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本文主要論述科學評價斯大林問題。關于全面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正確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成功與弊端的問題需另外具文全面闡述。
【摘要】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一個重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原則問題。科學評價斯大林，首先要解決的是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對待斯大林問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說到底就是在分析與認識歷史人物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從不同的階級利益出發，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發出根本不同的聲音。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給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災難性、顛覆性、歷史性的嚴重惡果。徹底否定斯大林的實質并不在于反對個人崇拜，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而在于以此為借口徹底否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拋棄科學社會主義事業，投入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懷抱。
202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70周年，特撰寫此文以示紀念。對斯大林最好的紀念，就是正確認識斯大林、科學評價斯大林。經過歷史的沉淀，現在是正確認識斯大林、科學評價斯大林、恢復斯大林的應有面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給予斯大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評定的最好時候。
一、對于斯大林的評價是一個重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原則問題
關于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恢復斯大林的個人名譽問題，也不是一個對歷史人物的科學定論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及其領袖，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確認識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乎工人階級政黨和工人階級、全人類的前途命運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斯大林是一個世界級的歷史人物，是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公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他對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捍衛和建設，對開展世界反法西斯斗爭、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推進世界和平，對推動人類社會進步、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記取和借鑒。歪曲、否定和抹黑斯大林，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放棄和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領導，最終導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蛻變、垮臺、喪失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度出現否定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企圖誤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思潮，險些造成嚴重后果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對斯大林的正確評價與錯誤評價必然會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后果。“中國共產黨一貫認為，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的個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只有從理論、實踐上搞清楚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蘇聯共產黨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功過是非，才能對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正確評價；才能在對待和評價斯大林問題上樹立正確的政治導向、思想導向、理論導向和行動導向；才能批判并粉碎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切反動勢力及其代言人在斯大林問題上大做文章，散布荒謬觀點和觀念的行為，揭露其通過“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以達到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及其領袖的不可告人的企圖，尤其是揭露其旨在改變、演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丑惡本質。如何認識、評價斯大林，蘇聯、俄羅斯人民經歷了一個由全面肯定、無限崇拜斯大林的階段，到全盤否定、徹底抹黑斯大林的階段，現在又回到了重新認識、評價斯大林，逐步還原斯大林本來面貌的階段。正是因為親歷了帶來切膚之痛的動蕩轉型，俄羅斯人民越來越感覺到斯大林評價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給斯大林充分的正面評定。2008年，俄羅斯國家電視臺舉行了一次“最偉大的俄羅斯人”的評選活動，斯大林高居第三位（第四位至第六位分別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寧），僅次于亞歷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和彼得·斯托雷平（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2016年年初，俄羅斯聯邦政府教育與科學部要求全國中小學在兩三年內全部使用新版歷史教材，該套教材較為全面地評價了斯大林，強調了他在衛國戰爭中的領導作用。近年來，在俄羅斯的公共文化設施中，出現不少以斯大林為主題的城市雕塑，在北奧塞梯共和國、奔薩州、坦波夫州等地，民眾自愿籌資豎立了一批斯大林塑像或紀念碑。2016年，正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拋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以下簡稱“秘密報告”）60年之際，特維爾州等地豎立起了斯大林雕像。據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報道，俄羅斯人對于百年來歷屆領導人的功過進行評價，對斯大林與列寧、普京均為正面評價，三者并列第一。2017年7月，俄羅斯著名民意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經過數據分析，指出“目前俄羅斯社會已經出現‘民間再斯大林化’現象”。2019年，列瓦達中心這項長期持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斯大林持完全肯定態度的受訪者的比例為51%，為18年來的歷史最高點。2019年5月9日，新西伯利亞市市長阿納托利·洛科季（Анатолий Локоть）為一座斯大林半身像揭幕，該座斯大林塑像位于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新西伯利亞州委所在地。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俄羅斯人正在扭轉對于斯大林的負面認識。作為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存在許多需要全面深入研究之處，應當辯證地進行科學研究，而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表現得更為客觀、更為理性、更為全面。譬如，俄羅斯著名傳記作家雷巴斯（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認為：“問題不在斯大林，問題在于俄羅斯。俄羅斯作為一個世界現象，它在千年之中經歷了數次大的劫難，但還是能夠站立起來。俄羅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殘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會出現的環境及已經為此付出的代價。斯大林對國家是一個統一經濟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象的認知，在后蘇聯時期中所出現的眾多問題的解決中都表現了出來。”更多的俄羅斯人認識到，關于斯大林評價的各種問題，都要在歷史材料的精準系統分析中得出合理結論，而不是主觀臆想、歪曲事實。如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領導的爭論，原蘇聯作協第一書記卡爾波夫（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指出：“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的作用在涉及戰爭進程、做出進行重大戰役的決策的各個戰略問題上是頭等重要的。”朱可夫元帥說：“斯大林在領導整個武裝斗爭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賦的智慧和巨大的洞察力，他善于從戰略上考慮問題，抓住主要環節，采取對策，適時組織大規模的戰役。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斯大林的功績在于，他正確地采納了軍事專家的意見，加以充實和提高，然后形成教令、指令、守則，推廣到部隊中去指導實踐。此外，斯大林在戰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戰略預備隊方面，在組織技術和兵器生產方面，總之在為前線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表現出杰出的組織才能。不承認這一點是不正確的。”關于斯大林時期“大清洗”、民族問題等，同樣需要進行客觀、辯證、全面的分析研究。俄羅斯總統普京對斯大林的評價頗具代表性。2009年12月3日，他在電視直播連線交流特別節目中，被問及“您對斯大林的行為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時說：“我保留了這個問題……我能看到這里的‘圈套’：你說‘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會不滿意；而你說‘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會不滿意。不過既然時至今日有關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話題仍然爭論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這一問題。依我之見，這個問題無法籠統地下結論。顯而易見，從1924年至1953年，這個國家，這個當時由斯大林領導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誠然，農業未能得以保留，我們大家都清楚地記得農業方面的困境，特別是在集體化的后期，記得人們排著長隊去購買食品等。在這一領域當時所發生的一切均未給農村帶來任何積極的效應。不過工業化的確實現了。我們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怎么說，我們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還是要談損失，你們知道，現在誰也無權指責那些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們，因為如果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那么對我國產生的后果將是慘不忍睹的，甚至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不容置疑、客觀存在的正面的東西……對任何歷史事件都需要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要說的。”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來看，普京的看法還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畢竟在力爭客觀、全面、歷史地評價斯大林。這里所列舉的各方評價所涉及的斯大林的各類功績，都堪稱蘇聯歷史上值得驕傲的重大歷史事件，是永遠抹不去的歷史記憶，如果依然罔顧事實地對此進行質疑，那就是在可笑地有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與原蘇聯和俄羅斯以往全盤否定、徹底抹黑斯大林的錯誤思潮相呼應，國際上也掀起了一股全盤否定、徹底抹黑斯大林的逆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一股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暗流涌動，并一度在國際輿論場上起到主導作用。這股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思潮在原蘇聯和俄羅斯，在國際上，乃至在我國，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領導、反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沆瀣一氣，形成一股頑固堅持資本主義道路的惡浪黑潮。徹底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思潮在我國思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曾一度推波助瀾，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必須堅決與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的反動思潮和錯誤傾向作堅決的不懈的斗爭，與乘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之機，行歪曲、否定、抹黑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之實的言論和行為，作堅決不懈的斗爭。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認識問題，屬于我們自己陣營內部的不同意見；一種是立場問題，站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立場上，屬于反動輿論。對于這兩種情況要區別對待。利用對斯大林的歪曲、否定、抹黑，借以歪曲、否定、抹黑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敵對勢力的如意算盤和政治手法。對此如果不予以深刻嚴厲的揭露、批判、防范和糾正，就會墜入其預設的思想政治陷阱，模糊我們的視線，給人民的事業造成嚴重的危害。科學評價斯大林，首先要解決的是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對待斯大林問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說到底就是在分析與認識歷史人物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的就是歷史唯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是政治上的歷史唯心主義。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評價斯大林，首先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人民的立場、歷史進步的立場、正面的立場、公正的立場。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場、歷史進步的立場、正面的立場、公正的立場上，就會認清斯大林一生的活動所具有的人民性、進步性、積極性和主流性。斯大林的一生是與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事業、與代表人類進步的社會主義事業相聯系的，是與反對一切腐朽、落后的剝削階級相聯系的。從這一立場出發認識和評價斯大林，我們就可以看到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正面的、功大于過的斯大林。在堅持正確立場的前提下，還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全面、客觀、歷史、辯證、公正地分析和認識斯大林。對斯大林的評價，必須堅持客觀性、準確性、科學性，避免主觀性、隨意性、情緒性，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尊重歷史事實，實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和把握其所處的歷史場景、所發揮的歷史作用，防止任何歪曲、想象、妄議、附會、濫加的評價，防止無限放大斯大林個人的缺點、失誤，乃至個人性格方面的某些缺憾，防止無限放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某些問題、某些陰暗面、某些枝節零散的錯事，甚至不加區別地把全部錯誤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以達到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目的。應當充分承認斯大林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領袖人物對于歷史進步的推動作用，充分把握斯大林在理論和實踐上對于歷史規律、歷史趨勢、歷史戰略的理論認識和社會實踐，還斯大林以正面、客觀和公正的評價。