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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王宏甲寫的《走向鄉村振興》中，提到四十多年來，人們對于大集體的誤解甚至是誣蔑是很嚴重，甚至有的人一提起承包制的時候，就會聯想起，如果取消了承包制，就會回到大集體，而回到大集體對這些從來不知道大集體為何物的人們來說，似乎將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作家王宏甲在他的這本書里還寫道，現在四十多歲的人根本就沒有經歷過人民公社這樣的大集體的勞動與生活。所以在他們的觀念中，大集體就是完全負面的。這里顯然是有著嚴重問題的。當年有些不良媒體把那么多不實之詞加到人民公社和大集體的身上，今天看起來，其中有不少是極不公平的說詞。

在我們所經歷過的年代里，人民公社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興修水利，修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北京郊區現在有那么多旅游景點，如青龍峽、雙龍峽、龍慶峽，金海湖。每個景點都是以當年人民公社時代所修建的水庫為旅游景點的支撐建筑。如果沒有人民公社，北京怎么可能有這么多水庫，還有那條京密引水渠，這些都是在人民公社時代修建起來的。

有人一說起集體所有制，甚至一提起公有制，就斷言那就是大鍋飯，而大鍋飯就是在養懶漢。這就把公有制與大鍋飯、養懶漢劃上了等號。這是絕對錯誤的。首先公有制不等于大鍋飯。毛主席當年還說，有個八級工資制。雖然毛主席對八級工資制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但至少八級工資制這個事實就說明那時沒有大鍋飯。至于說公有制養懶漢，更是一派胡言。

我自己是1969年進廠當工人的。那時，我們上班只有工資，沒有獎金。而且我們拿二級工的工資，一拿就是七八年。老工人也有二級工的，但他們有一種活動工資，五元錢。這把原來文革前的獎金固定下來，作為每月工資中的一部分。老二級工的工資比我們這些后進廠的青年工人每個月就多拿五元錢活動工資。

按照所謂養懶漢的說法，那么我們這些青年工人完全有理由在工作時偷奸耍滑，不會主動干活。按照所謂養懶漢的說法，我們這些人應該讓老工人多干點活，因為他們拿的工資比我們多。但是在現實中，完全不存在這樣的情況。我們這些青年人，幾乎沒有偷懶的。我們干起活來都不惜力，都很努力。我們當時的價值觀就是，誰要偷懶，誰要耍滑，那是很不被人看得起的。這樣的人在我們的眼里，是被蔑視的。一個年輕人，因為熱愛勞動，因為勤勞，就是被人們所稱贊的好品質。相反，那種偷奸耍滑的人，是一定被眾人所蔑視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那時候全國的工礦企業情況應該都是類似的。你說完全沒有偷奸耍滑的，那可能不現實，但如果你說大鍋飯一定就會養懶漢，那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

1985年初，在我讀研究生時，去東直門中學聽社科院組織的一個有關經濟改革的講座。其中有一位研究員說，他們做過調查，現在工人為什么出工不出力，是因為工人沒有拿獎金。當時我聽到這位研究員的說法，就嗤之以鼻。他既不了解工廠，更不了解工人。我們在工廠干了近十年，直到我在恢復高考后上了大學，我一分錢獎金都沒有拿過。而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因為沒有獎金而出工不出力。我就納了悶了。這樣的研究員他是怎么調查研究的，他是怎么去了解實際情況的。他真的去做了真實的調查研究了嗎?我是高度懷疑的。

當然，在那種長期低工資的狀態下，沒有人不想讓自己的收入能增加一些，沒有人不想早點快點多點增加自己的工資收入。但是同時，也很少有人因為工資收入很低，就偷奸耍滑，耍無賴，不好好干活。我們當時雖然工資不高，但該干什么的這點覺悟還是有的。你可以說，這是當時幾乎所有工人的共同觀念。

我不否認，在我離開企業之后，很多國有企業在管理上出了問題，管理松懈、混亂，被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指責公有制企業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是在這個階段出現的。這其中的問題與是不是公有制完全無關。私營企業管理不善，同樣會出大問題。公有制企業管理不良，出了問題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么國有企業在那個時候為什么會出現管理上的嚴重下滑呢?

在我看來，國有企業在管理上出的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搞了一個接班頂替的做法。本來，工業企業與農村的一個主要的不同點，就在于，農村是有著家族甚至宗族關系的，而工礦企業中則一般不會存在這樣的關系。但是，由于企業搞了接班頂替，很多老職工的子女都到企業工作了。這些職工子女過去都住得很近，相互之間很早就都熟識，而且他們的父輩也是相互熟識的。現在父輩們離開了工作崗位，而他們的子女都進了企業，頂替了父輩們原來的工作崗位。而企業中的管理者，對于提前退休的老職工們是很熟識的，對于老職工的子女們也是很熟識的。在這樣的情況上，企業的管理者對于這些新進廠的青年工人如何嚴格管理就很是費神。如果管得嚴了，其父母的面子上不好看；如果管得不嚴，企業的生產質量和勞動紀律還怎么管?如果再加上新進廠的青年職工很快就開始戀愛、結婚，企業中的姻親關系開始糾纏不清，這下子就更不好管理了。所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國有企業管理水平嚴重下降，這就造成產品質量嚴重下降，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國家把企業一下子就推到市場之中，這樣的國有企業又能如何生存下去?

北大的一位周姓教授說，當年他在東北兵團時，看到兵團的很多農機具扔在地上沒人管，就斷言，國有經濟就是這副德性，公有制是搞不好的。這位周教授恰恰忘了，那是在文革中的特殊年代。文革中無論是工業企業，還是國營農場，很多原來執行得很好的管理制度都被砸爛了。把特殊年代發生的事簡單歸納為一般性的必然本質，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就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我絕對相信，在文革前，周教授所說的在文革中發生的無人管理農機具的現象是絕對不會存在的。

然而，前面提到的這些問題都與所有制無關。這里絲毫不能把企業管理水平的下降歸結為所謂公有制方面。這種指責是沒有根據的，也是很不公平的。

再說起農村的大集體經濟，作家王宏甲提到，在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很多地方的大集體經濟就已經名存實亡了。原來的政社合一，很多事還是有人管的。現在很多農村干部和基層政府機構該管的事，也沒有人管了。王宏甲說到這樣的一種情況，農村的青年男女結婚后或者只是同居，但生下了子女。而這些子女都好幾歲了，也沒有上成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辦法接受義務教育。貴州省和畢節市的干部問起來，基層干部說，我們也不知道哇。不知道，能成為理由嗎?要是在人民公社時期，怎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按照王宏甲的說法，集體經濟不存在了，基層干部的責任心也就不存在了。這是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至少這已經說明，集體經濟與農村基層的管理早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而集體經濟的缺失，就會導致基層管理的缺失。這樣的問題難道還不算嚴重嗎?

走鄉村振興的道路，一定要走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道路。沒有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村，就仍然只是一個在農業領域中十分落后的農業國。這樣落后的農業國，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強大的國家機器與軍事機器面前，是沒有任何勝算的。西方資本主義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那里的工人組織到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當中，而如果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業經濟，落后的單干且四散零落的中國農業靠什么把中國這些貧苦農民組織起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北航老胡之閑話”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