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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金靴：“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

點擊：作者：歐洲金靴來源：金靴主義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10-07 08:25:07

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毛主席在山上悠悠感嘆：

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贊成，才又去考。

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

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現在干部的特權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條件優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還可以看內部電影！

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現象令人擔心。

童言童行，通常來自于家庭內部潛移默化的訓育、教誨、影響。

尤記張雪峰以前在介紹就業現狀時給學生說過：

咱國家，某些單位咱們普通人就別幻想了，把自己生存的下限維持住才是現實，少走彎路就是勝利。

老實說，今天我們國家的某些單位的某些崗位，那就業選拔就如同艾滋病傳播一般，只有三種方式：血統傳播，母嬰傳播，性傳播……

張雪峰為何總是被某些勢力針對？我想他的“問題”就在于，他每天干的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勸那些一米六的孩子千萬別去打籃球，老老實實地揚長避短去選擇最適合自己解決溫飽的專業和職業；而人日等官媒則日日夜夜煲雞湯：“有夢想誰都了不起，有朝一日NBA也能看到你！”（最好前綴再加個“今天，一起為夢想轉發！”）………

配圖不針對海霞和康輝兩位老師…也不針對提及的“三代”中的第一代老一輩工人階級在革命年代做出的貢獻

其實，通過2022年春夏之交被曝光的吳勇、呂旻、呂敬人的毒教材事件，過去那些曾經被新中國覆滅的封建沉渣就已被輿論泛起：山頭主義，圈子文化，裙帶關系，學術門閥，家室宗親。

我是你的師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誰的同門，誰又是你的連襟，他又是誰的鄉黨，誰又是他的朋羽……

子女，聯姻，結親，內部連萌；

指派，安插，內推，利益勾連。

長久以來，以“同室”“同鄉”“同學”“同門”等為紐帶的封建門閥文化，在黨政機關和各界管理機構中成為了組織架構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駕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之上。

通過“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黨的領導，并“有效”對抗了層層審察，為體系式腐敗提供了族群化的溫床。

半年前的農發行事件，不算遠吧？

以那次農發行事件來說，孩子的外公是這個家族最高級別的官員，縣支行行長通常科級/副科級，孩子的父母年輕時也無職級，貌似一家人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高級干部”——但是請注意，在中國社會的現實中，地域行政級別愈沉，官員“含權量”愈濃，比如財政口官員就是個典型例子，省市縣越往下的財長其“財神爺”的地位越厚重，而最高級別的財政部長反而在廟堂之上話語權難比地方。

還記得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開篇的京城趙處長嗎？侯亮平一語道破天機：

你這個處長權力大啊，聽說給你個部長都不換？

多年之久，年輕人群體常說“逃離縣鄉”，本質就是因為所謂「小地方」的資源早已瓜分殆盡、秩序早已設置完畢、格局早已塑定封頂，相比于大城市相對更廣闊的上升通道、更陌生的人際關系、更無序的競爭環境，天高皇帝遠的下沉地帶往往呈現出難以打破階層固化的封建化、家族化、宗親化架構。

作為一個個資源豐沛、根基深厚的權力實體，家族勢力會通過經濟文化優勢把控基層權力分配、地方產業經營、文教治安管理。

從土地農田的劃分、魚塘橋梁的承包，到KTV網吧洗腳城等娛樂場所的經營權授予，一切政治經濟權力都在一個個大小宗親家族的掌控劃分之下。

地方門閥享有仕宦、門蔭及釋褐上的各種特權，為其家族累世參與政權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證，還格外重視士籍，強調婚姻須門當戶對，由此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利益集團。

上半年的“農發行事件”里孩子的父母就是標準的政治利益聯姻，和過去我們已然聽聞太多的“茅臺子女成親”、“煙草職工婚姻”、“糧局子弟愛情”、“稅務后代結緣”、“電力子孫結合”等基層體制內官僚后輩的“政治性近親繁殖”是一個道理，只不過那次新聞的著眼點是銀行業而已，本質都是既得利益階層永葆權力遺傳和避免階級滑坡的門閥操作。

2010年，北京大學博士（現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馮軍旗曾對河南省北山市中縣進行過調研，研究顯示：

干部子弟在起點上就有優勢，可以進入公選的范圍。而且從程序來看，除了筆試能夠做到公正外，其它環節都可以有人為因素，都有可操作的空間。但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教育和熏陶，從素質和能力上來看，一些干部子弟的能力和素質確實相對較強。

