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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 | 大流行病后的資本主義

點擊：作者：馬祖卡托來源：法意讀書發布時間:2020-11-12 10:48:37

圖片來源：The school of life

馬祖卡托 | 大流行病后的資本主義

作者：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譯者：黃雯嬙

法意導言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0年10月刊登了瑪麗安娜·馬祖卡托教授（Mariana Mazzucato）的一篇文章:《大流行病后的資本主義——正確的恢復之道》（Capitalism After the Pandemic Getting the Recovery Right）。瑪麗安娜·馬祖卡托教授是倫敦大學學院的創新經濟學和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她被譽為世界上最恐怖的經濟學家并且是左翼學術領域內的關鍵聲音。她的著作有《萬物的價值——創作和接受全球經濟》。她在本文中由08年金融危機中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浪費了危機中產生的機遇，引申出政府需要通過利用危機期間的正確投資來有效干預經濟。長期以來，政府將風險社會化，但將回報私有化。發達經濟體已然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缺陷，大企業忽視長期利益，沉迷短期利益形成金融危機。而政府對于企業的扶植卻沒有取得合理的回報。政府可以通過對于救濟附加合理的條件，對企業入股、設立公共基金等方式除舊立新，在大流行病后重建一個更好的經濟體。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政府向金融系統中注入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資金，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解凍信貸市場，讓全球經濟重新運轉。但是，大部分的援助并沒有支持涉及實際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實體經濟而是落到了金融部門。各國政府救助了直接導致危機的大型投資銀行，而當經濟重新開始時，正是這些公司從復蘇中獲得了收益。對于納稅人，留給他們的是一個和以前一樣破碎、不平等和碳排放密集的全球經濟。有一句流行的決策格言，"永遠不要讓好的危機白白浪費"。事實也正是如此。

現在，隨著各國從COVID-19大流行和由此產生的封鎖中恢復過來，它們必須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在病毒第一次出現后的幾個月里，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應對隨之而來的經濟和健康危機，推出一攬子刺激計劃以保護就業，發布規則以減緩疾病的傳播，并對醫療和疫苗的研發投入資金。這些拯救措施是必要的。但當市場失靈或危機發生時，政府僅僅作為最后的救助者進行干預是不夠的。政府應該積極地影響市場，使其能夠帶來造福于所有人的長期結果。

世界在2008年錯過了這樣做的機會，但命運再一次給它了機會。在各國擺脫當前危機的過程中，它們能做的不僅僅是刺激經濟增長，它們可以引導經濟增長的方向，以建設一個更好的經濟。它們可以將保護公眾利益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作為救濟的條件，而不是向企業提供無條件的援助。他們可以要求COVID-19疫苗通過獲得公共支持來普及。他們可以拒絕救助那些不控制碳排放或繼續在避稅天堂逃稅的公司。

長期以來，政府將風險社會化，但將回報私有化：公眾為清理爛攤子付出了代價，但這些清理工作的好處卻主要歸于企業及其投資者。在需要幫助的時候，許多企業馬上會向政府尋求幫助，然而在年景不錯的時候，他們卻要求政府走開。COVID-19危機提供了一個糾正這種不平衡的機會，通過一種新的交易方式，迫使被救助的公司更多地從公共利益出發，并讓納稅人分享傳統上只歸于私營企業的利益。但是，如果政府只注重結束眼前的痛苦，而不改寫游戲規則，那么危機之后的經濟增長將既不具有包容性，也不具有可持續性。更不會服務于對長期增長機會感興趣的企業。干預措施將是一場浪費，而錯失的機會只會助長新的危機。

系統腐敗

早在COVID-19發生之前，發達經濟體就已經困于重大的結構性缺陷。首先，金融業往往自我融資，從而侵蝕了長期增長的基礎。金融部門的大部分利潤又重新投資于金融（銀行、保險公司和房地產）而不是投入到基礎設施或創新等有效的用途。例如，英國銀行貸款中只有10%支持非金融企業，其余的都用于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在1970年，發達經濟體房地產貸款僅占所有銀行貸款中的35%左右，到2007年，數字已經上升到60%左右。目前的金融結構助長了債務驅動的體系和投機性泡沫。因此一旦泡沫破裂，銀行和其他機構就會乞求政府的救助。

