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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
點擊：10369  作者：黃奇帆    來源：新經濟智庫  發布時間:2022-01-12 11: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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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
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發表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系統闡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義、基本原則和工作思路。總書記特別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總書記的這篇文章深刻闡明了促進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問題，具有很強的思想性、理論性、現實性、指導性。結合工作和學習經歷，我談一點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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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把握共同富裕的內涵和要求

總書記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力透紙背，直指人心。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根本體現，是我們黨的宗旨。共同富裕不僅是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沒有共同富裕，社會就會出現兩極分化和階層固化。如果貧富差距過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那么由于富裕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缺乏購買力，經濟運行會出現消費不足、投資過剩。同樣，如果出現階層固化，富人的后代會躺平，因為不用干活也能躺贏；窮人的后代也會躺平，因為窮人無論怎么努力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整個社會就會停滯、撕裂甚至動蕩，整體經濟循環就會陷入低效率均衡。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這種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數人群收入達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現紡錘形收入分配結構，普通百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代際間社會流動渠道比較暢通。這一狀態下，新消費、新經濟、新動能將異彩紛呈。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內循環會更加順暢，經濟運行將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從這個角度看，實現共同富裕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進一步的，實現了共同富裕，馬克思經典作家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發生的生產過剩的矛盾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有效解決，這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觀點。我理解，實現共同富裕，應有以下五個方面的路徑要求：
要統籌好“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兩件事
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事，這兩件事不可偏廢。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質前提。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義不大。對當下的中國而言，盡管已經實現了全面小康，我們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人均GDP雖已達1.13萬美元，但與北歐發達國家平均的5.6萬美元，美國的6.4萬美元差距較大。我們仍要聚精會神搞建設，把蛋糕繼續做大。如果不繼續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來分去，那么蛋糕就會越分越小，最后不會共同富裕只會共同貧窮。所以，不要一說共同富裕，就整天想著分蛋糕的事，卻把做蛋糕的事忘記了。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進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勵基礎。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不會自動糾正因種種起點不平等而帶來的結果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和增長停滯是必然現象，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無解的。所以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兼顧分好蛋糕，通過分好蛋糕進一步做大蛋糕，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因此，二者要動態兼顧，相互兼容。
要循序漸進，逐步實現
共同富裕是根據每一階段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經濟的基礎以及社會的條件來制定標準的。也就是說，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定量、定性的標準，整體來說是分階段推進，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現在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實施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在內涵和標準上是不同的。共同富裕的本質意圖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形式和標準層次會有不同。所以，共同富裕不能犯急性子。我們現在剛剛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還有大量人群的相對貧困問題，而且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要比解決絕對貧困更加復雜、困難。2019年我國有6.1億人年人均收入僅11485元，月收入不到1000元。有關研究顯示，若根據城鄉一條線計算的相對貧困標準，2020年后全國相對貧困人口高約2億人，其中農村貧困人口占了80%以上。因此，實現共同富裕仍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如能在2035年左右實現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減半、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要縮小差別，但不搞平均主義
