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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義：毛澤東與中國大歷史的“8年”和“10年”
點擊：  作者：陳先義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9-17 08: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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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史，浩浩數千年，但是，如果用哲學的宏觀大歷史觀來看待中國歷史的興衰演變，無非是分為幾個大的歷史階段。著名學者韓毓海先生把秦漢以后的歷史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我認為很有道理，是頗具科學意義的論斷。

 

放眼千年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從秦漢到隋唐，是中華文明蒸蒸日上的歷史階段，中國統一后的這千年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期，所以我們歷史上常常稱漢唐盛世、隋唐盛世，無論經濟、文化、政治我們都處于中華民族的鼎盛時代。這是中國版圖統一以后的第一個千年階段。

 

從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之后，短短53年的戰亂之后，到了公元960年，宋朝宣布建立，從那時直到1840年，是一個新的千年開始。這個新的千年，便是中國大統一后的第二個千年歷史階段。但是就是從這個宋朝開始，卻使中國的政治文化史發生了重大轉折。

 

什么轉折？那就是從宋朝以后，中國文化開始了一個自覺否定歷史的時代。公道說，此前的中國，無論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已經遠遠的超越世界，是生機蓬勃的偉大時代。盡管問題多多，但我們已經站立在世界潮頭，引領著世界發展的腳步，因為那時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的向往之地。

 

但是到了宋朝，歷史卻忽然發生了逆轉，這個逆轉的標志，便是這個朝代自覺地與歷史切割和否定此前的歷史。否定什么？內容很多，不作詳述，其中最為要命的也是最為關鍵的，那就是否定了我們漢唐以來“立德”“立功”的優秀文化傳統。為什么要否定？因為一切都基于8年安史之亂的歷史教訓。

 

我們綜觀宋朝，貫穿整個大宋，不管北宋還是南宋，它的立國之本是什么？就是“矯唐之往，糾唐之過”，糾唐之過，糾唐什么“過”？那就是大唐王朝之末八年安史之亂的“過”。比如給與節度使過高的權力，地方政權的過于膨脹。整個宋朝300余年的歷史，讓趙家王朝念念不忘的是隋唐那最后的安史之亂的8年，當思考這8年時，連同過去的輝煌燦爛一并拋棄。

為了不再重蹈歷史覆轍，這安史之亂的8年，成為大宋王朝制定國策和對外交往的政策依據。一句話，大宋一切國策都是為了避免安史之亂的歷史重演，這種消極看待歷史的執政策略，使整個隋唐盛世光輝燦爛的326年被忽略不計甚至整個歷史被忘卻了。更不用說秦漢時代的諸多可以借鑒的文化傳統了。

 

正如思想家嚴復斷言，從宋以后，后來整個中國的思想和制度引領，幾乎為宋人所造就。從抑武揚文到一系列國策，出發點都是為了力避安史之亂那樣的悲劇發生。而漢唐盛世幾千年積累的立德立功的傳統在這種消極的避讓中被忘卻甚至被有意丟失了。

 

那個大唐之末的8年，的確給中國帶來災難，但是一切思考以那個8年為依歸，消極的去吸取歷史的教訓，卻又嚴重的阻礙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腳步。

 

8年，成為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發展之恙，阻礙著中國人思維的發展進步。

 

8年，像一座橫亙在中華民族面前的高山，這一橫就是一千年。

 

觀察大宋朝以后的千年歷史，中國也不是沒有興利除弊的英雄，但是改革卻屢屢不成功，比如王安石，比如王陽明等等，都沒有獲得成功。這樣的一種局面，最終維持到了1840年以后，窩囊頹廢的歷史演變，終于逼出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地覆天翻的大革命，宋朝以后的千年，可以說萬馬齊喑，而到了1919年五四以后，中國卻風云際會，人才濟濟，英雄輩出，一舉出現“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壯闊局面。

 

因為有宋以后的千年史，之所以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就是因為諾大一個中國，在士大夫的治理下，幾乎無人敢于“立德”，更無人敢于“立功”，甚至無人敢于說真話。所剩余者，無非就是沿襲著即成的規則，循規蹈矩，奴顏卑膝，吹牛拍馬。這種污濁的世風左右著中國政治和官場。

 

這種歪風邪氣，一旦成為世風，那這個朝代必然是無所作為的朝代，因為它造成的只能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崩潰。對此，甚至連日本的學者也認為宋以后的中國，再也看不到漢唐的威風和風采。這段千年史，也不是沒有有識之士挺身而出，力圖阻止這種勢力順流直下，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也不是沒有改革者力圖翻盤，實現整個民族的再度復興。比如王安石，比如王陽明，等等。但是這些先驅者卻最終都沒有獲得成功，為什么？因為保守和舊勢力的過于強大，但是他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行為和精神，卻給中國大地留下了復興偉大民族的星星之火，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不斷有英雄豪杰和有識之士站出來振臂吶喊。比如公車上書、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等，各種探索和追尋，都試圖為中國尋找一條結束千年歷史的新出路。一條民族復興的大路，但是都沒有成功，都先后以失敗而結局，原因為何？因為缺少先進的理論做指引，缺乏具有更遠大胸懷和抱負的卓越領袖。

