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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白話文寫作的歷程，標點符號作為白話文的副產品，也登上了歷史舞臺，標點符號的出現改變了文言文不斷句的傳統，使閱讀變得更加容易，那么，是先有白話文還是先有標點符號呢？時人怎么看標點符號呢？河南大學張寶明教授對此進行了專門梳理，回顧了標點符號在中國的歷史。

胡適率先使用問號和驚嘆號

《新青年》前身《青年雜志》的斷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讀，即便如此，這在當時已經算非常新潮和現代的標注方式，比起數千年來“句讀知不知惑之不解”的傳統有很大進步。然而，這樣的改良仍然不能滿足新派人物的追求。

1916年9月，《青年雜志》易名《新青年》的同時，編輯部在個別同仁的建議下，開始醞釀進一步改革，11月1日出版的2卷3號上的句讀符號一律采用“。”的做法。雜志在用“。”表句的同時，添加了“、”，用來表示中間的停頓，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讀”。從2卷3號“句”、“讀”間雜使用到第4卷，《新青年》雜志一直沿用這樣的標點符號。但隨著白話文使用頻率的提高，這樣的標注方式無法滿足編輯的需要。

盡管《新青年》這時還完全采用白話文，但白話文的出場頻率已經很頻繁，個別同仁因此嘗試尋求突破，以使文章更準確地表情達意，使語氣委婉生動、抑揚頓挫。在編輯的操作下，4卷1號上高一涵寫作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已經在“句讀”兩種標注方法之間加上了“：”號、“；”號，而且用來表示“讀”的千篇一律的“、”號，也改換成為“，”號。

在同一期雜志上，提倡語音和文字以及標點符號改革最為有力的錢玄同也在《論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陳“句讀”符號多元化。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他的句號不是用“。”，而是采用頗受西語影響的“．”。陶孟和的《女子問題》以及劉半農的《應用文之教授》兩文和錢玄同的標引方法一模一樣。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則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

陳獨秀發表的《科學與基督教》一文，它上半部分發表于3卷6號，完全是“傳統”雜志的版式，而到了4卷1號，下半部分的內容除卻停頓一律襲用“、”，其它的標引方法則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轍。“海歸派”胡適在4卷1號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歸國雜感》。該文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之標點符號更為細致、具體和到位。本來，早在1915年8月胡適就有《論句讀及文字符號》發表在《科學》的2卷1期上，并胸有成竹地歸納出10種符號。只是當時他節外生枝地將這10種又分為豎排和橫排兩種。時至《歸國雜感》，他在所能夠出現的“，”、“。”、“：”之外，破天荒地使用了“？”號表示質問語氣，使用“！”表示感嘆。包括“……”表示刪節的符號以及不確定的“□□”。應該說，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經奠定了現代漢語（白話文）典范符號的雛形。

錢玄同統一標點符號的使用方法

如同今天的報刊在文章標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統一體例一樣，《新青年》雜志為了印刷上的整齊美觀，多次發布公告，希望無論是編輯同仁還是讀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讀符號”的標注規范、現代、統一。

錢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導統一規范的作者兼編輯。他在公開信中“承前”總結《新青年》標點符號發展史之后，便有“啟后”式的展望：“同人主張，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號里所用，未能畫一。”于是，他親自捉刀，對“同人各種主張”進行“去”與“取”的加工，并“奉告”以后標點符號的走向：“（甲）繁式：用西文六種符號……，讀，；長讀，：冒或結，·或，。句，？問，！嘆；（乙）簡式：仍照以前用句讀兩號……、讀，。句”。

鑒于錢玄同的極力敦促，白話文的編輯需要很快得到同仁的響應。當讀者慕樓對“文句圈點”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疊”的異議時，胡適回答說，句讀符號的問題，《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討論很多次了。甚至他還拿出錢玄同批評自己《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中的話作為立論的依據：“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說，這兩種符號（？！）都不可廢。因為中國文字的疑問語往往不用上舉諸字，并且這些字有各種用法，不是都拿來表疑問的意思。”