對斯大林的科學評價，必須堅持全面性、系統性、完整性、辯證性，分清主次，認清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歷史人物的局限性，給予斯大林的歷史實踐活動以整體性把握，既充分承認其應有的歷史業績，肯定其優點、貢獻，肯定其應有地位，防止人為削弱其歷史作用，又適度把握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失誤之處及其復雜的成因和后果，既不能隨意將斯大林拔高，同時又應避免將斯大林憑空貶低，把所有臟水一股腦都潑到他一個人身上。對于斯大林的一些指責需要進行辯證、全面、客觀的分析和把握，而不是用有色眼鏡加以無限放大。譬如，在1937年～1938年肅反過程中發生了擴大化的嚴重錯誤，但不能完全說成是斯大林一個人的責任，當然也不能完全推掉斯大林的領導責任。在總結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動時，首先必須不重復帝國主義的中傷和謠言，以革命的、科學的態度對正反兩方面都作出應有的評價。不能用斯大林的錯誤和缺點來偷換他為黨、人民和國家所作出的貢獻。對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的評價，關系到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先進性，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價值，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應用及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對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的評價，關系到是否承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科學性、真理性和價值性，是否承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普遍性、適用性，是否承認現實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性、復雜性和長期性，是否承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可以隨時隨地與不同的國情相結合，為不同的國家所實際運用，并發展創新。對斯大林關于商品、市場、貨幣、所有制、工業化、集體化、經濟政策等重大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理論觀點的評價，關系到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基本規律、基本內容、基本方法等，是否承認可以結合實際進一步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是否承認不斷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總之，對斯大林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的科學評價，關系到增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所揭示的歷史發展趨勢必然實現的信心和定力，自覺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奉者、遵從者、探索者和創新者。對斯大林的科學評價，與對“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的評價密切相關。“斯大林主義”也好，“斯大林模式”也好，無非是一種稱謂、名稱，嚴格來講是對某種思想體系的定義，對某種社會發展形態、制度、體制、道路、價值方式的定義。斯大林在世時之所以不同意使用“斯大林主義”的稱謂來概括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上的繼承和建樹，是出于他的謙虛，他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不配稱“斯大林主義”，所以一直不使用“斯大林主義”的說法。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出于反蘇、反社、反馬、反共的需要，把攻擊斯大林作為打擊的重點，在他們對斯大林的攻擊謾罵中所使用的“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的稱謂是一種“邪惡”的貶義代稱，是對斯大林所堅持、繼承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惡意貶損，對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經驗的惡毒攻擊。敵對勢力使用的“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所堅持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泛指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是企圖妖魔化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妖魔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當然，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與理論的研究，離不開對斯大林的研究；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評價，也離不開對斯大林的評價，離不開對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建樹的評價。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依據蘇聯的國情，創造了一系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做法，有成功、可取的，也有失敗、可鑒戒的。在斯大林的理論創造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主流，某些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面是支流。當然，我們在研究斯大林及斯大林所從事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時使用“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的提法，與西方敵對勢力對斯大林的攻擊、抹黑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在正確評價斯大林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使用，但必須以科學的態度使用。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但“我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毛澤東同志主張，如果說斯大林主義，那就要肯定“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但“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我國理論界一般不使用“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的說法，而是使用“蘇聯模式”的提法。對斯大林一生功過是非的研究、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研究和反思，關系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需要以冷靜、謹慎的態度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杜絕以偏概全、掛一漏萬、魚目混珠，在研究評價中要做到歷史與現實、一般與個別、抽象與具體、主流與支流的辯證統一，增強解釋力、說服力和實踐力。為了反擊西方敵對勢力徹底否定斯大林、貶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種種行為，在普京領導和支持下，2016年由國家審定的《俄羅斯歷史10年級教科書》把“十月革命”稱為“偉大的俄國革命”，高度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歷史意義；與此相聯系，把一度被西方勢力貶低為“極權主義”的“斯大林模式”，重新定義為“蘇聯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這無疑否定了西方勢力關于“斯大林模式”的貶義提法。教科書堅決否認“蘇聯解體是因為蘇聯體制已經無可救藥”的觀點，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犯下了搞“公開性”“私有化”“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錯誤。歷史的經驗教訓最為寶貴醇綿，歷史的代價沉重艱辛而令人深思，從歷史中不斷學習前進是共產黨人的必經之途和重要訣竅。斯大林作為曾經叱咤風云、縱橫捭闔、歷經鉛華而終身矢志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袖，堅持、運用、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提出并實施了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的新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理論，帶領蘇聯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勝利，穩固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極大改善，在實踐中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真理性和價值力量。歷史是客觀的、公正的，斯大林的功績不可磨滅，斯大林對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進步所起的歷史作用值得總結銘記。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多種歷史際遇復雜交匯時期，為了最大限度增強歷史清醒和定力，不斷奮勇前進，必須認真總結斯大林評價中的是非得失，以科學公正的態度恢復歷史本來面貌、重新認識斯大林、科學評價斯大林，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原則問題。
二、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給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災難性、顛覆性、歷史性的嚴重惡果
關于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是社會主義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重大焦點、難點、熱點問題，也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關鍵問題。赫魯曉夫開了一個極其惡劣、充滿危險、帶來極其嚴重后果的先例。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魯曉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最后一天拋出了“秘密報告”，以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簡單粗暴、否定一切的質疑方式，徹底否定了斯大林。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以反對肅反擴大化和個人迷信為切入點，以“講事實真相”為幌子，以夸大次要方面、支流而掩蓋否定主要方面、主流的相對主義，以非此即彼的絕對主義，以只講錯誤和負面的極端片面性的方法，以煽動、挑撥、搬弄是非，造假、銷毀和隱匿文件的手段，以非理性、非客觀、非歷史、非全面、非辯證的方式全盤否定、徹底抹黑了斯大林，提出了“階級斗爭熄滅論”“無產階級專政無用論”，以及籠絡高官的“治黨新原則”、向西方乞求和平的“和平共處”外交原則等，全面放棄和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赫魯曉夫于1964年10月被解除職務，其繼承者勃列日涅夫繼續堅持非斯大林化，以反對個人迷信、恢復斯大林時期受到處理的某些人物（有些處理是對的，有些處理是錯的）名譽為由繼續貶低否定斯大林。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蘇聯大搞“徹底顛覆斯大林”運動，全面否定、攻擊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大肆推行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導地位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讓西方敵對勢力在極短時間內得手，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系列劇變，釀成20世紀的最重大社會歷史悲劇。徹底否定斯大林、大搞所謂非斯大林化逆流的實質并不在于反對個人崇拜，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而在于以此為借口徹底否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拋棄科學社會主義，投入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懷抱。徹底否定、抹黑斯大林給蘇聯東歐人民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嚴重沖擊和巨大損失以及無窮后患。1956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時指出：“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所謂“揭了蓋子”，就是說揭開了斯大林“個人迷信”的蓋子。所謂“捅了婁子”，就是說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丑化和毀滅斯大林的形象。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造成極端惡劣的后果，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和實踐嚴重受損，導致徹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終導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后來的歷史發展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分析與預測。“捅了婁子”所造成的惡果大大超過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揭了蓋子”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第一，導致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信仰的迷亂和喪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旗幟、靈魂和指導思想。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必然首先從思想上、理論上砍掉旗幟、丟棄靈魂、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斯大林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意義和指導意義。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果就是否定斯大林所始終不渝地堅持、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赫魯曉夫所作的蘇共二十大總結報告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提出所謂“和平過渡”的論點，認為十月革命的道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道路”，現在情況變化了，資本主義有可能“通過議會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繼而提倡抽象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帶來了巨大的意識形態惡果。他以反斯大林為名，質疑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質疑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致使許多蘇聯人長期以來心理上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產生了動搖，對于過去極其崇拜的黨的領袖產生懷疑，使相當多的蘇共黨員和民眾放棄了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造成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混亂和失誤。這是蘇聯黨的最高領導逐步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顛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否定了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從思想意識上輕松地葬送了列寧、斯大林領導了30多年、好不容易建立和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最根本的思想理論原因。放棄和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我們必須時時警醒、牢牢記取和全力避免這類歷史悲劇的重演。習近平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第二，引發了對于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懷疑和背離。