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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羅 | 王道的政治目標及人民在王道思想中的地位——國學教育書院原典小課堂講課錄

點擊：作者：摩羅來源：國學教育書院志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8-09 08:38:59

正文

朱振剛講《王道》，講得很好。《春秋繁露》解讀《春秋》的部分，幾乎一句話一個故事，盡管咱們書院學過《春秋左傳》，而且主要關注了那些故事，可是過了兩年，大多數故事都只有依稀印象。要把原文講清楚，就得下功夫去查歷史事件。朱振剛是下了大功夫的。《王道》篇幅很長，結構很完整，朱振剛對原文有整體性把握，理解得很好。

【王道值得多方面展開研究】

董仲舒既然要制禮作樂，為大漢一統江山尋找永恒的保障，就一定會認真討論王道問題，因為王道與禮樂制度乃一體二面。王道是禮樂制度的政治路線，是靈魂，禮樂制度是王道的制度體現，是保障。

王道乃吾族儒學之核心命題，至大至重。它值得我們進行多方面研究。

王道之哲學層面：據于天道、自然。朱振剛今天的講義，標題就是《天道穆穆，王道肅肅》，準確點出了王道與天道的關系，說明他理解了這個問題。

王道之社會理想層面：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我命之曰公同主義。這是中國文化的基因。

王道之政治理念層面：仁政，德政，愛民，保民。

王道之政治治理層面：禮樂文化與禮樂制度。剛才我已強調，禮樂制度是王道的制度呈現，是王道得以落地的保障。所謂太平盛世，也是在禮樂制度支撐下的局面。漢武帝和董仲舒致力于制禮作樂，就是要建立一個維護王道的理論框架和實踐王道的制度框架。這是周禮崩潰幾百年之后，漢朝大一統政權建立七十年之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王道之執政效果層面：民心歸服，無為而治，朝野和諧，太平盛世。

與王道對應的另一面，是霸道問題，這個在古籍中經常會以對舉的方式出現。董仲舒這篇《王道》，就是把王道與霸道對比描述。第一段寫王道，第二段寫霸道。

王道與道統的關系，尤其是個重大命題，也是儒學之核心命題。堯舜以降歷代圣王的王道實踐，構成了一個政治傳統，規范著后王必須按照他們的理念和作風治國平天下，這個順應天道的政治傳統，就是道統。所謂道統，就是王道之統系。這個是中國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主干。

【王道之治與太平盛世】

上述這么多層面的問題，今天無法一一涉及，我著重談一個問題，就是王道之執政效果問題，也就是王道與太平盛世問題。

王道之治，究竟有什么效果，或者說，拿什么來檢驗君王所行者是王道還是霸道？古代著作家，通常描繪一幅光明、和諧、喜樂、幸福的畫面，而且畫面的主人公必定是普通老百姓。儒家圣人說這就是太平盛世的樣子，并以此激勵君王朝此目標努力。這種太平盛世的畫面，承載著中國先民最核心的社會理想，那就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這篇《王道》，也使用了這種描繪畫面之法。文章一開始，作者寫道——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鷙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

這個畫面的主要人物，是“民”。“被發銜哺而游”、“鳳凰麒麟游于郊”，多么幸福、吉祥的畫面。作者說圣王雖擁有天下，卻“不敢有君民之心”，他所描述的，根本不是統治者的心態，而是服務者的心態。儒家圣人要求天子諸侯都要懷著服務者的心態。此言讓我想起毛主席的“趕考說”。1949年3月，毛主席離開西北坡開赴北京，準備建都北京君臨天下時，他對身邊人說：“我們這是去趕考，希望能給人民交一份及格的答卷。”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心態，就是王道心態的升華，就是孟子主張的”為民””保民”心態的踐行。

當然，我這樣說，大批紅友會生氣，怎么能把毛主席跟歷代帝王相提并論呢？姑且這么說吧，毛主席的境界和精神，就是千秋萬代圣人和老百姓所夢寐以求的領袖形象。我們五四以來把歷史上的帝王都說成負面人物，大家撻伐，這是太片面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用說，他們是董仲舒所說的“五帝三王”，他們都是勤勉為人民服務的先王。先王之后的所謂“后王”，雖然確實有很多昏君，他們剝削人民，草菅人命，沉迷于個人享樂，但是好帝王也是很多的，真心實意治國平天下、創造太平盛世、為老百姓謀福祉的帝王，代不乏人，否則我們所謂道統就不存在的，就成了儒家圣賢的虛構了。認真踐行王道的帝王，史不絕書，絕對不是史官虛構出來的。

