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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河：奇葩的日本不過是失敗的美國拷貝

點擊：作者：宗河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2-07-28 09:35:08

前不久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后，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一些歌頌其生前事跡的網文。有些人還趁這個機會，發表了諸如“日本是如何走上文明國家之路的”之類的文章，把他們長期吹捧的日本民主制度再一次推上神壇，意欲再給中國人上一堂西方民主課。

日本的民主制度究竟日如何形成的？回顧歷史，我們就知道，這一切都與二戰后日本的那部《日本國憲法》（下稱新憲法）分不開的。

新憲法于1945年10月開始醞釀，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生效。在慶祝生效的日本政府專門印發的宣傳冊《新的憲法，光明生活》中宣布，新憲法最大的“贈予”是民主。生效當天，在皇居前的廣場上，一支日本銅管樂隊吹奏起《星條旗永不落》，慶祝這種“贈予”。這部新憲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是怎樣使日本接受了“贈予”的民主而走上了“成熟”的呢？下面不妨來盤點一下。

一、“新憲法”是美國奴役和改造日本的“殖民法”而已

日本戰敗，盟軍在1945年8月底抵達日本，而于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盟軍的占領遂正式展開。盟軍最高指揮官是麥克阿瑟。1945年10月麥克阿瑟收到華盛頓的一項指令，這一指令是“日本投降后致占領日本盟軍最高指揮官的最初基本指令”，簡稱為JCS1380/15（JCS是指聯合參謀長）。

JCS1380/15指令概述了用來改造日本的、被理想化的美國式民主。假如被保留的話，天皇將扮演作為名義上國家元首的純粹象征角色。民權與個人自由將受到保障，必要的話由新憲法施行。包括婦女在內的所有成人將有投票權。軍隊與舊式警察將被廢除，財閥將被解散。在軍方、政府與商界曾對戰爭作貢獻的所有人將被整肅免職。鼓勵成立工會，而工會會員的權利會受到保護。

解除軍備是麥克阿瑟與華盛頓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計劃的第一步。懲罰戰犯也是解除軍備過程的一部分。從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舉行了遠東軍事法庭（由所有11個戰勝國派人員參與）主持的東京大審判。

裕仁

最引人爭議的免予起訴案件是作為天皇的裕仁。關于裕仁本人，在當時美國占領軍和日本政府圈內同情者較少，許多人甚至樂于見他被審判處死或遜位由新天皇繼任。絕大多數日本人認為裕仁至少應該遜位，認為裕仁應該立即或在占領的早期階段遜位的同時代人物包括同為戰犯的戰前的最后一任首相近衛文麿親王、冷戰后首任首相東久邇稔彥親王，贊成如此觀點的后來的人物包括小說家二島由紀夫與小說家兼政冶人物的石原慎太郎。還有許多人認為裕仁甚至應該受審，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處以絞刑。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布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新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等，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

麥克阿瑟

但是裕仁找到了他的“偉大救星”，也就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克阿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具有超強反共意識的麥克阿瑟感覺到，保留裕仁本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保留天皇制，更重要的是防范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這樣，裕仁保住了生命，但他由神變成了凡人。也正式變成了麥克阿瑟同一戰壕的反共戰友。如果把這個問題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宣示檢驗美國式民主的唯一標準是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還可以這樣說，民主也好，憲法也好，憲政也好，在麥克阿瑟看來，服從美國國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麥克阿瑟不僅成為裕仁個人的“政治密友”，還以其演說和現實做法讓包括大多數軍國主義勢力在內的日本人感到安心。當年65歲的他，自從38歲以來就一直擔任將軍——當時是美國史上最年輕的將官。他最知道什么是對他統治的人民有利的信念，在某些方面他讓人想起明治時代的寡頭執政者。對于日本這樣一個習慣于被領導的民族，他是受歡迎的新領袖。他被日本人推崇為新幕府將軍，日本的美國皇帝，甚至于神。

當然，美國政府對裕仁的立場基本上是謹慎處理。美國并不真正想廢除天皇制，因為天皇制在維持全國團結、維持全國士氣以及使占領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著有用的角色。國務院的日本事務專家不是不知道，對于日本人來說權力的行使必須被高等權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沒有這樣的合法化，混亂可能隨之而來，并讓共產主義有機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話，國家行政機關較容易維持運作。這是件重要的事，因為跟占領熟悉的宿敵德國不同，美國占領軍中熟知日本國情的人少之又少！

