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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承訓 | 治國理政的“發展惠民”觀：黨的宗旨化為制度優勢——習近平對“生產目的”論的升華和拓展

點擊：  作者：楊承訓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7-09-22 12:30:08

 

 

 

　　【摘 要】在新時期，習近平提出和論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惠民”觀，有針對性地深化和拓展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論，貫穿于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始終。“發展惠民”是黨的宗旨，是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根本標志，也豐富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它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實現良性循環的優勢。“發展惠民”擴大了生產目的的外延，以“托底”覆蓋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堅持和增強“發展惠民”觀既能克服現實存在的不良傾向和問題，也是社會主義長治久安、永葆活力的保證。“發展惠民”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貫穿一根紅線，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習近平提出：“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須讓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

　　以人民為中心的、以發展“惠民生”的理念，可簡括稱“發展惠民”觀，它與共享發展有同一含義，升華和拓展了以前所講的生產目的論。它是黨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宗旨，又是我國的制度優勢，是主觀意志和客觀規律的統一，也是長治久安、永葆活力的保證和源泉，體現和深化了社會主義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治國理政的立足點和歸宿。

 

　　一、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

　　生產目的是回答為誰發展生產、依靠誰發展生產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理論界曾經為此展開討論，實質上是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知。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其目的在于實現共同富裕。1992年，鄧小平作了科學概括：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改革開放和發展所遵循的基本規律。以后又在“共同富裕”后面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黨的十六大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其第一要義就是“以人為本”。

　　習近平深化、拓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思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一步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相應地概括了發展的五大理念。強調了共享發展，形成了完整的“發展惠民”觀。“發展惠民”觀有著豐富的內涵。當今時代，“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大系統，不僅包括生產，而且包括日益擴展的多種服務業和文化產業，特別是新生因素愈加發揮重大作用。如科技創新成為發展的“第一動力”，生態建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循環經濟成為重要的生產方式。就是說，發展包括生產，又擴展了生產的內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社會主義“發展”大系統的整體概括。“惠民”不僅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還包括覆蓋人民物質、精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起“托底”作用的社會政策，內涵更加豐富。從利用資源的范圍看，不僅包括國內資源，而且包括國外資源，體現世界人民互利共享。

　　深化理解習近平的“發展惠民”觀，可以得知這是一個更全面、更完整、更富有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宗旨的表述，是在原來“生產目的”基礎上的擴展、升華，更富有科學性，具有更高的指導意義和理論深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再進一層說，社會主義宗旨不僅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且取決于執政黨的導向。世界上有許多國家自稱社會主義，但是因缺少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政黨領導這一根本要素，不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有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黨的變質或不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制度異化為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專制制度。因此，習近平中肯地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

　　中心是一切為人民謀幸福。從更深的層次上說，執政黨的宗旨和基本路線引導著社會制度的發展目的。這也是“發展惠民”觀的要諦。

　　習近平明確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系，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正所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全黨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我們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打贏脫貧攻堅戰，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

　　“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保證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形成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展惠民”觀是黨的宗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要義。為了進一步明晰這一宗旨，習近平又提出了新民生觀：

　　“我們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新民生觀同社會主義平等正義相聯系，是共同富裕的體現。改革“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體現人民的共同利益。隨著經濟不斷深化和拓展，在民生方面要不斷完善公平正義的措施。實現共同富裕的公平正義，“并不是說就等著經濟發展起來了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問題”，“不論處在什么發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證”。

　　從根本上說，同黨的目的、社會主義宗旨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實現目的、宗旨的手段、方法、條件和過程。就是說本質決定形式，形式為宗旨服務。基于歷史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應以“什么是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本質”為起點，因為只有弄清為什么搞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才能研究它的基本構成要素和運行特征。

　　蘇聯的教科書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開始的，當時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建立新的經濟制度，先講所有制關系是必要的，但是當時它還沒有真正弄清社會主義整體概念和宗旨，因此也不會預料公有制及其上層建筑變質，缺乏洞察力。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開創者鄧小平為代表，他遇到的問題不是如何建立公有制問題，而是如何完善、優化社會主義整體，包括完善公有制本身及所有制結構。

