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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4年12月10日“多維新聞”看到，美國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休厄爾，9日，即“國際反腐敗日”，出臺主講一番美式政治課。多維列出的題目，叫《美國就周永康案警告中國：不能政治化》。
　　這里先就提出一個問題：腐敗為第三世界國家所獨有，還是全球性問題，或者說，西方發達國家有沒有腐敗問題。
　　

       助理國務卿義像模像樣地論述一番腐敗對人類發展、經濟活力和安全的危害，舉例卻僅限于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亞、烏克蘭和中國。這已經使她的課程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化——腐敗與西方發達國家無關，這就是政治;自然，這是西方的、為西方世界秩序服務的政治。
　　關于阿富汗——“塔利班仍然在利用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來征集支持”。然后是伊拉克——“伊拉克人民對政府希望的破滅，為滋生‘伊斯蘭國’的溫床提供了土壤”。她沒有提到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個事實：這兩個國家目前政治生態的混亂既不是來自伊斯蘭文明，也不是自己人民的選擇，而是軍事西方入侵的結果。她也沒有提到全世界都知道的另一個事實：在這里，從西方武裝入侵到國家被毀滅得面目全非之后的所謂“重建”，美國和其他西方跨國公司在制造腐敗方面的功業。這又是政治，西方的、為西方世界秩序服務的政治。
　　

       美國《彭博商業周刊》網站2014年7月14日有《美國像第三世界那么腐敗嗎?》，作者為美國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肯尼。文章的說法很有趣：一方面是“多數美國人認為”發展中國家“政治腐敗”遠比美國嚴重，另一方面是認為“政黨和媒體腐敗或極度腐敗的富國居民比例稍稍高于窮國居民”，美國76%的公眾認為本國政黨腐敗與羅馬尼亞、加納、巴基斯坦或剛果民主共和國比例相同，“最近開展的研究顯示，政治體系對普通人的不公平差不多到了極限”。
　　

       同年同于同日，《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刊出《來自金磚國家的五大驚喜》，說“金磚國家的腐敗得到西方的支持。它很愿意將大量的不法錢財合法化。南方國家進入北方銀行的跨境資金一年高達1萬億美元。如果西方金融機構不千方百計地從這種狀況中得到好處，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腐敗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然后有中國《國際先驅導報》2015年3月6日-12日一期的《議員腐敗令西方頭痛》，報道西方發達國家議員腐敗層出不窮，接連曝出挪用公款、洗錢、違規申領房補和交通補貼等以權謀私的故事。英國資深議員公開索賄，發生“金錢換門路”的丑聞。2014年鬧出“報銷門”，三個主要政黨共300多名議員涉嫌2009年以來濫用公款報銷個人賬單。德國聯邦議院631名議員，其中123名承認從事兼職，每月收入1000歐元以上。日本兵庫縣一名議員被曝2013年出差195天，公款造訪溫泉106次，拿不出發票的報銷300萬日元。這種議員腐敗，無論如何應該屬于“政治腐敗”了。
　　

        助理國務卿開講前一周，2014年12月3日，英國《衛報》網站的一則報道，說經合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全面揭露涉及跨國公司的腐敗行為，結論是行賄“主要發生在西方國家，并非發展中國家”，“大多數賄賂行為發生在發達國家，而其公司高管層完全知曉”。
　　實際上包括整個西方的選舉制度，都是一種金錢左右的、賣官買官的制度。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14年8月13日發表的《金錢如何扭曲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的話來說就是，“最關鍵的分歧并不在于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而在于兩黨的精英人士和普通民眾之間”，“政客們從富人手中籌集資金的需要，令他們只對一小部分人百般迎合，而對其它人漠不關心。”僅僅從上述的零星資料已經可以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政黨、媒體腐敗——這無不屬于直接的政治腐敗，不亞于第三世界國家;美國政治體系對普通人的不公平程度，尤其接近極限;在全球范圍，行賄主要發生在西方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得到西方的支持。這里沒有一項與政治無關，沒有一項不歸結為西方的、為西方服務的政治。
　　休厄爾的顛三倒四讓人眩暈，卻又在眩暈中偷運不便明言的貨色：
　　反腐敗的根本在于政治決心。
　　政治決心的意思是，那些受到腐敗指控的官員應該是反腐敗法規最嚴重觸法者，而不單單因為他們是最大的政治競爭對手。
　　中國等國家在反腐敗工作中若要取得成功，就需要確保反腐工作不被政治化。
　　

