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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論中國》一書有過這樣記載：在談到北京與臺灣的關系時，“毛主席警告道：關系相當復雜，我看沒辦法和平解決。他隨即轉問外交部長姬鵬飛：‘你認為能嗎？’在與在場的其他中國人進一步交談后，毛澤東說明了他的主要論點——并不存在任何時間壓力：毛澤東說：他們是一幫反革命分子，怎么會跟我們合作？依我看我們可以暫時不管臺灣，等一百年以后再說。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有什么必要這么急呢？不就是個千把萬人口的一個島嘛。”

一、建國之后的頭五年，是毛主席著重于武力解放臺灣的階段

 

早在1949年6月21日，毛主席在解放軍百萬雄師勝利渡江之后，就明令三野負責武力解放臺灣，點將粟裕主持對臺作戰，甚至把解放臺灣作為幾個月內的“四大工作”之一。毛主席在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電華東局、粟裕、張震、周駿鳴說：“在你們面前目前的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一）經營以上海為中心的蘇、浙、皖、贛新占城鄉廣大地區；（二）占領福建及廈門；（三）幫助二野西進；（四）準備占領臺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583-584頁）

 

毛主席為解放臺灣火速組建空軍和海軍。1949年7月10日，他就致信周恩來，要組建一支空軍攻擊部隊，“準備明年夏季攻取臺灣。”信是這么說的：“根據朱德建議，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臺灣。同時須考慮在閩、浙兩省建立飛機隱蔽庫。”毛主席請周恩來召集有關同志商酌。7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第十四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和軍委航空局組成空軍領率機關，并決定派劉亞樓等赴蘇具體商談購買飛機、聘請專家、顧問和幫助開辦航校等事宜。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聽取劉亞樓等關于籌建空軍情況的匯報。中央軍委決定以十四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和軍委航空局組成空軍領率機關，并決定派劉亞樓等赴蘇商談購買飛機、聘請專家和幫助開辦航校等事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595頁）

 

1949年12月16日晚上，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宮拜會斯大林，在談到建立中國海軍和解放臺灣問題時，他說：我們“缺少空軍和海軍，希望在解放臺灣時得到蘇聯的援助。”但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說：“提供援助是不成問題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須考慮。這里的主要問題是不給美國提供任何干涉的口實。”

 

1950年2月4日，為抓緊抓緊組建空軍和海軍的同時，毛主席又提出，我們要訓練一個傘兵部隊，作為臺灣登陸作戰之用。毛主席在訪蘇住地同前來莫斯科商談中蘇民航協定的劉亞樓談話時說：“我們不僅應該的強大的陸軍，還應建立強大的空軍，強大的海軍。現在有起義的傘兵第三團，將來要歸空軍建制。有一支跳傘部隊好，以此為基礎，加強黨的領導，結合跳傘技術訓練，可以不斷提高這支跳傘部隊素質。”同日，又電粟裕：“（一）起義過來的的傘兵第三團，現在有多少人，跳傘技術程度如何，他們中間的政治工作進行得怎樣，有無黨員的發展，一般的政治情緒如何，望電告。（二）這批傘兵盼加強對他們的政治訓練，我們需要以這批傘兵作為基礎訓練一個傘兵部隊，作為臺灣登陸作戰之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89頁）

 

1950年2月10日，毛主席在蘇聯復電劉少奇，提到：“同意粟裕調四個師演習海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90頁）

 

1950年3月28日，毛主席還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粟裕匯報華東軍事情況和攻臺準備。（《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107頁）

 

1950年6月上旬，在中央七屆三中全會期間，毛主席不同意粟裕請中央派劉伯承或林彪主持解放臺灣這一大戰的建議。他堅持解放臺灣之戰必須由粟裕指揮。（《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155頁）

 

然而，就在我軍緊鑼密鼓準備解放臺灣之時，風云突變。1950年6月26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起侵朝戰爭，并于27日派第七艦隊侵占我臺灣海峽，不久還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解放臺灣的準備只好暫停。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毅然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經過三年浴血奮戰，終于把美帝國趕回三八線以南，打得美國不得不第一次在沒有取勝的條件下簽定停戰協定（美軍司令卡拉克上將語）。

 

1952年11月，抗美援朝還在打打談談之時，毛主席審閱肖勁光等11月17日報送的《1953年海軍計劃》時，他的批語是這樣寫道：“為了準備力量于適當時機收復臺灣，最后統一全部國土；為了準備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從海上來的向我國的侵略，我國必須在一個長時間內根據工業建設發展的情況和財政的情況，有計劃地逐步地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628頁）

 