　　歷史地看，如果對社會主義整體本質沒有全面的把握，僅有公有制形式，也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宗旨，比如守著公有制形式而不發展生產力，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至今有的國家形式上是公有制，但人民陷于半饑餓狀態。況且，公有制的主體國有經濟，其所有者是國家，性質是由國家性質決定的。再者，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需要按社會主義宗旨和生產力發展不斷改革、完善。由此可見，只有從整體上弄清社會主義本質，才能明確堅持和改革公有制的方向、道路以及所有制的整體配置。

　　鄧小平深刻批評“四人幫”想單靠上層建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而不發展生產力，是十分荒謬的，歪曲了社會主義本質。從哲學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整體宗旨屬于本質層面，所有制乃是本質的表現形式和存在條件。歷史表明，公有制經濟是系統性最強、多層次的所有制形態，它與生產力、交換關系、上層建筑等關聯最密切，需要從社會主義整體把握這一經濟基礎。因此，明確“發展惠民”的目的、宗旨，是全部邏輯的前提。這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色之一。

　　此外，從最終目標看，共產主義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但革命不能輸入，而應當以互利共贏的方式推進廣大發展中國家逐步富裕起來。習近平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的夢想，不僅關乎中國的命運，也關系世界的命運。”

　　這就是說，還應當用世界的眼光認識“發展惠民”的深遠意義。如“一帶一路”聯合了幾十個國家，實施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使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共樹“發展惠民”的價值觀和共享發展實惠。

　　二、“發展惠民”實現社會主義經濟良性循環規律

 

　　習近平指出：“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這看起來好像僅是主觀目的，實際上正是客觀規律的體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優勢。

 

　　從社會再生產的運轉循環看，有四個基本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僅從一個單循環過程看，生產是起點，消費是終點，但循環是不斷重復和互相交叉的；在多循環中，消費又是起點，它拉動生產，并決定生產的動機和方向。勞動人民是生產的主力，又是消費的主體。廣大人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是社會再生產最強大的動力。在剝削制度下，生產力發展受阻，其根本原因是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消費不足。

 

　　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很快，主要是依靠國外市場需求的猛烈擴大，后來受資本主義的積累規律影響，極力搜刮剩余價值，造成一邊是消費嚴重不足，一邊是生產過剩，導致周期性危機，形成嚴重的社會浪費和惡性循環。社會主義制度消除了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首先是私人大資本占有）的基本矛盾，使經濟社會發展與廣大人民消費的增長連接起來，互相推動，從根本上克服了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的矛盾，形成了良性循環的經濟流程，持續穩健發展。我國近70年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近40年的持續發展，彰顯了這一巨大優勢。　　

 

　　近10年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乏力，而我國經濟則保持中高速增長，處于領先地位，并且質量愈來愈高，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這種良性循環的態勢，已為世界所稱慕。

 

　　當然，我國在發展與消費關系上不是沒有矛盾，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仍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現象，但我們按照“發展惠民”的原則，加強、改善宏觀調控，許多問題得到了比較順利的解決。在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使經濟結構適應和引導消費。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就是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的需求。經濟工作中的五大任務：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防風險、惠民生，最終落腳于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強調改革要使人民有獲得感，就是按照客觀規律實現經濟良性循環。

 

　　在發展惠民原則指導下，黨和政府一直注重擴大內需，提高廣大人民的消費水平，這主要表現在七個方面：

 

　　一是，不斷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

　　二是，積極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一步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

　　三是，繼續培育新的消費熱點；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決預期支付與即期消費之間的關系；

　　五是，探索中國特色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

　　六是，促進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盡快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七是，提升消費層次和推進消費結構多元化。

　　有人擔心科技水平的提高會影響消費增長，實際上習近平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就是把科技創新與人民共享聯系起來，著重增強消費能力和提高消費質量。在科技經濟時代，它也使消費發生重大變革，實現科技創新與提升消費的良性循環。可從四個方面概括：

 

　　第一，提供更強的消費能力。科技的巨大進步，推動生產力全面發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創造了質量空前高和數量空前多的社會財富，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可供分配的產品和大量就業機會，通過分配和再分配變為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消費力”，形成市場需求的拉動力。有人估算，20世紀世界人均購買消費品的能力等于19世紀人均購買消費品能力的15倍，其中發達國家可能超過20倍。那么，21世紀如果就業問題逐步解決，這種消費也許會增長30倍以上。因為人們用于消費的支出遠遠高于生產費用，而且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因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60%，包括進出口貿易中的消費品。這個趨勢正是人民所企盼的，恰是科技經濟使之變為現實。

 