另一個問題是，許多大企業忽視長期投資，只顧短期收益。由于首席執行官和公司董事會癡迷季度回報和股票價格，他們通過回購股票來回報股東，增加了剩余股票的價值，以及構成大多數高管薪酬方案一部分的股票期權的價值。在過去十年中，《財富》500強企業回購了價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自有股票。這些回購是以犧牲員工工資、職工培訓以及研發投資為代價的。

還有就是政府能力的空心化。只有在明確的市場失靈之后，政府通常才會介入，而他們提出的政策卻太少、太晚。當國家不被視為創造價值的伙伴，而只是一個掮客時，公共資助的資源就會短缺。社會項目、教育、醫療都會出現資金不足的情況。

公立和私立部門之間的關系已然破碎。這些錯誤綜合起來，造成了特大的經濟和全球危機。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過度的信貸流入房地產和金融部門，使資產泡沫和家庭債務膨脹，而不是支持實體經濟和產生可持續增長。同時，由于缺乏對綠色能源的長期投資，加速了全球氣候變暖，以至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警告說，世界只剩下十年時間來避免其不可逆轉的影響。然而，美國政府每年對化石燃料公司的補貼高達約200億美元，主要是通過優惠免稅。歐盟每年的補貼總額約為650億美元。試圖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制定者充其量也只是考慮一些激勵措施，比如征收碳稅，以及列出哪些投資算作綠色投資的官方清單。他們還沒有頒布到2030年避免災難所需的那種強制性法規。

COVID-19危機只會使所有這些問題更加惡化。目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度過眼前的健康危機上，而不是防控即將到來的氣候危機或下一次金融危機。封城對在危險的 "零工經濟 "（gig economy）中工作的人形成了嚴重的打擊。他們中的許多人既沒有儲蓄，也沒有雇主的福利即醫療和病假，來度過這場風暴。公司債務是造成上一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隨著公司為抵御需求崩潰而承擔新的巨額貸款，債務只會不斷攀升。而許多公司執著于取悅股東的短期利益，這讓他們沒有長期戰略來度過危機。

這場大流行病還揭示了公立和私立部門之間的關系已變得多么不平衡。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每年投資大約400億美元用于醫學研究，它是研發COVID-19醫療和疫苗的主要資助者。但制藥公司沒有義務制定讓美國人買得起的藥物價格，即使美國人的稅款一開始就在補貼這些產品。總部位于加州的吉利德公司在開發COVID-19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時，得到了來自聯邦政府德7050萬美元的支持。今年6月吉利德公司宣布了它一個療程的價格是3120美元。

這是大藥廠的典型行為。一項研究考察了2010年至2016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準的210種藥物，他們發現 "NIH的資金對每一種藥物都有貢獻"。即便如此，美國的藥價仍是全球最高的。制藥公司還通過濫用專利程序來侵害公眾利益。為了抵御競爭，他們申請的專利非常寬泛，而且很難獲得授權。其中一些專利在開發過程中處于極度上游的位置，這使公司不僅可以將研究成果私有化，用于研究的工具亦然。

長期以來，政府將風險社會化，但將回報私有化。

政府與大科技公司的交易同樣糟糕。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硅谷是美國政府投資開發高風險技術的產物。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資助了使谷歌成名的搜索算法背后的研究。Uber所依賴的GPS技術也是由美國海軍完成的。并且所屬于五角大樓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背后支持了互聯網、觸摸屏技術、Siri以及iPhone中各環節關鍵組件的開發。納稅人在投資這些技術時承擔了風險，但大多數受益的科技公司卻沒有繳納他們應得的稅款。不僅如此，他們還敢于反對保護公眾隱私權的法規。雖然很多人指出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誕生于硅谷。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這些案例中，也是高風險的公共投資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政府干預，這些投資的收益可能再次流向私人之手。公共資助的技術需要由國家更好地管理，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由國家擁有，以確保公眾從自己的投資中獲益。正如大流行期間學校的大規模關閉所表明的那樣，只有部分學生能夠獲得在家上學所需的技術條件，這種差異只會加劇不平等。上網應該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特權。