1954年7月27日，毛主席致電在波蘭訪問的周總理時明確提出，“現在我們仍然存在一個任務，即解放臺灣的任務”，并稱：“朝鮮停戰后，我們沒有及時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進行必要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一系列的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63頁）

 

1954年8月22日，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發表《為解放臺灣聯合宣言》

 

在此同時，毛主席指明解放臺灣的長期性。1954年7月29日，總政部務會議上傳達毛主席關于加強對敵斗爭和準備解放臺灣的指示，一致認識到解放臺灣的長期性，進一步明確邊打邊建的方針，特別是在準備解放臺灣的戰爭中建設海軍，這對我們鼓勵很大，同時出是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67頁）

 

1954年8月11日下午，毛主席出席北戴河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就關于解放臺灣問題發表講話時，指出蔣介石有兩種，陸上的蔣介石和水里的蔣介石，打水里的蔣介石我們沒有經驗，從前在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講過邊打邊建，現在還是邊打邊建，在現在更應該是建。解放臺灣的時間也不會很短。他還說：“我們要搞海軍、空軍。臺灣能不能收復？我想是能夠收復的。海、空兩軍搞強大起來了，就能夠收復臺灣。……我們是可以收復臺灣的，因為臺灣是我們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是很孤立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68頁）

 

195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解放臺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86頁）

 

1954年10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閣主持召開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致開幕詞時更是尖銳指出：“今天是大敵當前，敵人很強大，他們包圍我們、威脅我們，我們應當團結起來。……蔣介石賣國集團現在還盤踞在臺灣，全國解放戰爭在臺灣這一部分還沒有完成。我們國家的國防任務很大，除了工業問題以外，還有建軍問題，作戰問題。我們現在的作戰任務是解放臺灣，將來的作戰任務是防御帝國主義侵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00頁）

 

1954年12月2日，美國政府不顧我國政府和人民的反對，同臺灣當局簽署《共同防御條約》，該條約規定：美國有權在臺灣、澎湖及附近部署陸，海、空軍的權利；臺灣遭到“武裝進攻”時，“美國將采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12月8日，周總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名義發表關于美蔣“共同防御條約”的聲明，嚴正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臺灣，完全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許外國干涉。美蔣‘共同防御條約’根本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熱烈要和平，但決不會拿自己的領土和主權作代價乞求主和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20頁）

 

1955年1月24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關于美國政府干涉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聲明稿》，嚴正指出：“解放臺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他人干涉。”“中國人民必須解放臺灣，美國必須停止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必須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39-340頁）

 

可見，毛主席從解放大軍勝利渡江之后，就明確提出“解放臺灣”的戰略任務，并點將粟裕負責解放臺灣的軍事指揮和準備工作；與此同時，火速組建人民空軍和人民海軍，并展開了攻臺海戰演習。只因美國悍然發動侵朝戰爭，我們只好暫停準備解放臺灣之戰。而抗美援朝勝利之后，毛主席即重提解放臺灣，從政治、軍事等各方面作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只是同時他也又指明“水里的蔣介石”不同于“大陸上的蔣介石”，提出解放臺灣的長期性。

二、從1955年至1971年，是毛主席力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時段

 

1955年之初，毛主席就修改并同意發表梁漱溟的《告臺灣同胞》和衛立煌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拉開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序幕。

 

1955年1月27日，毛主席閱陸定一1月19日關于修改和發表梁漱溟《告臺灣同胞》一文給周恩來的請求報告，批示：“陸提各點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數第三行第二刪去‘事不宜遲，……’幾句。此文可在北京、香港兩處報上發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40頁）后來，梁漱溟的這篇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贊頌共產黨、呼吁祖國統一的文章，發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報》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匯報》。

 

1955年3月13日，毛主席審閱衛立煌回國聲明《告臺灣袍澤朋友書》，批示“此件一字不動。照原文待衛到廣州時即行發表為好。在廣州發時，即送香港登報，并登廣州報紙。同時由新華社發來北京，播發北京及全國登報，并以口語廣播，譯成外語發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須要修改。”（《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52-353頁）

 

1955年5月21日，毛主席審閱周總理報送的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同印度等幾個國家代表團團長關于臺灣問題的談話情況的報告，提出只有美國從臺灣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和平解放臺灣才有可能。批示：“此件可用。”報告指出：“中國人民有權使用一切方法解放臺灣，但只有在美國放棄侵略和干涉、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后，和平解放臺灣以完成中國的完全統一，才有可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78頁）

 

