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實：幼兒教育不要盲目崇拜“市場機制”
點擊： 作者：徐實 來源：瞭望智庫 發布時間:2017-11-28 11:09:13
最近，兩則虐童的新聞吸引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上海攜程親子園工作人員給幼兒喂芥末、北京紅黃藍幼兒園幼師給幼兒扎針，這兩個事件先后引爆輿論。
實際上，這類事件的出現并非偶然——非貨幣性福利的缺位已經暴露出極大的弊病。然而，一些浸淫于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仍在呼吁：
如果取消政府管制、全面放開早教市場，那么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市場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如果一切都交給市場，我國東南海島和西藏的許多村莊或許就永遠沒有電、沒有手機信號。
1、“非貨幣性福利”的瓦解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為什么我們很少聽說早教機構虐童的事情呢？
這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城市里，幾乎所有的早教機構都是非營利性的。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非貨幣性福利”：稍有規模的企事業單位都有自己的早教機構，收費非常低廉，一般在每月10元以下。
并且，由于早教機構的服務對象都是本單位的職工，幼教老師平時的工作很盡職盡責——在一個熟人社會里，她們沒有理由去得罪朝夕相處的同事，更不用說去虐待他們的孩子。
然而，隨著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改革，“單位辦社會”的模式被瓦解。大量非營利性早教機構灰飛煙滅，只有少量黨政機關幼兒園存活下來。
此后，呈現這樣一種尷尬局面：公立早教機構質量雖高，卻供不應求，以致許多父母只能求諸私營機構。
然而，私營早教機構聘用幼教老師，大多不設定學歷要求，也不需要提供教師資格證。近期出事的攜程親子園和紅黃藍幼兒園都是私營早教機構，后者的收費甚至不低。
對比今昔就會發現差距：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許多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雖然享有很長的帶薪產假，但很多人不等休滿產假就回來上班；
現在的女性職員，就算有6個月的產假都覺得不夠用。
為什么會這樣呢？
因為有非貨幣性福利的有力支持——幾個月的幼兒可以放在單位的托兒所，再大一些可以上單位的幼兒園，女職工下班后直接把孩子接回家就行了。
設置這種非貨幣性福利的初衷，就是支持職業女性在工作崗位上創造更多的價值。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貨幣性收入不斷增加，但是，城市工薪族卻并不覺得手頭寬裕。
而在上世紀80年代，城市里的雙職工家庭往往出手闊綽，就算把每個月的工資花掉90%，照樣開開心心——不用還房貸，養孩子成本很低，所以收入大可用于個人消費。
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城市工薪族的貨幣性收入遠遠超過30年前，但是大多數人都深感“錢不夠花”——在私營早教機構，5000元/月的價格還不能購買到當年10元/月的服務水平，工薪族還敢隨便花錢嗎？
當非貨幣性福利瓦解、人情被冷冰冰的利益關系所取代時，很多齷齪的東西就開始發酵。
2、美國“早教市場化”的教訓
西方的經濟理論否認非貨幣性福利的合理性。回到歷史中看事物的本質，非貨幣性福利恰恰是對普通群眾非常重要的東西。某些被西方經濟學“洗腦”的觀點，囫圇地將非貨幣性福利說成是“計劃經濟的包袱”，卻忽略了其中蘊含的積極意義。
在這些觀點看來，早教機構每月5000元以上的高額收費拉動了GDP增長。但至于普通群眾的實際生活質量如何、有沒有安全感和尊嚴，則不在考慮范圍之內。
即便非貨幣性福利的缺位已經暴露出極大的弊病，他們還是在聲嘶力竭地叫喊：如果取消政府管制、全面放開早教市場，那么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這種觀點缺的不是知識，而是起碼的常識——美國的早教市場是完全市場化的，沒有事業單位也沒有公有制經濟，看看美國的現狀不就能說明問題了嗎？
美國女性的法定權利是比較糟糕的，美國聯邦層面的法律不保障帶薪產假，只有12周的無薪產假。
美國的早教機構都是營利性的，收費水平相當高。
在中等偏上收入群體居住的社區，1-3歲幼兒的全日托價格約為每月1500美元到1900美元；3-5歲幼兒可能稍便宜一點，也在每月1300美元到1700美元之間。
這是個什么概念呢？
假如一個職業女性稅前年薪為4.5萬美元（有名牌大學碩士學歷的女性差不多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按照美國加州的稅率推算，她每月的稅后收入是3078美元（這還建立在沒有往養老賬戶里存錢的基礎上）。
據此推算，光是一個小孩的日托費用，就吃掉了母親稅后收入的一半；如果這母親有兩個小孩，那么所有的稅后收入都得用來支付托兒所的服務費，母親一年給自己添幾件衣服行頭恐怕都困難。
既然如此，母親還不如直接辭職、全職在家帶娃，這樣反倒省些錢。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許多美國女性如果沒法拿到特別高的薪水，寧可選擇一段時間內在家帶娃。這導致美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低于中國。
美國名牌大學每年的學費普遍超過4.5萬美元，而美國戶均收入（稅前）僅為5.6萬美元。
也就是說，全家的稅后收入還不夠支付一個孩子在名牌大學里的學費。把社會服務完全放給市場，就意味著幾乎所有機會都要用錢來購買。
這樣的社會，是13億中國人民想要的嗎？
3、不要盲目崇拜“市場機制”
由于非貨幣性福利的缺位，類似的現象也開始在中國城市出現。
筆者兩位昔日的女同學都在上海，一位曾在外企做到部門領導，另一位在券商摸爬滾打八九年，都算是比較優秀的高知女性。她們本來可以在工作崗位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卻因為找不到性價比高又靠譜的早教機構，近一兩年，不得不放棄大好前途，在家照顧孩子。
長此以往，優秀的女干部、女性高管、女科學家的成長都會成問題。對社會來說，這顯然是巨大的損失。
要否定一種事物，就必須提供更好的替代品。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辦社會”確實存在不合理的因素，給許多國有企業帶來了經濟負擔。因此，將一些社會保障和福利職能從國企剝離出來，促使國企輕裝上陣、獲得重生，對于發展公有制經濟確實是好事。
