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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巴駐華大使為何把我們的毛主席盛贊為“偉大的醫生”？

點擊：作者：岳青山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9-03 07:50:53

巴駐華大使為何把我們的毛主席盛贊為“偉大的醫生”？

——謹以此紀念毛主席逝世45周年

1962年7月15日，毛主席在釣魚臺十七號樓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拉希迪，黃鎮在座。當拉希迪表示親眼看到中國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對中國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愛慕時，毛主席說：

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很多，土地也不少，但是經濟上、科學文化上還很落后。歐美國家是經過一百多年才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水平，亞洲國家比他們落后。但只要我們共同努力，經過幾十年，我們可以改變這種落后的狀態。

說到這里，拉希迪特別稱贊：

“毛主席是一位診斷了并治好了中國社會疾病的偉大醫生，所作出的診斷和治療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

毛主席說，

“如果拿醫生作比喻，我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醫生。我和我們黨一起，治好了中國社會的一些病。但是，也有一些病，發現了還沒有治好；也還有一些病，我們到今天還沒有發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13頁）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拉希迪如此“特別稱贊”毛主席這位“偉大的醫生”，并非出自“禮貌”、“客套”的溢美之詞，而是基于“親眼看到中國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對中國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愛慕”。他確實認定，毛主席“治好社會疾病”的經驗 “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

今年是黨誕生100周年，重溫和學習毛主席治好社會病的經驗，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

拉希迪可能還不知道，偉大的“毛醫生”早在在延安時期，就曾顯露過身手，“診斷了并治好了”陜甘寧邊區的社會疾病，使陜甘寧邊區成了偌大中國“十個沒有”的奇葩典范。

這就是毛主席1940年2月1日在《團結一切抗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聲討賣國賊汪精衛，痛斥蔣介石里應外合，叫罵“取消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反動主張”時說的：

“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呢？只有不要臉的人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18頁）

建國之后，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大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全國診斷并治好中國的“社會疾病”，為民除害，為民謀福。

（二）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上的講話》中向全國，乃至全世界莊嚴宣告：

“在中國人民將會看到，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頁）

毛主席在這里把舊社會長期存在的匪、惡、娼、毒、賭斥之為“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這些“污泥濁水”嚴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毒害社會空氣；共產黨不忘“初衷”，建國后就理所當然地“以自己的輝煌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為民除害，使人民感到高興，開心。這乃是“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否則，什么嶄新的人民共和國就“名不副實”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主席就下令共和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新中國絕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指揮下，全國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掃除、肅清舊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痼疾的群眾斗爭，把房子打掃干凈！

一是，剿匪。

中國匪禍，已經存在漫長的歷史了。他們心狠手毒，作惡多端，人民深受其害。全國解放之初，國民黨反動派在其主力被殲之后，不甘心在大陸的失敗，又把大批正規軍和特務遣散為匪，匪軍特“三合一”，妄圖東山再起，匪患之強大、囂張，空前絕后。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土匪總數竟多達200多萬人。他們襲擊人民政權，殺害干部群眾，搶劫放火，殘害人民，囂張已極。拿福建來說，1950年1至10月，匪特在全省共制造15次暴動事件、81次襲擊、98次叛亂和40次兇殺事件，殺害新政權軍政人員和民兵、農民代表以及群眾積極分子共1000多人，燒毀房屋4989間，受害群眾2795戶；就全國而論，1950年的前10月里，共發生妄圖顛覆新生政權的武裝暴動達815次；西南地區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縣城就在100座以上；有近4萬名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慘遭匪特殺害。這些土匪武裝已經嚴重威脅到人民政權的鞏固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毛主席把剿滅土匪視為“我國民主革命的繼續”，關系著革命是否進行到底。他早在建國前夕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就尖銳提出：南方解放后，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在城市和鄉村中消滅國民黨的反動武裝力量，在鄉村中，則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9頁）1950年3月14日，他說：“匪禍必剿，首惡必辦，是為定則；惟剿辦須有策略步驟，以期迅速解決，安定全境。”（《毛澤東年譜》1940-1976第1冊，第104頁）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中，把肅清土匪列入“我們當前的總方針”里頭。他說：“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毛澤東年譜》1940-1976第1冊，第153頁）同年10月20日，毛主席還在中央軍委第一次會議上講話中指明“不肅清這些土匪，誰都不高興”。他說：“土匪問題，有個時候鬧得很厲害。我軍大舉向前進軍，這些土匪就像頭上的小虱子一樣，梳子梳過后留下來了。不肅清這些土匪，誰都不高興。”（《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23頁）1950年9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軍委電報責令各軍區：“凡有匪的地方，必須爭取于明年徹底剿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92頁）