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制度，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真理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趨勢決定的，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群眾選擇的，不是由哪一個人或哪一部分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斯大林時期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時期，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必定煥發巨大的活力，具有資本主義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說明了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不能以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失誤來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否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赫魯曉夫對于斯大林的片面否定和批判，敗壞了社會主義蘇聯的整體形象，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信心。與赫魯曉夫所掀起的否定斯大林的逆流相配合，一些別有用心之人以反對斯大林模式為借口，把科學社會主義貶低為不可能實現的虛假幻想，甚至誣蔑為集權專制加以反對，借助否定斯大林，以達到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反動目的。無論作為未來理想社會的形態、道路、意識、價值，還是作為實際運動和現實實踐，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客觀性、必然性、人民性已經并將繼續得到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反斯大林的逆流中被歪曲顛倒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以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受到極大沖擊，所謂“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即抽象、空泛的資產階級價值體系逐步取代了社會主義價值觀，造成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墮距和失范，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念、社會理想、制度模式、道路走向、戰略選擇上的明顯倒退，造成執政黨政治立場的錯位、失位，造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喪失，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第三，造成了對于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信心和定力的挑戰、削弱乃至顛覆、取消。對斯大林的否定，不只是對其個人的徹底否定，更是對列寧締造的蘇聯共產黨的徹底否定，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徹底否定，是對堅持共產黨領導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的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代表，否定、抹黑無產階級政黨領袖實質上就是否定無產階級政黨的事業和業績，否定人民的事業和業績。人為抹殺領袖的功績不僅不符合客觀歷史，而且會造成對黨的事業和黨本身的損害。按照列寧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學說，社會主義作為全新持久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需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需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的核心權威。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明確提出并十分注重加強黨的建設，培養了一大批信念強、作風硬的領導干部，鍛造了一個領導有方、能力出眾、威信極高的黨，形成了以斯大林為核心的堅強的領導集體，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的根本組織保證。反對社會主義蘇聯，必然集中力量反對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集中火力否定攻擊丑化反對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到社會主義蘇聯屹立于世界之林，蓄謀顛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動勢力，一直就集中火力對準蘇聯共產黨及其最高領袖。對斯大林的懷疑和否定，對蘇共的整體形象造成強烈的負面影響，嚴重動搖了蘇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動搖了蘇共的領導。1990年2月，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共中央向黨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公然建議取消憲法第6條關于“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的規定：“蘇共同其他社會政治團體和群眾運動一樣，參加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黨將不再獨攬國家大權。它的作用是成為通過共產黨員發揮作用的、經民主認可的政治領袖，不覬覦特權和在蘇聯憲法中鞏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鑒于此，黨認為有必要以立法動議方式，就國家根本法第6條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有關建議。”1990年3月，蘇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修改補充法》，蘇共不再具有法定執政黨地位。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綱領性聲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和新的蘇共章程，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從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一直發展到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綱領性聲明等，這不啻為引火自燃、自毀長城，把一個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誕生成長起來、執政了70余年的大黨在人民心中、甚至在國家憲法中給以了結，從而否定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最終達到取消乃至推翻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目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及其后來的“非斯大林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對共產黨及其領導、對黨的領袖及其權威的質疑和反對，導致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發生了一系列旨在推翻黨的領導的社會動蕩事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后果。第四，致使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實踐的質疑、背叛和放棄。資本主義及其背后的舊勢力具有前所未有的頑固性，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會千方百計采取各種形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用資產階級專政無情打擊和鎮壓無產階級，這就決定了代表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革命方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在取得政權以后，特別是在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整個過渡時期，必須以新型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不斷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反對各種敵對勢力的破壞顛覆，防范化解各種潛在的重大風險，發展社會生產力，維護有利于社會主義穩定發展的社會秩序，最終徹底戰勝資本主義。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保衛蘇聯社會主義政權和建設成果的無產階級專政措施。赫魯曉夫打著反對專制、反對暴君的口號，看起來好像是在為遭受“大清洗”的人進行所謂人道主義辯護，實質上引發了對于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對于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懷疑和否定，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懷疑、否定和拋棄，使得蘇聯和東歐各國在面對各種社會矛盾、面對西方敵對勢力滲透引發的嚴重挑戰時十分被動，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遭到蠶食、顛覆，使得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叱咤風云的社會主義的大黨大國頃刻間灰飛煙滅。赫魯曉夫等主動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深刻啟示我們，堅持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始終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放棄的基本原則。鄧小平指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其險惡用心直指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道路、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徹底否定斯大林，也就徹底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提出了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習近平多次談到總結吸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教訓問題，反復要求在新長征中始終防止犯顛覆性錯誤，對新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作出了深刻全面的闡述。他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他反復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隨時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此再次作了強調。三、《斯大林時代》旗幟鮮明地回答了關于斯大林評價的問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是毛澤東1946年在延安窯洞與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談話時講的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后不久，斯特朗就針鋒相對地撰寫了《斯大林時代》這本書，依據大量確鑿事實，據理反駁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點和論據。斯特朗是對蘇聯人民、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的美國友人。她1885年出生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弗蘭德城，1921年旅居蘇聯，創辦和編輯了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正面報道蘇聯人民在聯共（布）領導下所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1949年她被誣陷為帝國主義間諜，關進蘇聯監獄，1955年被釋放，并被驅逐出境。盡管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她對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及看法并未因此而發生改變。她分別于1925年、1927年、1937年～1938年、1940年、1946年5次訪問中國，并在72歲高齡時決定離開美國定居北京，直到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她一直在國際上宣傳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成就。在《斯大林時代》一書中，她憑借自己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在蘇聯長期居留及廣泛旅行的親身感受，給予斯大林以科學、客觀、公正的評價。在她的筆下，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重建的成就躍然紙上。當然她也沒有回避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的錯誤，但她采取了科學的態度，平心靜氣地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不可避免的客觀和主觀原因。為了紀念斯大林誕辰100周年，1979年11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斯大林時代》寫于1956年，距今已經過去66年多了，社會主義陣營已經瓦解，社會主義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度跌入低谷。然而，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至今時隔30余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由低潮始升高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屹立于當今世界，當代資本主義即當代帝國主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可避免地進入衰落期，但其本性未改，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陰風已瘋狂地刮了多年，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極大的傷害，也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時光過去了66年，但現在讀起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仍然感覺到她對斯大林的評價是那么的客觀公正、那么的合情合理，至今仍然沒有失去其深刻的現實價值，時光荏苒反而愈添其珍貴性。在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社會主義、捍衛黨和人民的事業而進行激烈斗爭的今天，重新閱讀這本書，讓我們重新思考、認識關于斯大林評價問題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領會書中的觀點，是十分必要的。一個美國公民，一個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直接觀察者，能以如此客觀、公允、全面的視野，給予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領導的蘇聯人民的偉大事業以如此肯定的評定，難道不是使否定、貶低、抹黑斯大林的反蘇、反馬、反共分子的一切惡毒的言論不攻自破嗎？難道不是使以鼓吹所謂公正、客觀、還歷史真相的面孔出現的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無地自容嗎？讀了全書，我們可以看出斯特朗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呈現以下特點。第一，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客觀、全面、公正的歷史觀點評價斯大林。如何正確評價斯大林，首先要解決的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場上，從什么立場出發評價斯大林，是從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群眾的立場出發，還是從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勢力的立場出發評價斯大林。斯特朗站在蘇聯人民的立場上、站在蘇聯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看待斯大林問題。她引用了斯大林1937年10月對蘇聯金屬工人演說時的一句話：“領袖來復去，人民卻留著。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斯特朗堅定地認為，“1953年3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則留著。斯大林在歷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來評定”。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人民的歷史要由人民來評定，歷史人物的功過也應該由人民來判定。斯大林去世后，圍繞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兩極觀點：一極是站在人民立場上正確評價斯大林的觀點。斯特朗引用了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大量事實，引用了大量蘇聯人民發自內心的對斯大林的好評和懷念，這是認識和判定斯大林的公正態度。與此截然相反，另一極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觀點。