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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人口規模巨大、實現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而且是具有顯著優勢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主動性現代化，是主動擘畫藍圖、規劃戰略、制定路線圖，以歷史主動精神推進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鮮明時空壓縮特點的躍遷式現代化，我們既重視空間的區域規劃，又重視時間的效能利用，把時間與空間結合起來；中國式現代化是以加大社會流動性發展防止階層固化的活力性現代化，通過教育、就業以及人才體制機制改革，使社會流動性不斷加快，有效防止了社會階層固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現代化，既創造了人類政黨新文明，也創造了人類政治新文明、工業新文明、城市新文明等。

今天，中國式現代化已經成為全世界都在關注的熱詞，因為它將深刻改變人類現代化的世界版圖，深刻沖刷人類現代化固有的舊河道，為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未來沖決出新的河床和水岸。2023年3月10日，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專家理事會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羅夫斯基在“今日俄羅斯”通訊社舉辦的莫斯科-北京視頻連線中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給全人類的禮物。塔夫羅夫斯基說：“中華文明長期以來一直在饋贈人類，其中最著名的有火藥、造紙術和指南針等。現在中國人又展示了另一件禮物，那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像火藥一樣，現代化是在歷經無數次實驗后誕生的。中國通過反復實驗，找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正確劑量，將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監督之下。”塔夫羅夫斯基表示：“正確的‘火藥’為制造第一級‘火箭’——‘改革開放’——提供了可能，這級‘火箭’把中國送入了工業強國的軌道。下一級火箭叫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使中國躋身世界領導者之列。”塔夫羅夫斯基指出：“現在宣布啟動最新一級火箭‘中國式現代化’，這個階段主要利用國內成就，不僅致力于幫助實現中國夢，而且還向全人類展示中國模式的效率。”從改革開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中國式現代化，“三級火箭”的比喻是很形象的。當然，我們這“三級火箭”是綜合推力，中國式現代化既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把改革開放作為其活力和動力。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主動性現代化

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入闡釋了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指出：“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他特別強調：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黨的領導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錨定奮斗目標行穩致遠；黨的領導激發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勁動力；黨的領導凝聚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這是一個關涉中國式現代化興衰成敗的重大論斷。

第一，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否則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首先，黨的性質宗旨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什么性質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選擇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決不能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因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是為少數資本家服務的現代化，是由資本邏輯決定的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還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抑或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其次，黨的初心使命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黨的初心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實現人民的幸福生活靠什么？靠現代化，靠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靠什么？靠現代化，靠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已經充分證明，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現代化，在中國是決不會成功的。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實現的？就是因為我們走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中華民族之所以如此接近于偉大復興，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后，黨的信仰信念和政策主張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黨的信仰是馬克思主義，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實現這一遠大理想，在當代就是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信仰信念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黨的政策主張也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因為黨的一切政策主張都是為了能夠在現代化進程中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使社會主義事業更加興旺發達。

第二，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一以貫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進，取得了舉世矚目、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從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到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再到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再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及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張藍圖一張藍圖繪就的過程。我們不僅繪制藍圖，而且始終接力推進藍圖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十四五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走過彎路，也遭遇過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挫折，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我們一步一步推進現代化歷史進程，克服了無數艱難困苦，避開了很多國家掉入的陷阱、泥沼，接力解決了實現現代化的根本社會條件、根本政治前提、理論準備等問題，還解決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以及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等重大問題。

第三，我們黨勇于改革創新，不斷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我們不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出基礎性作用，而且我們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這一基礎上，改革給人們經商辦企業更多便利和空間，2022年底企業數量超過5200萬戶、個體工商戶超過1.1億戶，市場主體總量超過1.6億戶，是十年前的3倍，發展內生動力明顯增強。在深化改革進程中，我們不斷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擴展到還包括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黨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舉”。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改革涵蓋領域的廣泛性、觸及利益調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問題的尖銳性、體制機制障礙的艱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黨領導人民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解決了一系列難啃的硬骨頭，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險灘，不斷把改革推向縱深。我們還深刻認識到，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關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我們解決了法治領域很多復雜的問題，使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走在法治軌道上。比如，一些黑惡勢力長期進行聚眾滋事、壟斷經營、敲詐勒索、開設賭場等違法活動，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我們通過依法打擊，解決了這方面的一些主要問題，使現代化建設的民意基礎更加扎實。

第四，我們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在新時代，我們緊緊抓住人民群眾需求從物質文化到美好生活的歷史性轉變，不僅實現著更高的物質文化需要，更是滿足著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需求；不僅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還在解決諸如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好不好”的問題，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更加強大。任何一項偉大事業要成功，都必須從人民中找到根基，從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來完成，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偉業的完成更需要人民群眾的力量。我們黨堅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使人民的江山更加宏偉秀麗的事業。“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國要飛得高、跑得快，中國式現代化要走出彎道超車的力道，就要匯集和激發出14億多人民的磅礴巨力。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鮮明時空壓縮特點的躍遷式現代化

