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保密期為50年的1968年諾貝爾獎提名數據解密,最終候選名單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英國詩人威斯坦·休·奧登、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爾羅以及法國劇作家薩繆爾·貝克特,最終川端康成獲獎。老舍不僅沒能夠進入最終候選名單,甚至連83人的大名單也沒有進入。這證明了長久以來,“老舍如果不去世,1968年就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純屬謠言。筆者也想簡單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應該說,關于老舍“差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謠言由來已久,甚至去年某知名媒體還曾發表了一篇文章,繼續宣稱老舍“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1932年,老舍的科幻小說《貓城記》問世,內容是一架飛船前往火星,著陸時機毀人亡,只有“我”幸存,被一群貓臉的外星人帶到貓城,開始了離奇古怪、艱難坎坷的外星生活。
這部超現實作品被介紹到歐洲,題材和風格得到西方人的青睞,英、法、瑞典等文字譯本相繼問世,在國際文壇的知名度不斷攀升。1968年,老舍和《貓城記》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終評,在五個候選人投票中獲第一名。這年,瑞典駐華大使受國內委托,在北京尋找老舍,卻得知他已于1966年8月去世。按諾貝爾文學獎不頒逝者的規定,評委會只得重選,結果,獎項頒給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老舍兩度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4213461048753561&wfr=spider&for=pc】
有人或許認為,這種說法給老舍增添了榮譽,但是,如果要是我們了解一點兒當時歷史背景的話,就會發現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對于老舍來說才是一種榮譽。
前瑞典學院院長埃斯普馬克曾在北京大學就諾貝爾文學獎做過一次演講,關于提名,他說,有四組人可以提名,第一組是瑞典學院的委員們,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學院的相關委員們。第二組是最大的一組,世界上所有大學里面的語言學和文學教授。第三組是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個國家學會的主席,他們是作家的代表,有資格提名。
不過在當時,新中國根本不承認諾貝爾獎的權威性與公正性,即使是對于意識形態色彩相對較弱的自然科學獎,中國方面都很排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新中國在1965年成功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之后,196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高度評價了這一項成就。當時很多有資格推薦的科學家也表示希望中國參評。(可參見衛民、王克迪《合成一個蛋白質》,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7頁)但是當時中國表示,很感謝這些科學家的支持,不過這個科技項目是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結果,諾貝爾獎不僅評選不公正,而且只評選個人的方式也是錯誤的,所以中國不會去參評。
而諾貝爾文學獎更是被當時世界上的人普遍視為旗幟鮮明的“反共文學獎”:1958年給了因為在小說《日瓦格醫生》中攻擊十月革命而名聲大振的帕斯捷爾納克;1964年薩特又因為其中的意識形態因素過于鮮明而拒絕領獎;1965年肖洛霍夫獲獎,則被新中國視為其本人乃至整個蘇聯文學界高層已經背叛了社會主義的鐵證……在這種情況之下,只要是對新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國人,都絕不會推薦新中國的作家去參評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中國方面就更不會讓國內的作家協會或者教授去進行提名了。
因此,如果老舍在當時真的被提名的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西方反共反華的勢力為攻擊新中國而提名的,就好像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后來的索爾仁尼琴一樣。現在證明根本沒有人提名老舍,證明了當時反共反華的勢力對老舍并不信任,也從反面證明了其無愧于“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二
要是看一看過去長期盛傳的那部能夠老舍帶來諾貝爾文學獎的《貓城記》,就更可以證實一些人把諾貝爾文學獎和老舍綁在一起其實是別有用心。
寫于1932年的《貓城記》,主要內容是在“貓城”里邊有一幫崇拜“馬祖大仙”的“紅繩軍”,他們從國外照搬了“有國家沒個人”的“大家列夫斯基主義”,宣稱這是“愛國救民”的革命,其實則完全是禍國殃民。只有消滅了這幫“紅繩軍”,國家才能有好日子過:
【又來了軍隊,兵丁的脖子上全拴著一圈紅繩。我一向沒見過這樣的軍隊,又不好意思問小蝎,我知道他已經快被那群學者氣死了。小蝎看出我的心意來,他忽然瘋了似的狂笑:“你不曉得這樣的是什么軍隊?這就是國家夫司基軍。別國有過這樣的組織,脖子上都帶紅繩作標幟。國家夫司基軍,在別國,是極端的愛國,有國家沒個人。一個褊狹而熱烈的夫司基。我們的紅繩軍,你現在看見了,也往平安地方調動呢,大概因為太愛國了,所以沒法不先謀自己的安全,以免愛國軍的解體。被敵人殺了還怎能再愛國呢?你得想到這一層!”】
只要是對那個年代有一點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所謂“貓城”指的就是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蘇區,“馬祖大仙”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大家列夫斯基主義”指的就是列寧主義,“紅繩軍”則指的就是中國工農紅軍。這種靠諧音來罵人的話,其實連影射都算不上,只能說是簡單粗暴的“指著和尚罵賊禿”。
