級國家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這種監督是全面的、真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這一政黨制度通過政黨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不僅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階層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時固執己見、排斥異己、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而且可以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西方民主制度作出了很多許諾，這些許諾要么是空中樓閣，要么就是用來騙取人民的信任。為什么西方民主有很多是如此的虛假？其根源在哪里？首先，西方一些政治思想家制造了很多虛假故事來使人民相信民主就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東方自古以來就是專制主義。這種虛假故事使一些人相信，民主是西方人的文化基因，是與生俱來的。最典型的就是魏特夫在其《東方專制主義》一書最后結尾中講到的那個故事。魏特夫的故事是這樣的：“古代希臘的優秀公民從他們的兩個同胞斯普提亞斯和布利斯抵抗極權力量引誘的決心中獲得了力量。這兩位斯巴達的使節在前往蘇查的路上，遇到了一個波斯高級官員哈德倫斯，他答應只要他們歸附他的專制君主——偉大的國王，就可以使他們在本國成為了不起的人物。希羅多德保存了他們對于希臘人——和對于全體自由人類——有利的回答：‘哈德倫斯’，他們說，‘你是一個偏袒一方的顧問，你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另一面你是無法了解的。你所了解的是一種奴隸的生活，但是你從來也沒有享受過自由的滋味，你不能說出它是不是甜蜜的’。哎呀，你如果知道什么是自由，你一定會叫我們不僅用長矛，而且還用戰斧為自由而戰斗！”可惜離開了那個歷史時代，邏輯就顯得不那么真實了。其一，這是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西方就是自由，東方就是專制。這個故事肯定不是希羅多德編寫的，而是近代西方學者假托希羅多德而寫的偽故事。其二，斯巴達本身就是奴隸制度，談什么自由。所以，斯普提亞斯和布利斯說的那句話“你所了解的是一種奴隸的生活，但是你從來都沒有享受過自由的滋味”，就顯得特別不真實，完全失去了其時代性，仿佛是今人的對話，這從邏輯上和歷史上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為什么其對話令人難以信服？這可以從馬克思關于亞里士多德的一段論述中加以分析。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談到過亞里士多德較早地研究了商品的價值形式。他所提及的“5張床=1間屋”無異于“5張床=若干貨幣”，這既清晰地向我們表明貨幣形式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的進一步發展，又表明本質等同是價值通約的基礎。但亞里士多德并未就此而對價值形式進行深入分析，原因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他所處的時代是奴隸社會，這一不平等的社會無法解釋一個平等社會的奧秘。馬克思指出：“但是，亞里士多德沒有能從價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等同意義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于而且只是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占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馬克思在這里實際上已經告訴我們，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脫離思想所產生的歷史時代性。斯普提亞斯和布利斯所了解的自由也只是極少數人的自由，不是大眾的自由。其次，西方民主虛假性根源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民主發展的社會化要求和政治權力資本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現實生活中的體現就是資本越來越隱形、越來越嚴密地控制政治權力的同時，會做出一些表面文章，諸如給大眾以華而不實的投票權等，讓大眾在投票過程中發泄一些不滿，或者得到一些空洞的承諾。綜上可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要看更要看”這一檢驗真假民主的試金石是十分靈驗的。為什么靈驗？因為“四個要看更要看”既是總結人類民主政治發展規律提出來的具有客觀現實性的標準，又是辯證分析資本主義民主的殘缺性、片面性而得出來的科學結論。那種競選時到處響徹著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言權的政治不是真民主；那種只有拉票時讓你感覺到有權、選舉后就被徹底冷落的政治不是真民主；那種在投票箱前讓你感覺神圣、離開票箱后讓你無限惆悵的政治不是真民主。那種選舉時樸樸實實、選舉后各種政治權利不斷得以實現的政治是真民主；那種在選舉時感覺神圣、選舉后神圣權利得到切實實現的政治是真民主；那種在票箱前讓你有莊嚴感覺、離開票箱后讓你無限幸福的政治是真民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政治學研究”，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