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目前還處于強勢地位,我們必須推動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的“組合拳”,打好國際傳播的人民戰爭。”
“只有自信了,我們面對西方的壓力才能夠不卑不亢,從容不迫;面對自身問題才能夠不怕敏感、不怕批評。”
“我們國家對外的形象比較單一,以后會不會鼓勵國人去外網多介紹中國?”
在東方衛視5月30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45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起,總結了《這就是中國》開播三年來的重大議題和貢獻。
【張維為演講】
《這就是中國》從2019年1月7日在東方衛視開播以來,已經連續播出3年多了。我們感到高興的是這個思想性的政論節目,不僅在國內廣受歡迎,而且在海外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國內,舉一個例子,僅以年輕人喜歡的B站為例,至2022年3月10日,《這就是中國》播放量達6144.8萬次,訂閱量為100.8萬,點贊是78.1萬。
同一時間段內,在海外平臺《這就是中國》已上線正片135期,短視頻2331條,覆蓋了196個國家和地區,共計逾11.9億人次,總觀看次數超過6573萬次,總觀看長度超過2183萬小時,總點贊數超過98.6萬次,總分享數超過50萬次,總評論超過16萬條。
《這就是中國》也許是中國廣播電視史上播出期數最多、收視率最高、對青年人影響深遠的思想性政論節目之一,同時也是迄今為止,在國際上傳播最廣的華語思想性政論節目之一。
不久前,芒克論壇主持人格里菲斯和我進行了一次面向北美觀眾的高端對話,他一開始就說,我該怎樣向北美觀眾介紹張維為教授?他說也許我可以這樣介紹:張維為教授在中國有一臺電視節目,很多中國公眾通過他來了解外部世界,我喜歡把他看作是中國的扎卡利亞。
說到這兒,我們兩個都笑了。因為扎卡利亞是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的前主編,在CNN有一臺他主講的思想性時政節目,名字叫《環球公共廣場》。這樣的類比顯然是不準確的。我看了這場對話播出以后的跟帖,一條跟帖是這樣寫的:這兩個人完全不一樣,扎卡利亞思考問題擺脫不了西方教條,而張教授能更深入地探討中西方兩種政治制度的不同。另一個跟帖說,張教授可以說流利的英文,但美國、加拿大能找出一個講流利中文的政治觀察家嗎?這本身不就是我們的問題嗎?
我和扎卡利亞先生在政治理念上差別是很大的。七年前,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他曾經問過我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他說:張教授,你老講西方政治模式不適合中國,但為什么亞洲除了中國以外的國家,幾乎都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我說,道理并不復雜,因為中國過去30多年取得的成績超過其它亞洲國家成績的總和,特別在消除貧困、創造財富、經濟增長這些中國人最關心的領域內,背后當然是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功。
當然,我非常尊重扎卡利亞,他是一位很有見地的思考者,我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引用過他200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后美國世界》。其實像誰不重要,關鍵是《這就是中國》節目產生了相當的國際影響,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YouTube上有大量的跟貼,90%以上都非常積極。一位叫做wildlife的觀眾寫道:節目的質量很高,思維嚴謹,邏輯嚴密,有史實、有數據、有案例,每看一次都像上了一堂課。一位叫Sen的觀眾說:真棒,節目對理解當代中國很有價值,希望其它國家都能學習中國的成功之道。
另外一位叫做Jason Chng的觀眾,他這樣說的,我是一名馬來西亞華裔,不知怎么看著看著,眼淚就流下來了。另外一位叫做Tom Shih的觀眾說:這個節目有深度,有洞察力,從不回避尖銳的問題。還有叫UFO的觀眾寫道:我是美國人,回顧過去50年,美國軍隊殺害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但是美國人通過戰爭解決什么問題呢?什么問題都沒有解決。作為美國人,我感到非常地內疚。
國外也有英文網站把我們節目內容翻譯成英文發表,也研究我們的文章甚至論文,我們提出一些觀點被廣泛地引用或者討論。比方說《南華早報》去年6月9日發文,說張維為過去20來年一直主張“中國自信”,一直認為中國模式優于西方模式,現在他通過《這就是中國》進一步傳播他的觀點。