 

這樣一個艱難探索和苦苦追尋的歷史，就在這樣一個千年結束之后的20世紀之初，忽然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呼喚領袖而領袖呼之欲出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理論伴隨十月革命炮聲傳來的時代，這個時代最重要事件，便是最偉大最杰出的一代偉人毛澤東的出現。

 

毛澤東的出現，不僅是新千年開始的一個重大標志，而且是世界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標志。

 

從公元907年形成的無所作為的官場循規蹈矩、拍馬逢迎的壞風氣，那種拒絕立德立功的舊習慣，開始煥然一新。為什么？因為毛澤東的成功，在于他熟悉和研究了中國積貧積弱的近代及其千年歷史，憑著他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他掌握了代表這個世界最為先進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并把這種最為先進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一邊，從青年時代就開始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開始了以公平正義的“人道”，對抗弱肉強食的“天道”。到1949年，當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聲吶喊，讓中國人民從世界上從此站了起來，就意味著從公元907年開始的那個千年成為過去的歷史。

 

如果說毛澤東成功的秘訣，那就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締造了工農子弟兵。他的訣竅就在于，以武裝農民的形式組織起農民，改變了中國千年以來的一盤散沙的局面，從此中國大地出現煥然一新的全新局面。他領導波瀾壯闊的革命，來證明馬克思最早提出的設想：如果以武裝的農村包圍武裝的城市，那么這種方式必將取代西方的所謂“日爾曼生產方式”?？梢哉f，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任何共產黨的領袖，他參與締造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個共產黨組織，就在于他科學地完整地理解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仡櫄v史，我們可以看到，正是毛澤東創造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讓千百萬來自農民的普通戰士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因為有了理想和信仰，這支軍隊便區別于任何一支舊軍隊，在向舊勢力的作戰中，他們具有不畏強大敵人的犧牲精神，才形成了無堅不摧的巨大力量。

 

今天無論從黨史、軍史、革命史的角度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并不少見，而妖魔化毛澤東的野史，在美國和西方同樣也是暢銷書。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真正從思想史、學術史、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史的角度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并不是很多。而一些野史的流行，正在成為美國及其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顏色革命的重要手段。

 

今天的讀者，也許對于毛澤東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奮斗生涯并不缺乏了解，甚至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也不缺乏了解。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今天中國的一切現狀，都是毛澤東給我們造就的。這就是尊重歷史的唯物主義態度。如果離開了中華5000年文明史，離開了鴉片戰爭170多年的歷史，離開了新中國70年的歷史，如果僅僅盯著“文革”那十年的短暫一瞬，把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建設史肆意貶損和歪曲，如果一個社會公知，可以潑婦罵街一樣，肆意用極其污濁下流的語言謾罵我們的最為卓越的領袖毛主席，那么這將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但是到目前為之，國內就有那么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那么一些被稱為公知的人，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用極其污濁骯臟的詞匯來謾罵我們的黨謾罵我們的領袖，呼應國際反華勢力，在國內散布種種奇談怪論。

而這些人又可以公開的站在大學講壇上，站在各種論壇上，利用各種媒介，發表過去歷史上曾經被人民視為“反動”的、反革命的言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容許用這樣的語言來侮辱一個政黨的存在。而今天在我們國家，這樣一些公知所結成的反動力量，正在向我們發出公開的挑戰。比如那個用極端語言謾罵毛主席的公知教授趙士林，那個公開挑戰我們黨的領導地位的大學教授梁艷萍等等，他們今天還拿著我們的政府發給他的薪水，卻每天都在謾罵我們的黨和領袖。請問，哪一個國家能夠允許這樣的敗類如此這樣做。

 

把一切問題都歸罪于那個“十年”，這與大宋年代看待富麗堂皇的輝煌大唐幾乎一樣。這種歷史的覆轍如果任憑其重演，這將是我們的極大的倒退。

大唐的最后8年，不過是歷史的短暫一瞬，它的發生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卻一直影響了中國千年的思維，不僅影響了整個宋朝的基本國策，而且影響到宋以后的歷史演變，給后世造成的循規蹈矩、阿諛逢迎的污濁風氣，一直延續了千年。直到毛澤東和毛澤東創造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中國的面貌才為之一新。

 

毛澤東的出現，是歷史新紀元的開始。相反，如果我們的眼光，因為某些原因，死死地盯著那文革的十年，甚至用歷史虛無主義的眼光來看待10年之前的我們共產黨浴血奮斗的全部歷史，那么我們將會重犯上一個千年我們的祖先們犯過的歷史錯誤。對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諄諄告誡我們的黨，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讀歷史，不能也不允許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允許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今天，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民族復興的偉大旗幟，把這一個偉大事業推向前進，這正是整個民族的偉大夢想。