       反腐敗又要“根本在于政治決心”，又要“不被政治化”。這種天書一般的教誨只能解釋為：所謂“根本”,在于把自己套進西方的世界秩序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政治體制，為此絕對不許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特別是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
　　

        助理國務卿的微言大義需要歷史的注釋。
　　

       1989年夏天，弗朗西斯·福山預測，“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會取得徹底勝利”，“這將是西方的勝利”，宣布“人類意識形態的終點”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這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名氣不及福山的美國歷史學者雷迅馬,在《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中，有一種向歷史縱深的想當然的無限擴展：“作為一種關于進步的歷史必然性、仁德善良的使命和最終的歷史性勝利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理論與對美國過往歷史的英雄式敘事相互呼應。”從這里,可以進一步理解休厄爾那個“根本在于政治決心”的“根本”，到底在哪里。
　　

       殺戮搶劫、攻城略地、軍力威懾照常頻繁使用，只是似乎在成為從屬的、輔助的手段，越來越時尚的，是所謂“軟實力”。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以切膚之痛進行的總結，顯示出世界歷史的意義：對于蘇聯來說，蘇共是心臟。而對于蘇共來說，意識形態是心臟。“意識形態的衰落是蘇共和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
　　

       西方曾經那樣費盡心機、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用他們的普世價值引導共產黨人遠離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別是模糊和拋棄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理論。他們曾經那樣如美國最后一任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其《蘇聯解體親歷記》中所供認的，為蘇聯終于拋棄階級、階級斗爭這一共產黨得以執政的“中心概念”，而興奮得徹夜難眠：“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
　　

       歷史沒有按照西方的日程表行進。它展示給人們的，不僅是當時，尤其是在那以后直到今天的，世界范圍的階級、階級斗爭的嚴酷事實，是西方世界秩序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政治體制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無可挽回的黯淡無光。
　　

       “中美國”一詞的發明者、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2014年的暢銷書《大退化：制度如何衰敗以及經濟如何衰亡》，作為嘲笑對象引述的，恰恰就是上面福山的那個論斷。“為了證明西方制度確實已經衰落”，他“打開一些長期封存的黑盒子”：“第一個的標記是‘民主’。第二個是‘資本主義’。第三個是‘法治’。第四個是‘公民社會’。”這些東西在促進蘇共下臺、蘇聯解體和此后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落入毀滅性悲劇陷阱的過程中，曾經發揮巨大的作用。這些黑盒子里放出的魔鬼，導致中東北非一系列國家的災難和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同時引發一場至今尚未收場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經濟危機。在美國，那個“法治”連續制造的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而不受懲罰的慘劇，幾天前還在重演。
　　

       福山已經改換話題。他的2014年的新作，即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這年4月27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網站，發表普林斯頓大學朱利安·教授的《美國民主已亡?》，說富裕的美國人對政府頒布的種種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大到不成比例，“金錢的力量正在壓倒普通選民的力量”，“金錢在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導致人們幻想破滅”。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一度風頭頗勁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2014年12月4日刊于美國《紐約時報》的文章，有個類似的標題《民主已死?——真正的民主體制不僅僅是賦予民眾投票權》。
　　

       西方當局和西方設計的世界秩序，面臨一個遠比“伊斯蘭國”更為恐怖的噩夢。這就是，隨著西方政治制度的衰敗及其意識形態騙局的敗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走向坍塌，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們，包括西方世界的人們，或是清晰或是朦朧地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生命力和階級、階級斗爭存在的事實。在西方世界秩序的設計者和維護者眼里，世界簡直在走向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為此有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的新作及其引發的廣泛討論，有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刊于2014年9月21日日本外交學者網站的《美國能挽救世界秩序嗎?》。這里提出的，是一個歷史的疑問。
　　

       中國如何處理本國的反腐敗問題包括周永康案，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何勞美國助理國務卿費心“警告”。我們不會也沒有必要把一切腐敗現象都等同于政治。但是腐敗問題又不可能與政治無關。在總體上，反腐敗斗爭，本身就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在一個存在剝削、存在貧富兩極分化的世界里，腐敗成為走向衰敗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無可救藥的毒瘤。恰恰不是共產黨人或者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在上個世紀70年代出版的《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中，寫下這樣的話：“共產主義政權最初受到普遍歡迎，這可以從共產主義革命的效果看到，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第一次給了人們一個不腐敗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人把人民、把歷史和現實作為自己的教師，注定不會聽從休厄爾的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