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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紹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艱辛探索

點擊：  作者：蕭紹良    來源：《毛澤東政濟經濟濟學理論輯要》   發布時間:2019-04-02 10:21:09

 

        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實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社會。共同富裕則是共產主義的本質要求。作為人類的理想，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古今中外，無數先賢，孜孜以求，艱辛探索，同時也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價。尤其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共同富裕，對共產主義的探索，達到了歷史探索的高潮，這段歷程將永載史冊。

共同富裕，是幾千年來人類，特別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大同理想。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進行雖九死而猶未悔的艱辛探索。偉人毛澤東就是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位。讓人民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澤東的探索，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終目標——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多次講了人民“共同富裕”的問題，通過黨的文獻，不僅首倡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標，而且一生都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奮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進行了不懈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凝聚并引領全國各族人民終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一、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內涵

 “共同富裕”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黨的正規文獻中是一九五三年。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這一《決議》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起草的，毛澤東親自主持、參與了起草，并對決議草案進行了重要的修改。

決議指出：“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正是“共同富裕”這一明白易懂的語言，讓廣大農民對社會主義有了樸素的理解并產生了深切的渴求和向往，引導他們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如此，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很快為廣大工商界人士和其它社會階層所接受，鼓舞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也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本質要求，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如一的根本價值取向。所謂共同富裕，具有相互關聯的兩層含義：

其一是新中國所有社會成員都擺脫絕對貧困狀態，過上富裕而美好生活;

其二是人們之間的財富差距規避兩極分化，保持適度的差距，這種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別，僅是勞動能力和生活需要的差異。

因此，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剝削、消滅貧窮和消除兩極分化。這一必然性，既要求共同富裕必須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斷發展生產力之上，必須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努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效率作為物質保證;又內在地包含著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平和文明。簡而言之，欲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物質富裕與精神文明的統一。共同富裕在現階段，也只能是社會主義的目標。

毛澤東作為一位現代無產階級領袖，他把共同富裕當作他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終極目標。他認為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貧富分化，人人富裕而文明生活的社會。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種保證人人都有飯吃、生活日益改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的社會制度。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共同富裕就是均貧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之上。所以，他選擇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毛澤東一生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己任。對他而言，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公平。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理想目標，又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原則。在通向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應該始終貫徹共同富裕的原則。對于毛澤東而言，社會公平應該是終極目標，經濟效率應該從屬于這個目標，應該服務于這個目標。

公平是效率的歸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進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可以說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踐履者。毛澤東認為，即使效率還很低，也應當優先保證公平，因為公平是效率的目標。毛澤東并不是忽視經濟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遠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終為公平服務。

綜觀毛澤東一生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澤東對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設定：

作為起點，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應有相同的公平機會和權利，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

作為過程，共同富裕意味著同步富裕，集體致富，寧愿慢點，但不能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導致剝削和壓迫，反對在私有制基礎上個人“單干”致富。因為那樣從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來說，就存在著富人和窮人的差異，富人必然會剝削和壓迫窮人，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對于同一時空而言，先富者和窮人之間必然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差異，先富者必然貪婪，利用生產資料私有制，逐步深化剝削，使富人越來越富，使窮人及其后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本就不可能富起來。這在毛澤東看來是極不公平的，因此他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作為結果，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人都過上富裕而幸福的生活，所以共同富裕意味著同等富裕。同等富裕當然存在差別，但絕不是差距。從毛澤東對共同富裕的內涵的設定來看，他把共同富裕作為一項社會公平的標尺貫徹在他所探求共同富裕道路的全過程之中。

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如何實現毛澤東所設想的共同富裕呢？毛澤東把社會主義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把生產現代化作為建立共同富裕的物質手段。毛澤東出身中國農村，對于舊社會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深惡痛絕。揮之不去的“大同”理想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使他對“兩極分化”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共同富裕”成為他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早在1953年，毛澤東在審改《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對總路線的表述時，在“工業化”之前加了“社會主義”這一限定詞，以突出其社會主義性質。他明確指出：“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①] 

不搞資本主義，就是為了避免“兩極分化”的痛苦道路，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建國后不久，農村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苗頭。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指出：“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②]

毛澤東堅定的認為：“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③]毛澤東避免兩極分化引導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為黨內和廣大群眾普遍接受，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也許這一進程有些短，有些快，出現過“左”傾或右傾那樣的問題，但它畢竟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所有制基礎。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那樣只能是貧窮的普遍性和持久化，和舊社會差不多，使絕大多數人貧窮落后。社會公平是需要以公有制和生產效率作為物質基礎的。他一生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公正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實現經濟公正，才能建成先進經濟”。[④]

毛澤東堅信，只有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結果，因為“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⑤]在私有制條件下，從來沒有過勞動者共同富裕，也永遠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為私有制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貧富分化的根源。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阻斷剝削的根源，可以消滅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一種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這種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對平均主義，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又可以保證每個人靠自己勞動都富起來，不會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產生兩極分化。因為人的技能，體力差異是相對很小的，“搬運工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所以“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將以所有人富裕為目的”，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支配，以使所有勞動者都能過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⑥]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他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國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社會主義能從起點(所有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過程(按勞分配)、結果(所有人都富裕)三個環節保證共同富裕的實現。