阿爾及利亞資深學者法伊薩·卡卜博士把我們這個節目的文稿《這就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力量》翻譯成阿拉伯文出版,他說張維為通過國際比較,向世界講述中國,抽絲剝繭的方式讓讀者更深刻、更全面、更容易地理解中國。
今年一月,歐洲最大的當代中國研究機構,發了一篇文章,它這樣說的:2019年,受到中國國家的支持,以“讓中國話語能夠被社會更廣地接受”為主旨的《這就是中國》上線,每次張維為主講一個話題,嘉賓發表觀點,更多的時間是圓桌討論,主要是青年觀眾,他們可以向演講者提各種問題,人們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這個節目,有的配有英文字幕。
這篇文章里這樣說,他說張維為、李世默等求學于歐美,嫻熟掌握中文和英文,在和西方學者的辯論中,他們獲得西方媒體的關注。同時他們又橫跨中西網絡空間,他們“正在積極重塑世界對西方的認知”,他們的觀點不僅吸引了中國的都市青年,而且“吸引對西方日益失望的全球受眾”。
這篇文章的觀點不一定準確,但有一點是對的,我們確實希望“重塑世界對西方的認知”,也就是我經常講的,中國的崛起一定要伴隨自己話語的崛起。我們要解構西方話語對中國的主流敘事和對世界的主流敘事,確立中國話語對中國、對西方、對整個外部世界的主流敘事。
現在世界范圍內對西方模式感到失望的人越來越多,這是西方制度各種弊病造成的,所以我們把中國作為一種參照系,進行全方位的國際比較,對很多外國人也有啟發和幫助。
不久前,一位歐洲的年輕學人撰寫了一篇關于《這就是中國》的論文,他以我的十五篇演講為案例,分析我的理論框架,他認為我們產生了一種可以和西方互動的新話語,值得西方重視。作者這樣說,他說這個節目在積極地嘗試用一種普通中國人和普通外國人都能理解的話語進行交流。比如,張維為用美國人熟知的“民有、民治、民享”標準來比較中美的政治制度,指出美國的制度弊病,并提出“中國的眼光早已超越了美國模式”。
這個作者認為這種自信的新話語不同于官方話語,它可以更多地增加中西方跨文化的理解。盡管中西方在制度上存在差異,但這種新話語對中國制度的解釋比官方話語更加細致入微。張維為的這個話語展示了一個正直而理性的中國。
在今天普遍擔心“新冷戰”的背景下,那些對中國意識形態新話語采取否定立場的人可能不歡迎這種聲音,但對于那些更有好奇心,更愿意聽到不同觀點的人來說,這種中國新話語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我想沿著這個思路談談官方話語和其它話語的關系。我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官方話語,這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我們發展的“定海神針”。但我們一定要了解,在世界范圍內,西方話語目前還暫時地處于強勢地位,在中國社會已經高度開放、高度網絡化的情況下,僅有官方話語是遠遠不夠的。今天西方對中國的話語圍剿,它既是官方話語的圍剿,也是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國際話語的圍剿,西方打的是這些話語的“組合拳”。如果我們僅靠官方話語回應的話,是難以應對西方話語對中國的挑戰。
所以我們必須推動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齊頭并進地發展,打好這些話語的“組合拳”,打好國際傳播的人民戰爭。
總體看,學術話語比較中性,有利于我們與世界各國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進行溝通,有利于我們從源頭上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大眾話語比較接地氣,有助于解決長期困擾我們話語脫離群眾的問題,包括脫離外國受眾的問題;國際話語意味著我們要以外部世界能夠聽得懂的話語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
同時,我一直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迅速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文明型國家”,一定要有一臺經得起國際比較的思想性政論節目。我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國際眼光、原創研究、一流產品。
國際眼光就是對中國、對西方、對外部世界有一種比較準確的整體把握;原創研究就是扎扎實實、理論結合實際、不人云亦云,不回避任何問題的理論和實踐研究;至于一流產品,就是向受眾提供有思想、有品質、有溫度,經得起國際比較的產品。我們海內外的觀眾的鑒賞力是非常高的,他們一眼就知道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好產品,要對得起人民的期待。
