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是黨的干部教育事業的開創者、引領者、實踐者。毛澤東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建黨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干部教育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的理論概括。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把干部素質概括為“才德兼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要使領導干部“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使我們的干部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在這里所說的“紅”和“政治”,實際就是對干部的“德”的要求;“專”和“業務”,則是對干部的“才”的要求。學習重溫毛主席關于干部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全面、系統地學習、研討毛澤東的干部教育思想,對于提高國民素質,加強干部隊伍建設,改革發展教育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毛主席對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問題,在他撰著的大量經典文獻中都有著深刻的論述。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軍隊建設離不開官兵教育;二是黨的建設離不開干部教育;三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離不開國民素質教育。在毛主席看來,干部既是“人才”,也是“先鋒隊”;“干部”的概念既有廣義,又有狹義,它涵蓋了各級各類干部;干部教育是干部學校對干部的培養訓練,是區別于普通教育的在職專門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主席就指出,要提高紅軍的階級覺悟,把游民無產者改造成為合格的紅軍戰士,使紅軍成為戰斗隊、工作隊、宣傳隊,“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一法”。他同時指出,要糾正軍隊內存在的錯誤觀點,“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又進一步告誡全軍,“不僅新戰士需要教育,老戰士、老干部也需要教育。不然,思想就會起變化。”在黨的建設方面,毛主席一再強調,“認真對廣大黨員進行教育,是提高政治水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黨的戰斗力的有效辦法之一;而缺乏黨內教育,則是投機分子反水的主要原因。”他明確提出要“把教育干部,給他們以學習的機會作為愛護干部的具體體現和必要手段。”關于干部教育與經濟建設的關系,毛主席早在1933年8月所著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中就明確指出: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全國解放后,他又特別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教育“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對不注意教育工作的不良現象。毛主席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這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其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可見,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一支舉世聞名的革命武裝力量,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保持其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革命性、純潔性和戰斗性,從而率領全國人民奪取新民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使新中國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除了其它諸多因素外,毛主席一貫重視對干部的教育尤其是對黨員干部的教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縱觀毛主席大量關于干部教育根本任務的論述。概括起來,就是要通過教育培訓,使各條戰線的廣大干部、群眾在革命和建設中成為“又紅又專”的“內行”,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而對于不同層次的人,又分別提出了不同的具體目標,即要把黨和國家高中級干部培養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從黨內外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中培養出一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評論家,將他們“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把各行各業的干部培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內行”,使之達到“又紅又專”;“在農村,要基本掃除文盲,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漢字,要從回鄉學生中培養大量的管理人員”。上述任務基本完成后,則要進一步搞好繼續教育,使各類人員在政治、業務等方面不斷提高。毛主席還語重心長地指出,“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經濟上趕上并超過西方國家,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如果完不成這些任務,“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就不會充分鞏固。”毛主席關于干部教育的教學內容,突出表現在強調教學內容的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是毛主席分析、論述所有教育問題的基本點。因此他十分注重教學的政治方向性和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根本問題。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毛主席把教育的主要內容界定為三個方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毛主席特別強調要體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要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各有側重。而重點的確定,一是應以工作性質和提高干部、群眾素質所急需為依據,即按需施教。二是應以革命和建設的任務為依據,即教學內容的針對性。例如對工農干部,要首先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因為,“沒有文化,馬克思主義和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并且在此基礎上,要學技術,學業務,學理論。對革命軍人,要重點進行文化、紀律、軍事技能和群眾工作等方面的教育,因為沒有文化、沒有紀律、缺乏軍事戰略戰術訓練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對黨的領導干部,則要求“更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要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增強決策的科學化本領。同時,還要認真學習經濟知識,提高經濟建設方面的本領,學習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及管理方法、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毛主席竭力倡導,要針對干部學習的特點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有的放矢開展教育培訓。要始終注重培養學員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他從正反兩個方面闡明了他所極力倡導的學風。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重要方法”。對于那些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學風,毛主席可謂深惡痛絕,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就嚴厲地批判了這種不良學風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戰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應中國特點的戰略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這是“我們黨里的極壞的典型”切“不可等閑視之”。在具體教學方法上,毛主席提倡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在《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五部分中就創造地提出了“十大教授法”,其中第一條:“提倡啟發式、廢止注入式”,集中體現了他一貫的教學方法論思想,是“十大教授法”的總綱。后來,他又多次提倡采用啟發式教學。如在《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就明確規定:應堅決采取啟發式、研究式、實驗式的教學方法,以發展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1964年他針對當時教學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尖銳地指出:“反對注入式的教學方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對?”并再次強調要采用啟發式教學,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毛主席不但重視教法的改革,而且注重改進學習方法,他始終提倡學習者要自求自得和有所創新。即提倡自學并與獨創相結合的學習方法。早在1919年他撰寫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中,就提出講授時間要力求減少,“使學生自動研究及工作”。并主張“教師講授和學生自學各占一半”。他還在《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創新”,并強調“學習與獨創要結合”。毛主席強調自學的重要性,提倡自學與獨創相結合,為我們正確理解干部教育中的教與學、守正與創新的關系指明了方向。綜上所述,毛主席關于干部教育的思想及其大量重要論述,不僅對當時迅速提升干部隊伍的領導力、執行力和國民文化素質都起著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改革與發展教育事業具有奠基性、開創性、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現實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自覺遠用。
(作者系湘潭毛澤東思想研究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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