一位縣主要領導對我說：“干部階層中存在利益集團，有其共同的利益和意識，這些人參加投票，一定對干部子弟有利，這是產生‘官二代’的一個土壤，所以問題的關鍵是誰參加投票。“

而我在中縣接近二年的時間內，不斷感受到制度失靈和制度異化的現象存在。

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關系”極為緊要，是中國政治運行的基本機制之一，也是中國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的基礎之一。

在中國，運行良好的政治體系，一定是正式關系和非正式關系的良好結合，兩者互相纏繞，不可或缺。

1978年以來，中國干部體制有二條主線，一是制度的推進和累積；二是關系的作用越來越大，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悖論。

在中國縣鄉干部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晉升中，能力（政績）、關系、領導推薦、機遇、資歷和群眾基礎是最為重要的幾個關鍵因素，一個干部的成長和晉升往往是這幾個因素綜合發揮作用的結果。

北山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江正華曾對我說：“這個也好理解，就像葡萄藤一樣，順著架子會越長越大，越長越多，同時陽光和水份也更多。而平民子弟可能就沒有架子，或者沒有那么多的陽光和雨水。”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暢，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覺不公平。這在中縣一般干部中議論很大，特別是很多老縣領導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級以上，并且很多都在關鍵部門和好單位。

這是馮軍旗十四年前在中縣深挖出的“二十一大政治家族”：

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張家，核心人物實際是中縣原組織部長、政協主席張的化名，張后來在臨近縣當過縣委書記，從南都地區勞動局長的位置上退休，其妹也做過中縣的副縣長和政協主席，妹夫則為衛生局長。

張有八個子女，兒子曾任某海關關長，大女婿為南都市旅游局長，二女婿是南都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四女婿為宛城區區長。其妹的兒子是南都市急救中心主任，兒媳為某區工商局副局長，兒媳的父親也在中縣當過縣委副書記和政協主席。張的大女婿的父親當過中縣城關鎮教育組長，妹妹現在是中縣縣紀委副書記。

中縣張家出來的副科級以上干部有二十二人，其中一半在南都市，一半在中縣。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曾任的南都市政府副秘書長，中縣縣政法委副書記，人大農工委主任，航運局局長等。

這就是赤裸裸的封建門閥。

門閥制度從法理上和觀念上會天然將社會劃分為不同階層，造成當地的國家重要官職被少數姓氏家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于其仕途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長，限制了社會階層流動。

探究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諸地基層宗族門閥的崛起，歸根結底還是私有制的復活，導致在利益（土地、資源、政權）面前形成了封建式的抱團，同時也令地主階級變相地以所謂“鄉紳”“鄉賢”的形象死而復生。

像前年的徐州八孩事件，單靠董某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夫妻安家、戶口落定、政府補貼等一系列行政手續且完全不受到外界的知悉，這里面只可能是依托于門閥勢力的庇護操作。

過去二三十年，諸地方宗族在所轄范圍內首先是基層社會的一個組織單元、人群實體與權力實體。

作為基層組織單元，它通過近乎于“里甲制度”的實際控制力，掌控著當地的國家行政機器。

圖源：馮軍旗《中縣干部》

地方宗族勢力的做大，必然會導致黨在基層的執政根基被弱化和破壞。

長此以往，黨紀國法全部讓位于血緣紐帶控制下的封建人情，在這種生態中繁衍出的行政、財稅、司法，必然都會脫離于黨組織的把控，而無限制地向門閥金字塔頂端的「大家長」、「族首」聚攏。

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財貿等方面的工作，但自會議一開始，毛主席發表了長篇講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三個題目同與會同志討論，進一步升華了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分析。

次月，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中國的政治風向走勢進入了到了一個新階段。會上，毛主席繼續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實行的政策的批評，提出國內的階級斗爭問題。在全會公報上，主席還特地寫進了這樣一段話：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

主席還提出：

對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

第二年的杭州會議上，毛主席再度由發揚階級斗爭精神、警惕修正主義而贊揚昔陽縣的干部參加勞動運動：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陽縣那個文件，很好！干部不參加勞動無非是怕耽誤工作，昔陽經驗恰恰相反。干部參加勞動不但沒有耽誤工作，而且各項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書記不參加勞動還不是“保甲長”！干部不參加勞動就可能變成國民黨！很多問題，一參加勞動都可以解決，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實情況，整黨整團就好辦了，就能把我們的支部放到勞動者積極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參加勞動是百年大計，是保證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的大問題?？h社兩級干部也都要參加勞動，我們希望幾年之內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陽縣的程度。