最后,這個節目在走向世界方面能夠取得一些成績,離不開我們四家機構的通力合作。東方衛視、中國研究院、觀視頻、觀察者網發揮各自所長,整合資源進行深度的合作,東方衛視發揮了強傳播平臺和專業高效的電視制作能力;中國研究院和我本人調動了自己長期研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的成果;觀視頻工作室發揮了長于做學術和時政短視頻的成功經驗;觀察者網則發揮了文字編輯能力和強大的網絡推送能力以及多年積累的龐大的讀者群。總之,我們這幾家單位各自發揮自己的所長,實現了優勢互補,為了同一個目標共同發力,形成了節目成功的一種爆發力,為中國話語走向社會、走向世界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從事著一個偉大的事業。實踐證明:我們中國學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比西方主流學者靠譜得多,我們中國傳播人可以把這些成果有效地呈現出來、傳播出去,從而產生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實踐還證明:我們能夠贏得中國年輕一代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發自內心的認同,我們能夠贏得廣大海內外受眾,我們能夠贏得中西方的話語之爭。
【范勇鵬演講】
回顧這三年的歷程,可以總結出這個節目成功的原因。這些原因也是我們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寶貴實戰經驗。
我總結了四點,第一點就是真實。不少觀眾朋友說觀看《這就是中國》的時候,最直觀的印象就是一個“真”。形式上,沒有太多的包裝設計,最初就是張老師和何老師二人一桌,觀眾緊密地圍坐在一圈,像是一個普通的聊天室或者教室。后來因為疫情,空間稍微拉得遠一點了,但是那種無障礙交流的真實感依然如舊。內容上,每期提出的都是真問題,討論的都是真觀點。圓桌討論和觀眾交流也都是真實的,不是照本宣科,不回避問題,直來直去,快人快語。
第二點是自信。張老師講了,咱們圓桌討論的時候,馬克杯上寫著四個字,叫“中國自信”,張老師就是最早提出“中國人,你要自信”這句口號的。
回想一下,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多數的時間多多少少存在不夠自信的問題。現在我們在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有了自信的基礎,但觀念的轉變往往是滯后于現實發展的,精神上的獨立、自信和從容需要一個建設過程。《這就是中國》的初衷就是要塑造這種自信。
只有自信了,我們才能夠清醒地認識自己,客觀比較世界;面對西方壓力的時候我們才能夠不卑不亢,從容不迫;面對自身問題的時候才能夠不怕敏感、不怕批評。相信在很大程度上,《這就是中國》能夠打動觀眾的,就是這種自信。
第三點是講理。我們中國話有個詞很重要,叫“情理”。就是說你要讓別人認可,既要有情也要有理。咱們華人總體上不太擅長那種西方式的口舌之辯。包括過去的一些海外傳播,一些文化交流活動,往往也是強調友好、善意、表達我們美好的愿望。
這當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但是你對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這是不夠的,他們認邏輯,認說理。所以在講情的同時,一定也要講好理,講得他們心服口服才行。《這就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講理。
首先,講理不能止于文化符號,止于淺層次的故事,過去我們有很多傳播產品都是側重于表現有一些帶中國味的文化符號,結果使外國人產生了一些刻板印象;有時候我們還會滿足于講一些我們的微觀故事,但是這種講法是沒有辦法對抗西方構建起來的那套宏大意識形態體系的。
其次,講理還有不同的講法。過去,有人習慣跟著講,用西方的概念、理論、歷史敘事和思維邏輯,這樣你自然跳不出它的圈圈。有人喜歡順著講,就是說我既不完全跟隨,也不想去挑戰,擺脫不了這種接軌心態和折衷立場,結果最后只能變成沒有個性、不徹底、也沒吸引力的“溫吞水”,說白了講了和沒講差不多。
還有一些人努力頂著講,批判著講,雖然難能可貴,但是在西方觀念暫時仍然處于主導地位的這個時代,能聽進去、能聽懂的人不多,最后容易變成自說自話,傳播效果有限。
而《這就是中國》則采取了一種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國際話語相結合的方式,跳出西方邏輯,用世界能聽懂的語言,講出一套既有中國立場,又有世界普遍性的新話語。
這背后,就離不開張老師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長期的理論研究和話語攻堅。首先,我們能入得了西方思維,然后又能出得來。其次,我們從主流理論根基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出發,但是不能陷入自說自話,我們要堅持這種開放的心態,做國際比較。