圖片來源：TED

價值的再思考

以上所有的例子都表明，公立部門和私立部門之間的關系已經破裂。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他們對于“價值”（value）的概念理解有誤。現代經濟學家把價值理解為可供交換的價格。這種觀點與早期的經濟學理論家，如弗朗索瓦·奎斯奈、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等人的觀點相左，他們認為產品具有與生產動態相關的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一定與價格相關。

當代價值的概念對經濟結構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影響到組織的運作方式、活動的核算方式、部門的優先次序、對政府的看法以及國民財富的衡量方式。例如，公共教育的價值并不計入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因為它是免費的。但教師的工資成本卻計入其中。因此，非常自然的是，大家會談論公共 "支出 "而不是公共 "投資 "。這種邏輯也解釋了為什么高盛當時的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可以在2009年，也就是他的公司獲得100億美元救助后的后一年，聲稱他的員工是 "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人之一"。畢竟，如果價值就是價格。那么高盛的員工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它的員工自然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

對 "什么是價值 "這一問題提出新的答案才能改變現狀。因此必須認識到在整個經濟中大量的主體，不僅僅是私立企業，還有工人和公立組織所提供的投資和創造力。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私立企業是創新和價值創造的主要動力，因此有權獲得由此產生的利潤。但這根本不是事實。藥物、互聯網、納米技術、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都是在政府大量投資和承擔風險的情況下，在無數工人的支持下，在公共基礎設施和機構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通過贊美這種集體努力的貢獻，將更容易確保所有努力都得到適當的報酬，創新的經濟回報會得到更公平的分配。首先要認識到價值是由集體創造的，它是通往公立和私立企業之間共生伙伴關系（symbiotic partnership）的道路。

糟糕的救濟金

除去重新思考價值的含義之外，社會需要優先考慮到利益相關方的長期利益，而不是股東的短期利益。在當前的危機中，這意味著政府應當為COVID-19開發一種 "人民的疫苗"（people’s vaccine），一種地球上每個人都能獲得的疫苗。在藥物創新過程中，無論是在搜索和開發階段，還是在分發疫苗的時候，都應該以促進國家間合作和團結的方式進行管理。疫苗的專利權應該由大學、政府實驗室和私人公司共同共有，讓知識、數據和技術在全世界內自由流動。如果沒有這些措施，COVID-19的疫苗就有可能成為被壟斷銷售的奢侈品，它會成為只有最富有的國家和公民才能買得起的奢侈品。

更廣泛地說，各國還必須調整公共投資的結構，讓它不像施舍，而更像是試圖通過塑造市場以使公眾受益，這意味著需要給政府的援助附加條件。在大流行期間，這些條件應該促進三個特定目標。第一，維持就業，保護企業的生產力和家庭的收入保障。第二，改善工作條件，提供足夠的安全、體面的工資、足夠的病假工資和更多的決策發言權。第三，推進長期任務，如減少碳排放和將數字化應用于從交通到衛生的公共服務。

美國對COVID-19的主要應對措施，國會3月通過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從反面說明了這些問題。美國并沒有像其他大多數先進國家那樣出臺有效的薪酬補貼，而是提供了更多的臨時失業福利。這種政策導致超過3000萬工人被解雇，使美國成為發達國家中與大流行病有關的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由于政府向大公司提供了數萬億美元的直接和間接的支持，而不附加任何有意義的條件，導致許多公司可以隨意采取那些可能傳播病毒的行動，如拒絕給雇員帶薪病假和經營不安全的工作場所。

