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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華：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是偉大建黨精神之根

點擊：作者：仝華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9-03 07:58:20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情地說道：“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1]本文僅對偉大建黨精神中的“對黨忠誠、不負人民”作如下探討。

一、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建立在對共產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革命精神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偉大建黨精神之根。因為偉大建黨精神的其他3個方面，其出發點和落腳點，說到底，都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根本利益。而對黨忠誠是不負人民的必然要求，不負人民是對黨忠誠的當然體現。對黨忠誠，最重要的，一是指忠誠于黨的性質和宗旨；二是指忠誠于黨的最高奮斗目標和黨在每一歷史階段的奮斗目標；三是指必須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的利益犧牲自己一切，永不叛黨。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1]。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是建立在黨的創立時期，中國先進分子對共產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革命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對共產黨這一不同于其他任何階級政黨的科學認識，對黨忠誠，就無從談起，與對黨忠誠緊密相連的不負人民當然更無從談起。那么黨的創立時期，中國先進分子是怎樣認識共產黨的呢？

了解和認識這個問題，需要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從這個角度看，1843年10月23日到11月初，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使用了“共產黨”[2]587 這一名稱。1848年2月，作為國際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共產黨宣言》在倫敦正式出版。70多年后，1920年7月，共產國際二大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其中規定：“凡是愿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支部）。”[3]255 該文還指出：名稱問題不只是一個形式問題，而且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問題。共產國際已經宣布要同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和一切黃色社會民主黨進行堅決斗爭。必須使每一個普通的勞動者都十分清楚共產黨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階級旗幟的舊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之間的區別。[3]255

也是在這一國際共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加快了步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進一步探討了在中國創建工人階級政黨的問題。

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遠在法國留學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先后寫信給毛澤東，對事關中國前途的幾個“大要”問題與毛澤東交流。其中談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四種利器”。第一種就是：“黨。（社會黨或共產黨）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 [4]49-50。并且，蔡和森初步介紹了第三國際的建立及其性質和極嚴的加入條件。其大略如下：“1.改名為共產黨，以后一切宣傳運動皆為共產黨性質。2.排除右翼的改良派、愛國派、中立派、入閣派的首領，然后才準加入。”[4]67-68 在第二封信中，蔡和森明確表示，“我以為非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產黨，則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勞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4]69 他還指出：“現在內地組織此事須秘密。烏合之眾不行，離開工業界不行。中產階級文化運動者不行（除非他變）。”[4]53 蔡和森力倡“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4]71 對蔡和森的上述主張，毛澤東在1921年1月21日的回信中，以“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5]4 予以贊賞和回應。

1921年3月，李大釗署名：Ｓ.Ｃ，在《曙光》第２卷第２號上發表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這是他唯一一篇專論建黨問題的文章。而此前兩年多，李大釗已率先在中國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此時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闡述了以下認識：其一，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值得敬佩和學習。他寫道：“最近時代的勞動團體，以及各種社會黨，組織更精密，勢力更強大。試看各國罷工風潮及群眾運動之壯烈，不難想見。俄羅斯共產黨，黨員六十萬人，以六十萬人之大活躍，而建設了一個赤色國家。這種團體的組織與訓練，真正可駭。”[6]269 其二，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需要建立能夠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他指出：“中國自滿清道、咸海禁大開之日，就有受些歐化洗禮的兩個大黨產生，一是同盟會，一是強學會。強學會的成績是戊戌變法。同盟會的功業，是辛亥革命。它們都自有它們的價值。既入民國以來的政黨，都是趁火打劫，植黨營私，呼朋嘯侶，招搖撞騙，捧大老之粗腿，謀自己的飯碗，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指望由他們做出些改革事業為人民謀福利，只和盼望日頭由西邊出來一樣。”[6]270 其三，中國需要組織的政黨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李大釗告訴大家，近二三年來，人民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雖然厭棄政黨，究竟也要另有種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6]271 他還指出，各國的C派（指共產派）朋友的團體組織，“第三國際為之中樞”，李大釗呼吁，中國C派的朋友，“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C派的朋友相呼應”[6]271。

正是在上述探討的基礎上，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1921年7月，以“中國共產黨”冠名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在中華大地上誕生。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條寫道：“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在其他各條中，分別載明了黨的政綱，黨的組織原則，黨的機構設置，關于接收黨員的條件和手續，關于黨的工作制度，關于黨員組織關系及黨的紀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重要見證之一。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章程》，并通過《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該決議案明確規定：“個個黨員不應只是言論上表示是共產主義者，重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7]63 中共二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得以完成。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建黨精神內涵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培育，這一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之源。

二、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建立在對為人民謀利益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革命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階段，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從多方面表達了他們對廣大勞動群眾的深切關注和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的真摯渴望。

