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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面臨著一系列極為復雜的難題需要進行科學回答。2018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特別是要看到，在新時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涵蓋領域的廣泛性、觸及利益格局調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問題的尖銳性、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的艱巨性、進行偉大斗爭形勢的復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1]這些前所未有的問題都是需要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出科學回答的。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進入新世紀以來，盡管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出現復蘇的新潮聲，但總的來說，社會主義依然處在低谷期。到本世紀中葉，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科學社會主義要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這兩者緊密相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以科學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為基礎的。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進入了一個與資本主義既合作共贏又激烈競爭的時代

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2]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歷史時代？那就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大過渡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競爭中不斷贏得比較優勢，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時代。這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的科學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正是這個大的歷史時代中的一個關鍵時代，要確保到本世紀中葉使社會主義實現偉大復興。

2018年10月11日，觀察者網發表了題為《一封駐美記者朋友的來信：美國對華政策，連常識都守不住了？》的文章，文中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評論寫道，今天美中間的貿易爭端，不只是屬于商業版面的故事，也是進入歷史書籍的故事。他說：‘當前的局勢完全是一場斗爭，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經濟和權力關系的規則。這不是一場貿易口角。’”[3]歸根結底，中美貿易戰的背后是模式之爭、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2018年6月以來，美國的政要反復指責中國模式。2018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說：“中國正在計劃著回歸明朝模式，當然以一種更強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國家成為他們的朝貢國，對北京叩頭；……這個多元的世界有很多條路，他們卻只推行‘一帶一路’，試圖在國際舞臺上復制他們國內的威權模式；……并利用掠奪性的經濟手段讓其他國家累積巨大的債務。”[4]2018年6月1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了長達3萬多字的演講，他表示，必須讓全球經濟重回“美國模式”，尤其是要在非洲驅除中國的影響，讓非洲走“美國模式”，而不是“中國模式”。[5]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發表長篇演說。他無知且傲慢地指責中國近年來朝著控制和壓迫本國人民的方向急轉彎，還可笑地指責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到2020年，中國的統治者試圖落實奧威爾式的體系，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信用分數’，前提是幾乎控制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政要指責的都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也就是說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制度之爭也”。

2．如何贏得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說明指出：“我們黨靠什么來振奮人心、統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來激發全體人民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活力？靠什么來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與資本主義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靠的就是改革開放。”[6]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在改革開放中大力發展生產力，其中根本的一點就是發展現代化大工業，建設制造強國。早在17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7]

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建設制造強國。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強大的國家一定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制造業的霸主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戰，鋼鐵、汽車、家電、存儲芯片江河日下，當時美國人發誓要“奪回失去的優勢”。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1986年下半年集聚了一批多學科技術專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組成工業生產率委員會，幾十位專家學者經過歷時三年的調查和研究，僅八個行業就訪問了200多個世界級大公司、550位專家，于1989年形成了名為《美國制造》的研究成果。結論就是：“一個國家要想生活得好，就要生產得好。”全球知名企業家、美中貿易委員會主席、陶氏化學CEO利偉誠（Andrew Liveris）出版了《美國制造：從離岸到回岸，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他以陶氏化學公司為例指出，制造業崗位外流將導致一個國家或城市無法長期保留設計、研發與企業總部，長期脫離制造的研發能力會萎縮，“將沒有知識產權的產生”。[8]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教授加里·皮薩諾和該院技術運營管理教授威利·史出版了《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強調制造業的極端重要性。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終身名譽教授瓦拉科夫·斯米爾出版了《美國制造：國家繁榮為什么離不開制造業》，從美國制造史的角度，揭示出不同歷史階段制造業在推動美國崛起繁榮中起到的不可替代作用。[9]美國在當今世界高端制造業領域具有主導地位，其經濟統攝力是巨大的。按照波音公司2014年公布的產品目錄價格，每架波音787飛機的目錄價格為2.571億美元，按1美元兌換人民幣6.2元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約15.94億元。中國必須在制造業特別是在高端制造業領域迎頭趕上。2015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指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18世紀中葉開啟工業文明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我們要更多依靠中國裝備、依托中國品牌，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完成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戰略任務，《中國制造2025》提出，力爭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力爭用十年時間，邁入制造強國行列。到2025年，制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第二步，到2035年，我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制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當前，美國針對“中國制造2025”設置了種種障礙，我們必須堅定不移把這一戰略貫徹下去，決不可半途而廢。