毛主席當時還風趣地說拿《紅樓夢》舉例，借冷子興之口分析榮寧兩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盡無一個”，賈家就是這樣垮下來的。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參加勞動看作是無產階級政黨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相區別的標志之一，是因為防止干部集團的官僚化，繼而防止官僚資本主義的復辟。因而，主席會把干部勞動問題同加強黨的建設聯系起來。

早在建國之前駐扎陜北時，主席就以教育兒子岸英作為向全軍全黨警示的案例。

在延安，主席對岸英提的要求很簡單：

必須去鍛煉，必須下基層！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訥作比較，那時李訥只有五六歲，每天跟著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飯，主席的意思是五六歲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毛岸英都這么大了還要搞特殊化，難道要我這個當父親的提醒你嗎？受到責備，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是賀老總私自給岸英的優待，怕他剛從蘇聯歸來、吃不慣中國飯菜），但父親的話必須要聽，何況父親的話是對的！

不論誰勸他，岸英再也到過中灶吃哪怕一次飯，堅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飯。毛主席當時的話，放到今天都是振聾發聵的：

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是血泡，說明你還沒有完全學好農活。等手上老繭厚了，你才能從‘勞動大學’畢業，然后再來上‘延安大學’吧！

后來伴隨著胡宗南部的炮火驅趕，岸英再一次回到父親身邊，這時的他已經和陜北青年農民沒什么區別了。毛主席摸了摸兒子的手心，滿是老繭……從不夸獎兒子的主席滿意地說：

你這一手老繭啊，這是你勞動大學的畢業證書。

說起女兒，主席的另一個女兒李敏同樣受教嚴格，她曾有回憶：

爸爸是怕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借著父母的地位而飄飄然地忘乎所以；會借著父母的權勢而目中無人地自以為了不起；會借著父母的榮譽，什么都不懂卻哇啦哇啦地亂發議論。這樣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

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群眾的公平，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封建復辟的反擊、對革命果實付諸東流之危險的抵御。李敏還回憶，父親曾對身邊的衛士親口說：

要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說這話是在1965年，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已進行許久，而正是在前文提及的1963年的杭州會議上，黨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根據主席的建議，把干部參加勞動列為社教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只不過，“四清”運動最終效果不佳，于是又成為了主席下定決心放手發動全體群眾、以大民主的形式捍衛共和國顏色的前兆………

除了李敏，李訥也曾回憶說，父親的家教極嚴，經常教導女兒：

不要特殊，不要驕嬌二氣，不要自以為是。

毛主席手書王昌齡《從軍行》，他曾用這首詩教育李訥

同在“四清”運動開展的1963年，李訥開始給父親寫信詳細剖析了自己的一些缺點和思想變化。在信中，她談到自己在大學課程中學《莊子·秋水》后的感想。

《秋水》是一篇有名的寓言，記述的是自高自大的黃河水神河伯和虛懷若谷的北海神之間的對話。李訥讀后，思想觸動很大，感覺自己有的地方很像鼠目寸光的河伯，意識到自身存在著狹隘和淺薄。

接到女兒來信，毛主席看到女兒提高了思想認識，立即給李訥回了一封信：

李訥娃：剛發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干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里了。

沒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這就好了，這是大學比中學的好處。

中學也有兩種人，有社會經驗的孩子，有嬌生慣養的所謂干部子弟，你就吃了這個虧?，F在好了，干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就好了。讀了秋水篇，好，你不會再做河伯了，為你祝賀！

1965年時，主席又對女兒們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最初，李敏還悟不出這句話的深遠含義，但在她獨立生活以后，才領悟到這句話的內涵：

父親擔心的是，干部子弟的優越感，容易使他們借助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仗著父母的權勢自以為是，甚至無視法律，胡作非為，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這不僅會造成不良影響，還會導致我們黨的干部與群眾離心離德，害國害民。這難道不是“一大災難”嗎！

父親從來不主張我們都攏在他身邊，更不允許我們以他的名義、權力去尋路子、謀私利，而要我們夾著尾巴做人。他從長計議，讓孩子接觸生活，接觸群眾，將來才能自立于社會，靠著他這棵“大樹”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長久的。

當年，他曾給毛澤民叔叔的孩子三句贈言：‘一、無論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無論到哪里，都要團結；三、無論到哪里，都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對我們的教育，父親也是以此為準繩，不能因為是他的兒女就放松要求。

后來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主動問道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毛主席笑著稱贊說：

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也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

