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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十四年，一支72人的日本海盜敢死隊，在杭州灣登陸之后，從浙江的嚴州、衢州，穿江西的饒州，過安徽的徽州、寧國、太平，一路殺到南京。明朝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分析此戰失利的原因之一正是層層請示，等請示都到了，敵人早準備好了，即便韓信、李靖復生，恐怕也難以取勝。何良俊的分析，于今觀之仍不失其現實意義。

西漢陳湯滅了郅支單于，并喊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歷史最強音，卻惹得朝中那群酒囊飯袋羨慕嫉妒恨，逮著他假傳圣旨說個不停。好在官居宗正的劉向為陳湯爭辯，說皇上雖無明旨，但陳湯也是順著陛下和萬民的心愿行事，何錯之有？

說陳湯“順著陛下和萬民的心愿行事”，劉向算是把守正與創新的關系辯論透徹了。陳湯不是一味兩眼向上“等靠要”，僵化教條地遵守皇命的形式之正，而是堅守了皇命的靈魂之正。這種創新式守正才是真正骨子里的守正。

《國語·鄭語·史伯為桓公論興衰》載：周幽王八年，史伯給鄭桓公講：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批評幽王去和而取同，主張和而不同。“以它平它，謂之和”，簡單來說，就是相同的、不同的事物，互相匯合、化合，產生新的事物，這個過程就是“和”。而“以同裨同”，這樣的“同”，只是相同事物的堆積。“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意思是：只是一種聲音就沒有聽頭，只是一種顏色就沒有文采，只是一種味道就不成其為美味，只是一種事物就無法進行衡量比較。

《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齊景公打獵回來，晏子在遄臺侍候，梁丘據也驅車來到。齊景公說：“惟有據與我和諧啊！”晏子回答說：“據也只不過相同而已，哪里說得上和諧？”齊景公說：“和諧跟相同不一樣嗎？”晏子回答說：“不一樣。和諧好像做羹湯，用水、火、醋、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用柴禾燒煮，廚工加以調和，使味道適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調料，味道太濃就加水沖淡。君子喝湯，內心平靜。君臣之間也是這樣。國君所認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備。國君所認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肯違背禮儀，百姓沒有爭奪之心……”

針對德國和法國“左”派政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教條式機械套用、貼標簽式解析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曾非常氣憤地說：“我本人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59年毛澤東同志與當時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話，在講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對他講過一段很有意味的話：“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凡此無不涉及守正與創新的關系問題。

所謂和，即相反而相成，是聽取不同意見的全面考量、兼聽則明；同，則是單一的重復、偏信則暗。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說“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形散神聚，是講原則前提下的團結，那么“同而不和”就是形聚而神散，乃“和稀泥”而成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

合唱隊里，多分高、中、低等多種聲部，不同聲部的人音頻不同，才形成音質圓潤豐滿的和聲。而如果人人音頻相同，音量再大也缺乏厚重飽滿，無以形成和聲之美。

如果將“厚德載物”理解為守正，那么“自強不息”則可謂創新。“和”乃守正，“不同”乃創新。《孫子兵法·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抗日戰爭初期，王明主張“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如幽王“去和而取同”；毛澤東主張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開展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則是“和而不同”。

唯守正才能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章乃器所謂“少號召多建議”，乃漠視守正前提的空談創新。遇事不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實乃亂作為的“偽創新”。

唯創新才能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我黨歷史上，之所以出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路線，思想根源正在于教條式機械套用、貼標簽式解析馬克思主義，忘記了創新是守正的題中之義。遇事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實乃不作為的“偽守正”。

圓規可以畫圓，因為腳在走，心不變。守住圓心就是守正，繞圓心而行是為創新。就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辯證統一一樣，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創新是守正的路徑和目的。守正與創新相互滲透、相互貫穿。

抗日戰爭中，王近山違背上級要求他不接敵的命令，擅自作主，伏擊了一支日寇軍官觀摩團，受到了中央的嘉獎。王近山的可貴之處，正在于不機械執行上級命令，而是抓住戰機痛擊日寇。他的作戰行動表面上看似與上級命令相左，實際卻暗合中央精神之神。還用散文創作來比喻，如果說戰術服從是形，那么戰略忠誠則是神，形散神聚是為上品，形聚神聚次之，形散神散又次之，而形聚神散，最具有欺騙性，是為次之又次。從工作的角度來看，形聚神散，正是“舉著紅旗反紅”，貌合神離同床異夢；而形散神聚，表面上看似沒有百分百執行上級的命令，實際上才真的是骨子里的“一根紅線貫穿到底”，是從神韻上徹底執行了上級的命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是干事創業還是攻堅克難，不僅需要寬肩膀，也需要鐵肩膀；不僅需要政治過硬，也需要本領高強。”政治過硬側重守正，本領高強強調創新。戰略上，上級怎么部署要求，下級就怎么貫徹落實，必須確保不偏向、不變通、不走樣。但戰術上，必須實事求是隨機應變機動靈活。如果事事請示僵化教條生搬硬套，刻舟求劍、照貓畫虎，必然無濟于事。

現實生活中，遇事不知如何應對，確實糊涂者有之；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干事，遇事層層請示匯報，動不動就說“上面沒文件”“領導沒講過”“以前沒干過”，對中央精神和政策規定簡單理解、機械執行，揣著明白裝糊涂，“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者有之；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上匯報一套，實際另搞一套者亦有之。其中，除了真糊涂外，后兩種其實是選擇性糊涂，假意“守正”，實際上奉行的是 “合意的執行、不合意的不執行”那一套，樂當“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對于遇事真糊涂者，必須提高其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教育督促其真正悟透黨中央大政方針，既時時處處向黨中央看齊，扎扎實實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又能結合實際隨機應變；對于為一己之私，凡事搞變通、打折扣，做表面文章，犯自由主義、本位主義、保護主義錯誤的黨員干部，必須嚴厲查處問責。

《莊子》中，匠石運斤如風，一斧劈下郢人鼻子上薄如蟬翼的白灰，而郢人鼻子無傷。后來有人再讓匠石表演，而匠石再不能逞其技，因為郢人死了，沒人敢跟匠石搭檔。處理好戰略守正與戰術創新的關系，需要上有郢人之膽、下有匠石之準的相互配合，需要上級對下級的絕對信任，下級對上級的絕對忠誠，彼此心有靈犀心心相印。必須嚴格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旗幟鮮明支持改革者、鼓勵創新者、寬容失敗者、保護干事者。解放戰爭中，毛主席三次授權粟裕“可機斷處置，不必請示”，正是上下級相互補位的經典范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遵循馬克思主義，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模范地實踐了戰略守正和戰術創新。

毛主席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同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重大戰略創新確立之后，執行層面的戰術創新就是決定因素。在2022年底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大建黨原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黨中央統一指揮的合奏中形成和聲，決不能荒腔走板、變味走調。”只有鑄就堅強的理想信念，具有“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胸懷和氣魄，經歷長期艱苦的實踐磨練，才能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在黨中央統一指揮的合奏中形成和聲。

（作者：朱成山，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