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發展時間經濟。馬克思十分重視資本的時間性，他指出：“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10]“生產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往運輸手段——對生產來說就越是重要。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交往運輸手段——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11]馬克思重視資本的時間性，強調時間性優于空間性。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大力發展時間經濟形態。時間經濟形態就是利用時間因素，使之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的經濟形態。時間經濟表現為：一是時區經濟，即以時區的互補為基礎發展交易性經濟。倫敦、紐約、東京三大世界級城市共同構成了24小時的不眠之夜，這為“不能過夜的資本”提供了全球運作的平臺，全球三大證券市場由此形成，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新宿之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金融鏈條。2010年9月，中央電視臺曾經播出過一部電視紀錄片《華爾街》，其中講道：“紐交所結束了一天的交易，但華爾街人的工作并沒有停止，3個小時后亞洲證券交易市場的開市鐘聲將首先在東京敲響，11個小時后倫敦交易市場也開始沸騰起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已經掙脫了時空的束縛，在更加廣闊的金融星球上運轉著。”二是時序經濟。日常經濟活動不是局限于8小時的工作時間拉動和派生的經濟活動，而是充分延伸經濟活動的時長，如發展夜間經濟活動，不斷衍生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應發展適合人們夜間消費的經濟形態，使更多的人能夠在夜間進行生產和消費。我們有的城市已經開始重視夜間經濟的發展。2017年11月，南京市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夜間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夜間經濟的繁榮程度是一個城市經濟開放度、活躍度的重要標志，是發展現代城市經濟的重要內容。

從1992年中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26年的發展，我們不僅建立了這一體制，而且完善了這一體制，并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何使我們黨不被市場邏輯所駕馭？我們黨一直強調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而且明確提出要經受住市場經濟的考驗。

1．防止黨內出現利益集團

防止黨內出現利益集團是近百年來很多共產黨人都在思考的重大問題。1923年，匈牙利著名思想家盧卡奇出版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梅洛·龐蒂稱譽《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圣經”，包含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秘密所在。盧卡奇曾經談到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內部會不會出現社會分層，進而會不會出現利益集團？盧卡奇特別指出：“在（俄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論綱中幾乎逐字逐句復述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于它清楚地了解整個無產階級所要走的歷史道路，并且力求在這條道路的一切轉彎處不是捍衛個別集團或職業的利益，而是捍衛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12]這個問題，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在1926年也曾經提出過。我們黨一直以來高度重視防范黨內出現利益集團的問題，提出堅決防止黨內出現利益集團。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了防范黨內出現利益集團的最根本的方法：“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黨章中的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就是要防范和清除這種非法利益關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恢復黨的良好政治生態，而這項工作做得越早、越堅決、越徹底就越好。”[13]一旦出現利益集團不僅會嚴重破壞黨的政治生態，而且容易被市場經濟中的利益集團所操縱。

2．防止商品交換原則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

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不可否認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交換原則必然會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誘惑纏繞著黨員、干部，‘溫水煮青蛙’現象就會產生，一些人不知不覺就被人家請君入甕了。”[14]怎么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廣大黨員干部要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其次，要從制度上確立當官與發財之間的界限。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說過：“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15]再次，防止被利益集團俘獲。領導干部嚴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團“圍獵”，堅持公正用權、謹慎用權、依法用權，堅持交往有原則、有界限、有規矩。

3．有效整合各種新的社會群體的政治訴求，防止出現“山頭政治”

對于新的社會群體的涌現及其新的訴求，我們黨一直高度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新的社會群體的產生與發展。2013年11月19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劉云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強調指出：“認真研究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等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政策訴求，包括注意關注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社會上新出現的人群。”[16]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近些年來，民營文化工作室、民營文化經紀機構、網絡文藝社群等新的文藝組織大量涌現，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由美術工作者等新的文藝群體十分活躍。”[17]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包括新媒體從業人員和網絡‘意見領袖’在內的網絡人士大量涌現。在這兩個群體中，有些經營網絡、是‘搭臺’的，有些網上發聲、是‘唱戲’的，往往能左右互聯網的議題，能量不可小覷。”[18]他還進一步指出：“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知識分子，如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士，是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成長起來的社會群體。目前看，這些人主要在黨外、體制外，流動性很大，思想比較活躍。”[19]可以說，當代中國不僅有鼠族、蟻族、啃老族、節孝族、老漂族等“族群”，而且還有教師、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咨詢師等“雄獅軍團”；不僅有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構成的“387061”部隊，還有網絡寫手、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由美術工作者等組成的自由職業者。

新的社會群體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和政策訴求，也有自己的政治訴求。這些訴求在黨的領導下會融合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會變成游離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外的因素，從而變成異己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可以把新的社會群體納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中，使他們的代表人士成為合格的人民代表；在黨的領導下，把這些社會群體組織起來，通過他們所在的組織了解情況，開展工作；在黨的領導下，與這些社會群體進行廣泛全面的協商，在協商中實現這些社會群體的正當利益。