二、越俎代庖的“新憲法”主要起草者

新憲法可能是占領時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為它將裕仁予以凡人化。盡管許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條款，即放棄戰爭條款，新憲法維持至今仍未改變，已成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這個新憲法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輕且缺乏經驗的盟軍總部人員組成的小組、加上幾位非軍人所草擬的。他們依據來自華盛頓編號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見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適當憲法草案的麥克阿瑟的壓力下，他們以不到一周的時間完成這一工作。他們在建國方面的年輕與缺乏經驗，使他們很像明治的寡頭執政者。這個小組之中的人對日本或憲法知之甚少，甚至負責執行這一工作的組長查爾斯·凱茲（Charles Kades）承認，他對日本的知識是“零”。后來官方對外宣布這部憲法是日本人自己擬定的，但基本上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這也就是后來當日本1980年代經濟騰飛時，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聲稱，雖然不完全反對新憲法內容，但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國強加在他國身上。不過，隨著日本經濟神話的破滅，日本人才明白中曾根康弘的民主觀確實有點不“成熟”。

當新憲法草案呈給國會批準時，有關女權的部分似乎引發特別熱烈的辯論。對于盟軍總部，這部分已成為新民主的象征，雖然它有不尋常的背景——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國女子所擬定，并且在草案指導委員會中未經日本國會議員真正辯論而匆匆過關。

有關女權的提議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 Sirota）起草。這位28歲的女子雖然她的姓聽起來像日本人，卻是一位俄裔美國人。她是憲法草擬小組中唯一真正有日本經驗的人，她是小組之中的少數非軍人之一，亦為非隨意被挑選的少數人之一。她因為若干理由被挑選：她從5歲至15歲的孩童時期是在日本度過的，她能說流利的日語，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關草擬新憲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 Japan”（Reinventing Japan是一盤錄像帶，這盤錄像帶包含對凱茲及若干參與新憲法草擬的盟軍總部人員的訪問紀錄，披露了許多真相）與后來的一次訪談中詳細述說，她四處到圖書館搜尋相關資料后寫成原稿。原稿太詳細，凱茲把它刪了很多。當這原稿向日本代表們提出時，日本代表起初不愿接受諸如保證男女平等的重大改變。但在討論有關天皇的角色的16個小時的連續討論后，才輪到這一部分的憲法草案的討論。每個人都很疲勞，希望盡快結束。她本人在討論中一直為日本人充當譯員，結果被他們視為親切的助手。他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所討論的項目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凱茲告訴他們的話：“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權，你們為什么不讓它通過？”她只補充說：“而他們照做了。”

戰后日本新憲法公布紀念大會

新憲法大多只是正式認可占領當局根據美國政府的意圖借著各式各樣的指令己經實施的政策。新憲法其他條款不久后將戰為制定日本其他法律的依據。新憲法要點包括：

⊙天皇是人民的象征；

⊙主權在民；

⊙不維持軍隊并放棄戰爭；

⊙男女平等；

⊙人權獲得保障，尤其“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集會、思想、信仰（色括宗教）及言論自由獲得保障；

⊙2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選舉權：

⊙政教分離；

⊙勞工駐織工會、集體議價與最低工資標準的權利獲得保障：

⊙建立自由與平等的教育；

⊙廢除貴族階級；

⊙建立司法獨立；

⊙修憲的規定（國會兩院2/3多數與公民投票過半數的支持)。

現在看來，這其實不過是美式憲政的不完整拷貝，并且嚴格服務于美國利益的罷了！

三、戰后日本國內的洗腦民眾、輿論管控以及反共的“紅色清洗”

當今的日本是個“輿論一律”的國家，尤其是在國際問題問題上，各大傳媒是與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而政府的聲音又是堅定地與美國政府的聲音保持一致。早在在新憲法制定和實施中，美國對此就起了示范作用。

1946年4月，盟軍（實際上只有美軍）司令部獲悉，東京的劇場有位藝人自彈自唱具有顛覆意味的歌曲，于是派偵探前往，結果令人大為震驚。那位藝人竟然唱出：“每個人都在講民主，但有兩個天皇我們怎么可能有民主？”誰都聽得出，這句歌詞竟然同時愚弄了民主、裕仁天皇和麥克阿瑟！盟軍，也就是占領軍當局二話沒說，當即取締！

雖然占領當局一再宣示保障言論自由，但仍實施相當嚴厲的新聞檢查。盟軍總部一方面積極堅持電影應該顯示人類自由與尊嚴，諸如開化的婦女與愛情場面的接吻鏡頭，同時它也禁止某些書刊與電影。顯示美國社會較黑暗面的俄斯金·卡德威爾（Erskine Caldwell）的《香煙路》（Tobacco Road），是被禁書刊的一個例子，而武士電影被包括在盟軍總部譴責為封建與軍國主義的236部電影之中，提到盟軍總部參與政府改革的書刊與電影也被禁止。