毛主席是中國道統的承載者、集大成者、升華者。如果沒有中國道統的滋養，如果沒有“為民”“保民”的思想資源，怎么會突然從天而降一個“為人民服務”思想呢？如果中國的政治傳統都是像西方人那樣劫掠天下、屠戮萬邦，怎么可能突然出現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領袖呢？我前幾年給體制內一個文化機構講座，講題就是《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古代來源》，我們千萬不要上五四的當，不要搞歷史虛無主義，不要把毛主席塑造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王道是一種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太平盛世是王道治理之結果。歷代儒家圣賢，都是以這種結果來要求于君王。

歷代圣賢認為，天下為公的太平盛世是最高理想，王道是實現這個最高社會理想的唯一途徑，所以，他們或奔波于廟堂，或著書立說，都是想竭盡心智地把君王培養、教化成王道的承載者和踐行者。其中《孟子》最為典型，書中孟子勸諭君王行王道最為懇切峻急，有時剛勇地拍案而起，有時甚至表現出威脅利誘傾向。

【王道的目標是服務萬民】

在儒家學說中，王道只是手段，目的是挽救亂世以實現治世，也就是達成太平盛世。這個太平盛世是不是目的呢？太平盛世只是一個有政治結構、有文化秩序的社會形態，它還不是目的，還只是手段。

建構這個社會形態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讓社會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在相互依存、相互協作中謀求發展，孔子的學說，就是想達成此種格局。“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通向這種目的的。今天一提到孔子，很多人就說他是維護奴隸主利益，壓迫勞動人民的，這個實在冤枉。孔子是努力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這就包含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只有社會遵循禮樂制度，老百姓才有生存空間，才有太平日子。《孔子家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勸誡君王尊重勞動人民利益。他呼吁“仁政”一輩子，呼吁“克己復禮”一輩子，呼吁“大道之行”一輩子，大道就是王道。大道是王道的哲學表述，王道是大道的政治表述。這樣的圣人，哪會主張壓迫勞動人民呢？董仲舒說“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孔子說“使民以時”，都是在為勞動人民請命。

第二個目的，讓老百姓避免戰爭災禍，避免過于嚴苛的勞役和稅賦，通過勞作能夠獲得溫飽生活，孟子的學說，始終以此為重點，所以他恨不得拿把刀子脅迫君王立下“保民”之志。孟子遭遇的戰國時代，周禮崩潰給圣賢造成文化和理想的巨大痛苦，勞動人民走投無路、橫尸四野的景象給圣賢造成深刻的感情痛苦，所以孟子是推行王道最為急切、為民請命最為賣力的圣人。《孟子》是所有典籍中最動感情的一本書。我們讀圣賢書，一定要領會圣賢的感情，才能知道其學說的動力來自何處，才能意識到學問不是邏輯不是教條，而是有血有肉的救世良方。

總而言之，王道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尤其是為作為絕對弱勢群體的勞動人民服務。

【儒家經典與王道的關系】

怎樣才能實現王道呢？王道之治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呢？正如朱振剛剛才講課所說，實現王道的關鍵因素就是帝王。帝王是王道的承載者、踐行者，如果帝王不行王道，天下就大亂。如果帝王踐行王道，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天下就大治，就會造成太平盛世。

歷代儒家學者，深懂這個道理，他們幾乎都在這個關鍵點上下足了功夫。儒家經籍浩如煙海，除了少數部分是士階層用以自我修身、訓練的內容，其他大部分內容，都是勸諫、告誡、規訓歷代君王，如何成為踐行王道的圣君，也就是都在圍繞王道做文章。而王道的目的又是為民謀福，所以也可以說儒家經典全都貫穿著愛民、為民、保民的思想。夸張點說，儒家所有著作都是寫給君王的教科書，甚至可以說是規章制度，就是逼著君王必須做圣君，必須承載并踐行王道。