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傳播等領域,一個個地去攻破西方概念、理論和歷史神話,最后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新的話語體系。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每期節目都能夠盡量做到厚積薄發、有理有據。
我們團結了大批認同中國道路的優秀學者群體,邀請的嘉賓也都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有堅實的實踐和理論基礎,有自己獨特的觀點。這樣講出的話語,是有邏輯、有力量,自然也就能得到多數觀眾的認同和共鳴。
第四點是平和。作為一檔大眾傳播節目,《這就是中國》肯定不同于理論宣講,也不同于純粹的學術、文化和教育節目。它是要向世界人民講清楚中國,傳達中國對世界的認識,所以不能急躁,也不能擺出一種說教的姿態,更不能咄咄逼人、拒人千里,要有一種平和的姿態。
這方面,張老師娓娓道來的說話方式成了我們節目的標志性特征,這就產生了一種親和力。這個節目走得是一條群眾路線,關注群眾的關切,反映群眾的心聲;在世界上,我們也是走一個叫“洋群眾路線”,我們以平等、尊重的姿態,和世界各國的人民群眾對話,解釋他們的疑惑,滿足他們了解中國的愿望,也平和地向他們傳達中國人的看法。
這個節目的成功,在于努力地展示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塑造了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最后,我借這個機會,祝愿我們節目越辦越好,也祝愿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更上層樓。
【圓桌討論】
主持人:《這就是中國》節目走向國際、走向世界,這三年多的時間討論了100多個重大的議題,真的是幫助構建了中國話語體系,用中國話語體系來講了中國自己的事,自然而然也能夠讓世界更加地了解我們。為什么用中國話語來講中國故事是一件這么重要的事?
張維為:到現在為止,西方的話語在世界,特別是媒體傳播中還或多或少占主導地位。這又導致信息嚴重地失真,所以我們要形成中國自己的話語。
這個節目開播以來,一些比較標志性的事件,我們都及時發聲,而這個發聲不是簡單把這個事情描述一下,我們要去解構它,包括它后面的話語,很多事情都涉及到定性和判斷。我們比較高興的就是,我們的節目是在2019年開始就對西方的政治制度進行解構,我們當時就說了,美國的問題是資本力量、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平衡中間,資本力量獨大,結果導致貧富差距巨大,導致各種問題產生,這個制度一定是一路走衰。
確實也是不容易,我們很多事情都是在信息還不那么完全的情況下,就要敢于做出大致準確的判斷。比如貿易戰究竟誰會贏、誰會輸,當時我朋友圈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認為中國貿易戰千萬不能打。
我們做了非常明確的判斷,不用害怕,美國將輸掉這場貿易戰。同樣2019年的香港“修例風波”,我們也做出明確判斷,香港政治制度出了大問題,必須改革,不改革將一路走衰。
在關鍵的時候做出準確的判斷,這是我們比較自豪的,背后是扎扎實實的研究。話語是表示出來的形式,它的核心是內容,是思想的力量,所以我們把這個節目定義為思想政論性節目,它有思想,這個是最關鍵的。
范勇鵬:這個節目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有貢獻,很多過去我們通常不敢聊,不愿意聊的問題,把它敞開來談。為什么過去我們不愿意談這個話題?因為有很多像你講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概念,西方話語把它的定義全給壟斷了。話語背后表達的就是一套價值觀、一套價值體系。我們共產黨為什么特別強調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因為你在斗爭的時候,面對得是這樣一個非常強大的“文化霸權”,所以你必須以對等的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和它進行競爭。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講,這種話語權,其實跟我們個人是一樣的。
比如一個人要有自己的人格。如果沒有人格,每天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小事情,讓你自我否定。放到社會的宏觀層面上,如果我們對國家、對社會,對制度,沒有一個基本的理性、客觀的認識的話,每當發生具體問題,就會覺得“天塌了”,就會覺得我們的制度、文化“完蛋”了。