 

今天我們思考問題，不能只考慮那個十年，要有大歷史觀，況且到底怎么看待上個世紀的文革十年，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和重大理論話題，這同樣也是一個政治敏感話題，這個話題多說了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是不合時宜的。黨中央已經有過結論。相信歷史必然會用唯物主義的解讀給與客觀的評價。

 

但是有一點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清楚的。那就是毛澤東作為一代最偉大的領袖，他絕無私利可圖，他的一切都是為了防止和平演變這個基本的國家戰略。包括文革的發動，基本出發點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黨的變質，防止我們的黨內出現大批的而不是個別的貪污腐化分子，由革命者變成為革命的敵人，成為站在人民對立面的革命對象。如果有失誤的話，那也是一個政黨在尋求正確道路過程中的失誤，屬于一個政黨前進道路上的失誤，把一切錯誤歸于毛主席，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態度，也很不公平。正如鄧小平所講：“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這個旗幟不能丟。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107頁）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做出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的重要結論，深得黨心民心。

 

用大歷史觀看待中國，我們的精神和思想就會豁然開朗。世界歷史有周期，中國歷史也有周期。從大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歷史，如果秦漢唐是一個歷史周期，到了宋元明清是一個周期，那么，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1921年，這個世界和中國歷史便進入了一個新的周期，這個新的周期，是由毛澤東所開創的。毛澤東不僅影響著中國，也影響著整個世界，他的思想，不僅影響著東方，同時也影響著整個西方世界。他的三個世界劃分的偉大理論，成為全世界認識世界格局的最基本理論。今天，我們之所以不能否定毛澤東，說到底，是因為不管你怎么去分析研究，我們都處于由毛澤東開創的這個歷史周期里。如果你硬要否定這個歷史事實，那么就像拔著自己的頭發要離開這個地球一樣，那是不可能超越和更不可能實現的。

 

2014年，在省部級高級干部研討班上，習近平同志特別指出，我們必須面對的治理經驗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西方社會的治理經驗。第二個部分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治理經驗。第三個部分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經驗。從這樣三個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從寬廣的歷史視野來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治理問題，是中國當下必須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理解和學習習近平同志的這個講話，應該說，他與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研究，與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全黨同志就是要有習近平同志所倡導的那樣一種寬廣胸懷、遠大的歷史視野和包納四宇的思想風范。

 

正是基于這樣的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所以，習近平同志就任黨的總書記以來，站在大歷史的角度，先后到近百年前黨的誕生地南湖去尋找初心，到古田會議會址去尋找戰斗意志，到長征路上去尋找我們的精神信仰，到西柏坡去重溫“兩個務必”，到一個又一個的革命圣地去去重新發現和尋找我們的精神家園。

 

我們必須要警惕的是，在當下國際國內斗爭日趨復雜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我們國內就有那么一些社會公知，公開叫囂與人民為敵，與我們的黨與我們的政府為敵，肆無忌憚的向人民挑戰，這是解放以來最復雜的時期都沒有過的新現像。有人把一切問題都歸于十年文革，這根本就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這些年黨內政府內大批貪污腐敗分子的集群出現，有些部門甚至塌方似的腐敗，與前三十年又有何關系，與文革有何關系？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各類矛盾面前，不僅我們的黨要保持清醒頭腦，全體人民都要保持清醒頭腦。

 

還是要牢記毛主席的告誡：我們有些人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但卻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而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比糖衣炮彈更加嚴峻，我們面對的敵人本身就是隱藏在我們內部的漢奸和賣國賊，他們正在做著與美帝國主義里應外合的工作，這才是我們要格外警惕的。不然的話，在我們外有外患，內有疫情，全國上下正同仇敵愾，正在戰勝一切困難的時候，為什么他們敢于肆無忌憚的跳出來向全社會公開挑戰呢？那個賣國投敵當漢奸的余茂春，那個敢于公開謾罵毛主席的教授公知趙士林，還有那些公開力挺港獨、臺獨的教授梁艷萍之流。那些陰陽怪氣丑化我們抗疫之戰的敗類，可以說，他們的公開挑戰已經超越了我們政策法律的底線。而我們的主流媒體至今還置若罔聞，我們只能說，關于大歷史的“8年”和“10年”的毒害，有些人是中毒很深的，誤讀歷史，我們全社會都將付出代價。我們的任務非常艱巨。

 

每一個同胞，都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的清醒判斷，這個判斷的依據，就是毛澤東主席給我們的法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千萬不可人云亦云，特別不能聽那些反動公知們胡咧咧，他們相當一部分人都是人民的敵人，是我們必須打倒的對象。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解放軍報文化部原主任；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新軍網003”，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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