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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是中華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杰作，也是人類工程的偉大奇跡。大運河開鑿之后，極大地便利和加強了南北間的物資文化交流。大運河同樣是保障和維護國家大一統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與國家的治理能力息息相關。

大運河是保障首都物資供應的重要途徑。開鑿大運河的首要目的是保證漕運通暢，而漕運最重要的目的則是運送漕糧。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為保障北京的糧食供應，于永樂九年（1411）重修會通河和通惠河。明代漕糧的征收省份為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最高數額達674萬石。隨著大運河的貫通，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紛紛經大運河涌入北京，甚至遠在廣州的商品也出現在北京市場上。大量人口由南往北遷移，“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正統十三年（1448），北京城市人口已達96萬，沒有大運河的糧食供應，首都近百萬人是無法生存的。

管理大運河是國家行政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保障大運河和漕運體制的安全，歷朝歷代都建立了以河工和漕運為主體的官員機構，成為中國傳統官僚行政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元代運河管理趨于完善，中央設有都水監作為最高水利管理機構，統領全國水務。明成祖遷都北京，為順利轉運江南漕糧，建立了一套嚴密的漕運制度，并通過浚深會通河、罷海運等方式，使明朝成為河運的成熟時期。清代是大運河管理體系的集大成時期。乾隆二年（1737）后，河務系統已基本確立，即全國共有北河、南河、東河三河道總督。北河由直隸總督兼管，南河由漕運總督兼管，東河則專任，稱“河東河道總督”，與漕運總督同為正二品，并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與各省巡撫的品秩和兼銜相同，總體目標是治河保漕。在漕政方面，清代專設漕運總督駐淮安，統領漕政，凡收糧起運，過淮抵通，“皆以時稽核催趲，綜其政令”。

大運河是維護國家大一統的重要手段。朝廷的政令通過大運河快速向南方各省發布，南方大員也經大運河把治理信息源源不斷地向中央匯報。“東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設水驛”，設水驛最重要的目的是“奏牘、公文俱歸遞送，欲使之從速而不至失誤也”。軍隊是維護王朝統治的柱石，運河是明清時期調防軍隊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派軍隊前往江南地區，大運河一直是首選。唐宋以后，經濟重心南移，政治中心、軍事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不得不依靠大運河來維持總體平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運河及漕運所承擔的財政功能越來越多。明清時期，人口膨脹，環境問題逐漸凸顯，水旱災害頻發。截漕賑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也是朝廷應對社會危機的應急措施。源源不斷的漕糧成為朝廷賑災和穩定市場供應的重要手段。

（原題《大運河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摘自《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0期）

作者：倪玉平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來源：《歷史評論》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