如果有了這樣一個話語的自信,我們會了解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我們不怕問題,再敏感的問題可以談,可以來解決,這一點對我們來講,不管是從我們內部的心理建設,還是對我們和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斗爭都是很重要的。
張維為:如果真的要參與網上話語的斗爭,或者是興趣意愿特別強,那真的要下點功夫的;至少像我們現在推出一些成果,要花時間研究,這些成果包括在這里講的,也在國際場合也說過的,中國講的故事國外也可以講,國外的故事國內也可以講,這個話語是經過檢驗和考驗的,所以用這個話語講,對外是有說服力的。
前面勇鵬也提到,我們提倡的三種話語的“組合拳”,就是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的“組合拳”。舉個例子,我自己研究的結論,一個國家治理的好壞,不是美國的三權分立,那是忽悠人的,而是三種力量的平衡,就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的力量。如果這個平衡是有利于多數人的中國模式,這個國家發展就好;如果有利于少數人的,那就是美國模式,國家是一定會一路走衰,這個是學術話語。
大眾話語也是我們研究的一個特點,每一個問題——至少我自己這樣做,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句話把事情說清楚的大眾話語。比如中美政治制度比較,我說很簡單,那就是100個最富的中國人,不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50個最富的美國人可以左右白宮,一句話就說清楚了。
國際話語我們也是把核心概念用中文、英文同時提煉出來。我講的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差別,美國叫選舉,我們叫選拔加選舉,美國是election,中國是selection plus election,所以你要有些提煉。這就是話語建構的過程,它不僅僅是內容,形式也很重要,要表達得出來。特別在網上、面對面的話語交鋒也好,有時候我們經常接受一些外國媒體的采訪,時間很短,得把事情說清楚,一句話的“一劍封喉”很重要。
主持人:大家有的時候會困惑,一些朋友看到一些微觀的、個體的不足。確實,會很悲傷憤怒,很多人的情緒會受影響,怎么去把握好個案跟主流之間的關系?
張維為:我的基本理論建構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的特點是“百國之和”,就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這意味著什么?論人口你是100個歐洲普通國家之和,我跟人家爭論,他說出現這么一個事情,非常丑惡,我說你要實事求是看它,我說我可能知道比你還要多,我還可以給你三個例子,來佐證你的觀點,這樣惡劣事情在中國仍然存在,但(在中國這么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你一定要看到中國大勢,中國社會的進步是不得了。
范勇鵬:這個必須要有一個整體全面的看法,對趨勢有把握。比如,你這個手機系統是蘋果系統,有人用安卓系統,中國人過去長期被灌輸一種觀念,當這個系統出問題之后,就是系統的問題,你就去換那個系統就行了,大家以為都是制度問題。
西方人是從小到大就被灌輸一種觀念,世界上只有一個蘋果系統,這個系統很壞,但是它是最不壞的系統,這就是所謂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們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個系統真的已經很爛了,他們都想不到去換。
過去的很多事情,比如食品安全,我在歐洲、美國也經歷過,大規模的沙門氏菌感染,這種超市冷鏈出問題了,媒體、報紙、網站,沒有一家把這個問題指向體制。我在歐洲曾經遇到過奸商拿馬肉來替換牛肉,被媒體曝出來,媒體炒得鋪天蓋地,沒有一篇報道認為德國的體制出問題了。
張維為:美國有一個網絡雜志,叫《Globalist》(全球主義者),那個主編是我的好朋友。他在2011年到中國來了一次,回去寫一篇文章,里邊這樣說道,我們原來對美國制度最迷信的美國人都開始懷疑我們的制度,懷疑它還能不能持續下去,但是我們發覺在中國,我們找到很多人覺得美國制度就是好,你們代表著未來,就是“精神美國人”。那個時候是非常大的一批,我們叫“公知”。好在2012年以來,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個情況有了根本性的扭轉,年輕人再也不把西方看作是未來,不把彼岸世界看作是中國的未來,他們完全平視西方。
【觀眾提問】
觀眾:我去年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了,對于最近的俄烏沖突有這樣一個觀察,其實在俄羅斯方面,他們依舊采用電視這樣一個正式的傳播方式。烏克蘭方面,他們使用了短視頻的方式,這對于我們中國對內、對外傳播,有怎樣的啟示?