CARES法案還設立了 "薪酬保護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根據該項目，如果雇員繼續領取工資，則可免除企業的貸款。但PPP項目最終產生了更多對于企業財務的大量現金贈款，而不是成為了挽救就業的有效方法。因為任何小企業，而不僅僅是那些有需要的企業，都可以獲得貸款。而國會很快就放寬了關于企業需要在工資上花費多少錢才能獲得貸款豁免的規定。從結果來看，該項目對失業率的影響小得可憐。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小組得出結論，“薪酬保護計劃”發放了5000億美元的貸款，但在大約6個月的時間內僅僅挽救了230萬個工作崗位。假設項目中的大部分貸款最終被免除，則該計劃的年度支出大約為每個工作崗位50萬美元。在夏天的結尾，PPP項目和失業救濟金都用完了，美國的失業率仍然超過了10%。

迄今為止，國會已經批準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支出來應對這一場流行病，并且美聯儲向經濟領域里注入了4萬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兩者總計超過了美國GDP的30%。然而，這些龐大的支出在解決從氣候變化到不平等等具有緊迫性的長期問題上卻毫無建樹。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提議在救助計劃中附加條件以確保提高員工的工資和給予員工更大的決策權，并限制股息、股票回購和高管獎金，然而她并沒有獲得選票。

政府干預的目的是防止勞動力市場的崩潰，并維持企業作為生產性組織的地位。本質上，政府是災難性風險的保險人。但是這種行為不能使政府陷入貧困，也不應該允許政府資金被用來支持破壞性的商業戰略。在企業破產的情況下，政府可以考慮要求擁有其救助的企業的股權，就像2008年美國財政部收購通用汽車和其他問題企業的股份那樣。在拯救企業時，政府應該施加條件，禁止各種不良行為：例如不合時宜地給予CEO獎金、發放過高的股息、股票回購、承擔不必要的債務、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涉及政治游說。他們還應該制止公司的價格壟斷，特別是在COVID-19治療和疫苗方面。

其他國家展示了應對危機的適當措施。丹麥在疫情開始時提出支付公司75%的工資費用，但條件是公司不能因經濟原因裁員。丹麥政府還拒絕救助那些在避稅天堂注冊的公司，并禁止將救濟資金用于分紅和股票回購。奧地利和法國拯救航空公司的條件是減少碳足跡。

相比之下，盡管該航空公司在一個月前已經向股東支付了近2.3億美元的股息，英國政府還是在4月份給了easyJet（航空公司）超過7.5億美元的流動資金。英國政府拒絕對救濟附加條件，它以市場中立的名義救助easy Jet和其他陷入困境的公司。原因在于政府的工作不是告訴私營公司如何花錢。但是救助永遠不可能是中立的：根據救助的定義，救助涉及政府選擇讓一家公司免于災難，而不是另一家公司。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政府的援助有可能補貼不良的商業行為，即從環境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到使用避稅天堂。英國的 "休假計劃"（furlough scheme）中，政府支付高達80%的被辭退員工的工資以員工在計劃結束后不被解雇為條件。但事實并非如此。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風險資本家的心態

國家不能只投資，它必須達成正確的交易。為了做到這一點，國家需要開始像我所說的 "創業型國家 "（entrepreneurial state）那樣思考問題。在確保在投資時，它不僅能降低風險，而且還能分享收益。其中一個方法是在它所做的交易中入股。

太陽能公司Solyndra在2011年破產之前從美國能源部獲得了5.35億美元的擔保貸款，并成為政府難以“挑選贏家”（pick winners）的保守派代名詞。大約在同一階段能源部給特斯拉提供了4.65億美元的擔保貸款，特斯拉后來經歷了爆發式增長。納稅人為Solyndra的失敗付出了代價，但他們從未因特斯拉的成功而獲得回報。沒有一個有自尊心的風險資本家（venture capitalist）會這樣安排投資。更糟糕的是，能源部對特斯拉的貸款做出了結構性安排。如果特斯拉無法償還貸款，能源部將獲得該公司300萬股股份，這種安排旨在不讓納稅人兩手空空。但是政府為什么要在一家倒閉的公司中獲得股份呢？更聰明的策略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特斯拉能夠償還貸款，就要求它支付300萬股。如果政府這樣做了，隨著特斯拉的股價在貸款期間的增長，政府將賺取數百億美元，這些錢可以覆蓋投資Solyndra失敗的成本，并為下一輪投資留下充足的資金。