然而，計劃經濟時代的非貨幣性福利瓦解之后，卻并未出現理想的替代品。
放手把社會服務完全交給市場，就能完全取代非貨幣性福利嗎？實踐給出的答案恰恰是否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非貨幣性福利強調平等。例如，從前由單位開辦的早教機構為本單位所有職工及家屬平等服務。
市場機制講究的是“價高者得”——出價最高者吃肉，次者喝湯，其他人能不能見到骨頭渣都難說。
于是，在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背景下，私營早教機構、私立學校紛紛成為業主瘋狂斂財的“搖錢樹”。
學費一漲再漲，廣大城市工薪家庭不堪重負。說句不太好聽的實話，如果完全沒有非貨幣性福利，只要你的個人收入仍是勞動收入、而不是資本利得等財產性收入，就不可能購買到所有高質量的社會服務。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指的是在非公共物品的領域內按市場規律辦事。智能手機和衛生紙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不需要政府參與也能運作得很好。但是，國家應當從戰略的高度明確界定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更不值得盲目崇拜。
如果一切都交給市場，我國東南海島和西藏的許多村莊就應該永遠沒有電、沒有手機信號。這顯然違背了“共同富裕”的目標以及“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關系到人民群眾基本福祉的公共物品，不應該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當作狗皮膏藥到處亂貼，是對人民和歷史的不負責任。
4、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高度來認知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市場機制會自發產生兩極分化。
高度重視并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性質的非貨幣性福利，把建設非貨幣性福利提升到“解放生產力”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高度來認識，正是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如果早教機構和養老服務機構都不發達，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勞動者就不得不將自身的大量時間用于照顧家人，這不僅給家庭內部造成沉重的負擔，而且還會降低社會的勞動參與率。
2011年以后中國勞動人口呈現出連續下降的趨勢，而且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老齡化。如果不及時解決建設非貨幣性福利、社會化撫養/供養的問題，家庭負擔造成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將對生產力發展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求減少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又要求增加新的有效供給，這當然涉及勞動力的轉移，建設非貨幣性福利恰恰有助于吸納大量勞動力，并且創造人民群眾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給。
如果按照日本的“幼教：幼兒”比例建設早教機構，并且按照日本的“老人：護工”比例建設養老服務機構，在我國能夠創造1000萬以上就業崗位。
5、社會化撫養要有“新思路”
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格局下，建設非貨幣性福利、社會化撫養/供養也要有新思路，畢竟不可能再回到“單位辦社會”的模式去。
新思路應體現以下基本要點：
第一，宏觀上，堅持公益性和非營利性、財政轉移支付。
如前文所述，社會化撫養/供養的初衷是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唯有財政轉移支付才能保證社會化撫養/供養的公益性和非營利性。本質上說，這是用財政轉移支付來換取全社會范圍內更大的經濟回報，現在花錢是為了增加未來的稅收。
第二，微觀上，采取企業化、科學化管理。
社會化撫養/供養機構可以放在企業框架下管理，因為非營利性國企已有大量先例。例如各大城市的公交集團基本上都是非營利性國企，雖然有經營性收入，但是也接受財政補貼，并不以營利為目的。
企業化管理的好處在于，避開了從前事業單位的編制限制和管理責任不明確等問題，執行力要好得多。
第三，設立職業準入機制，積極培養配套人才。
私營早教機構和養老服務機構之所以問題頻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幾乎沒有職業準入機制，而且人員流動性極大，內部管理混亂，不出事才叫奇怪。因此，建立職業準入機制、完善對從業人員的管理，勢在必行。
但是，光建立“門檻”還不夠，要積極配套相關的職業培訓和人才培養，才能保證邁過“門檻”的從業人員能夠滿足社會需求。
第四，為從業人員設置合理待遇。
近期這些負面新聞暴露出從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是，客觀地說，這是私營早教機構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某些私營早教機構動輒收取每月3000元到5000元到學費，可是給幼教老師開出的月薪也就2000元出頭。這個收入水平在任何二線城市都不可能維持體面的生活，更不用說在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了。
在如此嚴重的剝削下，幼教老師毫無安全感和歸屬感，更不可能有多少工作積極性。所以，要想把社會化撫養/供養真正辦好，那就必須保證從業人員獲得與勞動價值相稱的收入。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國企會比私企做得更好。
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希望孩子們的不幸能夠讓全社會認識到問題的本質，這正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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