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達到一樣的水平。這是錯誤的認知，也違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則。也就是說，共同富裕的原則并不是消滅差別，變成無差別。我們反對平均主義的共同富裕，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國吃過虧的。過去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與平均主義的分配伴隨的是共同貧窮。事實上，我們應該承認，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存在起點不平等或過程不公平導致結果不平等的情況。實際上，一方面，由于自然稟賦、個人努力、外在條件等起點不平等的因素復雜作用導致的收入差別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行業改革不到位，導致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現象陸續擴大，導致行業差別仍然存在。共同富裕不是把這三大差別歸零。我個人認為，區域差別如用不同區域人均GDP的差異來衡量，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人均GDP倍數應當控制在2倍以內比較合理；城鄉差別如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來衡量，也應當控制在2倍以內；全社會基尼系數控制在0.3-0.4之間比較合理。
要體現共同勞動、共同創造
共同富裕是共同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需要全體老百姓共同勞動、共同創造、共同奮斗、共享蛋糕，多勞多得，絕不是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來，然后分給不勞而獲的人。比如說，絕不是把東部的人勞動產生的財富簡單轉移支付給西部，養著西部，而是在東部的支持下靠西部人民發揮自身優勢發展特色產業，主要通過自身的努力來與全國人民一起實現共同富裕。同時，需要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意味著多數人要靠勞動致富，勞動是參與分配的主要依據。這個勞動包括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包括了企業家的管理活動的勞動，包括了科學家的創造發明的勞動，也包括了投資者或者投資經理捕捉市場機會配置資本流向的勞動。同時，允許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但要有機會均等的機制。也就是說，要讓人民群眾通過勞動積累而來的資金、房產等財富能夠共同參與經濟增長，共同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而不能因為體制機制的障礙僅僅由一小部分人獨享財富增長的機會。
要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礎
共同富裕應是整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結果，是體現五大發展理念的共同富裕。要通過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做大蛋糕，進一步夯實共同富裕的生產力基礎；要把縮小區域差別、城鄉差別和行業差別作為重點，著力推動協調發展；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促進綠色發展；要在與世界廣泛交往中汲取文明精華、促進開放發展；要平衡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促進共享發展。換言之，共同富裕與新發展理念是內在統一的。在操作上，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關鍵是要尊重經濟規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如，針對區域差別，要充分挖掘西部地區的資源稟賦，研究提出一批科技水平高、帶動效應強、符合國家戰略需要的大項目大舉措；針對城鄉差別，要著力破解阻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在優化資源配置中推動城鄉融合；針對行業差別，則要進一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打破行業壁壘和壟斷，以有效競爭推動行業收入差距逐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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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質量發展解決好三大差別
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總書記這一論斷對我們思考共同富裕的路徑具有方向性、指導性。事實上，盡管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長期存在的三大差別——區域差別、城鄉差別和貧富差別仍然較為突出。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將三大差別背后的收入差距即東西部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縮小到合理范圍內。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任何事物在某一個時期一定有一個主要矛盾”。造成這三大差距的主要矛盾出在生產力的源頭上，也就是說，是直接影響生產力發展的技術、資本和管理以及要素配置、競爭政策等因素不到位、不匹配、不健全造成的。推進共同富裕，要按照五大理念要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生產力的源頭上把東西部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縮小，而不是在生產力環節上造成巨大差別后靠二次分配去調節，這樣做才會事倍功半。所以，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從發展環節上探討縮小這三大差距的具體方法和路徑。
縮小東西部收入差距
