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湿床上久久,呦系列视频一区二区三区,久久精品国产亚洲综合专区

毛澤東點評《論語》中的人和事

點擊：作者：曹應旺來源：北京日報發布時間:2017-10-27 08:59:57

孔子被毛澤東稱作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圣人”，他是中華傳統文化源頭的主要開拓者、奠基者，其人文精神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中華子孫的血脈中。縱觀毛澤東一生可以發現，他非常重視孔子及其思想，他對孔子，既有所傳承，也有所批判。這從他對《論語》中人和事的點評中可見一斑。

■“好學”：毛澤東對孔子的一個傳承

一部《論語》，“學”字講了64次。其第一篇第一句話就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作為《論語》的符號，作為孔子好學精神的代表，毛澤東講過很多次。學什么？孔子提出要學《詩》、《禮》、《易》、《樂》和射、御、書、數。怎樣學習呢？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以上思想給毛澤東以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曾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毛澤東從四五歲開始，讀了將近80年的書，可以說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毛澤東有句名言：“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力提倡的“這種態度”，就是孔子的學習態度。孔子說過：“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論語·述而篇》記載：“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毛澤東不僅重視自己學習，而且重視全黨的學習，重視借此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知識水平和領導能力。《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借用這個故事號召大家努力學習，不可以像宰予那樣。毛澤東說：

“大家都要努力學習，不可落后，不可躲懶睡覺。從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于我們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明。”

毛澤東的時代和孔子的時代有很大不同，學習的具體內容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強調學習《禮》、《易》。毛澤東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部分。其中，他特別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基礎的東西，這個東西學通了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對頭。此外，毛澤東也同孔子一樣重視學習歷史知識，重視通古今之變。他批評那種言必稱希臘的人說：“對于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指出：“不要割斷歷史”，“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毛澤東重視將學與問結合起來。《論語·八佾篇》記載：“子入太廟，每事問。”毛澤東在論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時指出：“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個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毛澤東贊成孔子“不恥下問”的學習方法。他指出：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

毛澤東也重視將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主張向歷史學習，向外國學習，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反對讀死書，反對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主張學以致用。這同孔子講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和“擇其善者而從之”，是相通的。

■“躬行”：毛澤東對孔子的又一個傳承

一部《論語》，“行”字講了72次。雖然《論語》中的“行”有多種用法，多種含義，但多數用法是相對于“學”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動、實干。對學與行的關系，孔子重視學習，但反對為學習而學習，主張學而致用，學了就做。對言與行的關系，孔子鄙視說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主張言行一致、少說多做。孔子認為：考察一個人，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而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贊成“言必信，行必果”。《論語·憲問篇》記載：“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孔子看問題、做事情，重視是怎樣就怎樣，反對主觀臆斷、固執己見。《論語·子罕篇》記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些也都是毛澤東與孔子心靈相通之處。毛澤東認為：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毛澤東把與實踐脫節，只知道死記硬背、夸夸其談、生搬硬套經典的教條主義，看成是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墻上蘆葦、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間竹筍，是接不了地氣的。

在學與行的關系上，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他還有一句名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這體現了毛澤東在學與行的關系上崇尚應用，崇尚 “躬行”。

在言與行的關系上，毛澤東崇尚說話謹慎、行動勤敏、少說多做，反對言過其行、夸夸其談、只說不做。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時說：“《論語》上說‘言可復也’，意思是說過的話是要實行的。中央決定的方針，既然宣布了，就要實行，大家可以看。”對《論語·子路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澤東熟記于胸。西安事變后，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來全國人民早已承認。”

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許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能不能兌現呢？毛澤東引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話說：“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而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領導下，說話算數、“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國重要的外交方針之一。

怎樣做到“敏于行”、“行必果”呢？毛澤東非常重視孔子的老實態度和“絕四”精神。《論語·為政篇》記載：“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上幾次講到這段話，強調要有老實態度，反對弄虛作假。他說：

“什么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

對于孔子的“絕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信中指出：“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它來源于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中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再往上追溯，實事求是在孔子那里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躬行”、“訥于言，敏于行”的思想、老實態度和“絕四”精神。

■毛澤東對孔子“中庸”思想有取有舍

關于“中庸”，《論語·雍也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所認為的大家長久缺乏的最高道德的“中庸”主要包含：一是中，即用中。《論語·先進篇》記載：“子曰：‘過猶不及’”。二是和，即中和。《論語·學而篇》講：“禮之用，和為貴。”三是時，即時中。《論語·學而篇》記載：“使民以時”。毛澤東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積極因素。他指出：“‘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進一步解釋說：

“‘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在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系和國與國的關系上，毛澤東是吸取了中庸的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統一戰線中有差異和斗爭，沒有差異和斗爭的統一，也就沒有了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

“統一戰線一方面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斗爭。那就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你們在學校，一個人自身也有統一與斗爭，自己犯了錯誤，不是要斗爭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里有斗爭。”

毛澤東對孔子“中庸”思想中他認為錯誤的地方從未筆下留情。他指出：“中庸思想本來有折衷主義的成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是孔子主義即儒家思想的基礎。”“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當然，“中庸”是否就等同折衷主義，這需要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但毛澤東越到晚年越對“中庸”采取過激批判的態度，這是其晚年過激性錯誤的表現之一。

■毛澤東對孔子的有些思想批判了一輩子

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開展過兩大運動：一是學習運動，一是生產運動。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高揚了好學精神。但在生產運動中，毛澤東則批判了孔子不喜歡勞動的缺點。據《論語·子路篇》記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939年4月24日，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講話時說：孔子雖然也是圣人，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耕地。幾天后，他又指出：

“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么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圣人那里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

對《論語·泰伯篇》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澤東是徹底否定的。《北京日報》1977年9月25日的一篇文章記述道：1975年春，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請來北京著名的中醫和西醫的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會診眼病。毛澤東望著他反復地念著他的名字：由之、由之。毛澤東問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論語》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著點點頭。毛澤東又接著說，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魯迅講的“由之”去做。毛澤東當即吟詠起魯迅的《悼楊銓》這首詩：“豈有豪情似歸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論語·為政篇》記載：“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毛澤東不贊成孔子這段話，尤其批判“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說法。在延安時，毛澤東說：“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這里對孔夫子“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個懷疑態度。后來，毛澤東直截了當地批判道：“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干什么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毛澤東反對將孔子思想教條化，反對將其精華和糟粕兼收并蓄、禁錮國人。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就認為：“以孔子思想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是不行的。“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講現在的時代遠遠超過了孔子的時代。他指出：“我們中國有了共產黨，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比孔夫子走得寬”。他還指出：“幾千年以后看馬克思，就像現在看孔夫子。”這些話告訴我們，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視孔子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