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講現代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
聽到一種議論:十八大的總的精神是如何實現現代化。這是不對的。習近平指出:“要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點、著力點、落腳點。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按照總書記的說法,十八大總的精神應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現代化,可以做各色各樣的解讀。可以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老實說,有人談論現代化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為藍本的。他們說的現代化,就是西化、美國化,例如他們談論政黨現代化。什么叫政黨現代化?就是多黨制、輪流執政。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多黨制,就不是現代化的政黨制度。他們是打著現代化的旗號,想搞資本主義化。這樣的“現代化”,我們是怎么也不能接受的。
談到現代化,更多的是講經濟問題。例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等等。即使經濟的現代化,也有不同的道路,可以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所以,鄧小平明確指出:“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背離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2)這就是說,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談論現代化,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二、不能把鄧小平理論歪曲成不問姓“社”姓“資”的實用主義
現在,有一種實用主義傾向,“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什么主義都行”。記得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就在課堂上公開宣傳,“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不要管什么主義、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行。”當時,這種言論被當作思想解放的樣板,加以推廣。于是,不問姓“社”姓“資”的“貓論”蔓延開來了,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成了口頭禪,似乎成了不用論證的真理。有人甚至說,“不要問姓‘社’姓‘資’”,這是鄧小平說的,而且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他們把鄧小平說成是不講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者了。
查遍《鄧小平文選》,我們始終找不到“不要問姓‘社’姓‘資’”這句話。這是有人杜撰出來,然后強加給鄧小平的。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不要問姓‘社’姓‘資’”,如果真的“不要問姓‘社’姓‘資’”,連是不是社會主義都不要過問了,他還提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強調什么“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無法解釋的。恰恰相反,有人用計算機檢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用得最多的詞是“社會主義”。
不能不承認,從我國的根本制度、發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來說,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是最堅定不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實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最旗幟鮮明。
“文化大革命”剛剛過去的1978年底,有人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究竟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的問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時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好”。他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們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3)1987年,他對外賓明確表態:“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4)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平息以后,鄧小平從國際范圍的戰略高度總結說:“這次發生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他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5)到1992年春天,他運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唯物主義,再一次強調: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他堅信,盡管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嚴重曲折,“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6)讀到這些鏗鏘有力的話語,有誰能夠說鄧小平是一個不問姓“社”姓“資”的實用主義者呢?
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同時,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因為堅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80年代每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都是鄧小平親自發動的。鄧小平分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指出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7)80年代初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逐步蔓延、泛濫,而黨內有人對此認識不清,甚至主張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從黨的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刪去,針對這種狀況,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他強調全會的決議必須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寫上,并且指出:“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頂不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的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8)1986年底爆發的學潮引起了全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警覺,鄧小平對中央幾位領導同志作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談話,指出鬧學潮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問題就出在這里”。他親自部署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然而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持消極態度,這場斗爭沒有堅持下去,終于釀成1989年的政治風波。動亂平息以后,鄧小平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的,這是由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9)所謂國內小氣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他提出,必須加強對人民、干部和黨員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92年鄧小平總結十多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歷史經驗,再次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在看起來還不止搞二十年(有的地方,他說要搞五十年七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兩任總書記“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10)
我們不厭其煩地引用鄧小平的這些論述,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在涉及我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從來都是旗幟鮮明的: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邪路。認為鄧小平只講發展經濟而不問姓“社”姓“資”,這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是出于某種需要的主觀臆想。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有一句話:“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11)經常有人引用這句話來論證鄧小平是主張不問姓“社”姓“資”的。關鍵是怎么理解“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這句話: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是不是就是不要問姓“社”姓“資”?我理解,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說的是要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不要把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當成資本主義,不敢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國家里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搞得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聯系上下文來看,他主要是針對市場經濟問題說的。市場經濟本來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本身并沒有社會制度的屬性,而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但往往被某些人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仿佛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就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因而不敢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來發展生產。為了使人們擺脫把市場經濟當作是資本主義東西這種思想的束縛,鄧小平才提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所以,這句話絕不是說,鄧小平主張,在我國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道路的問題上,不要區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不要問姓“社”姓“資”。用這句話來論證鄧小平是不問姓“社”姓“資”的實用主義者,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故意歪曲。
三、生產總是在一定社會制度下進行的,發展經濟、搞現代化不可能不問姓“社”姓“資”
有人認為,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就應該埋頭搞生產,只要能實現現代化,用不著去問什么主義。這種看法是荒唐的,也是做不到的。