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實際上就是在運用資本的特性不斷用時間壓縮空間的進程。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抓住了現代化時空壓縮的特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特別重視資本的時間性，他講：“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馬克思還寫道：“生產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生產來說就越是重要。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現代化從一定意義上就是通過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化、交易手段的迅捷化等使空間距離大大縮短和交易方式極大改變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正是不斷用時間消滅空間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交通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出行速度不斷加快。早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印發了《交通強國建設綱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強國，現代化綜合交通體系基本形成，人民滿意度明顯提高，支撐國家現代化建設能力顯著增強；擁有發達的快速網、完善的干線網、廣泛的基礎網，城鄉區域交通協調發展達到新高度；基本形成“全國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區1小時通勤、城市群2小時通達、全國主要城市3小時覆蓋）和“全球123快貨物流圈”（國內1天送達、周邊國家2天送達、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達），旅客聯程運輸便捷順暢，貨物多式聯運高效經濟。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也是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總結過去五年的成績，高速鐵路運營里程從2.5萬公里增加到4.2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從13.6萬公里增加到17.7萬公里。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不斷加速度。從20世紀80年代初火車每小時40—60公里，到90年代的每小時120公里，到2008年前后的動車每小時200公里，再到新時代的復興號每小時300公里、350公里，今后還會有每小時400公里的高鐵、每小時600公里的磁懸浮列車，等等。這使中國人的出行速度大大加快，過去“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夢想已經實現，過去“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歷史已經終結，相隔幾千公里的城市，一天之間都可以來個往返。中國式現代化時空壓縮的特點更加明顯。

第二，數字經濟、網絡經濟、平臺經濟蓬勃發展，交易方式突破了過去物理空間的限制。在數千年前的黃帝時代，中國的交易是“日中而市”；再后來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經濟；到今天則是24小時的交易，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購物交易。我們持續推進網絡提速降費，發展“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增加到14.5億戶，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從15.8%提高到27.2%。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橫向打通、縱向貫通、協調有力的一體化推進格局，數字中國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到2035年，數字化發展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數字中國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數字中國建設體系化布局更加科學完備，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數字化發展更加協調充分，有力支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此，在今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專門提出建立國家數據局，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這將使中國經濟社會更加數字化、網絡化。

第三，政府自我革命、國家治理現代化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特別是節省了人們經商辦企業的時間成本和創業成本。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的五年中，我們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進一步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歷程可以看出，黨政機構屬于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層建筑就要適應新的要求不斷進步改革。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國務院持之以恒推進觸動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多年來取消和下放行政許可事項1000多項，中央政府層面核準投資項目壓減90%以上，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從60類減少到10類，工程建設項目全流程審批時間壓縮到不超過120個工作日。改革商事制度，推行“證照分離”改革，企業開辦時間從一個月以上壓縮到目前的平均4個工作日以內，實行中小微企業簡易注銷制度。

三、中國式現代化是以加大社會流動性發展防止階層固化的活力性現代化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產生新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分化過程，也是原有社會階層和群體不斷產生新訴求和新需要的裂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對現代化造成消極和負面影響的問題：其一，新的社會階層和群體的需求在已有體制和組織架構下無法滿足，因而就會在體制外溢出，產生一種沖擊已有制度堤壩的橫流。換句話說，就會產生大量的街頭政治行為。其二，已有社會群體和階層的需求與新階層新群體的新需求之間會發生利益沖突，同一時間段內只能滿足一部分階層和群體的要求，甚至會以犧牲其中一個或者幾個階層和群體來滿足。這就造成階層之間的不相容性。其三，一些社會階層和群體具有很強的社會資源占有能力，有可能阻斷其他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向上流動性。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不斷催生新的社會階層和群體的過程。2013年11月19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的文章指出：“認真研究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等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政策訴求，包括注意關注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社會上新出現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個性需求，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由于城市化的推進、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新技術的應用、對外開放等因素的影響，社會變遷速度加快，出現了許許多多新的社會階層和群體。截止到2020年年底，全行業卡車司機達到1728萬人；截止到2021年年底，全國保安隊伍達到了640萬人；截止到2022年7月底，全國有300萬快遞人員和1500萬外賣平臺注冊的外賣人員，也就是說，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一共1800萬人；截止到2022年年底，全國網約車司機已達到570萬人。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很多新的社會群體涌現。2013年1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重視農村“三留守”問題，健全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2022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對“三留守”還是掛在心上，他指出，要補齊農村社會福利短板，加強對農村老年人、兒童、“三留守”人員等特殊和困難群體的關心關愛。2015年6月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副司長朱耀垠講到：據推算，中國農村的留守兒童已超過6000萬，留守婦女達到了4700多萬，留守老人約有5000萬，這部分人在生產或者生活當中都會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困難，維護好這些群眾的合法權益是一件大事，加強對空心化的留守人員的關愛服務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一項重點任務。我們不僅有農村“三留守”，還有眾多的新社會階層人士。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知識分子，如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等專業人士，是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成長起來的社會群體。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包括新媒體從業人員和網絡“意見領袖”在內的網絡人士大量涌現。在這兩個群體中，有些經營網絡、是“搭臺”的，有些網上發聲、是“唱戲”的，往往能左右互聯網的議題，能量不可小覷。這些新的群體的出現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結果，也是推動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在其發展中要把新出現的社會群體特別是那些弱勢群體包容進來，而不是把他們甩出現代化列車之外。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14億多人整體邁入現代化，一個民族、一個人都不能少。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把各個社會群體的訴求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人民當家作主的途徑加以實現。我們不斷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人民實現了內容廣泛、層次豐富的當家作主，各個階層和群體的利益要求都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反映。我們堅持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都能夠進行充分協商，能夠相互配合，形成整體力量。我們努力建設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保證了決策符合包括各個階層和群體在內的人民利益和愿望。