2020年，我國東部五省（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的人均GDP平均達到10.5萬元，西部六省（自治區）（新疆、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西藏）人均GDP平均為5.3萬元左右。這表明經過多年的西部大開發，我國東西部地區間人均GDP差距已由2000年左右的4倍逐步縮小到2倍左右，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我們還要看到，東部最富的省份如上海（人均GDP15.9萬多元）與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肅（人均GDP 3.4萬元）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接近5倍。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樣通過生產力的優化布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讓西部更快地發展起來，使得西部與東部之間人均GDP的差距縮小到2倍以內。我認為，如果能夠把西部的各種資源稟賦揚長避短地發揮出來，那西部的人均GDP的提升可能會比東部還要快。
比如，與東部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不同，我國西部嚴重缺水，降雨量一年只有200~600毫米，跟東部動輒1200~1800毫米的降雨量根本無法相比，但這不等于就不能發展農業。西部有廣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學習，在戈壁灘上規模化發展滴灌農業。根據有關資料，這種農業需要的滴灌設施的搭建每畝地大概需要一次性投入25萬到30萬元，產出一般可以達到5萬~6萬元人民幣。假設以500畝為單位建設大棚設施，有若干個大公司逐步覆蓋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預計將產生7500億人民幣的產值。這些農產品既可以賣到我國東部去，也可以賣到歐洲去。而實際上現在新疆、甘肅或者內蒙古已經推廣普及了很多與以色列相同的農業滴灌設施，但是需要規模化的發展，把廣袤的土地資源充分利用起來。
再比如，西部地區陽光充沛，雨量較少，地域遼闊，恰恰給建設光伏發電產業創造了充足的條件。[1] 如果有一批超級大的光伏企業在新疆建設光伏電廠，規模達到十億千瓦的裝機，每年能夠運轉1500小時的話，就可以產出1.5萬億度電。按每度電0.2元計算，就是3000多億元的GDP。整個新疆一共只有2500多萬人口，這樣一來，人均GDP就可以增加1.2萬多元。可以按類似的思路在新疆、青海、內蒙古的沙漠或戈壁布局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光伏發電，達到幾十億千瓦的裝機規模。這些清潔能源發的電可以通過我國的特高壓輸變電技術輸送到東部去，形成新的西電東送。[2] 類似這樣的思路已經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有所體現，比如明確支持在河西走廊、新疆建設大型清潔能源基地。這些清潔能源在未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內，就可以產生人均兩三萬甚至四五萬的GDP。
此外，新疆地下還有石油，四川、重慶還有大量的頁巖氣。2020年我國石油進口5.42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73%；天然氣進口1億噸，對外依存度43%。整體來說中國缺油少氣，對外依賴度達到了70%以上。所以，如果在西部大規模發展油氣資源能源開發，以后能源安全的問題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緩解。將來，我們不需要再進口那么多原油，而且原本自產的2億噸原油也可以不再用于煉油，而把它作為石油化工等生活生產中需要的材料，把這些東西高質量的生產好，也可以幫助提升GDP。
這幾個例子表明，只要我們尊重規律、揚長避短，是可以在生產力源頭上提升西部的發展動能的。但這背后的運作離不開五個“大”。第一，一定是大資本的投入。無論是類似滴灌農業還是光伏發電這樣的項目，都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體現其經濟性，這是由西部的資源稟賦決定的。第二，一定是由大企業集團來建設，不論是國有、民營還是國外的公司。這倒不是歧視中小企業，而是因為中小企業根本無力承擔這筆巨額的支出。第三，要用大技術，也就是要用高科技。過去也有大企業和大資本，但為什么沒有人干呢？因為沒有高科技。現在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產出。第四，要面向國際國內大市場。比如滴灌農業項目，這與過去服務本地方圓幾十公里的小農經濟不同，這種項目的產出要通過與掌握國際供應鏈的企業合作，分銷到全世界，分銷到內地各個終端。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統。比如滴灌農業規模化生產出來的產品，要有高效的物流運輸體系分撥國內的其他地區以及歐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壓輸變電系統才能把電由西部輸送到東部的負荷地區。
事實上，這些年我們的西氣東輸、西電東送、西油東送以及正在發展的東數西算、下一步規模化發展清潔能源基地和特高壓直流輸變電都是屬于這五個“大”的。正是通過這五個“大”，西部大開發自2000年以來在縮小東西部差距方面成效顯著：西部與東部的人均GDP之比由4倍以上降到現在的2倍左右。按這個思路發展下去，十年以后通過新能源、清潔能源的發展可以使西部的GDP翻一番；再通過地下資源的開發、設施農業的發展讓西部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東西部差距就會從如今的2倍縮小到1倍多。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東部給西部的轉移支付可以繼續推進，就可以更好地縮小東西部差距。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根據2013年的統計公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二者相比3.03倍。到了2020年，按常住地統計，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前后對比，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們的城鄉差距得到了大幅改善，特別是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絕對貧困歷史性消除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但是根據2019年的數據，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全部居民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年人均收入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3] 這6.1億人多數還是在農村，所以繼續深化改革、縮小城鄉差距，任重而道遠。那么，怎樣縮小城鄉差距呢？根本辦法仍在于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大農村的蛋糕，從生產力的角度縮小城鄉差距。那么，什么是造成城鄉差距的根本性因素呢？我認為，現階段造成中國城鄉差距的主要矛盾是城鄉二元體制：即城鄉之間基礎性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資金在流動循環的制度安排上是脫鉤與分裂的。縮小城鄉差距最基礎的工作仍是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阻礙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