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認識問題，一種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立場問題。當然說到底，任何認識問題都有一個立場問題，都受立場所影響和制約。這里所批判的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是指站在人民對立面的立場上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斯特朗引用美國反共報紙《洛杉磯時報》的評論：“斯大林去地獄的路條生效了……我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發生爭奪繼承權的內戰。”斯特朗用確鑿的事實說明，艾森豪威爾總統已經著手去實現這個殘酷的愿望。美國政府正在“準備一項野心勃勃的計劃，來利用蘇聯的處境——運用一切宣傳工具及其他來煽起俄國內部的紛爭，并且使俄國的衛星國脫離俄國。”美國在朝鮮的部隊利用了世界各地共產黨靜默5分鐘致哀的時機“發射了猛烈的排炮”。這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的一極對斯大林逝世的極端反應。來自不同立場的根本對立的評價說明了一個道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從不同的階級利益出發，就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發出根本不同的聲音。只有從人民的立場出發，才能作出客觀、公正、全面的歷史判斷。什么是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態度就是尊重歷史事實的態度。客觀的歷史事實是人民認可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人民反對的歷史事實；是體現歷史進步、歷史真相的歷史事實，而不是體現歷史退步、歷史表面現象的歷史事實；是體現歷史主流，而不是體現歷史支流的歷史事實。什么是全面的態度？全面的態度就是既要看到問題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問題的次要方面；既要看到成績的一面，又要看到錯誤的一面；既要看到問題的這一面，又要看到問題的那一面，而不是用枝節的、細微的、次要的、局部的、個別的事實來否定整體、全部的歷史事實的態度。什么是公正的態度？公正的態度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客觀、全面、公允的眼光來評價歷史人物的態度。所謂公正，就是不帶任何個人階級偏見的，不偏不倚的，既肯定主流一面，又指出支流一面，公平地評判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斯特朗對斯大林的評價采取了客觀、全面、公正的態度。立場錯了，看問題的觀點必然錯；立場錯了，觀點錯了，那么評價的結論就一定是錯的。第二，凡是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要求、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于歷史進步的歷史人物，其功大于過，應當給予肯定，而不是否定，這是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斯大林時代》一書共分為十章：第一章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第二章為“5年計劃”，第三章為“農業革命”，第四章為“新人”，第五章為“大瘋狂”，第六章為“爭取和平的斗爭失敗了”，第七章為“使希特勒止步的條約”，第八章為“全民戰爭”，第九章為“第二次建設”，第十章為“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全書以不容辯駁、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客觀、全面地肯定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步性，肯定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全書十章從十個方面的歷史事實出發，全面肯定了斯大林的歷史貢獻，同時不加隱晦地指出了斯大林的錯誤。斯特朗在書中集中闡述了兩個問題：一是全面肯定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績；二是客觀、公正地分析了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存在的問題和斯大林的失誤，明確指出這些問題和錯誤有其產生的客觀和主觀的必然原因。斯特朗在該書前言中把斯大林領導的時期定義為“斯大林時代”。她指出：“這是歷史上一個生氣勃勃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它不僅改變了俄國的生活，而且也改變了全世界的生活。”她認為，在這個時代，斯大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第一位的。她認為，斯大林時代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了占世界人口1/3的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基礎，創造了富裕的物質財富和足以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力量，讓亞非前殖民地人民能自由地選擇發展的道路。她使用了大量的事實論證了斯大林提出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設想如何在蘇聯成為現實，從論據到論點都令人信服。盡管后來的事實是蘇聯社會主義失敗了，但這并不等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斯特朗在第一章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的。她分析指出，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接受的是一個相當落后的農業國。盡管列寧為了俄國社會主義建設設計了美好的遠景，認為俄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能成功地建成世界上最進步最繁榮的國家。列寧通過領導國內戰爭，保衛了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政權，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恢復和發展了經濟。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俄國人民集中精力投入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努力解決國家發展問題的時間很短等諸多原因，造成1924年1月列寧逝世時，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低于戰前沙皇統治下的那種窮困貧乏狀態。列寧不幸去世，但列寧所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并沒有中斷。斯大林接過列寧的接力棒，繼續列寧的事業。一開始斯大林曾經認為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的一個落后農業國的努力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夠的，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就必然需要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可見斯大林當時還不持有“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僅僅幾個月之后，即1924年8月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的斗爭中，明確提出了“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在俄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他這個觀點得到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堅決反對。然而他帶領全黨全體人民組織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又基本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調動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和創造力，完成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從前的落后的農業國的俄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國了。”從1930年到1933年，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斯大林領導全黨全體人民推進了農業集體化，進行了農業革命，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為了在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為俄國爭取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然而帝國主義依然發動了剿滅蘇聯的戰爭。盡管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前缺少必要的警惕，但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人民浴血奮戰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投入第二次社會主義建設，終于把俄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斯特朗以無法辯駁的歷史事實，說明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說明了斯大林的功勞。在用歷史事實述說斯大林的功勞時，她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結論：“今天沒有人能對斯大林時代作出最后的評斷。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長期歷史來加以評價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離現在越遠，其性質也就會越清楚。我們至少知道，他從一九二八年起在一個國家，在一個為敵人的世界所包圍的落后的農業國家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當他開始的時候，俄國是一個農業的和文盲的國家；當他結束的時候，俄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他兩度這樣建設了俄國，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戰爭的廢墟上。這要永遠歸功于他；他是這項工程的工程師。”斯特朗對斯大林的功績無疑作出了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定。第三，一定要把歷史人物的過錯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評價，既不能擴大，當然也不能縮小或者抹掉，而是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心平氣和地指出歷史人物產生錯誤的不可避免的歷史主客觀原因，這才是對待歷史人物錯誤的科學態度。對斯大林的過錯，對斯大林個人失誤給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嚴重影響，斯特朗沒有視而不見，更沒有無限擴大，而是做了客觀的描述，實事求是地，同時又是一分為二地分析造成這些問題的客觀和主觀原因的必然性。她明確指出，任何歷史進步都要付出代價，代價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退步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遠遠超過為了歷史進步而付出的代價，她認為：“人類一切進步都是要用極大的代價去換取的，不僅要有英雄們死于疆場，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發生的一些壞事，不論是產生于必要、錯誤或者罪惡，都遠遠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裝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們的禍害，甚至也不及美國拖延開辟‘第二戰場’給他們帶來的損失。”針對反動勢力攻擊斯大林過于依賴強權和暴力，甚至攻擊斯大林“獨裁”“暴君”的說法，斯特朗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加以批駁。她認為，鞏固和穩定一個政權需要“強力和暴力”，但到底哪些“強力和暴力”是必要的、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哪些多了、哪些少了，必須從大的歷史進程中來作判斷，而不是糾纏于細枝末節的爭論。取得政權難，保持政權同樣不易。斯特朗認為，沒有必要的“強力和暴力”是無法維持、鞏固一個政權的。因為被剝奪的剝奪者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當被剝奪的剝奪者使用“強力和暴力”反抗并企圖奪回喪失的政權時，只有使用“強力和暴力”才能戰勝這種反抗。這使我們想起了一個通俗的比喻，兩個拳師博弈，我們很難判斷勝者的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又是多余的或失誤的，只能用最終擊倒對手來作總的最終的判定。斯特朗沒有回避列寧對斯大林作過嚴肅批評的事實，她引用了列寧的“最后文章”：“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則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議代表大會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調開，并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要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并且更關心同志。”斯特朗沒有認為列寧對斯大林的嚴肅批評是不對的，但是她認為，從斯大林的現實表現來看，斯大林不愧為列寧最忠實的學生，實踐也證明斯大林是列寧的忠誠繼承者。斯特朗認為，對于列寧來說，與列寧反對派給列寧造成的傷害，同一些人對列寧所犯的罪過比較起來，斯大林的錯誤在列寧看起來是可以原諒的。斯特朗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產生錯誤的主觀原因，而不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一概否定。斯特朗指出，斯大林主持制定蘇聯第一個民主憲法，這是斯大林的功績，但同時他又違背了憲法，違反了民主法制。蘇聯憲法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損壞，斯大林顯然是以他的“民主憲法”而自豪，然而他犯了一種奇怪的兩面做法的錯誤。當這部憲法是蘇聯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門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著的時候，斯大林卻過度使用了政治警察，由斯大林在1922年給予集中權力的機關已經成了國中之國。“它既不尊重憲法，也不尊重蘇聯任何其他法律。從這里出發就產生了以后這些年的黑暗事件”。斯特朗認為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但她認為要把對肅反擴大化錯誤的揭露批評與敵對分子的惡毒攻擊區別開來，要同赫魯曉夫把責任全部歸結于斯大林區別開來。斯特朗對肅反擴大化錯誤的產生作了客觀的分析，她認為，由于帝國主義圍剿的存在以及對敵人的戒備，斯大林抱著猜疑的心情進行工作，他默許甚至批準了政治警察對無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為止還提不出證據來說明他是有意制造這些暴行的。這些暴行看來還是由于復雜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傾向和中央委員會不加審視地批準斯大林所說的一切的傾向。斯特朗嚴正地批評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并對“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她認為，“現在被斥為過去一切壞事的根源的‘個人崇拜’，不但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點，也是崇拜者身上的缺點”。“當把所有能對斯大林提出的批評都加起來以后，我仍然很懷疑：任何小于斯大林從一九二八年起駕馭俄國所用的巨大鞭策力量是否有可能把俄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回顧過去，人們可以看到其他的領袖——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樣會把俄國引向毀滅的。我認為他們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對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就任何個人能自稱對他領導下的事態發展起了決定作用而言，列寧創造了俄國革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缺點可以在現在加以糾正。”斯特朗引用了大量篇幅說明斯大林一直致力于爭取世界和平，但帝國主義者顛覆蘇聯社會主義的狼子野心不死，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為了贏得戰爭已經做了一些準備，最大的準備就是建設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奠定了贏得戰爭的物質基礎。總而言之，斯特朗所說明的一切，都證明斯大林的功勞是主要的，過錯是次要的，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對斯大林的科學評價。她指出，赫魯曉夫雖然攻擊斯大林，但“他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對鐵托的道歉、他對斯大林的攻擊，鼓勵了東歐的一切離心傾向”。正如俄羅斯民謠中所說的：“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列寧也曾引用這個寓言諷刺修正主義者。