我們羅列一下早期儒學主要經典，看看它們是如何教化帝王、推行王道、維護人民的。

《尚書》《逸周書》】

《尚書》《逸周書》可以說是夏商周三代中央文件匯編，當然主要是周代的。那么多文章，或是君王公卿本人所著，或是史官奉命代君王公卿所著。三代君王，自己要求自己必須踐行王道，也要求百官配合他們踐行王道。堯對舜說，舜對禹說，湯對各方國說，文王對武王說，周公對成王說，說來說去都是一個意思：要行王道，也就是行大道，要仁政愛民。為什么要行大道，既是為了解民倒懸，實現天下太平，也是為了給后世君王做表率，以保自己的政權永不崩潰。《尚書》是世界上第一圣書，其人民性、正義性、王道性、道德性、教化性無不令人敬仰。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降災異學說，就起源于《尚書》。《尚書·湯誥》云：“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尚書》也是王道和王道學說的源頭，也是道統的源頭，也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源頭，是吾族百學之源。孔子的學說，孟子的學說，所謂孔孟之道，都是從《尚書》起源的。孔孟之道就是王道，就是《尚書》之道。

《周易》】

《周易》是一本通天通地的大書，是從天道中長出來的學說，也是王道思想的哲學基礎，因為王道就是天道在人世間的體現。我一直認為，只有開了天眼的人才能通透《周易》，像我這種魯鈍之輩，只能讀讀其中的《系辭》。光這《系辭》也十分了不起，也是直通天庭的感覺，堪稱神通廣大。這本書我不敢多嘴，存而不論吧。《莊子》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我們對六合之內的許多東西，都不得不存而不論，何況《周易》包含著很多六合之外的東西。

《儀禮》《周禮》《禮記》《大戴禮記》】

《儀禮》《周禮》《禮記》《大戴禮記》是在為王道世界進行頂層設計，包括政治結構、文化秩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關系模式及相處規則的設計，這種設計處處體現了天道和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孔子這句話，就是由《禮記·禮運》記載下來的，是由他的弟子言偃或言偃的弟子記載的。《禮記》第一篇叫《曲禮》，該文開篇就說：”敖（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這是儒家對帝王公卿的教化，甚至有棒喝意味。你們肩負著天下之重，你們唯一的使命是法先王、行王道、開辟太平盛世。為此你們必須嚴格地修煉自己。怎么修煉呢？首先必須做到“敖（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孝經》】

《孝經》也是對太平盛世文化秩序的設計與維護，是禮樂制度的一部分。大家別以為《孝經》只是強調子女孝敬父母，沒這么簡單。《孝經》集中強調一點：只有每個人各司其職，才能組成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社會組織系統越是嚴密，文明水平就越高，就越是需要嚴密的禮樂制度和道德修養用以維系社會組織的高水平運營。西方人把文字、青銅器、城市作為判斷人類文明起點的標準，這個規定太不縝密（許多民族至今沒有文字，你能說他們沒有文明嗎），尤其不該忽略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社會組織的發達程度。判斷一個社會文明程度最重要的依據，應該是這個社會是不是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孝經》就是在自覺地強調這種嚴密的組織性，每個人都必須在這個嚴密的社會組織履行自己的職責，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社會組織、自己的國家盡忠盡孝。中國至大至強幾千年，社會組織性高度發達乃是制勝法寶。

《春秋》】

《春秋》是在維護文武周公已經設計好而正在遭遇破壞的禮樂制度，也就是王道制度。孔子行文時，處處以周禮為標準，描述史實，臧否人物，充分體現了王道理想。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孔子以王道為標準，突顯了亂臣賊子的罪惡。《春秋》過于簡約，廣用曲筆，只有孔子同時代人才能讀懂。后人讀《春秋》，必須仰賴其傳。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系統記述了孔門師徒的言行與思想，也是企圖通過維護禮樂文化而復興王道。這本書歷史上不被重視實在可惜，它有完整的事件和敘述，比《論語》片言只語好讀、好懂。載舟覆舟說，就出自該書第七篇文章《五儀解》。孔子說：”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這多少有點威逼君王的意味：你必須仁政愛民，踐行王道，否則不得好死。