1955年5月26日，毛主席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時首次公開向國際正式提出，“臺灣問題也可以用談判解決。”他說：“就是西方國家，只要他們愿意，我們也愿同他們合作。我們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存在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是沒有好結果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正是考慮了這一點，我們說，用談判來解決問題，試試看，況且朝鮮和印度支那戰爭最后都是用談判解決的。臺灣問題也可以用談判解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381頁）

 

1956年9月30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談到臺灣問題時提出，我們希望同蔣介石進行第三回合作。毛主席說：“一方面，我們要把自己建設強大，另一方面，要盡快收回臺灣。有兩個收回的時間，早一點，當然最好；遲一點，也可以。這不是一二天，也不是一二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還要多。我們要同蔣介石恢復友好和合作的關系，我們過去合作過二回，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蔣介石反對。”（《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643頁）

 

1956年1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周總理的政治報告稿。毛主席審閱并修改周總理的政治報告稿時修改加寫了一段話：“我國政府一年來曾再三指出：除了用戰爭方式解放臺灣以外，還存在著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可能性。這樣，我國大陸人民和臺灣人民就有一種共同的愛國責任，這就是除了積極準備必要的時候用戰爭的方式解放臺灣以外，努力爭取用和平解放臺灣。”報告稿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臺灣道路的，不管什么人，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毛主席在“不管什么人”之后，加寫“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的罪過。”（《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22頁）

 

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拉丁美洲幾個國家共產黨代表時說，對于在外面的人，管他以前犯多大的罪，我們希望他們回來，“蔣介石愿意也可以”。他說：“對于在外面的人，我們的方針是爭取，不管他以前犯多大的罪。我們爭取一切愿意回頭不幫助美帝的人。我們希望他們回來，回來看看再走也好，回來找工作也好。蔣介石愿意也可以，但他很頑固，不肯回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73頁）

 

1956年6月28日，毛主席審閱并修改了周總理準備對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目前國際形勢、我國對外政策和解放臺灣問題》，該文提出，中國人民“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商談“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發言稿還指出：“我國政府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毫無疑問，如果臺灣能夠和平解放，那么，都將是最為有利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88-589頁）

 

1956年8月，在起草黨的八大報告時，毛主席對政治報告作了這樣的修改：“我們希望一切有愛國心的臺灣軍政人員，同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之后，加寫：“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和平談判失敗以后。”（《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603頁）

 

1956年10月3日，毛主席會見文史學家、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香港《星島日報》編輯曹聚仁，張治中、邵力子等在座。曹聚仁說：“臺灣方面了解第三次大戰已無可能，反攻大陸了也沒有可能，他們曾表示，國共和談，條件成熟時，可能在一個晚上成功。”毛主席說：“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們并不著急。臺灣以前說，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現在四年已經過去，又改說十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是越來越遠了……臺灣只要同美國斷絕關系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F在臺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到大陸來，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臺灣一切照舊。臺灣何時民主改革和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同意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梢酝箨懲ㄉ?，但是不要派特務來大陸破壞。最近他們派特務從香港運來幾十個定時炸彈來，企圖破壞八大和國慶節。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定個協定公布。我們現在不罵蔣介石了。大陸上的人民對蔣介石的仇恨也慢慢淡了。他們也不會拿以蔣對我們的辦法對付他。因為沒有必要。目前臺灣為了對付美國和國內，可以反共，因為他們要生存。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可以秘密來……反對‘兩個中國’這一點，臺灣和我們是一致的。（張治中：反對越南占領西沙也是一致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5頁）談話結束時，毛主席告訴曹聚仁，去臺灣見到熟人時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門時，張治中提醒說：今天主席提到蔣時稱“蔣先生”，請注意。

 

1957年11月16日，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見印度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有兩種辦法：一為和平解放，一為武力解放。他們總是要打，我們總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247頁）

 

1958年11月毛主席執筆起草，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三告臺灣同胞書》指出，“周恩來總理兩年以前即向你們建議舉行和談，合理解決國共兩黨歷史糾紛，和平解放臺灣地區，未獲你們積極響應。美國人下死勁鉗制臺灣當局，不許你們和我們舉行和談，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國內政……我們相信，在美國人要把國民黨置之死地的時候，國民黨就會覺悟起來，和談就有可能成功”。“我們希望臺灣當局有一天甩掉美國人那只鉗制魔手，派出代表，舉行和談。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就可以宣告結束，全體中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來的威脅，豈不是一件好事呢？美國人同國民黨之間所謂團結、互信云云，講講而已，歸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盡管申明一千次，連你們自己都相不信。同胞們，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在美國人要把國民黨置之死地的時候，國民黨就會覺悟起來，和談就有可能成功。”（《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540頁）

 