張維為:實際上,RT也就是Russia Today(今日俄羅斯),是很有戰斗力的一個媒體,無論是電視還是其它形式的社交媒體,但被美國全網封殺了。
一方面我們承認,澤連斯基會用短視頻,他是演員出身,了解視頻的影響力,傳播比較廣,西方也在幫他。普京在電視上開會、講話,普京本人的話語是蠻有力量的,他往往是直面挑戰,話語份量非常之重,影響力比一般學者、外交部發言人更大,所以我們也要考慮,讓更多的領導,我們的省長、省委書記,能說的多了去了,完全可以出來講話,沒有問題,效果會更好。另外,年輕人是移動互聯網的“原住民”,這是你們最大的長處。我是主張網絡管理部門更加自信,在確保中國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放手讓我們的年輕人“打仗”,一定會勝利。
主持人:就我們年輕網民的戰斗力其實也是相當可以的。
張維為:三觀更正,知識面更廣,網絡的技巧更厲害,然后對外部世界更了解,有國際視野,我們要允許人家犯錯誤,沒有關系的。
范勇鵬:這次明顯看出來,俄羅斯在新媒體方面是有所落后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來,西方把社交媒體這種方式給“武器化”從很早就開始了,當年“阿拉伯之春”,之前伊朗的“街頭運動”,西方一直在用。
它這種“武器化”,對我們來講是有雙重含義的,正面是提醒我們將來要怎么去應對,比如張老師剛才演講的時候多次提到一個詞,叫“組合拳”,這個很重要,我們這次發現俄羅斯普京的一些表態非常重要,但是他沒有一個立體的“組合拳”,將來我們遇到不同問題的時候,都要考慮從不同的層次打“組合拳”。
另外,就是要有渠道和平臺,這次俄羅斯吃了一個大虧,就是沒有自己的平臺,所以將來作為一個大國,在國際上一定是要有自己獨立的發聲平臺,現在不僅僅是網絡平臺,包括新聞社、新聞事實的提供,都存在這種“赤字”,更多是我們在用別人的。我們的話語系統是需要系統性的重構,趕上這樣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觀眾:梁啟超先生說過一句話,中國的發展階段分成“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今天我們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已經崛起了,怎么樣去打破這些區分,做到了國內語言跟國外語言、國際語言傳播的統一結合?
張維為:我們的節目也好,中國研究院的研究也好,總體上是不大區分內外傳播,我們覺得凡是好的內容,理論上,大多數情況適合國內傳播的也適合國外傳播。
反過來,我想到一個例子,兩三年前,我去河南,他們宣傳部同志跟我聊天,說我們對外傳播不行,我們河南找不出這樣的人才,但從春晚的唐宮夜宴、水下洛神這些爆款出來之后,華春瑩女士推特一轉,很受歡迎,變成了國際傳播了。他們說,這就是國際傳播,我們完全可以做。
實際上好的內容,嚴格講,在國內廣受歡迎,以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份量、體量,馬上國際上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首先是海外華人,再傳到其他的受眾。嚴格講,不用太準確地分這是內宣和外宣,也是一種自信。
但是有些情況是要區分的,為什么我們講打話語“組合拳”,因為政治話語是我們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斗爭中、建設中、革命中形成的一整套話語。
很多東西,如果你不了解中國近代史,不了解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人家是聽不懂的。我們講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的最重要保證。這句話翻譯出去,外宣不會有多少力量,人家聽不懂,找不到感覺,在他看來,這不就是一黨制嗎?一黨制不是不好的嗎?那怎么又成了保證呢?他有好多問題,你沒有做傳播的鋪墊。
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中國》那篇歐洲學人的論文提到,他就說你們做了一個非常細致的解釋。你講黨的領導,前面可以加一句,一定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個非常積極的、正面的力量,這句話很普通,對中國人不用說,對老外加一句比較好。如果沒有這些鋪墊的話,你直接講中國共產黨,多數老外聽不懂的。這就是政治話語中的差別,所以我非常主張除了政治話語、官方話語之外,我們要有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這就是一些區別的地方。
范勇鵬:我有同感。回憶小時候學英語,中文的語法形式不是特別的死板,很靈活。小孩子學語法,什么主謂賓定狀補是比較困難的,后來我學了英語之后,我再回頭拿著這個語法的思維看中文,就很清晰。內外話語其實是一樣的。
你如果想讓外國人能聽懂,你自己這段話必須要講明白,把背后的故事、道理要講透,反過來,如果跟外國人講明白了,你回來國內人能聽得更明白。這要求我們,就像這位觀眾朋友講的,“世界之中國”,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到了這個階段了,要建立一套整全性、普遍性的歷史敘事,理論框架和邏輯框架能夠形成一整套話語。
觀眾:張維為老師經常在節目中講的一句話是,中國人你要自信,經濟方面我們很自信,科技的一些方面,我們也很自信,還有我們這種自我改良、自我革命的制度自信,但不得不說,我們國家以及國人對外的這種形象的話語還是比較單一、比較傳統,僅靠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政論節目,我覺得也不夠。外網經常誣蔑我們,我們以后會不會鼓勵更多的國人去外網多介紹中國,國家會不會出臺一些鼓勵性的政策?