 

毛澤東認定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不僅僅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制度，而且還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能有高效率，更文明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一種后資本主義社會，是吸納了資本主義積極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的先進制度。它比資本主義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更能帶來物質財富的豐裕，因為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它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克服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帶來的經濟危機，鏟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阻礙生產力正常發展的種種障礙，能保證物質財富在其應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豐富。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財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公平狀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成員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逐步實現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所以毛澤東一生對資本主義是持厭惡態度的。對他來說，一定時期的資本主義存在是一種必然，因為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來說是先進的，但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只是一種手段。

在“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基礎上，他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去為革命和建設服務，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去發展生產力，尤其是民族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但他始終處處提防資本主義，最后消滅資本主義，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漫長而又痛苦的道路。所以他晚年要在各個層面去鏟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除資本主義的來源”[⑦]，“合作社必須強調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⑧]開展文化革命，“斗私批修”、“興無滅資”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資本主義產生的觀念根源。

對于毛澤東來說，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統一，社會主義的內涵就在于從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社會公平的實現。但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的實現必須是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才能保證。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卻是在一個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果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與中世紀的農業社會主義無異，社會主義的公平性也無從發揮，這種基礎上的共同富裕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

為此，晚年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從中國既有的國情和歷史出發，精心設計了他心目中的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在這種公平的社會制度下，通過大力發展現代化生產力，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目標。從此出發，毛澤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大層面進行了具體構劃。

在經濟上：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農民納入集體經濟軌道，使農民原有的經濟條件(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差別逐步消失，從而不同農戶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趨于均等化。毛澤東認為，使農民擺脫“陷于永遠痛苦”狀況的“惟一辦法”是“集體化”，因為“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⑨]在毛澤東看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農村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同時又不適應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需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互助組比單干，大社比小社更能發展生產力，大大增加農業產量”。毛澤東堅決反對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一年就要分化”，“單干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⑩]毛澤東主張集體同步富裕，反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那樣會造成貧富分化，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總之，毛澤東認為，在農村走集體化道路，既適應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又可以使農村社會經濟改造成為單一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便于有計劃地統一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這樣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保證所有農民都能同時逐步富裕起來。

在城市，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個體手工業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有效地實施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后，毛澤東相信在先進的生產關系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一定會大大提高，因為人們第一次是為自己勞動。他相信公平的社會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開辟廣闊前景。毛澤東并不是不重視發展生產力，他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置于社會公平的目標之下。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就非常重視革命對生產力的解放作用。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革命的實質是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必須最終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1]“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12]

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正是在公有制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偉大號召。毛澤東相信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快速地把中國人民帶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后來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是把共同富裕的實現建基于現代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的，他也高度重視經濟效率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為了“促生產”。為了迅速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還把大兵團作戰和群眾運動的方式運用于發展經濟，“大躍進”和社會主義的“比、學、趕、幫、超”運動就是這一產物。

如何在各地發展中保持同步前進呢?毛澤東運用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為全國發展設置了均衡協調發展目標，要求全國經濟在綜合平衡中發展，實現全國經濟一盤棋。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西部開發，如大三線建設，在經濟布局上既有均衡發展的意圖，也是防侵略戰備的需要。

如何做到全國人民同時富裕呢？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全國人民提供了同樣致富的機會和權利，按勞分配為全國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為了盡快擺脫“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保證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發展提供相當的積累資金，毛澤東親自帶頭降低工資級別，主張實行低工資制度。每次工資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在實行低工資的前提下，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差別過大。為了真正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參加勞動，因此在全國推行普遍就業，每個人都靠自己的勞動致富。健全社會主義集體福利和社會主義基本保障制度，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基本的社會財富。

總之，毛澤東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經濟方面的設想是通過建立公平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去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通過集體勞動，在生產力逐步發展基礎上通過公平分配、同步實現共同富裕。

 

在政治上：毛澤東非常注重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去激發人們的政治熱情，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發展生產力。為了反對干部特權，防止權力為少數人謀私利，避免人民的公仆淪為人民的主子，毛澤東經常用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去整風整黨，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脫離群眾，反對干部特殊化，反對腐敗作風，反對脫離實際。

經濟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廣泛的政治參與來保證。為此毛澤東極力想通過“群治”的方式去謀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過廣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保證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對腐敗更是毫不留情。

為了防止他所領導的政權變為特權階層的工具，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剝削階級，他不惜砸爛他親手建立的政權，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淪為“修正主義”。毛澤東一生視人民為上帝，所以為了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證，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權。他要求人民公仆應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此他經常用整風、運動的方式去教育人民公仆，防患于未然。

在文化上：毛澤東非常強調社會主義集體精神，要求人們大公無私。他鼓勵人們應該見利思義。他一生抓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13]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就說：“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一生抓文化教育不放松。

思想政治工作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堅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撐，是人民以主人翁態度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重要保證。解決人們利益矛盾，單純靠經濟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夠的。要用社會主義理想、共同富裕信念去為經濟效率提供精神動力和方向保證。要鼓勵人們多想大家富，少想個人發財，要走共同富裕、集體致富道路。