深化農村“三塊地”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中國農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97%的年收入來自勞動收入，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而城市居民的房子、股票等各種財產性收入，可能占整體收入的50%以上。雖然農民每家每戶都有一畝三分地，但這一畝三分地尚不能變成可以產生現金流的信用品，無法給農民帶來財產性收入。這就是典型的要素資源循環不暢通的問題。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農村“三塊地”即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依法有序流轉做了系統性的頂層設計，試圖開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渠道。[4] 2019年8月，新的《土地管理法》獲得通過并頒布，從法律上明確了過去限制轉讓、出租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將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讓并可以轉讓、贈予、抵押使用權，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權同價。[5] 2020年3月，中辦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進一步提出要“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深入推進建設用地整理，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還要“探索建立全國性的建設用地、補充耕地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這幾項法律、政策的基本邏輯是通過盤活農村“三塊地”，實現土地資源依法有序流轉，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比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按照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的方式流轉，意味著無論賣出多少錢，全部直接留給農村。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村的土地級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邊周邊的農村土地，級差收入就越高。這些級差全部會返給農村。其中20%會補給村集體或鄉政府，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其余的70%~80%則要反哺給出讓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農民。加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廣，農民和農村因“三塊地”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會逐步增加，城鄉差距會得到較大改善。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動農民工進城落戶
由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差異，形成了兩種制度，農民哪怕在城里打工十年、二十年也無法落戶城市。城市的居民普遍享有的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以及就業等社會保障，農民工卻并不享有。即使是在交通事故賠償方面，城市居民和農民工所獲得的賠償費用也相差很多。而且由于不能落戶城區，使得農民工的實際勞動時間減少一半。[6]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在積極推動這方面的改革，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實現2億農民工就地落戶城區。近兩年，這方面改革進一步加快。[7] 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5億人。預計到2035年，沿海地區的城市會再消納1億農民工，內陸城市也可以再消納1億農民工。這2億農民一旦成為城市居民，經過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成為城市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到時候，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就會從現在的4億人增長為6億人。與此同時，通過深化改革等各方面措施，城市原有的中等收入人群會再增加1億；而留在農村的農民，由于“三塊地”政策的逐步落實，財產性收入會不斷增加，其中也將會有1億人步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所以到2035年左右，中國就會有8億人成為中等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從6億減半為3億也將有可能成為現實。
隨著土地和勞動力這兩類生產要素城鄉流動的障礙逐步消除，資金要素也會逐步流向農村
中國的金融資產大概有300多萬億，其中貸款余額250多萬億，這250多萬億中差不多有50萬億是政府性債務，有150多萬億是各類工商企業的貸款，剩下的近50萬億是來自居民家庭的貸款。而其中城市居民的各種貸款累計占居民家庭貸款的90%。換言之，剩下的4~5萬億貸款來自6~7億的農民和農民工。而且很多農民工好不容易有了點余錢，也大多會寄回家，而家里收到這筆錢也大多會存到當地銀行。銀行獲得這些存款之后，最后會集中起來放貸給當地的城市去使用。也就是說，通常情況下，往往是城市拿了農村的資金去使用，資金要素進一步割裂，最后造成金融資源產生的財富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夠分享到農村。背后基本原因仍與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的土地、勞動力的流動限制有關。一方面，農村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尚未有效流轉起來，農民的宅基地質押融資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體現；另一方面，與城市工商業比，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受到一定限制，以致農業的投資回報不高。這反過來說明，隨著農村“三塊地”的逐步有序流轉、農業富余人口進城落戶，城鄉二元體制逐步瓦解，農業農村吸納資金的能力會逐步提高，資本下鄉促進農民富裕的機制會逐步健全，城鄉差距也會因此逐步縮小。
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狀元，這三百六十行主要說的是城市里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邏輯上說，市場經濟發育比較成熟的時候，市場本身的資源配置機制會把各行各業的投資回報互相拉平。也就是說，做銀行的投資回報跟做保險的會差不多，跟做制造業的也會差不多；制造業中的石油化工、汽車和輕工紡織也會差不多。因為資本在行業之間會有一個市場化流動。如果這個行業的回報特別高，資本就會往這邊涌，這個行業的蛋糕就會被瓜分，分了以后，最后各個行業的投資回報會相對拉平。但我國現階段一些行業收入崎高，突出表現在三個行業：金融業、互聯網和房地產。
