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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卷豈止是學界

四年前，學術界的內卷引起了我的擔憂。

2020年10月16日，我在四川省經濟學年會的發言中，對學術界的內卷提出了不合時宜的看法（趙磊：《“內卷化”的經濟學，窮途末路的經濟學》，載《烏有之鄉》2022年10月19日）：

——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相對于有限的學術刋物和學術資源，越來越多的江河湖海的學者，越來越多的教授和博士，越來越多的突貢和學術帶頭人，幾乎百分之百的力量都在炮制這樣的題目：“大米飯是大米做的飯”。這豈不是經濟學百年未有之悲哀么？

我的看法雖然不合時宜，卻有一個非常現實的背景：最講效率的主流經濟學，已經內卷成“說廢話”的學術典范。

比如某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題目是，《近朱者赤：鄰里環境與學生學習成績》；作者的研究結論是，為了確保自家兒女將來有出息，當家長的必須擇鄰而居。

這不就是“正確的廢話”么？

廢話也不是不能研究。科學嘛，就是要追問“是什么”和“為什么”。我并不反對學界研究那些很微觀、很狹小、很瑣碎，甚至很奇葩的問題。問題是，當下的學術研究，難道就只有廢話值得重復么？

于是我作了一個不合時宜的預測：內卷化的某某學，是窮途末路的某某學。

可悲的是，幾年過去了，學界的內卷不僅沒有緩和跡象，反而愈演愈烈。

更可悲的是，內卷不僅在學界蔓延開來，而且在全社會已呈燎原之勢，無一能夠幸免——連幼兒園的花朵都幸免不了。

終于，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綜合治理內卷式競爭”。

二、何謂“內卷式競爭”？

內卷式競爭，就是無效競爭、內耗競爭、沒事找抽的競爭。

內卷式競爭，要害在于“內卷”。有一篇文章曾經這樣描述內卷：

（1）無意義的精益求精。比如，在大會廳里，幾千個茶杯，橫看豎看側看皆成行，蔚為壯觀、令人驚嘆。那是多少人花費多少時間，用繩子一點一點校量出來的。

（2）低水平的復雜。比如微雕，今天你能在鼻煙壺上寫首詩，明天我就要在核桃殼上刻一艘船，后天他就能在頭發絲上寫一篇文章，結果大家都得拿放大鏡看，這是自己跟自己較勁。復雜是復雜，花費了大量時間、耗盡了意志力，但沒有創造性。

（3）向內演化的雕蟲小技。比如中國高考受到大綱限制，題目如果超綱就對不起邊遠地區的考生，可是又要把人淘汰掉，那就只能向大綱之“內”發展，結果題目出得離奇古怪，比如黃花崗起義第一槍、第二槍、第三槍都是誰打的？

（4）社會固化型態中的一點花樣。比如正月里不能剃頭，開業動土須擇良辰吉日，由于缺乏真正的創新，于是一天到晚就只能在沒事找事的日子中，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我歸納一下，內卷所追求的精細、復雜和講究，并不等于先進，更不等于高質量發展。可悲的是，內卷綁架了發展。于是，形式主義被內卷推到了新的高度，人們的心智和年華在不斷的內耗中，雖然已經疲憊不堪，卻依然前赴后繼、樂此不疲。

三、誰在懷念“鐵飯碗”？

如果內卷僅僅是某些人的愛好，倒也無妨。不就是有點軸嘛，不就是喜歡作嘛，喜歡作就讓他（她）作去吧。

但是，就連“樂此不疲”的人，現在也受不了了。為何受不了？因為內卷已經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生存常態！

所謂“生存常態”，意思是：不內卷就無以生存，不內卷就神經不正常。

既然內卷才是正常的，那么又為啥“受不了”呢？

俗話說：“盛極必衰，物極必反”。一說到內卷，幾乎每個人都有切膚之痛：中小學生做不完的家庭作業，博士畢業必須發表N個C刊，高校教師“非升即走”，35歲就失去了就業資格，抖音直播互相擺爛，外賣騎手橫沖直撞……

如果內卷僅僅是某些人的“不作不死”，那也就罷了。問題是，愈演愈烈的全方位內卷正在剝奪年輕人的工作權利甚至生存權利。

為什么會有“996、007、過勞死”，以至于最后干脆躺平擺爛？對此我曾經概括出兩種就業邏輯：

——社會主義就業邏輯，是“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資本主義就業邏輯，是“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趙磊：《論“共同富裕”的三個基本問題》，《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我之所以不合時宜地概括出兩種性質不同的就業邏輯，不過是在陳述客觀事實，至于價值判斷，另說。