《管子輕重》】

《管子》是在為王道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行宏觀經濟的設計與協調，特別主張通過打擊資本壟斷、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和老百姓經濟保障。這里補充一句，《管子》歷來被看作法家著作，也有人說它是各種雜說之匯集。我認為《管子》最有特色的部分是《輕重篇》，被后人單獨命名為《管子輕重》。《管子輕重》是明確為王道治下合理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提供思想保障和政治措施的著作，說是儒家著作毫不勉強。每當遇到哪個地方老百姓收入太低，不得溫飽，管子就給齊桓公制訂出經濟政策，通過宏觀調控迅速提高當地老百姓的收入。每當遇到哪個地方出現大商人大資本家，造成對市場的壟斷，可能導致百姓貧困和社會動蕩，管仲馬上給齊桓公出謀劃策，用霹靂手段瓦解巨商壟斷，讓市場恢復公平、社會免于動蕩。書中還有貿易戰的經典案例。

無數學者在追究一個問題，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沒有發展成覆蓋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為此遺恨無窮。殊不知中國幾千年來，先圣先王一直在自覺地規避資本對于社會和國家的綁架，可以說，遏制資本、摧毀壟斷、打擊豪強的經濟思想，是中國文化基因之一，也是歷代王朝經濟政策之標配，并構成中國的歷史傳統。《管子輕重》就是這種文化基因和歷史傳統的集中體現。如果說歷代圣賢因具備遏制資本的自覺意識，不需要《管子輕重》的指導，今天這個資本主義猖獗時代，則急需《管子輕重》的警示和矯正。我們應該用讀經的莊嚴態度，來學習《管子輕重》。

可能有人說，齊桓公乃春秋五霸之首，管子輔之，所行者霸道也，怎可以王道論之？弊意以為，齊桓公行霸道，那是就諸侯國與周天朝的關系所言。《管子輕重》作為一本學術著作，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早就超越了某個具體的諸侯國，而完全是王道理念。另外，也不能因為《管子》討論經濟問題，就歸入法家著作。《鹽鐵論》系經濟問題專書，照樣被看作儒家著作。

《論語》】

《論語》因為是格言式，語錄式，閱讀門檻低，傳播最廣。大家都認為《論語》的核心概念是仁和禮。孔子一生都在呼吁克己復禮，禮就是周代的禮樂制度。為什么恢復禮樂制度就得“克己”呢？因為支撐禮樂制度的周代政治權威和軍事實力都已經沒有了，孔子就寄希望于君子的內在覺悟，如果君子能培養出內心之仁德，就會尊禮。如果大家都尊禮，就能復禮了。所以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反過來說也一樣，仁就是要克己復禮。克己復禮就是行王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論語》談論政治的文字很多，什么“政者正也”、“為政以德”、“子欲善而民善矣”、“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近者說，遠者來”、“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還建構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連貫的道統，也就是王道之統，這個統系跟《尚書》所示完全一致。后世司馬遷寫《史記》，就是按照《尚書》《論語》中業已成形的這個線索，來梳理華夏歷史脈絡、建構華夏道統的。宋代有個學者說，六經之后，最偉大的著作就是《史記》，他的說法很有道理。

《孟子》】

唐宋以后，《孟子》傳播的廣度僅次于《論語》，它提出了許多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命題，諸如性善論、民貴君輕、保民、浩然之氣、養勇、魚和熊掌、社會分工、大孝終身慕父母、天降大任、天下一統、王天下等等，其中用力最大的命題，還是保民而王，也就是王道命題。這個下文會著重討論。《孟子》還將《論語》的修身命題，發展為個人意志的鍛煉。“北宮黝之養勇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養出什么結果呢？那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為什么要修身、要養勇？孔子認為，天子諸侯挽救不了禮樂制度，只有寄希望于士這個新的群體登上歷史舞臺。他們經過嚴格的自我修煉，煉成仁義禮智信俱全的金剛不爛身，由士成長為君子，在精神上才能上跟三代大夫諸侯公卿天子一樣高貴，就可以擔負重整河山的使命。所以孔子行“有教無類”之道，給士進行仁與禮訓練。孟子時代的君王，更是專注于諸侯爭戰，孟子比孔子的痛苦感受更深，深知無法指望君王，只能靠士君子承擔天降大任。所以，修身養勇乃是擔負天下大任必須進行的自我訓練。曾子著《大學》，就是為士提供的修身教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個復雜的修煉過程，就是修仁煉勇的過程。宋儒將《大學》《孟子》等四書，置于五經之前，就是強調士必須首先完成對自己的訓練，然后才能按五經的要求，擔負天下，推行王道。