　　第二，提供更豐富的消費資料。科技的突飛猛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條件、消費手段，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消費資料。過去夢想不到的汽車、家電、影視、通信、別墅、旅游、文藝享受等新的消費形式和消費領域已經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并且人們正在追求新的消費，如數字化電視機、光子化通信、智能化家庭等。這正是科技創新帶來的消費方式創新和消費文化創新。可以預見，科技進步還會創造現在還預料不到的消費手段、方式和理念。對于消費來說是科技創造了新需求，在市場上新需求呼喚新供給，推動工業、農業、服務創新，這又為科技創新提供新課題。這是從物質系統形成的“雙回路”運動，它同價值的“雙回路”系統交互融合。

 

　　第三，消費質量走上新臺階。總體來說，科技經濟時代，人們的消費會進入高水平的全面科學化階段，改變了的消費方式，具有知識化、健康化、生態化、休閑化、時尚化、個性化的特點。上述趨勢現在初顯端倪，應進一步深化研究，以便從兩方面適應和引導：一是適時調整供給側，優化產品和產業結構；二是創造新的供給側引導消費，推動新的潮流。

 

　　第四，推進消費結構的高度化。消費結構既受產業、產品和就業結構的影響，又反過來影響前者，它是需求結構的基礎。消費結構主要指居民各種消費支出的比例關系，它在市場上表現為需求結構。人們受教育、科技創新和其他文化日趨強大的影響，從熱衷于享受走向熱衷于自身發展，致力于科技事業鉆研，注重提高消費知識含量和知識比重，更全面地發展自身，而在享受中也包含越來越多的發展因素。

 

　　同時，還應領會綠色發展、生態文明也是“發展惠民”的要點，是要給人民一個更加健康的自然環境。同樣，它既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觀意愿，也是客觀規律規定的良性循環。習近平多次強調：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把不損害生態環境作為發展的底線。”

 

　　客觀上，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自然界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人類則可以通過社會實踐活動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類歸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開發自然、利用自然的過程中，人類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人類的行為方式必須符合自然規律。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整體，對自然界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利用不講建設。必須把生態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作為重大民生實事緊緊抓在手上。要深刻認識到，保護自然環境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人類。

 

　　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還能夠化成一種政治優勢，即讓群眾認識共同利益，進而形成政治凝聚力。從根本上說，“發展惠民”以人民為中心，也就是堅持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力，使社會主義制度立于不敗之地。習近平指出：

 

　　“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

 

　　“只有堅持這一基本原理，才能把握歷史前進的基本規律；只有按歷史規律辦事，才能無往而不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自覺拜人民為師，向能者求救，向智者問策，從群眾中汲取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緊緊依靠人民，廣泛動員和組織人民投身到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中來。”

 

　　就群眾個人來講，往往考慮自身的眼前利益較多，而政治思想工作則要讓他們把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形成合力，更加關心“大我”，為共同目標奮斗。這就是物質變精神，精神又變物質，構建良性循環。此種政治優勢，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優勢。

 

　　三、全面實施發展惠民的“托底”社會政策

 

　　習近平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既立足實踐實現理論創新性，又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的真理性。“發展惠民”不只是一種觀念，而且是正在實施的政策，在實踐中拓展了它的外延和具體內容，實現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統一。他提出的“社會政策要托底”正是理論在實踐的外延，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使人民在改革中有獲得感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源泉。沒有人民的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堅持‘以百姓心為心’，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最廣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進。”

 

　　（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習近平要求：“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

 

　　全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強化初次分配，擴大再分配。初次分配中堅持公平分配，主要原則是工資分配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初次分配是勞動者收入的基礎，在整個勞動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要發揮公有制經濟“普照之光”的功能，推進“先富”帶“后富”的進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首要的是以榜樣的力量推進民營企業真正承擔起社會責任。在國有企業內部實行按勞分配（著重解決管理者收入過高問題）、關注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使勞動者有完整的社會保障，高于私營企業的職工待遇，相對比較公平，起著標桿、引導作用。如果私營企業不向這種標桿看齊，那就無法留住工人（主要是農民工），乃至影響勞動力市場。

 

　　再分配是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進行種種生活補貼的救助，以調節初次分配中沒有解決的不公平問題。再分配占居民收入的10%—20%（美國為12.5%），即便在福利國家的分配中，再分配充其量也超不過30%。在我國，如何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是需要探索的重大問題。

 