為了使日本民主早日“成熟”，除了在言論出版方面采取了美國式的民主措施外，在其它方面，特別是操作票選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

占領時期最嚴重的事件之一也發生在勞工領域。此時，日本的通脹率居高不下，警鐘已經敲響。日本工會預定在1947年2月1日發動大罷工，日本共產黨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項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人是共產黨人伊井彌四郎。麥克阿瑟連同諸如吉田茂等許多日本政府領導人士，從一開始就擔心有關把共產黨人釋放出獄的事。被釋放者包括有影響力的德田球一。1946年初從中國回來的另一名有力人物野坂參三很快地跟德田會合。戰后一兩年差勁兒的經濟狀態已經是騷動的潛在來源，而且在1946年有若干大型示威與罷工發生。共產黨人似乎能加以有效運用。他們在正式政治舞臺上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就轉向在職場發動他們的運動。雖然共產黨黨員人數少，但人數在增長中，而這句話也適用于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支持。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在1945年12月的發行量是9萬份，但至1946年2月已經增加至25萬份。

美國政府1946年4月的一份報告指出，日本的共產黨黨員人數只有6800人，而野扳參三在1947年3月發表報告說有6萬人。即使數字或有出入快速增長的傾向是明顯的，而當局的關注也很明顯。俄國在1917年4月革命爆發前夕布爾什維克黨員人數不到5萬人，而俄國人口是日本的兩倍。共產黨人自己異常地活躍，并公開蔑視天皇并批評政府。他們在許多工會占據重要職位，且似乎出于政治目的蓄意煽動及利用罷工與其他爭端。不久美國人開始擔心日本正“淹沒在赤旗海中”（套用吉田茂的話）。吉田茂也在不斷煽動反共形勢，稱共產黨人的工會領導人“土匪”。

日共領導下盛極一時的日本工會

計劃中的那次大罷工將有將近300 萬公務員與好幾百萬人的私營公司員工參加。麥克阿瑟不愿干預，但他感覺不能容許如此大規模的破壞與挑戰。在與伊井及其他人的談判失敗后，他在罷工發動前幾小時下令禁止該罷工。因為罷工的失敗以及失敗以后工人遭遇報復，在此后的大選中，日共輸掉了民心在國會的席次不僅沒能增加到預期的20席以上，反而從5席降為4席。

日本的共產黨人在1947年的挫折后不久即開始恢復活動，他們嘗試迅速重新獲得影響力與聲望。在1949年大選中，日本共產黨在國會的席次從4席大增至35席，取得了驕人的戰績。占領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雖然共產黨的席位在國會中所占比率并不大，但發展下去還是有危險，必須采取措施。1949 年，作風強硬的銀行家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 ) 被派往東京，幫助控制通脹，平衡預算。根據“道奇計劃”，日本工人和消費者應“為民族大義做出犧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領導，再加上東南亞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業將成為日本復興的引擎，為對抗共產主義筑起一道屏障。針對政府、工會和私企內部潛在的麻煩制造者的“紅色肅反”，讓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從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盟軍司令部親自操刀，在所謂的“紅色清洗”中使約12000名共產黨人被處理，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席次從此就一直在個位數徘徊。

四、日本不過是在爬行美國掌控下“普世之路”，喪失主權，美國人“要你行，你才能行”

民主自由不能僅作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與實質。

在戰后的世界，當美蘇兩強盡量避免全面軍事對抗以免爆發核戰時，這主要意味著經濟勢力的對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經濟勢力，生產甚至還不到戰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貨膨脹每年高達200%以上。對日本經濟的最大推動來自美國的因素。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吉田茂稱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最大的經濟利益是來自在朝鮮半島作戰的美國陸軍的“特別采購”。至朝鮮戰爭結束時，日本已恢復到太平洋戰爭前的生產水平。這實質上就是美國為日本經濟制造的絕好機會，但形成了美國對日本經濟的主導。這種主導，既可以讓你前進，也可以要你停滯。