雖然老舍“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只不過是一個謠言,但是在60年代的時候,西方追捧老舍的《貓城記》倒的確是事實。這并不是說他們有多么欣賞中國的文學成就,而是因為那時他們與新中國在政治上敵對狀態,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掀起了世界范圍內的革命風潮,所以他們才炒作老舍的這本書來攻擊中國革命與新中國。這就好像今天在西方最受主流媒體追捧的所謂“中國文學作品”,是張戎那部靠造謠編織成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樣。老舍之所以在60年代受到一些人的攻擊,也和這本《貓城記》有很大的關系。
當然,這并不是說應該因此否定老舍的文學成就,更不是說當時那些人對老舍的攻擊是正確的,只是說在其早年的確受到了國民黨反共宣傳的影響。事實上,老舍很快就在魯迅等人的影響之下轉變了觀念,寫出了《駱駝祥子》等一批較好的作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老舍更是深受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感染,寫出了《龍須溝》為代表的一批藝術杰作。后來,老舍也多次對《貓城記》這部書進行自我批評。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判斷作家的文學成就應該看其優秀的作品而不是糟糕的作品。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作家和某一部作品劃等號,無論借《貓城記》否定老舍還是借老舍抬高《貓城記》都是不對的。
三
實際上,炒作中國某某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只不過反映了某些人對于西方的崇拜,也只會把中國的文學導向一個不健康的方向。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性是非常鮮明的,那就是堅決捍衛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正確”。不要說是社會主義的紅色經典,即使是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較深入批判的文學作品,也普遍受到了排斥。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諾貝爾獎剛設立的時候,托爾斯泰早已經是公認的歐洲文壇的領袖。但是,托爾斯泰卻連續多年,甚至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獲得獎。在應對外界的廣泛質疑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宣稱,托爾斯泰雖然是公認的“文學比賽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贊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任意改寫《圣經》”,“對于他那種罕見于一切文明樣式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也就是說,不給托爾斯泰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不是因為文學原因,而是因為政治原因。
而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中國的這種政治偏見更加鮮明。比如說,最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士是當時具有雙重國籍的美國傳教士后代賽珍珠。她的主要作品《大地》宣稱盲目排外是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普遍個性,因此八國聯軍完全是自衛性質的正義行為。在這部小說剛剛完成的時候,魯迅等進步作家就進行了批評。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更是引發了中國文學界的普遍聲討。
另一方面,即使單從藝術角度來看,把外國獎項作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標準也是很不合理的。因為漢語與西方的語言文字差異極大,很多內容根本無法準確翻譯。就拿老舍來說,他的著名劇本《龍須溝》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娘子:大媽,您別提瘋子,他要把我氣死!
大媽、四嫂:怎么?
娘子:自從他得著這點美差,看自來水,夜里他不定叫醒我多少遍。一會兒,娘子,雞還沒打鳴兒哪?
大媽:他可真雞極呀!】
在中蘇友好的50年代,蘇聯方面在翻譯這部作品相關內容的時候就直接用的漢字,然后在旁邊注明“此處為不可翻譯的幽默”。(可參見北京外國語大學李春雨的博士論文《老舍創作在俄羅斯》)諸如這種情況,在老舍的作品當中還有很多。試想,連翻譯都翻譯不出來,又如何判斷文學成就的高低呢?
目前公布的截止到1968年的諾貝爾獎提名數據中,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是胡適(1939、1957年提名)和林語堂(1940、1950年提名),但是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有什么特別突出的文學成就,主要是因為他們一方面政治上比較親西方,另一方面語言風格也比較西化,西方人比較容易理解。只要看看胡適代表作《蝴蝶》,就可以看出一些人炒作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含金量: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一言以蔽之,制造老舍“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這個謠言本身,其實只是證明了80年代以來文藝界的一些人心中存在“把西方的賞識作為判斷標準”的不正常現象。筆者希望,在今天其被證明為謠言之際,中國文藝界也應該拋棄這種奴性思維,真正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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