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東來抱著“不為個人賺錢,而為服務務社會、服務人民”“先富帶動后富”的“經商理念”辦企業,理所當然博得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他的員工)的歡迎、擁護和愛戴。但是,他的“經商理念”,與其他商人的“經商理念”是根本不同的。古今中外的商人,其共同特點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也就是盡可能撈取最多最多的錢。即使是他們自己,掛在嘴上的一句話也是:“在商言商”,言下之意是“我是做生意賺錢的,你不要給我講什么政治,拿什么思想、道德來約束我”。所以,在商界,能做到不偷蒙拐騙的,就算是好商人了。而許多商人,是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撈錢,有的到了“要錢不要臉”,甚至是到了“要錢不顧及老百姓生命”的程度。要不然,怎么會有“奸商”“無奸不商”之說呢?
正因為于東來的人生觀、價值觀,他的“經商理念”,與許多唯利是圖的商人及其喉舌不同。那些人就把于東來當成是擋在他們暴發道路上的“絆腳巨石”,對擋其財路的他恨之入骨了。所以,于東來只不過提了一個自己公司員工結婚不要收彩禮,辦婚宴不要超過5桌,員工不要靠父母買車買房的倡議。便遭到如此重多媒體的瘋狂攻擊,給他扣了許多帽子,其中一頂是,說他“越界管制、管得太寬、太嚴”,像個當家長的,“爹氣太重”,言下之意是說于東來就是一位封建意識濃厚的家長,干涉子女私生活太多。以此挑起群眾(特別是他的員工)對他的不滿和反對。
對封建意識濃厚,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即所錯“爹氣太重”)的家長,我也是堅決反對的。比如電視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那個祝員外,封建思想特別濃厚。他的女兒祝英臺與同學梁山伯情投意合,自由戀愛,一點錯誤都沒有,他卻要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強加干涉,嫌梁山伯家境貧窮,無錢無勢,便硬把女兒許配給太守之子馬文才,結果釀成了喪失兩個年輕人生命這樣的慘劇!對如此“爹氣嚴重”,管得毫無道理的家長,那是理所當然應該反對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反對所有家長對子女的嚴管嚴教,也就是不能對管得對的也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加以反對吧。
說到于東來對員工的管教,說他“爹氣太重”“管得太寬太嚴”,這一指責根本不符合事實。于東來對員工的管理是很人性化的,他把職工當成兄弟姐妹相待,這方面的事實多得很,網上已有鋪天蓋地的文章作過描繪,我就不在此“炒現飯”了。當然,我也不否認,于東來的有些規定,也有“不允許”之詞。但他不允許員工做的事,都是禁得對的,是為職工利益著想的,也是對凈化牡會風氣有良好作用的。我們退一萬步說,于東來就像是個家長(攻擊者說的“爹”),把員工當成子女一樣嚴管嚴教,這又有何不可呢?我要問問:難道父親(爹)的“嚴管、嚴教”就一定是錯的嗎?我就講講我爸爸對我“嚴管、嚴教”讓我改變了一生命運的故事吧:
那還是解放前,我十一二歲時,考上了距離我家有十五六里路遠的文昌閣高小“讀寄宿”。那時的學校,吃的是糙米飯,且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吃完,哪里吃得飽嘍。還有,老班生欺負新班生。日常生活呢,完全要學生自理。從小就被奶奶寵慣了的我,對學校這種生話根本過不慣,也就“身到學校心在家”,成天就是想家想奶奶想媽媽,一點讀書的念頭都沒有。說起來都臉紅,我還逃過一次學:有一個星期天,奶奶搖動她那小腳把送到學校。當她打倒回家時,我悄悄地跟在她身后,距她不太遠、也不太近;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直到老眼昏花的她終于發現自己身后的“小尾巴”是“寶貝”孫子時,已是日落西山再也無法把我送到學校去了。無可奈何的她,只好把我帶回家里,藏在樓上,不讓嚴格的父親發現。