據此，毛主席就如同過去打仗一樣，指揮剿匪作戰。先是，于1950年3月，陸續從人民解放軍6 個兵團中，抽調140多個師的主力部隊，約150萬余人的野戰大軍，對土匪武裝分別聚集的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區的邊沿地帶、偏僻山區開展大規模的剿匪作戰，而其他新解放區則全面開展由軍隊、地方和人民群眾緊密配合的大規模的剿匪斗爭。繼而，他起草中央軍委電報責令各軍區：“凡有匪的地方，必須爭取于明年徹底剿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92頁）并明確提出清剿土匪要堅持軍事進剿、政治瓦解和發動群眾武裝自衛三者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鎮壓和寬大相結合”、“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然后，在剿匪作戰的實際展開中，又及時總結表揚推廣西南軍區剿匪作戰“取得了很大成績”的經驗，嚴厲批評“廣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績則落在西南之后，為什么這樣，請你們加以檢討并以結果告訴我們。”提出“務使全省匪患在幾個月內基本解決。”第二天，又令“葉劍英同志去廣西幫助一時期”，并規定“陶鑄應在廣西久留一會，直至剿匪問題基本解決然后回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243頁）

在毛主席指揮下，各地剿匪部隊首先集中優勢兵力，對股匪嚴重的地區，諸如華東地區的閩浙邊區、浙閩贛邊區，中南地區的湘西各縣及邊沿地區，廣西的瑤山、六萬大山、十萬大山，及廣東北江地區的大量股匪，進行重點清剿。而在匪患最嚴重的西南地區，采取合圍與進剿、奔襲與窮追相結合的方針，先后在川、康、滇、黔各省剿滅土匪92萬余人。在殲滅大股土匪之后，各部隊迅速對中小股土匪之展開分兵駐剿，并輔以強大的政治攻勢，加速股匪的瓦解。在此基礎上，剿匪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公安部隊和民兵，結合土地改革，反復清剿殘散土匪，捕捉漏網土匪，收繳槍支，彰顯了軍事打擊、政治瓦解與發動群眾相結合的強大威力。

這次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剿匪作戰，經過大舉進攻、重點清剿和肅清殘匪三個階段，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100萬，大陸上的匪患基本上平息。根據中央“除惡務盡，不留后患”的方針，一些地方肅清殘匪特的斗爭，持續進行到1953年。

至此，全國共計殲滅土匪特務武裝和爭取匪特投降自新者共計達260余萬人。

新中國莊嚴宣告徹底結束了匪患猖獗的歷史，真正做到“除惡務盡”，社會秩序空前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拍手稱快，由衷地歌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功德無量。

二是，反霸。

建國伊始，城市黑道橫行，農村惡霸各霸一方。他們販賣人口，經營暗娼，敲詐勒索，殺害民眾，強奸婦女，無所不用其極，百姓怨聲載道。這種惡霸黑道勢力的存在和發展，是建國后我國政府面臨著的另外一重大社會痼疾，另外一股“污泥濁水”。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回顧建國初的反霸時說：“解放后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這是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惡霸分子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人民群眾就抬不起頭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8頁）

自從毛主席下令公安部長羅瑞卿“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之后，全國各地聞風而動，針對城鄉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式，開展聲勢浩大的反霸除黑群眾運動，力求做到“除惡務盡”。在城市，有重點地開展反霸群眾運動，鏟除黑惡勢力；在工礦企業，則結合民主改革運動，揭露和懲處黑惡頭目；在廣大農村，通過“剿匪反霸”、“減租反霸”和“土改反霸”，將長期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種種惡霸徹底根除。