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但單個人是不能從事生產的,必須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物質生產才能進行。像魯濱遜那樣在荒島上獨自生活的事情,只是傳奇小說,文學的描寫,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西方經濟學喜歡把孤立的個人作為出發點來研究經濟問題,這是他們的主觀想象,無法對現實的社會生活作出科學的分析。這種做法,反映了他們的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也是他們得出各種錯誤結論的方法論根源。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離開了社會關系,就解釋不了任何社會現象。生產力總是同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任何生產力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里面存在和發展的,我們可以撇開生產關系,專門去研究生產力本身的發展規律,但這只是一種理論的抽象,在現實生活中,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是不可能有的。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發展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12)搞經濟建設,發展生產,躱不開一個問題:在什么社會制度下搞經濟建設,在什么所有制基礎上進行生產。在當今歷史條件下,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不是在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生產,就是在私有制基礎上進行生產。主觀上你想不問姓“社”姓“資”,客觀上姓“社”姓“資”要問到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從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來說,任何經濟都不是孤立的,發展經濟都有一個政治方向問題。人們都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發展生產的目的是什么,是為哪個階級的利益服務,這個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我們搞現代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的,是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資本主義國家也搞現代化,那是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實現的,是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服務于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問題,也是任何人都躲不開的。
四、不講理想信念、不問姓“社”姓“資”的實用主義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它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
許多人對實用主義的危害認識不清,總認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什么矛盾都好解決。這是不問姓“社”姓“資”的“貓論”得以蔓延的認識原因。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得不佩服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政治敏感性。記得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他說:“今天(指1988年)東歐進行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1983年,我游歷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見了幾位東歐集團的領導人和數百名平民。從他們當中傳出了一個明朗的信號:共產主義教條作為激發人們的力量已經死亡。”“東歐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喪失了信仰。當今大多數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產黨的意志和信心已經破滅。”“正在崛起的一代東歐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干家,而實用主義則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13)過了短短幾年時間,東歐發生劇變,尼克松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事實證明,實用主義的確可以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
尼克松的論斷以及后來實際發生的事情,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現實問題:理想、信念的缺失,不問姓“社”姓“資”,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決不能等閑視之。不講政治、不講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術具體事務的實用主義,長遠來看是會出大問題的。“實用主義能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然而卻是被蘇聯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事實證明了的真理。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4)社會主義始終面臨著朝哪兒發展、朝哪兒變化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客觀上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前進;另一條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換個名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狀,不發生變化,那是做不到的。“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涌現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拉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去。這些思潮的說法不一樣,詞藻不斷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樣的,無非是:政治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實行多黨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經濟上反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求實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求讓資產階級思想占據指導地位。在這些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輪番進攻面前,如果不強調馬克思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反而鼓吹什么不問姓“社”姓“資”,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些思潮的影響,在實踐中自發地往資本主義化方向走。這種危險是客觀存在的。
那么,為什么不講理想、信念,不問姓“社”姓“資”的實用主義會導致和平演變呢?
這是因為,我們是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方面,從國際環境來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國家、使資本主義重新一統天下作為根本的戰略任務,用武力的辦法實現不了,就用和平演變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針不會改變,遏制我們發展、強大、統一的圖謀也不會放棄。它們雖然出于現實戰略和經濟利益的考慮,需要同我們進行接觸、打交道、發展關系,否則生意沒法做,但是,這種“全面接觸”、“發展關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影響”、“促進各種思想向中國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進中國.從而導致中國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其實質是促使中國從內部發生類似于蘇聯已經發生的那種變化,即資本主義化和分裂。由于在整個國際范圍內,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各個領域都處于優勢,相比之下,我們還顯得相當落后,因而它們推行的西化、分化戰略不能不對我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自覺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就很可能接受它們的價值觀念,墮入它們設置的陷阱,就會逐步發生和平演變。
另一方面,從我國國內情況看,現在,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較,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情況要復雜得多了。由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所有制結構上已經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這是符合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水平及其發展要求的,因而是應該長期堅持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經濟上多種成分并存,必然帶來多種意識形態。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就會有為它們的利益進行辯護的理論觀點,就會有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蔓延的土壤。同時,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發展達到一定程度,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為了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會在政治上提出各種要求。經濟決定政治,這也是必然的。不是已經有私營企業主聲稱:主體不是封的,誰行誰當主體,公開要求由“補充”變為“主體”嗎?多次冒出來的要求實行多黨制的不和諧聲音,也不能說與此無關。諸如此類的現象的出現,提醒我們:越是客觀上存在多種經濟成分,我們越是要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越是客觀上存在不同的政治勢力和不同的政治要求,我們越是要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越是客觀上存在多種意識形態,我們越是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
在這樣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能不講理想、信念,不能不強調分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可以說,越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就越要注意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越是要注意防止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
在當前國際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情況下,不強調堅定社會主義的信念,不自覺地抵制資本主義的影響,必然會自發地走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實用主義可以為和平演變打開缺口”,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13年1月5日。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版。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第207、2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版。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68、169頁,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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