四、圍繞著斯大林功過是非評價的斗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生死博弈
對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特別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要政治人物的評價，絕不能憑個人恩怨，也不能從個人善惡的角度出發，而是應當將其置于大的歷史時代、社會歷史條件背景下來認識。對斯大林的評價絕不是其個人的事情，也不是俄羅斯一個民族的事情，更不是蘇聯一個國家的事情，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大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大事，絕不是簡單的學術之爭。斯大林功過是非的評價問題，看起來是關于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定位問題、蓋棺定論問題，實質上是與現實斗爭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相關聯的，說到底，是關系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方必定戰勝另一方的生死博弈問題，千萬不可小視。第一，徹底否定斯大林，其實質就是西方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意識形態進攻。蘇聯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惶恐和不安，他們擔心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全世界由理論變成現實。妖魔化斯大林是阻止科學社會主義成功的隱蔽手段，是西方在冷戰時期“人心之爭”中陰謀得手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試圖通過科技、經濟、社會等快速發展獲得與社會主義競爭的優勢，開啟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冷戰。持續進行的反斯大林運動，恰恰迎合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需要，在動蕩中擾亂社會主義的陣腳，在本已日漸鞏固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領域打開了一個大缺口，其必然的結局是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日益混亂和各類矛盾沖突凸顯。美國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看作“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目的”的舉動，美國中情局局長杜勒斯（John Dulles）曾出價100萬美元四處懸賞尋找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并率先在《紐約時報》發表這一文件，試圖以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蘇共二十大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更加嚴厲、緊密、有計劃的顛覆滲透和“和平演變”的產物。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是，這種顛覆活動至今仍然在加緊進行，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為猖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諸國，對中東、北非、中南美、東歐、中亞等國家發動的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就是明證。第二，徹底否定斯大林，其實質就是以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替代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利益。在當今時代，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廣大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力量，是歷史的主人、主體，是社會一切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和社會變革的推動者。社會主義是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新的社會形態。資本家靠攫取工人階級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生存，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剝削社會、是代表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落后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是兩個根本對立階級的利益之爭。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已經進入總體衰退階段，資產階級已由資本主義上升期的革命階級墮落為反動的、沒落的、落后的階級。隨著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的不斷激化，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會日益走向腐朽墮落，但它們從來不甘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然拼死加大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壓制和打擊力度。社會主義是最大程度維護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制度。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好逸惡勞，而是所有的人都誠實地勞動，不是為別人勞動，不是為富豪和剝削者勞動，而是為自己、為社會勞動”。他認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并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是不能撇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社會是保護個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證”。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實現了國家實力極大增強和人民群眾利益的極大維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赫魯曉夫完全置這些基本事實于不顧，徹底否定斯大林，在立場上發生了大逆轉，在鼓吹“利益和諧”和動蕩轉型中培植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懷抱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特權集團，干了敵人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給整個蘇聯社會主義和世界廣大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誠如詹·普蘭佩爾（Jan Plamper）所言：“赫魯曉夫1956年2月的‘秘密報告’引起一場巨大的、具有諷刺意味的運動，該運動意在毀壞斯大林的形象和聲譽，抹掉其在蘇聯公共空間的每一個痕跡。斯大林成為一個符號，其代表的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蘇聯式共產主義、蘇聯的國家政策、蘇聯的宗教政策，等等，不一而足。但這些諷刺性運動并沒能致使這些象征意義終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蘇聯及一切社會主義力量大打出手，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兩個階級為維護各自的利益而進行的根本博弈。第三，徹底否定斯大林，其實質就是否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趨勢。徹底否定斯大林的反斯大林思潮的實質，就是借反對斯大林來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從而徹底否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對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規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代表不同階級利益，就會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產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近代以來，資產階級政治家編造理論，說資本及其利潤是人類本性和自然秩序的需要，資本對社會和勞動的統治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保護以資本為代表的私人利益是現代社會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秩序，資本的“理性邏輯”是永恒的。這完全是胡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社會歷史發展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產物，資本主義通過對勞動剝削的持續擴大，致使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及其在社會各個領域的表現）日益激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雖然編造出資本主義不朽的各種神話，以各種措施延遲自身命運的衰落，強化與社會主義的斗爭，對社會主義采取從軍事到經濟、政治、文化的打壓舉措，乃至采取某些讓步與合作以挽救自身不可避免的衰敗和滅亡的趨勢，但是無論怎么做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必然趨向，即使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公開承認這一點。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都充分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正確性。一切反對斯大林的敵對勢力主張徹底否定斯大林，其實質是徹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就，徹底否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五、中國共產黨一貫采取客觀公正的態度對待斯大林評價問題，始終堅持科學評價斯大林
我們黨從毛澤東同志開始，就始終堅持對斯大林的全面、客觀、辯證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評價。我們黨關于斯大林評價問題的態度和觀點集中體現在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于1956年4月5日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1963年9月13日發表的《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1963年9月13日）》（以下簡稱《關于斯大林問題》）的三篇文獻中。毛澤東同志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論的活動上和在實際的活動上所給予我們當代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毛澤東同志在修改《關于斯大林問題》一文時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范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對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應當作為歷史教訓，使蘇聯共產黨人和各國共產黨人引以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這也是有益的。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于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報告。”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撰寫的《關于斯大林問題》一文指出：“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到現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近三十年之久”，“在列寧逝世以后，他不僅是蘇聯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斯大林是有過一些錯誤的”，但是，“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完整學說的，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赫魯曉夫這樣咒罵斯大林，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對蘇聯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蘇聯軍隊的莫大污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莫大污辱，是對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莫大污辱”；“中國共產黨一貫認為，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的個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當然，中國共產黨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并沒有忌諱、無視、隱蔽斯大林的錯誤，而是采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正確對待斯大林的錯誤，正確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及其產生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全面地、客觀地、科學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應當用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歷史，主觀地、粗暴地全盤否定斯大林”。我們黨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指出：“當著斯大林正確地運用列寧主義的路線而在國內外人民中獲得很高的榮譽的時候，他卻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于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系群眾，必須發展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又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于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歷史原因。“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為著戰勝強大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這個高度集中的權力，是必須和高度的民主相結合的。當著集中制被片面地強調了的時候，就會出現許多錯誤。”“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個時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做。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于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后果。”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曾受到蘇聯黨和人民的影響并得到其支持，中蘇兩黨、兩國長期保持友好協作關系。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是以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符合社會歷史發展和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主流大勢。如何看待斯大林，實際是如何科學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經驗和沉痛教訓問題。在對待斯大林問題上，要像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其他重要歷史人物一樣，要采取愛惜與反思、總結經驗與吸取教訓并重的態度，必須力求科學、全面、客觀、準確。對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保持清醒頭腦，主張對斯大林要采取科學的站得住腳的評價。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了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之后，中國共產黨立刻公開表示了對斯大林評價的馬克思主義態度，提出：“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斯大林是有過一些錯誤的。