1958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再次會見曹聚仁，進一步闡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步驟和條件。毛主席說：“看了曹先生寫的幾個東西。你寫給蔣介石他們的信是真的還是假的？”曹聚仁說：“是真的。”毛主席說：“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那樣寫，先寫我們好，他們會聽不進去的。你還是當自由主義者好。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國搞到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當曹聚仁說臺灣有人問及生活方式怎么樣時，毛主席回答：“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魚都是有地區性的，毛爾蓋的魚到別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國不要他時，蔣可以來大陸，來了就是大貢獻，就是美國的失敗。……要告訴臺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上不談臺灣問題，美國代表沒有臺灣的證書，又沒有介紹信。”毛主席還說：“蔣介石為什么不再做總統？我們都是‘擁蔣派’，問題是美國要整他。我們不同美國談臺灣、澎湖，只談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和美國人一起整他。大陸這么大，臺、澎、金、馬只是一大點點幾小點點，讓他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天天吹反共，我們也天天吹收復，商量好。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整風，二不反右，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就是偉大的勝利。”當章士釗說到如果這樣美國對臺灣的援助會斷絕時，毛主席回答說：“我們全部供應，那有幾個大錢？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們裁軍，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要等到美國踢開他們的時候，才有可能同我們結合。……準備他十年、二十年吧。美國要壓蔣，要以金、馬換臺、澎，我們不干，讓蔣委員長多守幾年。”當曹談到臺灣方面要組織回國觀政團時，毛主席回答說：“他們來，我們歡迎。”（《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第464-466頁）在臺灣，“他搞三民主義”；在大陸，我搞社會主義，這其實就是“一國兩制。”

 

1959年10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巴西等17個共產黨代表團指出，臺灣問題有兩個解決辦法，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我們準備同蔣介石談判，但他不干，可能有一天會打起來。他說：“臺灣問題很復雜，又是國內問題，又是國際問題。……就對蔣介石來說，臺灣是一個國內問題。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決？也不是。我們準備同蔣介石談判，但他不干。我們沒有辦法，可能有一天會打起來……（但）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的地方，有共同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99-201頁）看看，那時的海峽兩岸都明確反對兩個中國。

 

1960年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同斯諾談話時，強調：“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美國人在那里，我們去打嗎？我們不打。美國人走后，我們就一定打嗎？那也不一定。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我們好多地方是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云南、新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67頁）

 

1963年1月，周恩來將毛主席提出的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由張治中轉給臺灣當局。其主要內容，一綱是：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臺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臺灣領導人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款；（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臺灣領導人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四）雙方互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張治中給陳誠的信，1963年1月4日，《中國共產黨黨史》第2卷下卷，第639頁）

 

1964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8廳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主席維爾多約，在談到蔣介石集團時，他說：“現在他們在臺灣，我們還是主張與他們和談，但他們不干。雖然他們不干，我們還是推動他們。臺灣主要是美國人在控制。”（《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55頁）

 

1965年7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時，毛主席說：你們回來，很好，歡迎你們，臺灣總有一天會回歸祖國來，“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當李宗仁談到海外的很多人渴望回到祖國來時，毛主席說：“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以禮相待。”談到臺灣問題時，毛主席說：“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15頁）

 

1970年4月中旬，毛主席決定邀請美國乒乓隊代表團訪華之后不久，同意周恩來關于當前外交政策的報告提出的“這個部署，勢必給臺灣蔣介石打一招呼”。報告說：從主席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華十多天來，世界形勢連鎖反映非常突出。訪問，總理提出三項外交政策后說：“這個部署，勢必給臺灣蔣介石打一招呼，告以臺灣堅持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立場是值得稱許的。我方也堅持這一主張。”毛主席批示：“已閱，同意照此部署。”（《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79-380頁）

 

1971年5月底，毛主席審閱同意的周總理報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中美會談的報告（送審稿）》提出中美會談的“八點方針”，有一點就是“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臺灣”。這“八點方針”主要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軍用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臺灣省和臺灣海峽撤走；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干預；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臺灣；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活動；美國如欲同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82頁）這是毛主席給美國人劃得底線。

 

可見，從1955年以后的16年間，毛主席千方百計、想方設法爭取“和平解放臺灣。”毛主席反復指明：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即和平的方式和戰爭方式；打仗總是不好的，我們希望與蔣介石進行第三回合作，和平方式統一臺灣，利國利民。并且，毛主席還提出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方案，這就是周總理概括的“一綱四目”。應當說，毛主席和平統一臺灣的主張，誠心誠意，寬宏大量，不究既往，利國利民；只是，不管“我們反復提出同蔣介石講和，他就是不干”；因為他把枝連在美國，受制于“美國人那只鉗制魔手”；只怕“有一天會打起來。”