但要擔心的不僅僅是公共投資的貨幣性質的回報。政府還應該交易附加強有力的條件以確保它們符合公共利益。在政府幫助下開發的藥品的價格應該將政府投資考慮在內。政府涉及的專利應該更容易被許可的，這樣才能促進創新創業以及防止權力尋租。

各國政府還需要考慮如何利用其投資的收益來促進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要了解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當前的危機導致人們開始重新討論全民基本收入的問題，即所有公民無論是否工作都能從政府那里獲得平等的定期付款。這個政策背后的想法是好的，但這種說法會有問題。由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被視為一種施舍。它延續了一種錯誤的觀念，即私營部門是經濟中財富的唯一創造者，而不是共同創造者。而公立機構只是一個收費員，它從私立機構中抽走利潤并作為慈善事業進行分配。

一個更好的選擇是公民紅利（dividend）。根據這一政策，政府從政府投資創造的財富中抽取一定比例，并將這些錢放入基金，然后將投資收益與人民分享。這個想法是直接用公民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來獎勵公民。例如，阿拉斯加自1982年以來，其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每年通過分紅將石油收入分配給居民。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也有出了類似的欣慰。加利福尼亞州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它也許可以考慮做一些類似的事情。總部位于加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公司在內華達州的里諾設立子公司。它利用內華達州的稅率為零的企業稅率，此時加州損失了巨額的稅款。加州不僅要堵住這種稅收噱頭，它還應該通過建立一個州財富基金來反擊。這是除稅收之外的一種方式，加州能夠直接獲取其培育的技術和公司所創造的價值份額。

公民紅利可以讓共同創造的財富中獲得的利益被更多的人分享，無論這些財富來自于屬于共同利益的自然資源，還是來自于集體努力的過程，例如對于藥物或數字技術的公共投資。這樣的政策不應該作為一種稅收制度的正確運作的替代品。國家也不應該把缺乏此類公共基金作為不資助關鍵公共產品的借口。但是公共基金可以通過明確承認公眾對財富創造的貢獻來改變這種說法，這是各種力量之間政治權力博弈的關鍵。

目的導向的經濟

當公立和私立機構為了追求一個共同的使命而走到一起時，它們可以做一些非凡的事情。美國就是這樣登上月球，并在1969年“重返月球”的。在八年中，美國宇航局（NASA）和來自航空航天、紡織、電子等不同領域的私立公司在阿波羅計劃上合作、投資和創新。他們通過大膽的嘗試實現了約翰·肯尼迪總統所說的 "人類有史以來最危險、最危險、最偉大的冒險"。他們的重心不是為了將某些技術商業化，甚至不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是為了共同完成一些事情。

50多年以后，在全球大流行病的當前，世界有機會嘗試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月球計劃：即創造一個更好的經濟。這種經濟將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它將減少碳排放、減少不平等現象、建設現代化的公共交通、為所有人提供數字服務并提供全民保健。它的直接影響將使每個人都能獲得COVID-19疫苗。需要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公私合作才能創造出這種類型的經濟。

那些談論從大流行病中恢復的人提出了一個吸引人的目標：恢復正常狀態。但這是一個錯誤的目標，正常狀態已經被打破。相反，正如許多人所說的，目標應該是 "重建得更好"。12年前，金融危機為改變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但它被浪費了。現在另一次危機提供了另一個更新的機會。這一次，世界不能讓它白白浪費。

翻譯文章：

Mariana Mazzucato, Capitalism After the Pandemic- Getting the Recovery Right，Foreign Policy, Nov/Dec/2020.

網絡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02/capitalism-after-covid-19-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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