金融業
中國現在有4000多個上市公司，其中金融業的上市公司有40個左右，包括20多個銀行，還有一些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等。這些金融企業一年的利潤占了整個中國4000多個上市公司利潤總和的50%左右。剩下4000多個來自工商業、服務業等各行各業加起來的利潤總和與金融業利潤占的比重大體相當。而這就造成了金融業的董事長、總經理的年收入動輒就是500萬、800萬人民幣，甚至達到1000萬、2000萬。相比之下，其他的工商產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們的收入卻低很多。現在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大概60萬到160萬，民營企業的董事長，如果不考慮股權分紅和資本利得的因素，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有200萬到300萬。出現這五倍甚至十倍的差距，不是因為那些金融業的董事長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拿這么多錢，而是因為金融牌照產生的壟斷租金。實際上，我們不妨對比一下美國：華爾街同樣有4000多個上市公司，排在前十位的其中有八個是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包括蘋果、Facebook等；但在我國4000多個上市公司中，排在前十位的其中有八個是金融機構，另外兩個一個是地產公司，一個是茅臺酒廠。這些都說明了金融行業的高門檻和牌照資源的稀缺性導致了這些行業獲得了超額收益，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也因此獲得了超過其能力和貢獻的超高收入。
互聯網行業
近年來，我國互聯網平臺企業快速壯大，在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的同時，為廣大中小企業開拓了新的營銷渠道。但也出現了市場壟斷、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一些企業在競爭中往往通過“掐尖式并購”，把一些可能產生顛覆或競爭效應的小企業收入囊中，試圖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或者通過巨額融資、以“燒錢”的方式來搶占“入口”、占領用戶，一旦形成壟斷后就贏者通吃，抬高門檻、拉高定價，搞價格歧視；個別頭部企業借助已經形成的市場優勢大肆向金融領域擴張，美其名曰“商業模式創新”。這時候，小公司想要到這些平臺來開店銷售商品，它們就會收取20%或者25%的上架費。這種不合理的市場壟斷帶來了顯著的財富聚集效應，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對這種情況，如果前面搞了壟斷，后面采取征稅的方式來平衡，實際上是本末倒置的。正確的做法是先要在源頭上做到相對平衡，即加大反壟斷力度，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促進市場有效競爭。要針對其業務模式的不同特點提出監管的思路，特別是要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利用信息和數據優勢涉足民生和金融領域的監管，有序引導其逐步剝離有關業務。
房地產行業
近十幾年來，在各路資本的涌入和加持下，房地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我國的房地產建設面積從二十年前每年1億平方米發展到如今每年17億平方米，房地產公司從幾千家發展到幾萬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房價從每平米1000元上漲到如今最高每平米20萬元，最終導致“房子是用來住的”這個概念異化成為“房子是用來炒的”。自然，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財富畸形的分配。這不僅僅是房地產行業從業人員收入崎高的問題，還由于房地產價格的暴漲，買房早、買房多的比買房晚的、沒房的在獲取房產增值收益方面形成了天壤之別。所以近年來，黨中央一直強調房地產行業要回歸“房住不炒”的定位，并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來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努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最近一段時期，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下行壓力，一些頭部房企由于杠桿率過高出現了流動性困難，正是矯正房地產行業畸形發展的好時機。建議短期內以穩為主，適當調整緊縮政策；同時，著眼長遠，通過調整個人住房信貸政策、大力發展租賃住房市場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來實現標本兼治。
總之，糾正這些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關鍵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行業運行的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層面進行調整，實行源頭治理。而不是在生產力造成畸形的極端之后再去通過二次分配來調整。換言之，實現共同富裕，先要從生產力的第一線，從供給側結構性的制度安排，從區域的資源優化配置，從城鄉的要素循環和行業的協調平衡去解決，這樣才會從基礎上平衡好共同富裕，最終形成高質量的發展。
-3-
處理好三大分配之間的關系

總書記強調，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當影響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協調、城鄉統籌、行業均衡的體制機制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后，為了促進共同富裕，我們還要做好分配的工作。其中，一次分配講效率兼顧公平，二次分配講公平兼顧效率，三次分配講自愿、講道德。這是三個分配的基本格局。這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礎，二次分配是關鍵，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輔助補充。有人說，如今我國前面兩次分配都已經做得很完善了，應該將重點放在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這種理解是絕對畸形化的歪曲事實的理解。
一次分配講效率