　　首先，政府要加大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力度。目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就實行財產收入累進稅，最高達到70%，個稅金額占稅收總額的40%—60%。我們的個稅過輕，力度不夠，不能夠發揮好“擴中（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提低（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限高（限制高收入階層的發展和擴張）、打非（依法打擊非法收入勢力）”的應有功效，應該逐步完善，拉開檔次。不能害怕富人反感，實際上我國的稅收比西方輕得多，目前我國的個稅以工資收入者為主體，僅占稅收總額的7%。在這方面，還有巨大的探索和實施空間，應當積極進取，決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富人的天堂。有人擔心，個稅過重可能使一些富人將資產向外轉移。實際上，外國稅收更重，關鍵在于我們的控制政策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決不能因少數人的抱怨而退縮。至于“打非”，那則是嚴于執法的問題。

 

　　（三）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同時“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加快改革和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解決好城鎮化的資金保障問題。要提高城鎮建設用地利益效率，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和良性循環。

 

　　提高城鎮建設水平，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努力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魅力家園。加強對城鎮化的管理，加快培養一批懂城市、會管理的干部，著力打造智慧城市，加強城市公共管理，全面提升市民素質，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

 

　　（四）實施“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安有所保”的六大社會保障體系

 

　　習近平滿懷深情地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中國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將來人才就會像井噴一樣涌現出來。這是最有競爭力的。”

 

　　他要求精準發力，提升就業工作，倡導全面創業帶動就業，構建和發展和諧勞動關系。要更好地全面參保。其中“安有所保”是一項新內容。習近平指出：

 

　　“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后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發展環境。”

 

　　從工作職責看，有的屬于執法部門的事，但若發生安全事故則會殃及人民的生命和經濟利益，尤其是生產事故、自然災害等安全問題會使勞動者遭受重大損失。為此，必須對此加以密切關注，加強治安、防范事故、預報和防救自然災害，要加強保險事業，建立救助基金制度，有的還涉及科技設施和管理。這里要突出強調食品安全，現在市場上的食品污染、造假已成為人民群眾最擔心的一大禍害。習近平要求：對食品藥品實施“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督、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要從生產到加工到銷售，實行全鏈條嚴格的凈化監督。對于為贏利而使用各類有害添加劑、激素、農藥等喪盡天良的行為，必須依法嚴懲。讓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特別是高質量有機食品，保證當代和后代人的健康，這應當成為總體安全中的重點之一。

 

　　對于社會保障，習近平強調不能照抄照搬一些西方國家的做法。對西方有些國家流行的“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有的做法我們可以借鑒，但決不能照搬。那種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看著很好，但有致命的缺陷：

 

　　一是它根本沒有消除貧富和兩極分化，仍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

　　二是高稅收、高支出，使財政虧空，羊毛出在羊身上，虧空最后還是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

　　三是影響發展后勁，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是助長一些人的懶惰，形成不好的社會風氣；

　　五是高福利許愿越來越多，主要是一些政客為拉選票開的空頭支票，許多都不能兌現。

 

　　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一些國家的教訓表明，民粹主義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由于過度福利化，用過度承諾討好民眾，結果導致效率低下、增長停滯、通貨膨脹，收入分配最終反而惡化。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將收入提高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將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經濟和財力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上。”

 

　　“任何一項事業，都需要遠近兼顧、深謀遠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

 

　　我們一定要接受國際教訓，循序漸進，把社會福利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堅固基礎上。應當以此教育群眾，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一步一步到位，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躺在政府身上。天上不會掉餡餅，要學會靠勤懇勞動創造財富和合理享受財富的辯證法。

 

　　（五）精準扶貧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看貧困老鄉能不能脫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

 

　　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也在于精準。習近平指出：

 

　　“必須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在精準落地上見實效。”

 

　　“要解決好‘扶持誰’的問題，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弄清楚，把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找對‘窮根’，明確靶向，做到扶真貧、真扶貧，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要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進一步完善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健全東西部協作和黨政機關、部隊、人民團體、國有企業定點扶貧機制，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要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異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要解決好‘如何退’的問題，加快建立反映客觀實際的貧困縣、貧困戶退出機制，努力做到精準脫貧。把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作為脫貧攻堅重點，支持貧困地區加快發展。”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更重要是建立脫貧致富的機制，提高勞動者創造財富的能力，實現可持續的共同富裕要求。

 

　　四、始終堅持“發展惠民”是長治久安、永葆活力之本

 