美國主導日本經濟的另一招就是支持日本的一黨主政。因為美國和日本都知道，只有政府的穩定，才能對經濟增長提供有益的環境。1948年后，盡管首相頻繁換人，但換湯不換藥，美國的幕后操縱時隱時現。因此，日本政府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學的保守派統治。尤其日本從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黨統治。這也是日本經濟騰飛的時期。自民黨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現有政黨的再結盟，并且實際上繼續了戰前的政友會與民政黨系統的合并。因此，戰后與戰前之間保守派的成分是連續的。由于日本一度被經濟騰飛沖昏了頭腦，表現出對美國有所不恭，結果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的經濟在1990年代后進入了停滯期。美國對日本政經的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盡管日本有諸如票選這樣的“民主機制”，但如果有哪位日本首相對美國產生異見，下臺就在所難免。例如鳩山由紀夫，因提出了“東亞共同體”，而且對駐日美軍駐地頗有非議，結果很快就開路了。他也算是一位民主不夠“成熟”的人。

由此不難看出，日本戰后民主的“成熟”之路，也造成了日本擺脫不了半獨立國家的狀態。它的國防，還有經濟，甚至政局，都少不了美國主導。至于目前日本正在鼓噪的修憲，修不修，如何修，修到什么程度等等，并不是日本自己能夠做得了主的，那最終還得看美國主子的臉色。

順便說一下，過去有些深受公知影響的人認為，盡管經歷了大蕭條，日本經濟仍然很強大，日本人現在仍能過上富足的生活，如果中國接受美國“贈予”的民主，就能有日本那樣的生活水平，那么他們什么條件都愿意接受。何況，某些人不是鼓吹二戰后跟著美國走的都致富了嗎（實際并非如此）？何不走這條“普世”的道路呢？這話在一個非常長的歷史時期內很有影響力和蠱惑性。

但是，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中國是沒法子走那條路的。

戰后的日本，在美國的默許下，盡管經濟發展迅速，可是，許多日本人內心彌漫著一股悵然若失的情緒，他們的國家是很富足，但也越發丑陋，似乎丟了些什么。20世紀80年代，戰爭在不知不覺中醞釀——一場有失控之虞的經濟戰突然爆發。為了嘗試改善形勢，一場會議于1985年在紐約市廣場酒店舉行，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及日本的金融界領袖們參加，隨后，著名的專門用來打壓日本經濟的“廣場協議”敲定了。此后，甚至連日本右翼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識界擁護者也開始對現代日本價值觀的缺失犯起愁來。尤其是青年，一副得過且過、毫無方向的樣子。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社會產生了大量邪教組織和恐怖主義。比較典型的是奧姆真理教在1995 年制造了以大量殺傷人員為目的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是個邪教組織，其成員都受過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學家就是經過培訓的未來技術官僚。他們缺乏對眼下現狀的政治責任感，滿腦子都是噬人的精神烏托邦。該組織的宗旨是引發一場祝融之災，任熊熊烈焰焚毀他們眼中這個無意義的社會，并從戰后繁榮的灰炵里誕生出一個美麗新世界。

日本人的迷茫沒有迎來覺醒，卻遭遇了經濟滑坡！繁華盛世在股災中戛然而止。地產價格狂瀉，銀行倒閉，美國的走狗——官僚精英們威望掃地。以來，頭一回出現連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公司高層任職的工薪族也不再有把握獲得終身聘用的情況。

有位日本學者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1986年說過下面一段話，至今仍很有啟示，他說：

“日本現在所走的基本上是美國文明的道路。但是，這條路不一定是人類唯一的文明道路。人類可能還有另外的文明道路。如果真有這樣一條道路的話，日本是沒有力量成為開拓者的，因為日本國家小，文化傳統不深，‘底氣’不足。在當今世界上，唯有中國有可能開拓出這條新文明的道路來。”

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國情與日本不同。當然，“唯有中國有可能開拓出這條新文明的道路來”這個表述在筆者看來也是不科學的，但要中國走“美國文明的道路”則更不可能。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完全沒有再次去“撞南墻”的必要。每個民族都有適合自己的一條路，當然，中國走的這條帶有中華文明特點的社會主義之路，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講還是有參考性的。

五、清除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及其歷史虛無主義流毒，仍然任重道遠

戰后日本不是沒有反美反帝反軍國主義的思考與實踐。

20世紀50年代是日本電影的黃金時期，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和黑澤明佳作不斷。然而，電影也是呈現左右兩派反美情緒的絕佳載體。右派的代表作如《戰艦大和》和《太平洋之贊》歌頌了日本帝國海軍的英勇氣概以及無所畏懼、無可指摘的海軍將領。左派也推出了《廣島》這樣的宣傳片。這部得到激進的教師聯盟贊助的影片將原子彈爆炸描繪為一起種族主義行徑。影片結尾有一幕：美國游客來到廣島，購買用罹難者骸骨制成的紀念品。同樣紅極一時的還有講述美國兵在軍事基地周邊奸淫婦女的準色情片。這類“黃片”十分走俏，是紅火的性產業中的重要一環。部分銀幕幻想流露出鮮明的惡意。在一部臉炙人口、后被翻拍成電影的連環畫里，愛國的女主人公、—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為了讓美軍染上梅毒，不斷地和美國兵上床。這一主題后來還被移植到了東京上演的一部名為《立川飛行場：被強奪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戲里。