從陳獨秀的認識看。五四運動前后，自1919年4月至1920年8月，他在《貧民的哭聲》《兩個工人的疑問》等6篇文章中，從多方面表達了他對廣大勞動群眾的情懷，特別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分析調查資料，為北京城里最底層的百姓訴苦。他寫道：據警察廳最近的調查，北京人口，合共有男女93萬2540名。那純粹沒有職業的貧民，占1/10。東洋車夫有4萬多人。排字的工人，差不多有1萬。公娼私娼，總也在1萬人以上。北京城里90多萬人當中，要算這10多萬人最苦惱了。[8] 他認為：“單是北京一處，就有10多萬苦惱的人發出他們可憐的哭聲，這不是一個小問題。”[8] 其二，闡述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陳獨秀指出，“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9]。他告訴大家，因為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我們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我們坐的各種車船，都是木匠、鐵匠、漆匠做的；還有許多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才能把我們的貨物和我們自己送到遠方。因此，“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9]。他強調，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 [9] 其三，奉勸某些人收回錯誤論調；回答工人的疑問，啟發工人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陳獨秀奉勸某些人，收回維護資本利益的論調。他向社會呼吁，應對工人“趕快實行八時制，為窮苦的工人謀點教育，救救他們的苦惱”[10]；強調“工人勞力所生產的價值，遠在他們每日所得的工資以上” [11]。針對工人的疑問，他指出，勞動是什么？就是做工。勞動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勞動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沒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來的糧食，我們早已餓死了。而且把糧食收下來和運到別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12] 他特別指出，建設勞動工人的國家，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到的，“要有自覺、有團結，將來以無數小工會，聯合成一大工會，那時我們勞動的國家，就不難于實現了”[13]。陳獨秀的上述情懷，在1920年9月后得到進一步深化。

從李大釗的認識看。十月革命后不久，以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1月1日期間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為重要標志，李大釗即在中國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與此同時，他對世界勞工情況和中國勞動群眾的境遇更加關注，對如何改變他們的境遇做了進一步的思考。

1919年2月14日、15日及同月20日至23日，李大釗先后在《晨報》發表《勞動教育問題》和《青年與農村》兩文。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新起的勞工問題后，結合中國的情況指出：像我們這教育不昌、知識貧弱的國民，勞工補助教育機關，尤是必要之必要。希望關心社會教育、勞動問題的人注意！[14]293 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他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做些開發農村的事。他強調，這是“萬不容緩的”[14]304。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去開發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苦痛、脫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14]304-305。他號召青年，速向農村去，“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14]307-308。

1919年3月9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12號上發表了《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一文，其中寫道：“在唐山的地方，騾馬的生活費，一日還要五角，萬一因勞動過度，死了一匹騾馬，平均價值在百元上下，故資主的損失，也就是百元之譜。一個工人的工銀，一日僅有二角，尚不用供給飲食，若是死了，資主所出的撫恤費，不過三四十元。這樣看來，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騾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騾馬的生命了。”[14]316面對這一情況，1919年5月1日和1920年5月1日，李大釗先后在《晨報》發表《“五一節”（ＭａｙＤａｙ）雜感》《“五一”（ＭａｙＤａｙ）運動史》兩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在簡要說明“五一節”“從什么時候有的”后即指出，1890年的5月1日，是世界工人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動”造成的日子！他贊揚：“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14]335。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開篇寫道：大凡一個紀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為可紀念的勝利，都是從奮斗中悲劇中得來的。“五一”紀念日，也是如此。[7]183 在該文第5部分，他呼喚：“起！起！！起！！！劬勞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了！”[7]196

李大釗在上述諸文中所表達的情感和思想，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他對深受剝削與壓迫的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他從國際工人運動中所受的啟發和對中國勞苦大眾覺醒起來，改變命運的渴望。也是這一情懷，激勵著他以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革命精神，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和實現黨領導的偉大事業而不惜灑熱血、拋頭顱。

從黨的早期組織的認識看。1920年11月7日，由陳獨秀任書記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創刊。陳獨秀發表的《〈共產黨〉月刊短言》，著重闡述了關于中國勞動者的解放問題，主要觀點是：第一，中國勞動者布滿了全地球，但是他們無論在本土或他國都不是獨立生產者，都是向資本家賣力。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第二，要逃出奴隸的境遇，不可聽議會派的欺騙，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的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7]475-476 同月，由黨的早期組織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從基本原理角度闡明共產黨關于使勞動群眾獲得解放的基本原則。雖然該宣言沒有向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準”[7]485，但它還是表達了黨的早期組織對共產黨要為廣大勞苦群眾的解放而奮斗的堅定志向。從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員要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建黨精神重要內涵也寓意于文中而得以表達。

三、學習革命先烈和英模，在新征程上弘揚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精神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在偉大建黨精神的激勵和感召下，在黨的隊伍中涌現出一大批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革命先烈和英模。他們的精神和事跡都是他們奉獻給中華民族、奉獻給黨和人民的無價之瑰寶。在此，僅以革命英烈李大釗、彭湃和方志敏踐行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跡為例，加以陳說。