北平解放之前，天橋地區就有所謂東西南北四大“霸天”，都系“青幫”的頭子。“東霸天”張德泉，曾拜師習武，后加入青幫和國民黨，成為“一跺腳天橋就顫”的角色，曾打死伙計馬順子，身負六條人命。“西霸天”福德成，25歲進京，在天橋以開茶館為生。后勾結敵偽勢力，組織流氓地痞販賣人口、強奸婦女、開設賭場、經營暗娼，并有二條人命。“南霸天”孫永珍是天橋土生土長的“地頭蛇 ”，1947年在天橋開茶館，后與偽憲警相勾結，霸占他人土地和飯鋪。“西霸天”劉翔亭，原為天橋吉祥戲院經理，日偽時期任天橋梨園公會會長，勾結敵偽勢力敲詐勒索，強奸婦女，還是一貫道壇主。此外，還有‘四亭’、‘十二爺’等等。他們的勢力少的霸一個村，多的霸十多個村。強占田地、錢財、婦女，敲詐勒索、殺人強奸無惡不作”。

解放后，北平市公安局就以天橋地區中心，開展鏟除黑惡毒瘤的群眾運動。我公安干警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充分揭露和控訴地方黑惡勢力的嚴重罪行，連“北霸天”的干兒子趙清泉，也站出來揭發其義父的罪行。在充分掌握地方黑惡勢力的嚴重罪行，做好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北京市委、市政府于1951年5月，先后在天壇祈年殿前召開四次控訴惡霸大會，到會群眾達3萬人，有19位受害者登臺控訴惡霸罪行。5月18日至20日，市政府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聯席會議，對市公安局提交的惡霸案卷進行審議，一致同意對天橋惡霸張德泉、福德成、孫永珍、林文華處以死刑。全市反對黑道惡霸的斗爭取得了徹底勝利。

上海惡霸黑道更為猖獗。當年的上海灘，曾是舊中國最大的通商巨埠，黑惡勢力具有“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通，行會，碼頭，街道里弄都有黑道橫行。上海港碼頭工人約有2萬人，碼頭把頭惡霸，罪惡累累。蘇州河碼頭倉庫包工頭夏金山，綽號為“總司令”，手段毒辣，打死打傷過20多個工人。

解放后，上海市委鑒于城市封建把頭、幫會頭子和特務三位一體，決定人民政府的方針是，堅決依靠和發動群眾，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分階段逐步解決。從解放之日起，就在“先打現行特務和匪盜 ”尖銳斗爭中，將那些與特務盜匪勾結，堅決與人民為敵的黑道惡霸分子予以沉重打擊，處決了大部分罪大惡極的黑惡首領。

迄至1950年春，就在全市開展聲勢浩大的反霸群眾運動。上海市政府堅決依靠群眾，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既堅決鎮壓了那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黑惡分子，又對坦白交代徹底，認罪態度好的人，從寬處理，酌情減刑，或在勞動中改造教育，給予悔過自新的機會。據1951年6月底的統計，上海碼頭的反黑惡斗爭，通過鎮反和反霸斗爭，逮捕了碼頭上的包工頭和反革命分子486人，處決36人，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勞動的達614人，致使根深蒂固的封建把持制度土崩瓦解，廣大碼頭工人揚眉吐氣，真正翻身成了主人。

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城市都相繼開展掃反霸除黑惡的群眾運動，依法嚴懲了罪大惡極的黑惡分子。

在舊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條件下，大量工礦企業中，封建把頭、反動黨團骨干與特務，原本三位一體。他們騎在工人頭上，對工人實行超經濟盤剝。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理工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后，各地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認真調查研究，放手發動工人群眾，分清敵我，揭發、控訴和斗爭那些肆意欺壓盤剝工人的封建把頭，并根據其認罪態度，依法懲處。僅據華南、華北八個產煤礦區的統計，在民主改革中，就有2000多個有種種罪行和劣跡的封建把頭受到不同情況的處理。