這里的效率代表的不僅是勞動所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原則是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正如前文所言，關于農民，不能僅憑借農民從事農業活動的勤勞程度決定他的分配，而是要把被征地動遷的土地要素流轉帶來的收入大部分分配給農民，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此外，農民對其擁有的土地，比如宅基地和承包地等也同樣擁有益物權，這是一種財產權利。農民可以用這些地做融資抵押，申請到貸款，有了這些貸款，農民就有了靠資金要素來獲取收益的可能，其收入就會有所增加。這種因賦予農民土地要素的流轉而形成的收入分配，都屬于一次分配。所以，一次分配講效率不僅僅是按勞動來分配，而是包括要素在內的多樣化的分配方式。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如何利用資本市場做好一次分配。其實，這方面發達國家非常有經驗。比如，美國股市總市值中有大約63%左右由機構投資者持有，其中各類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來源就是各種退休金。[8] 正是在此類養老基金的參與下（占美國股市市值規模30萬億美元的30%），加上美國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戰略投資者等的長期投資（占了股票市場的40%），美國的資本市場才形成了以長期資本為主、機構投資為主，散戶投資、短期基金投資為輔的投資格局。這種機制也讓美國的普通工人分享資本市場增長的紅利。所以，我們看到，疫情之下，盡管美國失業率連創新高，但由于股市在持續上漲，工人來自資本市場的財產性收入并沒有收到太大影響。這個故事啟發我們，如果能夠進一步拓寬社保資金投資資本市場的渠道，我國資本市場的長期資本就會增多，廣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長中受益。事實上，除了養老、醫療保障基金外，還有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補充養老保險金），這些基金也都應該加大在資本市場中的投資比例，而不能僅僅是存銀行拿利息。這既是為資本市場提供穩定可靠的長期資金來源的需要，也是這些基金自身保值增值的需要。在未來，這些資金可以通過競標的方式交給類似社保基金管理機構那樣的投資機構來管理，實現7%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可謂一舉多得。
二次分配講公平
一次分配主要在市場主體端，根據國家的法律和市場的機制來運行；二次分配則由政府主導，是直接由政府推進的分配，講的是公平，是整個分配關系當中最關鍵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稅收、社會保障的五險一金以及轉移支付三個方面。
重點談一談稅收。稅收包括直接稅與間接稅兩種。所謂間接稅，是指納稅義務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納稅義務人能夠用提高價格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別人的稅種。具體而言，增值稅、消費稅以及關稅等都屬于間接稅。直接稅是指直接向個人或企業開征的稅，是指納稅義務人就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具體而言，房產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遺產稅等屬于直接稅。間接稅由于可以轉嫁，對收入分配調節功能不如直接稅。在未來，要逐步降低間接稅的比重，提高直接稅的比重。
建議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七級累進、最高45%的所得稅率，在全世界算是較高的。我國每年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7%，大大低于發達國家20%、發展中國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羅斯都要低。之所以這么低，一個重要原因是高邊際稅率下，很多私營企業主在企業不領工資，而是將收入留在企業轉成按25%的稅率交企業所得稅；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將企業遷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稅。按照國際慣例，個人所得稅率應該小于或等于企業所得稅率，現在企業所得稅降到了2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也應由45%降到25%，相應的級次稅率也應下降。此舉不僅不會減少稅收總量，反而會擴大稅基，刺激消費，形成稅收總量的增加，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也會逐步提升。
建議進一步穩定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占數量80%的小微企業吸納了70%的就業。2018年7月，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針對小微企業出臺了持續三年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100萬元（含10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間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9] 2019年1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又該優惠政策進一步放寬：對應納稅所得額低于100萬元的部分，減按25%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并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100萬-300萬的部分按50%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間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10] 2021年4月，兩部委再次發布公告，對應納稅所得額低于100萬元的部分，減按12.5%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并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優惠時間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11] 這些政策將小微企業的實際稅負降到了5%，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為優惠的政策了。建議將這一短期性臨時性政策轉變為長遠的基礎性制度，上升為法律，以穩定社會預期。
除了所得稅外，直接稅還包括房地產稅、遺產稅和饋贈稅。這些都是現代國家財稅體系中重要的直接稅稅種。目前，我國正在試點房地產稅，未來將逐步推開。今后還要研究推出遺產稅和饋贈稅。當然，我們還要考慮稅源的國際競爭因素，不能孤立的談提高直接稅比重。比如，法國在奧朗德時期推出了一項比較左傾的政策，即收取高達70%的遺產稅。這項政策一經推出，法國的富翁和企業領袖們紛紛選擇離開法國，移民去稅收較低的英國倫敦，很多企業家也將公司總部也遷到英國。這樣一來，英國因此獲得了一筆巨大的財富，而法國的資產財富卻大量流失。由此可見，想要解決平衡性的問題，還需要統籌國際競爭的考慮，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造成財富流失。