電影《廣島》海報，愛國的女主人公、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

即便廣島和長崎是反美和平主義思想的主要標志，日本左翼也沒有粉飾本國犯下的戰爭罪行，相反，20世紀50年代，日本國內對戰爭的批判要甚于德國，間或造成嚴重的后果。以反省為目的、將自己在華期間所施暴行記錄成篇的陸軍老兵被人誣陷是共產黨；出版社面對右翼暴徒的威脅，只得將書下架。話說回來，知識分子圈和頗具聲望的教師聯盟宣揚的“正確路線”又太過教條：在同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天皇體制”斗爭的解放戰爭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戰士；廣島原子彈爆炸應將日本塑造為一座和平燈塔；亞洲范圍內的新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但是，日本的極右翼軍國勢力余孽卻堅稱日本的戰爭是正義的。這一問題逐漸取代了圍繞憲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辯論。每當日共直陳日本戰時行徑罪惡滔天，并以此為據主張憲政和平主義時，日本極右翼就會矢口否認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會比其他參戰國更加作惡多端。教師聯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間曠日持久的教科書風波便是這一政治分野的例證。《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放棄戰爭，戰爭力量及交戰權的否認”這一條款使得日本人在對待本國近代史時分歧嚴重，日本憲法第九條，是《日本國憲法》中較為著名的一條，主要內容是“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被廣泛認為是承認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非正義和對外威脅性的一條法律性文件，此條是在二戰后被美國占領時期撰寫的，自1947年5月3日施行以來，幾十年沒有什么大改動。但在2014年7月1日，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主導的內閣正式通過關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重大修改。甚至1953 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談及憲法第九條時，稱這是“無心之失”。（尼克松這樣表態是在向日本極右翼妥協）。此后，日本的大眾媒體圍繞戰爭論戰不斷。

二戰過去幾十年，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怒氣沒有被化解，而且某些事件甚至將這種負面感覺加強了。亞洲國家尤其對日本未能抓住適當機會處理其戰前與戰時行為而感到失望與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與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但這些機會被錯過了。此外，日本對待“慰安婦”索賠的處理方式招致了廣泛的反感，使其他一切友好人士努力贏得的好感被打得煙消云散。“慰安婦”是被強迫給日本軍隊提供性服務的婦女，提出索賠的大部分是韓國婦女。她們的索賠被交付給了私人基金，而且在這個問題上日本一直沒有做出真正的道歉并給出定論。一些索賠人是從韓國政府而不是從日本政府那里獲得賠償的。戰俘問題上也出現同樣的狀況，其中也包括英國戰俘。

讓亞洲各國憤怒的是，日本多位首相以官方身份屢次三番地參辦靖國神社，日本國內也在不斷地發生淡化甚至否認日本暴行或錯誤行為的事件。例如，2000年1月，糾正戰爭資料偏向展示會社團在大阪組織召開了備受爭議的集會，目的是想要證明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集會發言人，包括歷史學家東中野修道，他評論說，南京大屠殺缺乏相關的資料證據，并且直言“在南京沒有屠殺市民”。2003年10月，上文提到過的石原慎太郎重復表達了他的觀點，即日本是應朝鮮人的要求占領朝鮮的。

另外，近年來，令人擔心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頭越抬越高，并且這股錯誤思潮竟然開始出現在日本的教科書中。這項運動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新歷史教科書編纂委員會（簡稱為Tsukurukai）。該委員會于1996年成立，目的是通過編纂教科書，給出日本歷史的正確敘述（從他們的角度而言），而非基于勝利者的敘述，從而重建日本過去的榮耀。該團體認為日本受到過多的指責，應該停止道歉和支付索賠。該團體還非常支持裕仁天皇。其主要成員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西尾干二、藤岡信勝和秦郁彥。最受爭議的是該教科書確實編纂完成，而且最終文部省通過了該教科書，但是自2001年發行后，僅有少數私立學校使用了該教科書。書中的其他問題也廣受批評，包括為日本侵占朝鮮正名，指責中國挑釁日本，強調日本的目標是將亞洲從西方國家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及淡化日本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