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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真教授（我愿意在這里用這個稱謂來稱呼她，畢竟她的貢獻超過了現實中許多已經被評上的教授）以獨立作者（即沒有其他合作者，只是她一個人的工作）在世界上被認為是頂級的數學刊物Acta Mathematica 上發表的論文，固然證明了她在數學研究上確實做出了極為出色的成績，但與此同時，她花費了許多年的心血，也讓她在工作單位上所獲得的待遇與她現在做出的貢獻相比完全不能匹配。我們是否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她現在依然沒有發表出這篇杰出的論文，那么她的學術前景，她在高校中的研究生涯是否就會一直地黯淡下去？

多年前，國內高校，特別是一些所謂名校，實行了一種“非升即走”的政策。如果一個青年博士，在進入高校執教之后，如果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被評上高級職稱（至少是副高職），那么學校就會認為這個博士在這所高校里工作的價值不算大，所以學校的教職就不應該為他繼續保留，而這位博士就應該麻利地卷鋪蓋走人。當時，北京一所第一牛的高校就推行出了這種政策，引發了很多青年博士們的不滿。但博士們沒有辦法，學校有規定，個人的力量再大，你胳膊還能擰過大腿去嗎？

從學校的出發點來看，學校方面的說詞就是學校不能供養懶漢或者無能之輩。我們這么牛的高校，來供職的教師應該都是非常牛的，非常有本事的。來了以后，他們就應該在學術上、在教學上為學校做出貢獻，就應該拿出非常優異的成績來。如果他們在規定的期限內，不能為學校做出這樣的貢獻，那么對不起，學校不養閑人，不養無用之人，他們就應該自覺地抬屁股走人。

錢學森有過所謂錢氏之問，即中國高校為什么總培養不出大師級人物。對于錢氏之問，我以前寫過文章，對其之問本身提出過一些質疑。不過，如果從中國有些高校推行的所謂“非升即走”的做法來說，至少，這種規定對于中國高校能夠出現大師級人物，肯定是非常不利的。因為這種所謂“非升即走”的做法，是逼著高校的博士們走一條急功近利的道路。這樣的道路不能說完全出不來成果，甚至是較為優秀的成果，但要出那種長年堅持慢工出細活的大師，這種急功近利是絕對起著負面作用的。因為真正優秀的成果，都不可能靠急功近利來獲得。

很早以前，很多人都說起過，在中國高校，應該允許有部分教師，或者少部分教師，不需要承擔過多的教學或者做應用性課題的工作，而專門去一心一意地研究某些基礎理論問題，或者更為高深的學術問題。這種做法可能在短期內出不來多么顯赫的成果，但如果一旦能做出優異的成果，一定是有著極大價值的，甚至可能是轟動全國，乃至轟動世界的。

當年，在文革的動蕩中，陳景潤就是獨立在做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那時，沒人給他下什么工作指標，沒有人給他下任務，更沒有人給他發獎金，他就是憑借著對數學的愛好、對這個問題的濃厚興趣、對研究這個問題的堅持和執著，把對哥德巴赫猜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當人們知道陳景潤的工作確實很了不起，于是一大堆贊揚、榮譽也都跟著來了。可是他在這個時候，由于長年的勞累和工作環境的艱苦，已經損害了他的健康。他要再想把他的研究向前推進，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的高校，對于類似于郇真和陳景潤這樣的研究者、這樣的教師，到底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政策，使這些人能夠有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能夠全身心地投身到這些重大課題的研究工作中，這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在高校里，所有的教師都要擔負教學與科研的任務，學校都規定了硬性的指標，完不成這些指標，那后果是很嚴重的。可是，如果像郇真和陳景潤這樣的研究者，要他們也去做這些教師每天必須要應付的工作，那么他們后來能夠拿出來的轟動世界的優秀成果，根本就不可能問世。這對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都是非常重大的損失。然而，如果高校給出一種什么維護這種研究人員進行長期且看不到成果的研究的政策，那么其他教師是不是會有意見和不同的想法？這中間要怎樣實現一種平衡？這些問題解決的難度都很大。

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在科學技術領域要有大的發現，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須給予我們的科研人員以更為寬松的研究環境。生管硬逼是出不來好活兒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高校，我們的研究機構，必須弄明白這個道理，必須要給我們的科研人員以最好的條件、最利于發揮創造性的環境。

其實，這個問題的解決并不是難得不得了，更不是難于上青天。比如，學校方面可以進通過招投標，詢問我們的教師，他們當中有誰手里有自己感興趣的課題，而且愿意去長期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學校就不會給這樣的申請者下達硬性的教學指標或者一定要申請到什么課題。而且，學校還要保障他們在經濟上不會與那些從事教學科研任務的教師在待遇上存在過大的差距。這也就是說，這些從事長期研究的教師們，不用總去上課，也能過得很好。可能有人會說，如果有的人，就是以這個作幌子，不想干活，還想拿錢，那該怎么辦？

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那些申請做長期研究的人，可以要求他們每年拿出一份報告，說明這一年，他們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樣的進展。當然，做了一年研究，可能沒有進展，但肯定會有困難，那么在報告中，就可以說明所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以及經歷了怎樣的曲折，還有下一步有什么樣的設想和打算。這樣做下去，也許過了很多年，也沒有獲得突破，但至少在研究過程中，所走過的彎路，所遇到的障礙，同樣也是做這些研究的成果或者是副產品。這些副產品對于后來者的研究也是有用的。

作為高校，應該有這種思想準備，即那些研究者可能花費了一生時間，也沒有取得突破。這在科學研究中是經常出現的事情。那么我們的高校就應該有這樣的心胸和氣度。或許也有個別渾水摸魚的，但真正愿意做這種工作的，想渾水摸魚的人肯定只是少數。少數人的存在什么時候也無法避免，為了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這些都是難以回避的代價。

郇真教授在她的回應中寫道：其實我覺得一個數學工作者所面對的世界就像王爾德和安徒生的童話中的一樣：殘忍、世俗、與你毫無共情的現實世界，以及永遠懷揣著童話般夢想的主人公，而因為他們與現實格格不入，因此結局經常是悲劇的。

她提到了《海的女兒》中的小美人魚，提到了《快樂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提到了《西班牙小公主的生日》中的愛慕小公主的小矮人，提到了《野天鵝》中的為救自己的哥哥，而一直編織著蓖麻衣服的公主。這些童話中的人物，除了《野天鵝》中的那個公主，其他人的結局都是痛苦和死亡。

郇真教授說，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其實并不知道我們在做什么，付出了多少，從他們的角度，我們多多少少是很奇怪的人。

或許，他們在別人眼里是有些奇怪，但是他們卻能夠做出一些偉大的事業。這就是人們應該對他們保持寬容的理由。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