其他還有一些經典，也都是推行王道的，我簡單列舉一下，不一一介紹了。解讀《春秋》的若干著作，諸如《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等，跟《春秋》神脈相同，不用多說。《荀子》《晏子春秋》、賈誼的《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劉向的《新序》、桓寬整理的《鹽鐵論》，還有司馬遷的歷史巨著《史記》，雖然各有主旨，都很廣博，但在奉行王道、愛民保民的問題上，都是一致的。

很多人瞧不起儒學，或認為柔弱，或認為犬儒，或認為討好君王私欲、服務君王私利。這都是天大的誤會。先圣儒學，乃是教化之學，它教化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帝王，然后再是百官和百姓。一種給帝王行教化、立規矩的學說，竟然被看作討好帝王的學說，這種誤讀太大了。

【清】孔子行教像

【孔子對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對于王道治下的太平盛世，歷代學人常有描述。這些描述有的偏重于禮樂秩序，有的偏重于田園情調。總的格調是政通人和，仁義和諧。普通勞動者始終是這種描述文字的重心。剛才我已經講過董仲舒那段文字，現在主要介紹孔子、孟子和明代解縉三段話。

在《禮記·禮運》中，孔門弟子記下了孔子一段表述社會理想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孔子此言，將大同與小康對比討論。小康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才出現的文明形態，這時候的圣王才選擇禮義治國，由此才興起禮樂制度。孔子認為，從大禹開始的夏商周三代，已經是小康時代。孔子所述的大同世界，則是堯舜時期及此前的伏羲時期。那時候大家都生活在氏族和部落共同體中，”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原始共產主義狀態，也就是后圣所言“羲皇盛世”。

自從夏代建立起國家政權，中國就進入小康時代，這才需要禮樂制度，才需要仁政愛民之王道。孔子的理想是大同，但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標，則一直是小康。可見孔子也是一個很接地氣的思想家。

后世圣賢談論大同，已經很少提及羲皇盛世，皆以夏商周三代作為大同世界標本，也就是都把孔子命名的小康時代，當做大同世界來推崇。這是后圣不同于孔子之處。

【孟子對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內容，是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以；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于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這里描述了老百姓在太平溫飽環境中享受生活的情景，既有物質生活的保障，過上“養生送死”的體面日子，又能“謹庠序之教”，精神上也很富足，一片其樂融融的田園風光。

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內容，孟子把第三章的內容又重復了一遍。重復當然是為了強調。請看下文。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段文字有四個內容，第一個內容，強調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這是在要求君王進行國家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宏觀分配時，一定要對老百姓設置最低保障。

第二個內容，“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這是在警戒君王，不能剝奪老百姓生存權利，把他推進犯罪深淵，然后用嚴刑苛法給他治罪，如果這樣，就是欺民而害之。一個國家、一個君王，怎么能如此欺民而害之？

第三個內容，把第三章描繪的安康喜樂畫面，重新描述一遍，以引起君王和后世讀者之重視。

第四個內容，“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是用君王能夠聽得懂的功利角度，勸說君王為了富有天下，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利益設置為國家的核心目標。只有這樣，你的“王天下”雄心壯志才可以實現。

整本《孟子》，最打動我的一句話是：“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那是《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原文語境如下：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魏國（也稱梁國）老百姓的深重苦難，讓孟子焦慮不安，梁惠王卻似乎無動于衷，孟子乃拍案而起，控訴他不憚于“率獸而食人”，把老百姓推進“饑而死”的深淵。他希望以自己的痛苦和憤怒警醒梁惠王。德國政治家李卜克內西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導致工人階級的貧困與死亡時，說馬克思對這種罪惡現實懷有“神圣的憤怒”。我年輕時讀馬克思著作，對“神圣的憤怒”一詞特別看重。孟子對于梁惠王、屈原對于楚懷王，都有這種“神圣的憤怒”。