 

三、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后，毛主席對統一臺灣問題的戰略思考，發生了重要的轉折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后，毛主席重提“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統一臺灣，“沒辦法和平解決”，還得靠武統，靠戰爭解決問題。

 

1971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在談到解決臺灣問題時，重提“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他還說：統一臺灣，“我看也是長期的問題。蔣介石有六十萬軍隊，中間隔著一個海峽，我們又不能去，他還是呆在那個地方。”（《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20頁）

 

兩年以后，1973年11月12日，毛主席會見基辛格時進一步指明，臺灣問題“我看沒辦法和平解決”。基辛格《論中國》一書有過這樣記載：在談到北京與臺灣的關系時，“毛主席警告道：關系相當復雜，我看沒辦法和平解決。他隨即轉問外交部長姬鵬飛：‘你認為能嗎？’在與在場的其他中國人進一步交談后，毛澤東說明了他的主要論點——并不存在任何時間壓力：毛澤東說：他們是一幫反革命分子，怎么會跟我們合作？依我看我們可以暫時不管臺灣，等一百年以后再說。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有什么必要這么急呢？不就是個千把萬人口的一個島嘛。”對此，基辛格說：“用毛澤東典型的矛盾論來解讀，這里有兩個同樣重要的主要論點：第一，北京不會斷了自己對臺用武的后路——其實還預期有朝一日必須動武；但是第二，起碼就目前來說，毛澤東把這個日子往后推，他甚至還說愿意等上一百年。”（《基辛格論中國》第276-277頁）

 

在這里，毛主席指明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國領土最后統一，“是長期的問題”，甚至“可以等一百年”，此其一；其二，“蔣介石有六十萬軍隊”，“他們是一幫反革命分子，怎么會跟我們合作”；其三，大陸和臺灣“中間隔著一個海峽，我們（暫時）又不能去”；其四，故而，“我看沒辦法和平解決”，還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跑掉”！以后，還是著力準備武統臺灣；至于何時武統，決于時與勢；但不管怎樣，“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

 

這是建國后20多年“解放臺灣”的斗爭經驗的總結！

 

這是在解決臺灣問題上，從武統，到和統，再從和統又“回復”到武統的辯證過程!

 

這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發展的規律！

 

那么，毛主席究竟為何公開斷言統一臺灣，“沒辦法和平解決”？

 

又為何又重提還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歷史不會重復，但又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憶及毛主席開初提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的情景。那是抗戰勝利后，蘇、英、美都希望國共兩黨和談，不要打仗。斯大林甚至接二連三電告黨中央，中國如再打仗，民族就會滅亡；全國人民也渴望和平，休養生息。然而，就在這種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后的時局和方針》中明確提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的經典名言。

 

他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人民去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陜甘寧南面有條介子河。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縣。河南河北兩個世界。河南是國民黨的，因為我們沒有去，人民沒有組織起來，齷齪的東西多得很。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響，以為靠影響可以解決問題。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們住在保安。離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個地主豪紳的土圍子。那時候黨中央的所在地就保安，政治影響可謂大矣，可是那個土圍子里面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們在南面掃，北面掃，都不行。后來，把掃帚搞到里面去掃，他才說：‘啊喲！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1-1134頁）

 

蔣介石被趕到臺灣島后，我們又是誠心誠意提出國共兩黨進行第三次合作，“和平統一臺灣”，而蔣介石就是不干，還是同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實踐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正確的。

 

重慶和談果然失敗。蔣介石悍然發起內戰。中國人民進行自衛解放戰爭，就是靠“掃帚”前掃后掃，左掃右掃，才把國民黨掃到臺灣島上去了。

 

鄧小平上任伊始，就曾把和平統一臺灣作為上世紀80年的的“三大任務”之一，結果落得“一廂情愿”。以后29多年，我們爭取和平統一臺灣，力度不可謂不大，結果呢？以臺獨作為黨綱的民進黨在臺灣反倒越坐越大；原本承認“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的影響卻越來越??；美帝國對“一中原則”底線的挑釁越來越猖狂，和平統一的希望更加渺茫，遙不可及。

 

近些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掃帚”掃到了臺灣這個大“土圍子”的周邊，臺灣當局民進黨的反動頭目，竟然叫嚷“以武謀獨”，“以武抗統”，如同當年保安“那個土圍子里面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一樣，就是死心塌地推行“臺獨”。

 

看來，這就還真是毛主席講的：“只有把掃帚搞到里面去掃，他才說：‘啊喲！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

 

這就是歷史本來的辯證法！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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