三次分配講自愿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質的捐贈。現在不少人富起來后有回饋社會的愿望，社會責任感很強，但由于我們這方面相關的稅收制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還不夠暢通，相關社會組織和行業監管尚不成熟，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比如，通過免抵稅可以有效激勵人們從事公益捐贈。日本有一位首相，他的母親十分富有。母親去世后，給這位首相留下了一套價值不菲的別墅。日本當時的遺產稅率是50%，所以他如果想繼承這套別野，必須交納遺產稅。但是他卻拿不出這筆錢。當然他也可以賣掉，但是這是他母親留給他的財產，也是一種紀念。最后他把這套別野捐給了國家。這樣一來，他就不用交遺產稅了。美國也有類似的捐贈免抵稅的立法，旨在鼓勵其富裕人群自愿捐贈。
中國也在完善捐贈免抵稅的有關政策。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不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稅前扣除；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扶貧、濟困等公益慈善事業進行捐贈，捐贈額未超過納稅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此外，對符合條件的公益慈善事業捐贈實行全額稅前扣除。[12] 在受贈對象方面，有關部門也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寬了受贈對象的限制。[13] 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表明，我國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規范、透明、法制化的公益性捐贈機制。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中捐贈稅前扣除若與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的有關政策結合起來，不僅可以讓一次分配更有效率，還有利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加大捐贈的力度，促進三次分配，進而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貢獻。
注釋：
[1] 科學研究表明，地球表面接收一個小時的太陽光就可以讓人類使用100年；若在新疆16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一個規模達20萬平方公里的光伏發電項目，產出的電量就夠整個全中國使用了。當然，這是理想情況。
[2] 前不久，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建成投運受到廣泛關注。根據公開的報道，該項目于2018年11月開工建設，2020年12月30日全面建成投運，是我國發展先進輸電技術破解特大型新能源基地集約開發世界級難題的重要實踐。這背后是青海利用其自身豐富的光照和風力資源在“十三五”期間陸續建成了兩個千萬千瓦級的可再生能源基地。
[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4]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5] 新的《土地管理法》還明確征地將受到為公共利益的前提限制，被征收土地不再按土地年產值一定倍數補償，而是綜合考慮未來發展增值空間、制訂區片綜合地價，為被征地農民提供穩定社會保障，從而讓農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6] 與我國城市職工一般60歲退休不同，農民工一般干到45歲左右時。隨著年齡增大，沿海城市的企業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來可以干到60歲，現在只到45歲，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業工齡少1/3。同時，農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時候，一年12個月總有兩個月回家探親，這兩個月回家相當于一年的1/6。1/3+1/6=1/2，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時間因戶籍制度大體減少一半。也就是說，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人權的問題、對農民關愛的問題，同樣也是生產力問題，是人口紅利的問題。
[7] 在2019年12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和2020年3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均明確提出放寬城市落戶限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
[8] 其中“401（K）計劃”扮演著重要角色。截至2019年9月30日，美國30.1萬億美元的退休金中有9.3萬億投資于共同基金，其中來自于401（K）計劃的資產為3.8萬億美元（占401（K）總規模的64%），占共同基金資金來源總額的19%。而401（K）計劃形成的資產的投資絕大多數不是由企業自己來操作，政府也不幫企業歸集操作，而是通過招投標交給私募基金，由最優質的大型私募基金幫助運作。
[9] 2018年7月，為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業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范圍的通知》(財稅〔2018〕77號)。隨后，針對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擴圍后如何征管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貫徹落實進一步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范圍有關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40號）。
[10] 參見《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知》（財稅〔2019〕13號）。
[11] 參見《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于實施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公告》（財稅〔2021〕12號）。
[12] 實行企業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全額稅前扣除的，包括向教育事業、福利性非營利性的老年服務機構、符合條件的基金會、公益性青少年活動場所和地震災區等的捐贈。
[13] 2020年5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聯合發布公告，明確了社會組織取得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的條件和程序。2020年12月，財政部、稅務總局和民政部聯合發布了2020年度—2022年度公益性社會組織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名單，一共有120家公益性社會組織上榜。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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