有紳士斥責我不懂經濟學，說還在懷念“鐵飯碗”，必是余孽。

懷念“鐵飯碗”是否必是余孽？這犯不著跟紳士較真兒。問題是，懷念“鐵飯碗”的生力軍其實并非余孽，而恰恰是世界的未來——當代青椒。

風燭殘年的余孽靠退休金度日，懷不懷念無關緊要。可是，為啥當代青年卻非要千軍萬馬去搶“鐵飯碗”呢？

在西方經濟學那里，價值判斷的前提是“人性”。既然如此，那么請紳士們睜眼看看一浪高過一浪的“考公”大潮吧！

啥叫“人性”？盼望著能端上“鐵飯碗”，這就是當代青年人的人性！

馬經跟西經為什么尿不到一個壺里？因為西經眼里只有抽象的“經濟人假設”，卻看不懂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更看不懂早就被馬克思扒掉了外衣的“經濟人”的真面目——“社會關系中的人”。

四、不加班行不？

最近讀到一篇奇文：《啥時候不加班了，啥時候就好找工作了》（載《烏有之鄉》2024年12月5日）。作者算了一筆賬：

——截至去年我國勞動人口總量為8.45億，就業人口是7.4億，中間1億人實際就是無業，實則還遠不止這數。在7.4億人中，保守估計約2億人是靈活就業（這里頭水分最大），或者說是不充分就業人口。

——我們再加個維度“勞動時長”；截至去年我們每周工作時長約為每周49小時，超出法定工時約23%，且這還是被2億靈活就業給拉低了數據。大伙上班都知道，實際上我們上班時間都是10-12小時，還不帶來往通勤。

——如果把每1個原本10-12小時工作崗位全嚴控到8小時，那么會自然產生出1個0.5個8小時制崗位。換句話說，如果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就算現在沒有增量崗位，就用現在已有3.72億崗位會釋放1億以上崗位需求。

作者由此得出結論：“現在找工作艱難，相當部分原因就是加班所害。啥時候不加班了，啥時候就好找工作了。”

作者算的這筆賬很有說服力，至少是說服了我。所以我說這是一篇“奇文”。

經濟學特別喜歡算賬。但很遺憾，我卻沒看到經濟學界有人能像上面作者那樣，去認真琢磨一下老百姓的“加班賬”和“就業賬”。

不認真琢磨也就罷了，可是主流經濟學的飽學之士還不停地叨叨：“沒有內卷壓力，就沒有發展動力”——就差點沒喊“內卷萬歲”了。

還記得企業當年盛行的“末尾淘汰制”嗎？高校的“非升即走”就是它的衍生品。我好奇的是，十年、二十年后，誰來接替“非升即走”的下一棒？

先別說隔壁老王家的市場經濟如何如何，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都能對996說NO，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憑啥就不能夠呢？

尤其是在35歲就失去應聘資格的當下，延遲退休是否應當暫緩或進一步優化？——這個問題我將另文討論。

即便這些都是治標之策，也比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強。

五、AI呼喚新質生產關系

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初級階段，“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確實有著激勵競爭的澎湃動力。

然而，當生產力已經進入“人工智能+”的新階段，還抱著““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的就業邏輯不放，非要“一條道走到黑”，這不就是傳說中的“no zuo no dia”么？

前不久，楊振寧在一場公開演講中警告：

——“現在的無人飛機、 無人汽車駕駛、無人商店、無人酒店、無人銀行，這些無人化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無人機器的勞動成果如何去分配，不能把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如果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可能是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楊振寧：我無比擔心無人機器的勞動成果將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載《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12月29日）

怎么辦？把人工智能廢了，退回去繼續使用人力嗎？

生產力開歷史倒車不是出路，生產關系兩極分化更是死路。

馬克思告訴我們的出路是：既要發展人工智能，也要發展適應人工智能的新質生產關系。

如果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會不斷減少人力的投入，那么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培育新質生產關系就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始終認為，只有把“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的就業邏輯，逐步轉變為“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的就業邏輯，才能從根本上治理內卷式競爭。所以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要高度重視新質生產關系的培育和發展。

我堅信，新質生產關系是被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逼出來的。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