四、中國式現代化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現代化

2023年2月7日，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怎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一，創造了人類政黨新文明。首先，這是一種能夠靠自身力量、靠自我革命消除各種腐敗的純潔性的政黨文明。如何實現權力的自我監督是世界性難題，是國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各國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大難題。自我革命鍛造了我們黨強有力的筋骨、風骨。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敢于直面問題、勇于修正錯誤，是我們黨的顯著特點和優勢。我們黨在自我革命中進行的鍛造是人類政黨史上絕無僅有的，“自我革命就是補鈣壯骨、排毒殺菌、壯士斷腕、去腐生肌，不斷清除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不斷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其次，這是一種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純潔性的政黨文明。我們黨特別警惕政黨亡黨的利益集團因素，蘇聯解體、蘇共亡黨，很重要的就是因為它產生了利益集團。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過輝煌成就，但后來失敗了、解體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共產黨脫離了人民，成為一個只維護自身利益的特權官僚集團。我們一直強調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的代理人、代言人。我們依靠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擺脫一切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的“圍獵”腐蝕，并向黨內成為這些集團、團體、階層同伙的人開刀。可以說，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使我們黨形成了一種獨到的政黨新文明：其一，能夠消除西方政黨的公司化傾向。2006年，英國議會政黨資金特別委員會對西方政黨的變化發出了如下警告：“維持了過去一個世紀之久的政黨體系已經崩潰。黨員資格不再有任何意義，政黨越來越依賴于私人捐款進行競選。”國際著名財經專家、意大利學者納波利奧尼甚至認為，西方的政黨已經成為政黨有限公司，誰給捐款就為誰服務。其二，能夠真正做到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第二，創造了人類政治新文明。首先，這個文明新形態體現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在我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其次，這個文明新形態體現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創造，既尊重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最后，確立了衡量國家政治文明的新標準。一個標準是“八個能否”：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八個能否”涵蓋了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另外一個標準是“四個要看”“四個更要看”：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么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么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四個要看”“四個更要看”則是強調了政治權力運行全過程的判斷問題。這兩個標準是有機統一的，為評判人類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科學標準。

第三，創造了人類工業新文明。中國的工業新文明體現在：首先，用物美價廉的工業品極大地改善了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國每年為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提供數萬億美元的工業產品，使很多國家的民眾享受到質量上乘、價格低廉的物質產品。其次，用獨立的工業體系避免了被規鎖、被鉗制，避開了依附性陷阱從而有力地壓縮了西方以工業自由為名對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剝削空間。列寧曾經在1902年寫的《怎么辦》中指出：“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曾經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最富有搶掠性的戰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勞動者。”以工業自由為名，1818—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200倍。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只收極低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控制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3萬—4萬人，無數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1828—1835年擔任印度總督的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這種災難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的現象。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暴力占統治地位的現代化，用堅船利炮搶掠發展中國家的財富、毀滅發展中國家的文明、奴役人民，使發展中國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失去發展的能力和主動性。歷史真相就是如此。

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中華文明的沃土中汲取著無窮的營養，終將長成參天大樹；中國式現代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既從目標追求根本上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關于未來新社會的先進本質，又從蘊含的獨特價值觀上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作者：辛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文章來源于當代中國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