　　問題導向是習近平運用和倡導的辯證思維。他一再強調既有現實的針對性，又有長遠的謀略。目前的針對性，主要是三個問題：

 

　　一是為發展而發展，忘記發展宗旨；

　　二是黨內出現脫離人民、違背人民利益的腐敗惡疾；

　　三是社會上收入差距過大，“自然出現”兩極分化的苗頭。

 

　　這種種問題都關系到生產發展目的的大方向，關系到黨和國家能否永不變色的長久大計。

 

　　現實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好像關注發展，但卻沒有真正堅持發展為人民。

 

　　這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許多官員單純追求GDP，實際是政績導向，最終是追求升官發財，根本忘記了發展惠及人民的目的，走偏了方向。另一種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逆流，千方百計引誘國家和人民在發展中迷失方向，宣揚只有模仿西方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發展，實質上是讓我們黨和人民丟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實現私有化，發展為了資本家的利益。

 

　　習近平對這兩種思想都作了認真糾正和嚴厲批判，深入實際，反復論述發展惠民的觀念。

 

　　第二個問題，實質上是嚴于治黨反腐敗的問題，習近平將其作為重中之重加以批判、嚴治。

　　他強調“打鐵還要自身硬”，就是針對有些人忘了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的現象，特別是腐敗已成黨和國家的癌癥。對于現實官場腐敗不可低估，有的形成“做官不能不發財”的根深蒂固觀點，乃是形成盤根錯節、官官相護的腐敗網絡。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零容忍的態度重拳反腐，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反腐敗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眾給予高度評價。”

　　“堅持懲治這一手不放松。黨的十八大以來懲治腐敗的事實說明，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這決不是一句空話。要牢記‘蠹眾而木折，隙大而墻壞’的道理，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把反腐利劍舉起來，形成強大震懾。要嚴格依紀依法查處各類腐敗案件，即堅決查處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的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又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各類案件。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按照國家學說，在黨執政后稍不注意就容易產生特殊階層。當年毛澤東就敲響警鐘：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能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腐敗則是這一傾向的惡性發作。歷史上，這是關系黨和政府是否變色、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蘇聯是一面鏡子：自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特權階層迅速擴大，肆無忌憚地鯨吞國家資產。在變質后的俄羅斯總統周圍的精英中，有74—75%來自原蘇聯的干部，發財致富的精英中，有61%也是這批干部。

 

　　對于第三個問題，出現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的趨勢，更是與發展目的直接相悖，共享發展就是要解決這一重大問題。

 

　　在實際工作中，正確處理做大蛋糕與切好蛋糕的關系。除了上面論述的加強分配制度改革和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以外，最根本的是發展壯大公有經濟，著力規導非公有經濟。習近平指出：

 

　　“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是全體人民的寶貴財富，當然要讓它發展好，繼續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

 

　　“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對于非公有經濟，有學者提出“親”和“清”的要求。“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要倡導和保證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特別要注重保護勞動者的利益。這也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盡力引導他們貫徹“勞動惠民”的原則，盡力服務于社會主義制度，做積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當然，這個過程也會有不同形式的博弈和斗爭。

 

　　從長遠看，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惠民”，并非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一項系統工程。范圍之大，關乎從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各級組織、各類企業，直到每個人；時間之長，要貫徹到底，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沒有終點。他語重心長地講了下述兩段話：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鄧小平同志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實現偉大的理想，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奪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進展，奪取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成效，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勝利，我們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貪圖安逸、不愿繼續艱苦奮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驕傲自滿、不愿繼續開拓前進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從歷史經驗考量，離開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就會失去人民擁護，就要遭遇重大挫折，可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我們可以得出三個不等式：

 

　　取得政權≠社會主義制度建立

　　多年強盛≠社會主義永不變質

　　成熟社會主義≠一勞永逸、萬事大吉

 

　　在社會主義成長、壯大的過程中充滿矛盾，要在不斷克服矛盾中前進。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自身硬”，而“自身硬”的核心則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惠民”的宗旨。蘇聯的覆滅和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變質，其內在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脫離了人民，不能一以貫之地實現發展為人民幸福的宗旨，實際上是背離了社會主義本質，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從歷史和現實的感受中，我們應當深刻領會、全面貫徹習近平的“發展惠民”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治久安、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證，關系到共產主義事業的命運。

 

　　（作者系河南省經濟學會會長，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原經濟區城鄉協調研究中心顧問；來源：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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