張維為:我覺得我們應該更自信,在保證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探索不同的方式,在外網上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你愿意打輿論戰,你愿意跟他們去懟也沒有問題,完全沒有問題。我們過去有過幾次很成功的,包括對“臺獨”、“港獨”,我們的網民就自發地向他們發起進攻,效果非常之好。我也理解因為中國這么大國家,還有一些人發自內心地不自信,看到外網一些東西,就覺得他們講的一定是真的。實際上外網,特別是英文的網站是一個世界,然后中文的就是敵視中國的網站,你一看那質量之低,簡直是無法形容的劣質。
主持人:因為您了解得多,所以您覺得它劣質。但是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看了這些來自西方的報道文章之后,他是真信了。由于他信了那些,所以他對身邊發生的一切都不信,甚至對于中國現在這么多年的發展的進步,他一直會打上一個問號。
張維為:我覺得我們可以,因為我們有大數據,今天總體上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對中國的了解。第二,中國對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有信心的人,遠遠多于沒有信心的人,而且這個比較是中國年輕一代帶動起來的,我們的節目也做出了貢獻,這意味著什么?如果你適度地網絡放開的話,這個打仗我們會贏的,不會輸的。當然,我不排除,一定會出現的,就是現在各種各樣的惡劣的手段,用機器人一下子給你散布一萬個、十萬個謊言,同時推出來等等,但我叫做這就要求我們在斗爭中學習斗爭。
范勇鵬:我覺得張老師講得特別好,現在只靠單一平臺或單一主體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去鼓勵大家做好,打這樣一場人民戰爭?我覺得最好的政策可能不是說去管什么,而是說可以適當地某些方面減少管制。來跟你戰斗的這些人,美國那些反華網站,恰恰是管不到的,我覺得這方面適當地可以放開一些自由度,當真正的戰爭到來的時候,不要去要求戰士拔刀必須是什么樣的姿勢。
最后我表達一點樂觀,現在中國社會確實發展得太快了,世界發展得也太快了,帶來一個問題,任何社會、時期都是有不同代際之間的觀念差別,今天中國把很漫長的代際的、時代的差距給壓縮到一個很短的時間里邊,形成了縱橫交錯的非常復雜的觀念圖景。
在這里邊,我們要看趨勢,要找到未來的主體,我覺得今天我們中國的青年絕對是有能力擔當起中國話語事業。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如果給他們一定的自由度,給他們一定的政策保障,我覺得年輕一代肯定是能夠把我們中國話語做好的。
張維為:我們講的就是網上的戰斗或者斗爭,“斗爭”這詞總書記用得很多,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總體上,政策是要適度地放開,清規戒律不要太多,太多是沒法打仗,束手束腳的。
我們是一天到晚在實戰,比如BBC來個電話,要采訪你兩小時,就跟你侃侃而談,沒什么了不起的。我們對中國的了解比他們多很多,對英國了解也不比他少,實踐證明:我們中國學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比西方主流學者靠譜得多,這就是自信。
真的能打仗是通過斗爭產生的,不是管理管出來的,要了解這個大勢,了解隊伍素質,了解對方,不要回避,這就是自信的中國,允許在其中犯一點錯誤,天塌不下來,沒有問題的。最終,半年、一年后,一個隊伍就起來了,就能打仗的。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副院長、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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