兩年后，主席曾向黨內高級干部推薦閱讀《戰國策》中的《觸龍說趙太后》，這篇文章在分析眾諸侯沒有一個子孫三世保持王位的原因時說：

此其近者禍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主席嚴肅指出：

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主席的顧慮從來就不是無源之水，以子女教育為例，建國后，某些「干部子弟學?！怪饾u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嬌生慣養、鋪張浪費、與工農子弟顯現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時，根據華北、西北、東北、華東四大區的統計，各類干部子弟小學達到42所，學生超過13000人，教職工將近3000人。這些干部小學的待遇普遍優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學、華北育才小學還出現過教師每日給孩子稱體重、陪吃陪喝、生怕體重下降的怪像。這樣的問題，引起了主席的反感和警覺。早在1951年，主席就對干部子弟小學用汽車接送的問題表達過不滿：

浪費汽油！這值得注意！

伴隨著同一時期的三反運動，毛主席“反特權、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貫徹下去，干部子弟小學開始了一輪大整改。首先解決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學校占地廠房過多、經費開支過高、寄宿制范圍過大等現象。

但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謂不大，某些在中央黨校工作的家長甚至聯名給北京市委寫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車接送，甚至要求用黨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學……

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1952年6月，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應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貴族學?！?/span>，這是主席親自為這一類權貴教育場所貼上的標簽。“四清”運動期間，主席在北同威爾科克斯有過一場深刻的談話，他憂心忡忡：

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黨。這實質上就是修正主義的思想。他們聯絡部(按:指中共中央聯絡部)里就有少數這樣的人，另一個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卻有人不講階級斗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這一股風，即三和一少風、單干風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厲害。從國外來說，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嚇倒了，在國內由于天災人禍，經濟受到損失，于是修正主義就露頭了……有一陣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同志也來到中國，主席同他進行了更深一層的談話。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傾訴：

天下大事分則必合，合則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這么回事。我說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會有的。所以，要有意識地保持對立面。

隨后，主席頓了頓，面情嚴肅地問金日成：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

金日成同志認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們就更困難了…

這時候主席倒是給金日成鼓了鼓勁：

總會比阿爾巴尼亞好一些。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尼的同志，但還沒有得到機會同越南同志講。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么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假如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是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金日成又追問：

你不是說，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義嗎？

主席回答：

是打了預防針，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賣，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在座有不少朝鮮的年輕同志，你們不要把中國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這樣就不對了。中國有光明的一面，這是主要的一面，同時還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約有1000萬人。我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1/65，就是65個人中有一個。如果現在不加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

權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災難性”很多時候不僅限于對內的脫離群眾與生存狀態兩極化，更在于其出于對既得利益的極端維護而產生的對外立場動搖。

不論是“對外唯唯諾諾，對內重拳出擊”，還是我們習慣性地察覺所謂“體制內多反賊、多殖壬”的詭異現象，古今中外的歷史已連篇交代。

他們不勞而獲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脫離這片其父輩曾奮戰打拼過的土地則愈甚，也就更容易做出出賣之舉，即毛主席在黨內曾警告的：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我們常說“世界觀”，什么是世界觀？中國文明傳統的世界觀在我看來有三個要素：一是作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為政治秩序的王朝、國家和法律，三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與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國的世界觀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國家，達到與“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袖所高呼的、幾乎是與傳統儒綱大逆相悖的“人民萬歲！”前文提到岸英，不妨就以岸英在建國后給表舅向三立的一篇回信做例——就我個人而言，真心呼吁岸英同志的這篇回信收錄進校園的教科書，以及各級黨校的必備教材：

在毛主席和共產黨人看來，人民是“天理”的承載者，割裂了人民，權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門閥封建的世襲代際，都是共產黨人的對立面。早在1912年，19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時，曾寫過一篇題為《商鞅徙木立信論》的作文。在這篇作文中，青年毛澤東討論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中國之衰落，乃是因為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缺乏信任。這就集中表現為底層百姓不相信國家法律和政策，因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是法律是違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國家與社會、人民與執政者的工具。根據這樣的觀點，青年毛澤東高度評價了商鞅的“農戰”法令，他認為商君法的實質就是“農戰”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之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歲的毛澤東寫下了宏偉吶喊：

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這樣的雄心，與近半個世紀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里的呼吁何其相似。只有他是不變的。如哲學家南懷瑾所言：

毛澤東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所未有、人類歷史上所未見的三大奇跡：一是看病不要錢，二是上學不要錢，三是干部與老百姓“共窮”。尤其是第三條，干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想象。干部不但以身作則參加勞動，且生活方式與勞動者幾無不同——這是空前的平等。毛澤東把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改造為平等社會，他把一個腐敗叢生的社會，改造為“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廉社會！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提出：