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確的立場，采取正確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確實犯過的錯誤，而不是憑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歷來反對采取錯誤的立場、錯誤的方法，對斯大林進行不正確的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是為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光榮斗爭歷史辯護，是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斗爭歷史辯護，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一句話，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不僅中國共產黨人要這樣做，一切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堅決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這樣做”。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同志在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時多次談到對斯大林的評價，他說：“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破壞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沒有破壞全部法制；破壞了一部分憲法，但民法、刑事訴訟法只破壞了一部分，沒有完全破壞。他過分強調專政，但蘇聯的專政基本上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怎么能做到這些呢?說蘇聯是由官僚主義者統治不能說服人。”“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現在我們要為蘇聯兩個階段辯護，既為它的革命階段辯護，又為它的建設階段辯護。蘇聯的革命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現象，而是一種國際現象，是帶有時代特點的國際現象。所以無論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財富。如果蘇聯的革命和建設是所謂‘斯大林主義’，這種所謂‘斯大林主義’就是好的主義，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就是好的共產黨人。如果蘇聯的這種革命和建設是所謂‘官僚主義’，那么這種所謂‘官僚主義’也是好的，因為它取得這么偉大的成就和勝利，可見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義。百分之百的官僚主義是絕不會取得這么偉大成就的。所以我們要為蘇聯的兩個階段辯護。這是我們的義務。”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中國共產黨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表現出辯證全面的客觀態度，提出了“三七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價，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幾任領導人對斯大林和蘇聯問題的評價都注意采取唯物辯證的科學全面態度。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鄧小平同志結合改革開放條件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提出了一整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這都是在充分吸收列寧、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慎重提出和推行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持和發展。他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等失誤作出過批判，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嚴重后果作出過評價，但從來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時期的歷史成就。在他的主導下，中國共產黨堅持了對斯大林“三七開”的科學評價，擯棄了對斯大林評價的錯誤；堅持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的評價，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江澤民同志多次談到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要全面認識，他指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給我們許多啟迪”，“總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可以看出，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確實在俄國十月革命后把世界變了樣。同時，也應該看到，某些人在一些國家丟掉社會主義事業上也起了關鍵作用”。胡錦濤同志分析指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際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面臨新的巨大困難和壓力，我們黨面臨著又一個重大歷史關頭”，“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前事不忘，后世可鑒。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始終正確對待歷史，特別是正確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時刻注意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習近平同志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一些國家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戰火紛飛，有的整天亂哄哄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正確評價斯大林，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事業，對蘇聯的經驗教訓采取了科學的態度，這個科學的態度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成功的科學態度。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這種科學的態度，才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治黨有方、人民幸福、國家富強，正在穩步邁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發展又不想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為世界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人類文明和平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9年年底發生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說明，資本主義的衰落已成定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欣欣向榮的生機活力，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極端反動保守勢力崛起，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呈現更加復雜多變的態勢，重新認識斯大林，科學評價斯大林已經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
六、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持“三七開”，充分肯定斯大林及其歷史功績
對于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首先要看他在歷史上是起進步作用的，還是起阻礙作用的。起進步作用的就是正面的、肯定的，起阻礙作用的就是反面的、否定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就可以判斷一個歷史人物成績是主要的，還是問題是主要的。科學評價歷史人物，必須把握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判斷標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是判斷一個政黨及其政策與實踐是不是肯定的、正面的、進步的根本標準，也是判斷一個歷史人物是不是肯定的、正面的、進步的根本標準。凡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就是進步的、革命的，否則就是反動的、落后的。這個標準是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的唯物史觀的判斷標準，是唯物的、辯證的、全面的標準，而不是否定一切、抹黑一切的標準。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曾經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輝煌篇章，切實實現和保護了蘇聯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利益，也體現和代表了世界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斯大林的歷史功績不可抹殺，也抹殺不了，他的歷史功績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永遠值得肯定。斯大林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繼承者、實踐者和探索者，他注意堅持和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地位和主導作用，注意堅持和加強共產黨的長期全面領導，注意反對各種錯誤思想和抵御異己分子對蘇聯社會主義的侵襲，領導蘇聯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取得了科學、技術、國防、文化、教育、體育、醫療衛生等事業的全面突破性進展，帶領蘇聯人民獲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徹底擊敗了希特勒法西斯，保衛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領土完整。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只剩下惟一的大國，那就是蘇聯。”楊格（Alex de Jonge）提出：“斯大林是現代歷史中偉大的成功人士之一”，“令人吃驚的是，即使在今天，他仍神秘地存在，這解釋了他為何仍是鐫刻在蘇聯文化中最強力的人物”，“斯大林在確定蘇聯社會形態和社會類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就連丘吉爾也對斯大林如此評價：“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贏得了他所生活的我們這個殘酷時代的敬仰……斯大林具有深刻的、邏輯性極強的、清新的智慧，絕不會驚慌失措。他是無人能比的大師，能夠在困難時刻找到擺脫絕境的出路……他是一個能夠假敵人之手消滅敵人的人，他迫使我們這些被他公然稱為帝國主義者的人去同帝國主義者作戰……斯大林接受的是還在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他留下的卻是裝備了原子武器的俄羅斯……”斯大林的歷史功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繼續列寧的事業，建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時期就堅定地站在列寧的立場上，支持、擁護、積極參與列寧發動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后，支持、擁護并積極參與列寧領導的蘇俄社會主義政權的保衛和建設。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根據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列寧關于在蘇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五條原則，積極推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斯大林指出，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1）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權已經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權；（2）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即土地和工廠等已經從資本家那里奪取過來并轉為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所有；（3）生產的發展所服從的不是競爭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計劃領導和不斷提高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則；（4）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為了保證剝削階級及其為數眾多的寄生仆役發財致富，而是為了不斷提高工農的物質生活和擴大城鄉社會主義生產；（5）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的不斷改善和勞動者的需求（購買力）的不斷增長既然是擴大生產的日益增長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證勞動者免遭生產過剩的危機，免受失業增長和貧困的痛苦；（6）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為資本家而是為自己勞動人民做工的。斯大林主持制定了1936年蘇聯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社會主義制度固定下來。對于如何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提出并實施了全面加強黨的領導、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純潔黨的隊伍等一系列重要且有效的戰略舉措。第二，統帥蘇聯軍隊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斯大林是蘇聯衛國戰爭的最高統帥，領導蘇聯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保衛了蘇聯社會主義政權，保衛了世界和平。他領導蘇聯紅軍成為戰勝德日意法西斯的主力，最終攻克柏林，戰勝了德國法西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斯大林領導蘇聯與英、美、中等國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團結了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和支持社會主義的進步力量，團結了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力量，拯救了社會主義蘇聯，也拯救了世界，凝聚了蘇聯黨和人民，極大地提高了社會主義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第三，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斯大林接過列寧的交接棒，領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從一個落后國家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經濟欣欣向榮的巨大活力。1913年~1940年，蘇聯工業增長6.6倍，美國同期增長20%，英國為13.3%，德國為31.6%。斯大林提出“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等口號，以多種方式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取得斐然成就。蘇聯研發運用新興科技的能力快速提升，掌握現代科技的專家和人才大量增加，對外科技援助加大，極大增強了科技和國防實力。蘇聯1943年就開始研制原子彈，1949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53年8月又先于美國爆炸了第一顆氫彈，航空航天技術、軍事技術等不斷取得突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近來，俄羅斯出版了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加盧什卡（Александр Галушка）的新書《經濟增長結晶——邁向俄羅斯經濟奇跡》。作者認為，斯大林模式創造了迄今為止仍未被打破的蘇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紀錄。到1955年，蘇聯經濟增長近14倍，平均增長率13.8%（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除外），是20世紀經濟增速最高的國家。而從1956年開始，也就是從赫魯曉夫拋出“秘密報告”開始，蘇聯進入了“衰退期”。作者以一系列確鑿有力的論據和數字徹底推翻了關于斯大林時期經濟模式僵化和封閉的說法。第四，支持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斯大林認為，蘇聯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蘇聯無產階級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融合成共同的世界無產階級解放的任務，蘇聯社會主義的利益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融合成共同的世界革命的利益。