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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繼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之后，再次提出“兩個相結合”思想，“第一個相結合”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二個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里談談毛澤東思想的“第二個相結合”。

毛澤東一生酷愛優秀傳統文化，善于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化古為今，點石成金

毛澤東一生酷愛中國傳統文化。他從小就博覽群書，涉獵面極廣。他不僅用心攻讀過“四書五經”等經典古籍，還讀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116卷《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和鄭觀應等人的近代時政著作。他在上中學時寫的論商鞅變法的習作，被老師嘉獎為“才氣過人，前途無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這位老師盡管有過人之識，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教的這個學生會成為新中國締造者的“偉大之器”。

毛澤東的過人才氣，并非天生的。他出身不是書香門第或官宦世家，乃山村農戶。他的才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諳熟，完全是靠一勤二奮獲得的。光“勤”不行，一定要“奮”，“奮”有目標，是動力。為了獲取更多知識，毛澤東在長沙讀高等中學期間曾退學半年，到省圖書館進行自修，像牛闖進菜園一樣，不停歇地攻讀了大量書籍。他的傳統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時代奠定的。

毛澤東酷愛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倡導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里的中國具體實際，既包括現實實際，也包括歷史實際。對于后者，即是用馬克思主義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為革命事業服務。

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對“實事求是”的新解。“實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國的一個成語，典出東漢班固的《漢書》。那時的漢朝皇帝在河北的河間地區（今河北省河間市）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稱贊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意是講治學態度，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正確結論。

毛澤東是湖湘子弟，強調經世致用的湖湘之學很重視實事求是思想。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寄居岳麓書院，對講堂檐前那塊“實事求是”匾額銘刻于心。毛澤東深諳實事求是的要義，投身革命后使之漸漸成為尋求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抗戰期間，他經常引用這個廣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語，來講述共產黨的思想作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才能引導中華民族到達解放之路時，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用它來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質。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給這個千年前的古典成語賦予新的含意，指出什么是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中國文明數千年，古典成語萬萬千，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金句的成語，無有出其右者。“實事求是”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代名詞，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不僅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結合而實現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化的過程中，提出并踐行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就其大者，至少有四：

一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文化極其豐富，但這些文化主要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因而異常龐雜，精華和糟粕并存，有其階級的、歷史的局限性。毛澤東雖然非常酷愛本民族傳統文化，但態度一直很鮮明，即決不能不加區分地兼收并蓄。他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有很多好東西，但也有許多毒素和糟粕。這些東西對于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必須拋棄。清理古代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里講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惡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動文化等；“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那些屬于“真、善、美”，對人民有益無害的文化；要發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歷史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這樣的新文化，無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這一條是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則。

二是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對于“封建性的糟粕”要拋棄，對于“民主性的精華”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不能簡單地“繼承”，必須進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繼承”。

毛澤東指出：“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這個“批判地利用”，也就是他講的“推陳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陳出新”？他不是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嗎？他本人對孔夫子給予的總結，為“批判地利用”歷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或使它“推陳出新”，提供了很好借鑒。在延安時期，他對孔子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

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孔子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樂家。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圣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認為：一是孔子有不少缺點，如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二是不贊成孔子的許多思想，但又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毛澤東這種分析問題的辯證方法，應當說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具體問題具體研究的一個典型。

【圖為毛澤東在湖南省立一中讀書時寫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憂國憂民意識主要體現在對中國社會現狀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論》可以說是毛澤東這一思考的發端。時任湖南省立一中的國文教員柳潛先生給毛澤東的這篇作文打了100分。】

三是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講到古今問題。他說：古人講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這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馬穿了人的衣裳一樣。什么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單通（只了解）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學習，不但我們要學習，后人也要學習”。

毛澤東認為，尊重歷史，不是頌古非今。“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的不是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毛澤東貫通古今，將古書讀活了，信手拈來就能為革命所用。他在延安紀念七七全民族抗戰兩周年時作報告講《封神演義》的故事。他說：“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隨后，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概括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四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后提出的一個重要方針。他在多次會上說：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他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是說春秋戰國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陰陽、名、縱橫、雜、農等各家，著書講學，展開爭論，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后世稱這個時代的學術氛圍為“百家爭鳴”。“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毛澤東為我們黨提出的這些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如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評價毛澤東思想指出的，“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毛澤東著作浸潤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墨香

1943年共產國際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便于各國共產黨根據各國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于我國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的卓越代表。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主要締造者。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不是對中國舊傳統的復歸，而是要創造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中國共產黨鬧革命，就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還要有新文化。毛澤東在1940年初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既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理論體系的重要標識，也為締造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創造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文風。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民族新文化，首先是具有堅持共產主義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的新思想。這個新思想要通過民族形式來表現。這個民族形式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個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風。

毛澤東創造的中華民族的新文風，特別強調反對洋八股和黨八股。這兩種八股都不是為人民大眾的。他為其列舉了八條“罪狀”，主要有：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毛澤東說：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后退的東西；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就毛澤東的文章言，新文風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他在早年求學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寫道：“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那年他20歲，剛出鄉關進省城，就有這樣的高遠志向，很了不得！12年后，被選入《毛澤東選集》四卷開篇之作的開篇之語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種非凡氣勢誰見過？不是非凡政治家，誰能有這種高屋建瓴的非凡之言？！語不驚人誓不休，這是“毛文”的一大特點。

二是文野相濟，雅俗匯融。中華傳統文化，可以分為主流經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毛澤東不僅熟悉經史子集等主流經典文化，而且對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滿濃厚興趣。許多歷史故事，無論是經史子集中的還是野史雜書中的，他都能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他的文章這種“文野相濟，雅俗匯融”之風，在黨內的文章大家中可謂“高路入云端”。

三是敘議畫龍，用典點睛。這是毛澤東文風的又一大特點。凡是文章大家，寫的文章不僅要讓人家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讓人家看得有味，有文有質，深刻生動。毛澤東敘事議理很講邏輯，明白曉暢，清徹碧透。凡能用典使文章更生動、更入神的地方，他能順手拈來一個，使所畫之龍起到“點睛”飛天作用。從而，文章就有靈動感。所謂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毛文”完全用活了，堪稱典范。

毛澤東創造了哺育一代又一代廣大干部群眾的新文體。毛澤東獨特的文風，無疑會形成獨特的文體。它打上了鮮明的個人印記，一看便知是“毛文”。它的特點是，既能將深奧的學理化成婦孺易懂的大白話，又能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既能縱橫捭闔、辨析剝離，又能汪洋恣肆、磅礴“收官”。

如《反對本本主義》，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寫的。文章不拘俗套，開門見山就寫道：“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于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調查！反對瞎說！”短短一段論理，將那些官僚者批評得痛快淋漓！既顯“霸氣”，又以理服人。

接著，他批評本本主義者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段議論不到200字，卻將馬克思主義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道理講得明明白白，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就是“毛文”的魅力！

（作者系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理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