中國并不是西方那種“封建社會”，中國早就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和市場的統一，不存在西方那樣的封建壁壘、貿易和市場壁壘。中國市場很大，商人縱橫南北，獲利很多，但是也正因為中國“商業資本”的過度發達，方才造成了其“工業資本”之不發達，即商人不必通過投資產業，就可以獲利發財。而這正是“工業革命”不發生于中國的一個原因。

青年毛澤東不大可能讀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時年20歲上下的圖書管理員與馬克思對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分析卻驚人地一致。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已認為，中國并非簡單的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是有資本主義性質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國的官僚階級稱為特殊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近代以來，官僚資產階級更是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這一群體極容易對外投降賣國；又由于官僚階層的封建性，這一群體也極容易對內形成家族壟斷、門閥世襲。這些，毛主席為之戰斗抗爭了幾近一生。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發現中國的官僚階層是一個“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贏利性的組織”并對其大動手術刀的，并非毛澤東，而是雍正。雍正曾發動過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以整肅官商勾結和官吏子女家族繼承權力、分封壟斷的現象。但是，出身皇權體系的雍正其改革與新政注定失敗。從盛清至晚清，經過戊戌政變，一向囿于“君臣之義”“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康有為《公車上書》中語)，企圖“保護圣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憲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須被放棄的事實，終究不可逆。

進入20世紀，是毛澤東精準覺察：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基層的土豪劣紳，由于基層社會無組織、群眾沒有被動員，因而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總能夠結合在一起，國家也好，百姓也罷，對他們無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敗運動只能暫時地觸及官僚，而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無組織局面。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依然有不少以擁護袁世凱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權者，又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爭奪分封地盤……

官僚階級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死了嗎？并沒有，他們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軍閥因全力于戰爭、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

國民革命發生后，隨即產生了大批新官僚。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未亡的士大夫階級、士人階層，后來稱為「民國知識階級」。他們依舊是官僚，他們的家人、親屬、同窗、弟子依舊盤踞在中華大地的各領域中樞，乃至與外國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換。即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的論述：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洞悉這些，才更能明晰歷史為什么呼喚毛澤東。

在年輕時的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并不是一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革命，因為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基層的土豪劣紳這三個互相勾結的勢力才是導致近代中國瓦解的內因和外因。這三者，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中國革命的主體，必須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也就是《矛盾論》中對革命的論述：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基于此，毛主席終其一生不相信官權，他只相信權力只有為群眾掌握，國家共同體的階級景觀才不會被分化和打破。

跋

前文有提到，胡宗南率部進攻、導致毛主席被迫撤離延安。當時，楊家嶺的房東一遍遍地問他：

咱們延安的小米好吃不好吃？咱們延河的水可甜？

在轉戰陜北途中，主席到一個老鄉家討水喝，他驚異地發現，灶臺上掛的竟然是他的畫像。主席問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爺??？

大嫂回答：

祖祖輩輩供灶王爺，還是被人家欺負，毛主席來了，咱們窮人才不受欺負了，咱們窮人也成了人了！咱們不掛灶王爺，要供就供咱們毛主席！

同志，你們從延安來吧？借問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當時那位大嫂，并沒有認出，進來討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其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不久，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排出了歌劇《白毛女》。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黨校禮堂首演，淚水和著掌聲，嘆息伴著喝彩。當臺上的大春牽著喜兒的手走出漫長陰暗的山洞，東方的太陽冉冉升起來了，悠遠的合唱仿佛從歷史深處響起，全場震動、全場歡呼：

太陽出來了，太陽出來了。

太陽，太陽！光芒萬丈，萬丈光芒。

上下幾千年，受苦又受難，如今盼到出了太陽！

太陽就是毛澤東！太陽就是共產黨！

但毛主席卻說：

不，不。太陽，是人民群眾。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從三皇五帝到工農紅旗招展，毛主席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訴黎民百姓：

你們也是人，是與統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們不是草芥。

當家徒四壁的井岡山、延安、太行人民以僅有的五顆雞蛋、一筐紅棗、半條驢腿支援共產黨的時候；

當“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人民呼聲響徹大河上下的時候；當一個農民士兵高舉炸藥包吶喊高呼“為了新中國，前進”的時候；當一個15歲的農家女面對國民黨的鍘刀慷慨陳詞“怕死不當共產黨”的時候……一個困擾中國數千年的一盤散沙的死循環，終為之煥然頓解：毛主席率領的共產黨人的戰斗感動了上蒼——這個上蒼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