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任務是取得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而國際任務則是動員和支持全世界無產者與資本主義作斗爭，兩者存在著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大力支持第三國際發揮作用，以各種方式支持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在本國開展革命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大林全力組織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第五，給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地區與人民反帝反殖民統治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以極大支持。斯大林遵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論的一般原則。他強調：“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后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必須徹底領會這個真理：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對東方各國包括中國革命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和援助。第六，堅持、捍衛、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堅持和理論創新，有多大程度上的理論創新，對其理論貢獻如何評價，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宏闊視野、無私立場和辯證方法來作出準確、綜合的評判，得出可資借鑒的歷史結論。斯大林毫無疑問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者、堅持者、運用者和發展者，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充分肯定列寧的功績，全面闡述、堅決捍衛列寧主義。1920年，斯大林在列寧50壽辰紀念文集中發表了《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對列寧的功績充分肯定。他認為，列寧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一身兼備理論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從歷史根源、方法、理論、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問題、民族問題、戰略和策略、黨、工作作風九個方面闡述了列寧主義。他認為：“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對列寧主義作出科學的定義。他論述了列寧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四個要點：一是消滅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狀態，創立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政黨；二是根據第二國際各黨的實際行動而不是口號和決議來檢查政策；三是按新的革命方式，用教育群眾和訓練群眾去進行革命斗爭的精神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四是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培養出黨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領導者。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他又對這四個基本點作了進一步論述。1931年12月，他在和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的談話中說：“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斯大林一生的實踐和所創造的功績，證明他努力做到了自己所說的這一點。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與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必須重視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的運用，“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于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三是堅持列寧“一國勝利論”并發展了這一理論，深入系統論述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十月革命的成功，證實了列寧“一國勝利論”的可行性。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成功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革命成功后，社會主義能否在俄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一個國家首先建成，卻有較大爭議。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主張“不斷革命論”和“世界分工論”，反對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斷言一個國家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1924年年底，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中闡述了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含義、國內外的條件和最終勝利的問題。斯大林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爭論和對其批判中論證了社會主義在蘇聯首先建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剛剛從戰爭中新生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權建設增添了信心，明確了戰略重點。他指出：“被資本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但能夠用自身的力量解決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而且還能夠、還必須建成社會主義，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建立一支武裝力量，以便幫助周圍各國的無產者去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斗爭。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基本原理就是這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而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因為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誰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的可能性，誰也就一定要否認十月革命的合理性”。1936年11月，斯大林在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宣布：“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這一宣布從現在看是過早地下了結論。但斯大林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的確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快速鞏固與強大提供了理論支撐。四是從理論上闡述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性。斯大林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的理論，提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實現工業化的重要觀點，并采取措施積極推進實踐，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和豐富。他闡述了對于社會主義生產率的理解：“為什么資本主義打破和戰勝了封建制度呢?因為它創造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它使社會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產品。因為它使社會更加富足了。為什么社會主義能夠、應當而且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呢?因為它能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創造出更高的勞動典范，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為它能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給予社會更多的產品，使社會更加富足起來。”關于如何抓住重點開展社會主義建設、趕超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工業化任務，斯大林指出：“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1946年2月，斯大林說：“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著手發展重工業，如果這件事做遲了，那就要失敗” ，“在這方面，工業國有化和銀行國有化大大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夠迅速地聚集資金，并使它流入重工業”。五是針對蘇聯實際，闡述了農業集體化的必要性。斯大林認為：“共產黨決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出于原則上的考慮，而且因為這條道路需要有一個過長的發展過程，而且先要使農民破產，使他們變成雇農。因此，共產黨走上了農業集體化的道路，走上了把農戶聯合為集體農莊，以擴大農業規模的道路。結果表明，集體化的方法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是因為它并不要讓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在幾年以內就使全國各地布滿了能夠采用新技術、利用農藝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國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產品的巨大集體農莊。毫無疑問，如果不實行集體化政策，我們就不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消滅我國農業歷來落后的狀況。”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想法和做法，出發點是好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明顯的，提出和實踐了不少新思路，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當然，由于是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出現問題和失誤也是不可避免的。貶低斯大林的思想和做法，并對其進行全面的否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六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規律、商品、市場等重要問題提出了一些創新觀點。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商品、市場等重要問題，斯大林一度曾忽視過，但后期也作出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些創新性的觀點。1952年，斯大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提出：“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指自然科學規律或政治經濟學規律都是一樣——了解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考慮到它們，利用它們以利于社會，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規律”；“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七是重視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面領導，注重培養合格的接班人。1925年6月9日，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對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實行領導，是建設比資本主義經濟類型更高的、具有比資本主義經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三）對整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闡述黨的建設的著力點，強調“必須有新的黨，戰斗的黨，革命的黨”。這個新的黨具有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意志的統一等特點。他非常重視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和組織領導問題，對干部隊伍建設提出“鐵一般”的要求，他提出：“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后，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八是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族問題作出了新思考。他認為，1924年蘇聯第一個憲法中各族人民關系沒有得到應有調整，對“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心理殘余尚未消失，當時必須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互助基礎上調整，聯合成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他得出這一結論，是以資產階級國家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失敗經驗、舊奧匈帝國瓦解經驗等為基礎的。在1936年，他指出：“制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對一切奴役而忠實地實現國際主義思想的工人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各族人民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一切方面已經切實實行互助，最后，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已經有了蓬勃的發展，——所有這些因素以及諸如此類的因素，導致蘇聯各族人民的面貌發生根本改變，他們中間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經消失，而相互友愛的感情已經發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統一的國家體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關系。”斯大林關于制造民族糾紛的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的判斷是基本正確的，但對影響民族團結的不利因素估計不足，對民族關系存在的問題過于樂觀，采取的一些民族政策是失誤的。九是還作出了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創造。1950年5月~7月，《真理報》組織了語言學問題討論。他針對一些青年的提問寫了一系列文章，以《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為書名出版。他提出：“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認為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筑。”他認為，語言和上層建筑根本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語言是同人的生產活動直接聯系的，它比上層建筑的活動范圍要廣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語言作為交際的工具對社會是統一的，方言和習慣語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語言的存在。了解語言及其發展規律，必須把語言同社會的歷史，同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密切聯系起來研究。斯大林對國際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同時也開始看到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復雜聯系，認為“只要有資本主義存在，資產者和無產者相互之間便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他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兩個部分”。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斯大林也必然受一定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存在缺點和出現失誤，甚至是嚴重的缺點和錯誤，都是可能的。譬如，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和一言堂方面，他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斯大林對個人崇拜問題也曾表現出冷靜客觀的態度，他認為歷史人物與人民群眾的作用并不矛盾。“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再譬如，在民主與法制、民主與專政等重大關系問題上，他也存在嚴重的錯誤，犯有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還譬如，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和實踐上，逐步形成某些僵化的認識和體制，對商品經濟缺乏重視，對輕工業和直接關系民生的生活資料生產存在某種程度的忽視，等等。還有對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存在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傾向等。但是，缺點、失誤、錯誤畢竟是支流，在缺乏可資借鑒的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些錯誤是在所難免的，不可能十全十美。