毛澤東晚年一直反對個人單干發家致富，所以他不僅鏟除了個人發家致富的經濟基礎——私有制，而且還要人們進行靈魂深處的革命——“斗私批修”。他認為“人越窮越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好辦”。[14]他認為要富大家一起富，走集體致富道路，他之所以消滅私有制，乃至鏟除個體經濟，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剝削先富起來，在中國會出現貧富分化，出現他所擔心的貧富兩極分化，這與他追求的走集體致富的同步富裕道路是相違背的。毛澤東反對過分地強調物質刺激，反對人們對物質欲望和經濟利益的過分追求。他所要求的共同富裕，也隱含了精神文化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內涵。他強調用思想教育鼓勵人們為天下人發財，走大家一起富的道路。毛澤東還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艱巨的，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去做”。[15]顯然，毛澤東反對割裂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憑空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把政治突出為可以代替一切，沖擊一切，把政治工作簡化為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而是強調政治和經濟的統一。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與張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談話中曾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嗎!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澤東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憂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澤東的重要論述，對我們深刻認識和領會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舉措極具重大意義。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一再深刻地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三、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成效與遺憾

毛澤東對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實踐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從經濟效率上講，毛澤東的現代化努力使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為以后的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中……從1957年—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人均34%)”。[16]毛澤東初步改變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

從社會公平講，毛澤東啟動的中國工業化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貧富兩極分化狀況。中國人民從中國現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果實。“在毛澤東領導的25年時間中，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將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延長到70年代中期的65歲”。[17]

在毛澤東時代，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實現了共同進步。雖然由于總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在低水平基礎上的共同進步近似于“共同貧窮”，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確是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最為公平的時代。所以，毛澤東的探索，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而且為長期繼續發展，不斷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但是，毛澤東共同富裕道路的艱辛探索，也遇到了有生之年來不及解決的難題和遺憾——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依然很復雜，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實屬不易。黨內一些人本來就出身于地主或資產階級家庭，他們的“基因”里仍然保持著剝削階級的遺傳因子，世界觀并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投機鉆營，心懷他圖，實際上是黨的同路人。革命前他們雖然家庭富有，生活無憂，但由于剝削階級內部的勾心斗角，而不得志，難以實現其“宏圖”，便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里來，一有機會就謀求私利，腐化墮落。

還有一些人，雖然出身于勞動人民的家庭，但個人主義滋長，實際上貪圖名利和享受，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也并沒有得到徹底改造。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還能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也有一定的貢獻。但是，革命一旦成功，他們就不想再繼續前進了，爭權奪利，貪圖享受，他們很自然地結成“既得利益集團”，要享受既得利益，強烈向往資本主義，他們不顧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的堅決反對，爭特權，搞“特供”，拉山頭，結幫派，搞團團伙伙，培育私人勢力，陽奉陰違，另搞一套等等，以權謀私，坐享勝利的果實，逐步淪落為資產階級腐敗分子。

他們的本質在骨子里是極右，而行動上卻表現為“極左”，例如在土地革命、整風、反右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等運動中，赤膊上陣，裝出“最革命”，推行人人過關，大搞擴大化，混淆敵我友，挫傷正能量，旨在制造混亂，阻撓和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常進行，等待或制造機會，復辟資本主義。林彪一伙搞極左、“聯動”、“西糾”之流搞打砸搶、建國初的劉青山、張子善和后來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一大批高官腐敗分子被查處就是非常典型的實例。

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培養和選拔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這一戰略性大問題。毛澤東堅定地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

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18]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培養和選拔了數以萬計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骨干，但是達到以上五條標準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卻比較少，特別是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接班人，培養和選拔相當難，選拔一個，失敗一個，似乎都失敗了。

毛澤東經長期努力，臨終也沒有選拔和培養出自己滿意的可靠接班人。正如《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陳曉楠解說：“選擇接班人，是晚年毛澤東思慮最多的問題，也是讓他備受折磨的一塊心病。周恩來逝世之后，毛澤東曾憂心忡忡地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19]

可見選拔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實屬不易。這不僅成為毛澤東晚年及臨終最大最沉痛最遺憾的心病，而且也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極其遺憾的頭等大事。這意味著私有制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剝削階級世界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及其自私自利習慣勢力還根深蒂固而強大，而公有制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世界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及其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能量勢力似乎還比較弱，但畢竟在斗爭中茁壯成長，新的杰出領袖也就在其中。共產黨人的邏輯就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共產主義前途雖然任重而道遠，但共產主義最終會戰勝資本主義，這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毛澤東對共同富裕道路的艱辛探索，雖然活著未能實現其目標，但是他對共同富裕的執著追求，對共同富裕道路的長期艱辛的探索，都深深地激勵著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實現共同富裕而努力奮斗。毛澤東的艱辛探索，為黨和各族人民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毛澤東的艱辛探索，就沒有我們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共同富裕的方向和道路，就更難以實現共同富裕這個人類共同的美好理想。

來源：《毛澤東政濟經濟濟學理論輯要》 作者：蕭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