胡適最后總結說胡：“總而言之，文字的第一個作用便是達意。種種符號都是幫助文字達意的。意越達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號越完備越好，這是本社全用各種符號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號）不難發現，在《新青年》雜志編輯看來，標點符號同樣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狀態”的語言形式，是白話文不可或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由于創刊時的習慣以及同時代鑄模的滯后，《新青年》上之前的一些廣告語和固定體例都沒有及時改變，個別文章也還有慣性使然的因素。為此，后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陳望道對《新青年》頗為不滿，認為他們在文字語言革新上不夠徹底、堅決、完整，缺乏“誠懇的精神”。他說：“圈點與標點雜用，這是東人尾崎紅葉的遺毒，諸子卻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異，使淺識者莫名其妙——這不是缺‘誠懇’的佐證么？”

陳望道奉勸《新青年》諸子不要貽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遺憾。要以“除惡務盡”為目標。在他看來，過渡時代的文化先驅倘若現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機，就會后患無窮：“將來時過境遷，則此過渡的遣跡又是一種陳癥，又須用猛烈劑辛辛苦苦的去醫他了。那時回想諸子現在之所革新豈不是拔毒種的霉么？”

讀者來信表明，時至1919年，《新青年》在標點符號上的使用依然雜亂無章。針對讀者的批評，錢玄同從理想與現實沖突的視角給予了答復：“《新青年》雜志本以蕩滌舊污，輸入新知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實行。但理想與事實，往往不能符合這是沒有法想的。”對于陳望道提出的標點符號異議，他解釋說：“標識句讀，全用西文符號固然狠好。然用尖點標逗，圓圈標句，僅分句讀二種，亦頗適用。我以為不妨并存……若說除惡務盡，這話原是不錯。但舊日之惡，今日縱然除盡，然今日所認為善者，明日又見為惡，則在今日便應提倡，到了明日又該排除，進化無窮盡，則革命亦無已時。”（《通信》，《新青年》6卷1號）

從以上分析來看，《新青年》雜志社在標點符號意見上基本是一致的，除卻標引方式不一樣，朝著一個方向上的“完備”、完善，并走適合漢字、有力表達的功能化道路卻沒有什么不同。漢語復雜且悠久，它的現代化需要一個點滴嘗試和逐步完善的過程。在比自己更為激進的青年讀者面前，《新青年》同仁顯示出了當事人面對現實應有的穩健和成熟。

《新青年》規定了標點符號使用規則

從“個人”見解到同仁的“心理”，從“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見，《新青年》最終于1919年年底形成一個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標點符號和行款體例。從7卷1號起，雜志的標引方式走向“畫一”。在新一期的雜志扉頁上，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首先映入讀者眼簾。這個“說明”相當于今天雜志和報社的投稿須知。《說明》對“。”、“，”、“；”、“、”“：”、“？”、“！”、“——”、“……”、“『』”、“（）”、“﹏﹏”等13種符號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統一的規范和說明。“行款”還對每頁碼橫豎多少字數、“每段的第一行必低兩格”、句讀“占一格”、“。”“？”“！”三個符號下面“必空一格”等4個方面作了一一說明。這個標點符號體例是《新青年》發展史上最為完備、統一的符號，也是今天我們寫作和印刷使用的標點符號基線和藍本。

“本志編輯部”這樣告訴讀者和作者：“本志從第四卷起，采用新標點符號，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現在，將近有兩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標點符號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這是還須改良的。現在從七卷一號起，畫一標點符號和行款，說明如左。”“說明”之后，最后一再申述這一“說明”的意義是：“本志今后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說辦理。請投稿和通信諸君，把大稿和來信也照此辦理！”最后的“！”號，就是編輯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標點符號進入漢語世界并出雙入對、雙棲雙飛的既成事實同時也昭示了它的“明媒正娶”。從偏房到到堂屋，白話文經歷了從副產品到漢語世界正品的華麗轉身，從此標點符號的使用與每一個使用的人都有一種割舍不斷的關系。在白話與讀經并舉的今天，從標點符號的視角回眸《新青年》上發生的那段往事，也許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兒。畢竟，這“句讀”中有你、有我，也有他（也包括“她”）：小小的“句讀”、零散的“符號”，不經意間標點著近代中國20世紀的腳步、丈量著現代性演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