當前，中國的全方位對外開放遇到了新的挑戰，既有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又有很多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對這些新情況，我們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看待這些挑戰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

1．當前的國際經濟出現了兩個隱形的“平行世界市場”

第一，市場經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分。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有區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達己也達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損不足而奉有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經濟全球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的是全球經濟的圈層化和個別國家的優先性。這兩種市場經濟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矛盾甚至沖突，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一些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禁止諸如華為這樣的中國企業進行正常的投資和購并。2017年11月，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2017年度報告，其中關于中國對美投資部分的工作建議中限制中國國有資本對美投資和限制中國對美高科技產業投資的意圖十分明顯。

第二，西方對中國的市場經濟一直設有各種隱形的壁壘。第一個隱形壁壘就是給中國貼上“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標簽，指責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采取各種關稅政策打壓中國的市場經濟，如美國2018年9月24日實施的對中國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政策。第二個隱形壁壘就是設置各種隱性規則和障礙，以非市場經濟的不公平的方式禁止對中國的高新科技貿易。從約70年前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到20多年前的《瓦森納協定》，一條主線就是禁止向中國轉讓高新技術。巴黎統籌委員會的正式名稱是“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是1949年11月在美國的提議下秘密成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在國際貿易領域糾集起來的一個非官方的國際機構，其宗旨是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新技術。1952年成立中國委員會，是對中國實行禁運的執行機構。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宗旨是執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禁運政策。禁運產品有三大類，包括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戰略產品。禁運貨單有四類：Ⅰ號貨單為絕對禁運者，如武器和原子能物質；Ⅱ號貨單屬于數量管制；Ⅲ號貨單屬于監視項目；中國禁單，即對中國貿易的特別禁單，該禁單所包括的項目比蘇聯和東歐國家所適用的國際禁單項目多500余種。蘇東劇變之后，巴黎統籌委員會于1994年4月1日宣布正式解散。但很快，新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即《瓦森納協定》出臺。在美國的操縱下，1996年7月，以西方國家為主的33個國家在奧地利維也納簽署了《瓦森納協定》，決定從1996年11月1日起實施新的控制清單和信息交換規則?！锻呱{協定》包含兩份控制清單：一份是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清單，涵蓋了先進材料、材料處理、電子器件、計算機、電信與信息安全、傳感與激光、導航與航空電子儀器、船舶與海事設備、推進系統等9大類；另一份是軍品清單，涵蓋了各類武器彈藥、設備及作戰平臺等共22類。中國同樣在被禁運國家之列。也就是說，中國想通過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手段很難獲取國外的高新技術，原因就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2．如何打破隱形的市場壁壘

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要打破這種隱形的市場壁壘，具體來說就是：

第一，堅定不移地把“一帶一路”建設好，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相互融通。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發起的經濟合作倡議，不是搞地緣政治聯盟或軍事同盟；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進程，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者“中國俱樂部”。五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大幅提升了我國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我們同“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20多萬個就業崗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能夠不斷拆除世界經濟中存在的市場壁壘，為各國人民造福。

第二，以更大力度推進對外開放，以更大力度維護好國家主權特別是經濟主權安全。2018年10月，美墨加貿易談判結束。在推進美墨加貿易談判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主動爆料，新簽署的協定內容中，有一項旨在阻止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的“毒丸條款”，并有可能在未來美國與日本、歐盟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達成的貿易協定中被復制。羅斯聲稱，《美墨加貿易協定》是一項堵塞貿易協定漏洞的措施，過去這些漏洞使得中國的貿易、知識財產權和行業補貼行為變得合法化。根據《美墨加貿易協定》中這項新的防堵中國的貿易條款，如果任何一個協定簽約國與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貿易協定，那么，另外兩個國家就可以在6個月內自由退出，并達成雙邊貿易協定。針對此條款，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言人楊云東說，中國譴責“有關國家公然干涉別國主權的霸權行徑”，中國反對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架構外“杜撰”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等概念，并對“有關國家經濟主權受到損害感到悲哀”。2018年10月11日，在我國商務部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發言人指出：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規則中，沒有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條款，其僅存在于個別成員的國內法中；建立自貿區的目的是便利成員間的貿易，不應該限制其他成員的對外關系能力，不應該搞排他主義。這種排他主義的貿易安排最終損害的一定是自己，因為經濟全球化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萬鈞列車，是世界性大河奔涌向前的潮頭，任何魯莽的力量都無法使之改道和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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