我小時候這種“愚頑怕讀文章”的行為,真的把爸爸愁死了。要知道,爸爸雖是個農民,卻在我們村子里是一位“先生”(知識分子),是一個把文化知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帶領一家人不辭勞累發狠做事、勒緊褲帶盡量節約,省下的錢不買田不買地,只供我們兄弟(妹)讀書,掌握知識,將來“有出息”上。他看到我們兄弟貪玩好耍,臉上便會“烏云密布”;而看到我們認真讀書寫字,則會滿臉“陽光燦爛”。尤其是對我這個體質特弱的兒子,爸爸更是格外擔心。他覺得,我的唯一出路是要讀書跳出農門,否則,當農民是不可能謀得飽飯吃的。所以,我不愿離家去上學,甚至逃學,也就等于在他心上捅力子,讓他傷心至極。
記得有一次爸爸我我談話,說:“我問你,你不愿去讀書,那你將來做什么,吃什么?你這樣的身子,當農民是肯定吃不消的。”我沒有吭聲。爸爸又說:“那就跟‘呆皮古’(一個裁縫的別號)學做衣服去?”那時農村的裁縫,同樣要離開自己的家到各個村子去給別人做衣服,這與離開奶奶、媽媽去上學讀書是一樣的。我心里這么想,但嘴上不敢說。爸爸再問:“要不就去跟剃腦師傅學剃腦去?”那時農村人理發叫“剃腦”。農村的剃腦師傅也要離家到各村去給別人剃頭,我也不樂意去學,還是沒有吭聲。我的這種不求上進和“徐庻進曹營一言不發”的表現,讓爸爸傷透了心。他沉默了,點燃了旱煙吸了起來,煙霧一圈一圈繞滿了房子。我斜眼看了看他,只見他一臉陰沉,眼里還含了淚水。隔了好一會時間,爸爸又開口了,嚴肅而堅定地向我說出了他對我的最后決定:“叫你學這也不樂意,學那也不樂意,難道你要當二流子嗎?沒用的東西!我告訴你,你無論如何都得給我上學讀書去!要是再逃學的話,我就打斷你的腿,看你還怎么逃!”我知道,這是爸爸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思考之后才做出的決定,誰都改變不了的,我不得不照辦。
我就是在爸爸這樣“逼迫”下才讀書而改變了命運的。我妹妹曾對我說:“二哥,你這個作家、正處級干部、地區文聯主席、省文聯委員,是爸爸逼你讀書讀出來的,是不是呀?”怎么不是呢?如果不是爸爸“爹氣重”管教嚴,如今的我,那就絕對是另一個“我”。我非常感謝爸爸“爹氣重”,對我的嚴管嚴教!
再說到于東來,好在他的“爹氣”還不夠重,他管得也不是相當嚴,只是說了對違反他提出婚事從簡倡議的員工“取消福利待遇”,沒有說“停發工資”,更沒有說“開除店籍”。如果他像有的私企老板那樣把員工當成“工具”,用得順手就用,一不滿意就喊“你給我滾蛋”,把“工具”丟垃圾一樣拋掉。要是于東來真的這樣‘爹氣太重’“管得太嚴”,那么,那幫恨他恨得入骨的人,還不知會怎樣譏諷、抹黑、攻擊、詆毀吶!
喚!在當今這個由美帝主宰“弱肉強食”的世界里,霸主高舉著“民主自由”旗幟,放律干那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勾當(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是“人吃人”)。誰要是對他們的言行說“不”,他們就污蔑誰干涉其“自由”,把“專制”的大帽子扣在誰的頭上。由于他們打出“靚麗”的招牌福人,也就搞得世上的人對錯不分,是非不辨。這,在他們的社會里是不足為奇的。奇怪的是,在我們的社會王義國家里,也有一幫人崇敬美西方的那一套“民主自由”的花招,想一切都放任自流,想干什么便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想實現資李主義復鋒,都沒有人管,他們才會心滿意足,不亦樂乎!請向,這種現象難道是正常的么?
(作者:歐植竹,又名歐陽植竹,昆侖策特約評論員,湖南省作協會員,省文聯第四、五屆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理事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郴州市文聯原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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