當孟子以“神圣的憤怒”對梁惠王拍案而起時，儒家學說的人民性和正義性，一下子提升到極點。

總之，孟子始終把老百姓的利益和命運，高置于王道目標的中心。孟子作為儒家學派和孔孟之道的主要代表學者之一，確立了人民在儒家學說和王道政治學中的核心地位。

這就是儒家圣賢向往的王道世界，他們教化君王，就是要君王革除私欲、超越私利、擔當天下，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福祉為政治目標。

【解縉對王道和太平盛世的描述】

解縉是朱元璋的寵臣，有一次朱元璋對解縉說：“如何才能治理好江山，如何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個其實做起來不容易。我知道你博學多才，一直把你當兒子看，希望你百無禁忌，放開思路給我多提治國良方。”

解縉深受感動，就寫了個長折子，名曰《太平十策》。其中第一策，就是參照遠古井田制，解決宏觀經濟分配問題及土地問題，保障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礎上，解縉為朱元璋和大明天朝描繪了一幅太平盛世的政治目標。

“宜令戶部會今天下丁口若干，田畝若干，令民二百丁為一里，里同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為堂，右為塾，左為庠。推其父老年高德厚一人處于中堂，朝夕告謁，而取正焉；擇有文行一人居于右塾，民年八歲者入焉，教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人居于左庠，民年十五者入焉，教以詩書禮樂修己治人之方，毋敢縱逸。每丁受田若干畝，廬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果之地若干畝，樹藝各隨其土之所宜。一里之人，各治其私田若干畝，而共耕公田若干畝，山林畜牧之地亦如之。民年二十受田，老免及身后還田，賣買田地則有重刑。朝而畢出，各事其事，暮而畢入，習學左庠；后為中堂，婦人相聚以治女工。有地狹人稠，土地磽瘠之鄉，有司資以舟車，給其衣食，徙之江淮之間，閑曠之地。孰不懷然以相從哉？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訟詞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不治？太平萬世理有必然也。先將古人井田均田小宗之法，及小學、朱子家禮、顏氏家訓、呂氏鄉約、女教，及今義門鄭氏學范等書，類聚考訂，刊行天下，長幼習讀，有親族異產者務要即時同居共爨。如有不遵，遷于化外。”

這段話依然是以從事農耕的老百姓作為主人公，為他們設計了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學的田園生活，大家在王道政治中過著溫飽、充實、快樂、體面的日子，跟孟子的設計如出一轍。大家一起勞作，一起求學奉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友友，共同富裕。外有公平規矩，故無訴訟，內有詩書之教，故有禮數。王道理想，禮樂教化，盡在此一畫面中。

由解縉此言不難看出，孔子孟子發揚光大的王道理想，對后世影響極大，逐步形成了儒家道統。在儒家學術體系和王道思想的傳播鏈條上，董仲舒的著作起到了學術上綜理孔孟、政治上為王道塑形的里程碑作用，使得這個道統在漢代得以凝聚成形，并對中國歷史具有非凡的規范力。

結語】

后世大儒，無不以王道學說教化帝王，后世帝王，誠心踐行王道者，代不乏人。中國歷史輝煌燦爛幾千年，秦漢以后一直是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蒙王道學說之助，乃一大原因也。

至于人民在王道思想結構中的至尊地位，上面已經多有述及。最后再援引一個通俗小說中的例子。《三國演義》中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大家都很熟悉。按照周禮的規定，一個人接受他人饋贈禮物，必須三辭，以表接受者的恭心，饋贈者三敬，這才能充分顯示饋贈者的誠意，三辭三敬才能禮成。

劉備三顧茅廬，即是循禮而為。諸葛亮肯定也得三辭，一者尊禮，二者示謙，三者以驗劉備之誠。在這么繁瑣的禮數之后，劉備以何種辦法讓諸葛亮沒法再辭呢？小說設置了一句人物語言，劉備說：“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諸葛亮知道此話有千鈞之重，他再退縮就是無德。蒼生者何？老百姓也，人民也。人民水深火熱，你卻不事拯救之功，這在道德上、情感上都是說不通的。劉備深諳儒生心性，故最后使此絕招，實現了延攬巨才之愿。羅貫中作為一個通俗小說作者，實際上也是大儒，深諳儒門學說之結構，儒生心性之理路，故能設計此言，讓他們聯手登臺，共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