大革命后期，李大釗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堅持革命斗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串通外交使團，突然派軍警包圍并搜查蘇聯駐華使館界內的蘇遠東銀行、中東路辦事處及其他官舍，逮捕作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的李大釗。被俘后，李大釗在獄中受盡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他在《獄中自述》中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15]301 4月28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秘密判處絞刑，殘忍殺害。李大釗為黨和人民獻出寶貴生命，時年38歲。“李大釗同志一生的奮斗歷程，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歷史緊密相連”。[16] 他對黨和人民的深厚情懷及由此涌流出的“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偉大人格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彭湃是海陸豐農民運動和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擎旗人，他以自覺和徹底地將根本立場站到最廣大勞動群眾一邊，并不惜獻出生命為人民謀解放的行動，詮釋了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革命精神。彭湃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海豐縣城郊一戶大地主家庭。據他在1924年至1925年間陸續寫成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文中所述：“我家里的人聽說我要做農民運動，除了三五兄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同族同村的人，都一樣的厭惡我。我只有不理。”[17]123 而此前，1922年11月18日，他在給好友李春濤的信中也寫道：“湃的生活路，統統為湃自己塞盡了。但是可以慰藉湃的，還是赤山的農民。湃也不愿和現在最有生機的農會及親愛的農民離開了！[17]13 彭湃寫這封信的背景，就是當年11月，他在海豐縣城龍舌埔的一次農民集會上發表演說，并當眾燒掉一個月前彭家分家時分給他的田契，把田地全部分給農民。這一壯舉，絕不是出自他的心血來潮，而是出自他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之路后，對海豐廣大農民更深切的同情和更真誠的大愛。

可以說，彭湃當眾燒毀自家田契之舉，為他贏得海豐廣大農民的信任、擁護與愛戴，從而為他深入開展農民運動創造了條件。而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與此密切相連。大革命失敗后，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主持召開江蘇省軍委會議時，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獄中，他不畏酷刑折磨，堅持斗爭，就在他即將赴死的8月30日清晨,他還和楊殷聯名給黨中央寫信，報告獄中情況并囑咐同志們不要因他們的犧牲而傷痛。午后，他給愛人許冰寫信訣別，勉其為黨的事業努力前進。[17]302 彭湃被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龍華槍殺時，不滿33歲。

1935年1月，作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方志敏，在江西玉山縣隴首村附近被捕，隨后被囚于南昌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3月，方志敏在獄中撰寫了自傳性文稿《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是個共產黨員了！” [18]23 它出自文章第7部分。在此，方志敏述說的主要內容為：第一，關于入黨的經過和入黨在生命中的價值。即“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經過趙醒農等同志的介紹，在南昌正式加入共產黨，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紀念的事！”[18]23 第二，關于對黨的性質及與此相關的黨的若干重要特質的認識。即“不管階級敵人怎樣咒罵污蔑共產黨，但共產黨終究是人類最進步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政黨。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論，它有嚴密的黨的組織與鐵的紀律；它有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它有廣大的經過選擇而忠誠于革命事業的黨員群眾，并且它還有得到全黨誠心愛戴的領袖；它與無產階級和一般勞苦群眾，保持親密的領導關系；它對于階級以及全人類解放事業的努力、奮斗和犧牲精神”[18]23-24。第三，關于共產黨員的稱號與黨員的義務。方志敏寫道：“共產黨員——這是一個極尊貴的名詞，我加入了共產黨，做了共產黨員，我是如何的引以為榮呵！從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18]24 方志敏通過獄中文稿對這個問題的述說，從一個重要方面使我們了解了他對共產黨性質的深刻認識和共產黨員這一稱號在他心中的無上崇高。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方志敏在獄中面對形形色色的威逼利誘，志堅如磐，不為所動，1935年6月，他在獄中寫作《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一文。這時，他入獄已有5個多月。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犧牲，他寫道：“何時槍斃——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沒有槍斃以前，我應將贛東北蘇維埃的建設，寫一整篇出來。我在這炎暑天氣下，汗流如雨，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我下了決心，要在一個月內，寫好這篇文字”[18]196。方志敏寫這篇文稿的最重要目的，一是為回擊國民黨反動勢力對蘇區的極力詆毀，以正視聽。二是為總結贛東北蘇維埃建設的經驗教訓，以利今后革命的發展。在這篇文稿中，方志敏還寫道：“在開展和鞏固贛東北蘇區的戰斗中，在進行蘇維埃的建設中，我都是用盡我所有的力量去做的”[18]196。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窩，時年36歲。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舉行。4月24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寫道：“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19]1096-1097 這段話，今天讀來仍心緒難平。在中國共產黨已步入第二個百年之際，我們更應該從這些革命先烈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精神中汲取奮進新征程的無窮力量，以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這是我們對無數革命先烈最真誠的告慰和回報！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人民進行的接續奮斗中，涌現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一批人作出卓越貢獻或杰出貢獻，受到黨和國家的隆重表彰。近兩年，在2019 年9月29日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有8人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28人獲國家榮譽稱號；在2020年9月8日召開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有1人獲“共和國勛章”，3人獲“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在2021年2月25日召開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有10位個人和10個先進集體獲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在2021年6月29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七一勛章”頒授儀式上，有29位同志獲“七一勛章”。雖然，上述英模人物的年齡、經歷、職業等有所區別，所作卓越貢獻、杰出貢獻的方面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感人事跡，無一不綻放著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精神之花。他們都是我們學習的楷模，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堅信，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精神將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偉大強國的新征程上更加彰顯和綻放新的光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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