七、反對歷史人物評價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必須吸取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歷史教訓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徹底否定斯大林，抹黑斯大林，在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范圍內，在我國，掀起了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逆潮。赫魯曉夫是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始作俑者。“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歷史中的精神、實踐、案例和人物，體現了可傳后世的優秀傳統精華。尊重歷史，尊重優秀歷史人物，汲取運用歷史中的經驗教訓，才能在已有的基礎上不斷開拓前進。忘記歷史，虛無歷史，必然導致對于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和實踐的質疑、否定和背叛。對于無產階級政黨所領導、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說，借鑒歷史的成功實踐，記取歷史的沉痛教訓，對于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激烈交鋒中取得勝利至關重要。正是由于始自于徹底否定斯大林而掀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全面滲透到斯大林逝世后的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使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黨執政經受了一場真刀真槍的意識形態的嚴峻考驗，留下了漫長慘重的歷史教訓和記憶。智者善省己。如果對此不予以足夠深刻、充分的審察、借鑒和超越，則將再次遭受辯證法的懲罰，使黨、國家和人民蒙羞受損，在徒留嘆惜中喪失歷史賦予的難得機遇。從赫魯曉夫帶頭否定斯大林，掀起歷史虛無主義的逆流，到今天，西方敵對勢力掀起一股又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逆流，給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極大的損害。第一，歷史虛無主義質疑、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必然導致最終走到放棄或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關于世界一般發展規律，當然包括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總結，是無產階級政黨一切理論路線和戰略策略的基礎。堅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不可放棄的重大政治原則。歷史虛無主義對于歷史的客觀規律持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主觀主義、極端主義態度，無視已經發生的歷史進程中已見實際效果的進步做法，或采取完全否定歷史事實、歪曲歷史事實的否定一切的做法，或一味放大歷史中一些局部性、枝節性、中斷性的歷史事件，輕視、鄙視乃至仇視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宏大事業。表現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極盡對斯大林等無產階級領袖及其業績詆毀之能事，無限夸大各種失誤及其后果，這些做法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而且違背了一般的歷史常識。俄羅斯已故著名哲學家、曾經因公開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而被捕的亞·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自稱經過多年科學研究后認為：“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當然有不同之處，但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共產主義建設實踐中，斯大林主義都是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斯大林對作為意識形態的列寧主義進行了最好的詮釋，是列寧忠實的學生和繼承者。”歷史虛無主義帶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虛無歪曲，是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思想理論的根源。第二，歷史虛無主義抹黑否定無產階級政黨領袖，必然導致完全否定社會主義戰勝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趨勢。歷史虛無主義者是不會簡單地停留在歷史領域談論歷史人物的是非的，他們往往是以對歷史本來面貌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荒謬結論推翻現實中正確的理論、路線和舉措，用虛假的評判、謬論來推翻對歷史人物的定論。否定、歪曲和無限放大枝節問題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否定現實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抹黑革命領袖，有的打著“還原歷史”口號對無產階級領袖的生平、家庭、言論、行為乃至細節，進行不恰當的描繪；有的對毫無根據的所謂“秘聞”、資料加以不當披露，其本意在于毀壞領袖的形象、詆毀領袖所從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詆毀無產階級領袖所提出的正確理論。這樣的“歷史還原”根本不是什么還原歷史，而是站在錯誤的、甚至反動的一方，極盡歪曲之能事，動搖社會主義的政權、旗幟和方向。“美國史學家羅威爾·費爾將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進行仔細分析，于2007年前后出版著作《反斯大林的下流做法》認為，秘密報告中關于斯大林或貝利亞的‘揭露’沒一句話得到證實，幾乎全是假話；并詳細列出赫魯曉夫報告中61處不實之處……因而這一被稱為‘20世紀影響最深遠’的報告其實是一場騙局。”毛澤東同志指出：“蘇共二十大揭了蓋子，也捅了婁子。揭了蓋子之后，各國共產黨都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尋求本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我們黨正在探索，其他兄弟黨也沒有解決。捅了婁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高潮。帝國主義幸災樂禍，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第三，歷史虛無主義使人民群眾喪失理想信念支撐和思想理論指導，必然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造成致命的傷害。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信仰，就是毫無希望的民族，是走上毀滅的民族。歷史虛無主義通過否定斯大林，進而否定斯大林堅持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信念，從而造成人們理想的喪失和思想的沉淪。赫魯曉夫發起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虛無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功績，使蘇聯黨內和整個社會震驚，導致思想混亂，在戈爾巴喬夫掀起的所謂“公開性”和“民主化”“改革”過程中，最終釀成一股全盤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歷史、否定共產主義歷史必然性的惡劣思想傾向，成為徹底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執政的導火線。“改革的意識形態機器在破壞蘇聯社會集體的歷史記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國家歷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顛倒。”1986年~1988年，蘇聯在“改革”時期開始討論要回到列寧時，由于修正主義分子亞·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的干預，回到列寧的話題很快轉變成攻擊否定斯大林，把斯大林說成一個歪曲列寧主義的黨的主要責任人，直到“改革”末期，這種觀點一直是蘇聯黨的官方立場。1990年，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格·斯米爾諾夫（Георгий Смирнов）寫道：“斯大林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并冒充自己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蘇聯黨內如沃多拉佐夫（Григорий Водолазов）、布金科（Анатолий Бутенко）、沃爾科戈諾夫（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拉齊斯（Отто Лацис）等人都持有這種觀點。雅科夫列夫不打自招地自我表白：“我們選擇一種簡單的宣傳列寧晚期思想的方法作為武器，一群實際的人，而不是虛偽的改革者制定了（也許是口頭的）下面的計劃：用列寧的權威打擊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如果成功，再用普列漢諾夫和社會民主黨打擊列寧，然后再用自由主義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打擊暴力革命的主張……蘇聯的極權體制只能用公開性和黨極權紀律來摧毀，而且要用完善社會主義的好處來遮掩……回顧過去，我可以驕傲地說，狡猾、聰明但又十分簡單的策略——用極權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辦法成功了。”發展到今天，在世界輿論場上，依然還有一批打著所謂“民主”或“普世價值”的“斗士”招牌、敵視社會主義的各種異見分子、資本主義的各種衛道士不時地幻想以各種手法來反對直至消滅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依然還有一批附和迎合此種危險思想的聲音，這種潛在的意識形態的危險性是極其可怕的。第四，歷史虛無主義流毒的作用和影響呈現深層次、全方位、長期性的特點，一定要從根源上加以全面辨析、批駁并最終戰勝它。歷史虛無主義一旦形成一股壓倒性的錯誤思潮，就會產生沖擊整個社會的黑風惡浪。戰勝歷史虛無主義，既要在歷史問題上正本清源，準確把握分析歷史的實質，還歷史以本來面貌，又要從長期著眼著手，鏟除歷史虛無主義的社會根源，持之以恒地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讓歷史唯物主義成為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回顧蘇聯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徹底否定斯大林起，到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整個歷史，可以看出，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一旦打開缺口，就像被打開缺口的大堤一樣，任由洪水肆虐，不可避免使蘇聯黨和整個社會發生思想意識的嚴重滑坡，釀成了慘烈持久、不可扭轉的歷史悲劇。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出“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寧在世時尚處于萌芽狀態，但在以后的歲月里，斯大林濫用其重大的權力，給黨以無法估計的毒害”的錯誤結論。6月30日，蘇共中央作出《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定》。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進一步全面抨擊斯大林，會議通過將斯大林遺體搬出列寧墓的特別決議。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臺執政，曾一度試圖為斯大林恢復名譽，但由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達爾（Янош Кадар）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哥穆爾卡（Владислав Гомулка）緊急訪問莫斯科，勸說蘇共中央不要進行為斯大林恢復名譽的活動，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也有類似反應，導致其沒有能夠公開而全面地為斯大林恢復名譽。1979年12月21日，《真理報》發表社論《紀念約·維·斯大林誕辰100周年》，稱他“是一位極其復雜而又矛盾的歷史人物”，是蘇聯黨和國家杰出領導人，肯定他在領導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及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巨大功績，同時譴責他“破壞法制、粗暴地濫用權力、背離列寧的集體領導原則，以及由于個人迷信所造成的種種顛倒”。即便這樣的評價也由于整個社會久久彌漫著否定的情緒，致使“非斯大林化”愈演愈烈，最終使得政權易手、社會危亂、國家傾覆。歷史不會永遠沉淪，而總是以曲折的方式走向公正，走向理想和進步。偉人不會因遭受無數譏笑而降低成色，人民作為歷史的最高評判者，必定會懷念那些與之心心相印的真正領袖。2001年7月21日，以舍寧（Олег Шенин）為首的“共產黨聯盟—蘇共”召開該黨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會，舍寧在大會作“歷史的教訓：斯大林時代——人類通向共產主義最重要階段”報告。報告充分肯定斯大林的歷史功績，指出，當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所作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實際上在會議結束后，既沒有通過蘇共中央委員會，也沒有得到大會主席團的贊同。報告充滿對蘇共和斯大林的誣陷之詞，表面上是反對個人崇拜，實際上打擊了整個黨、社會主義體制和馬列主義學說。2007年出版的菲利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主編的教學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曾經的成就作出肯定性評價，將斯大林稱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經過歷史的長久沉淀之后，斯大林所遭受的不公評價以這種方式被逐漸拋棄，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了歷史規律的不可違抗，反映了人民群眾經過實踐的深刻教育而逐步走向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的自覺成熟。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曾經受到過斯大林的一定影響，包括受到斯大林的某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意見的影響，斯大林自己對此也作過自我批評，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也有過出于大局的評判。但在今天，依然不乏有些人以否定斯大林為借口懷疑乃至否定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今天，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面臨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既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又具有個性和特殊性，是共性與個性、抽象與具體、理論與現實辯證統一于一體的問題，有的是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同遇到的普遍性問題，有的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問題，有的是斯大林時期已經有所探索乃至開始回答的問題，有的仍需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深入地探索、逐步解答。然而，不論是普遍性問題，還是特殊性問題，都會歸結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的基本問題。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從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不斷推動“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持續深入地探索解答。這也是我們重新提出和研究斯大林問題的重大深遠意義之所在。然而，要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立場上科學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的基本問題，必須堅決徹底地、毫不留情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南開大學終身教授、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6、7期）【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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