全國反霸，重點在農村。鑒于城鄉情況不同，毛主席提出，農村反霸要結合黨在農村的中心工作進行，先后開展“剿匪反霸”、“減租反霸”和“土改反霸”，堅決而又分階段地將農村惡霸勢力徹底肅清。例如，福建省委解放后就明確要求在剿匪斗爭的同時，要展開了大規模的群眾反霸運動。對解放前那些為非作歹、欺壓民眾、罪大惡極的地方惡霸進行清算斗爭。1949年12月，福建省委擴大會議明確提出，把反霸斗爭列為1950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古田縣是全省較早發動反霸斗爭的地區，1949年12月，全縣各區就揭發和嚴懲了12名罪大惡極的惡霸分子。如第一區曾任國民黨聯保主任和鄉長、號稱的“南路霸王”的惡霸葉寶云，殺害12人，勒索民財和侵吞公谷達1100余擔，號稱“南路霸王”，民眾恨之入骨。經過大會揭發控訴，由人民臨時法庭公開審判，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湖南解放后，中共益陽縣委就在桃江境內，進行了兩次以斗爭惡霸地主為內容的反霸斗爭。第一次結合減租退押進行“減租反霸”，處決了“十殿閻王”之一蘇印心和李小樓等有血債的惡霸地主43人，粉碎了惡霸地主的進攻和破壞，農民階級斗爭覺悟普遍提高。第二次結合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的土地改革運動進行，“土改反霸”。解放前在杉樹侖一帶無惡不做的“五虎一豹”，土改開始后曾四處逃竄，終被先后捉拿歸案，在農民訴苦會、斗爭會控訴和揭發他們的嚴重罪行后，罪大惡極的“虎中虎”胡壽昌、“通天虎”胡壽綿、“鎮山虎”胡壽云被處決，而“兩面虎”胡壽齡、“草花豹”胡壽康被判處有期徒刑，廣大農民拍手稱快。

就這樣全國經過二年多城鄉“反霸”運動，做到了除惡務盡，徹底打仗和肅清了長期壓迫中國人民的各種惡霸、幫會頭子和黑道勢力，解放了生產力，人民群眾成了真正的主人。

三是，禁娼。

舊中國“娼妓遍地”，由來已久。這股嚴重摧毀婦女身心健康，毒化社會空氣的“污泥濁水”已經存在二千多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公元前645年，齊國管仲就首倡娼妓公營，開國家經營“官妓”之先河。待到解放之前，我國已是“娼妓遍地”，妓院生意興隆。

諸如，北京妓院，在明清時就已經有了規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冊妓院達391家，妓女3500人，未經注冊私娼估計不下7000人。日本強盜侵占北京期間，竟平均每250名婦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又如，天津解放后，市公安局對全市妓院進行過詳細調查，全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為生的茶房、跟媽等約兩萬多人。至于，舊上海就更是娼妓人數最多的城市。據汪偽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統計，全市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達3.9萬余人。

北京解放后，羅瑞卿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不許娼妓遍地”，雷厲風行，在做好周密準備的基礎上， “一夜掃除北平妓院。”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封閉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根據全市人民的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沒收妓院財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領家、鴇兒等加以審訊和處理；全部妓女集中起來，改造其思想，醫治其疾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無家可歸、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從事生產。

據此，當天下午下午5時，羅瑞卿親自向封閉妓院行動組發出了“立即行動”的命令，同時向行動組成員宣布六條執行紀律，包括不得與妓女調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諷刺、看不起的態度；不得接受任何賄賂或任何款待等。

當夜8時，在民政局、婦聯和衛生局的配合下，北京市公安局2400余名干警，分成27個行動小組，出動37部汽車，撲向有妓院的5個城區及東郊、西郊。一場“蕩滌”二千多年娼妓痼疾的封閉妓院戰斗也就打開。先是，令各行動小組的干警分別在妓院周圍形成包圍圈，由便衣和民警實施戒嚴，不許有其他人員走動，防止壞人破壞。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閉妓院的命令。繼而，把妓院里的一些幫工和伙計、茶房、女傭也集中起來，登記在冊，實行遣散回去的政策。而對于嫖客，經過檢查身份和登記，教育后則當場釋放。

至1949年11月22日凌晨，關閉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法作了處理。收容了1268名妓女。一夜之間，查封了全市妓院。“妓院遍地”的歷史，宣告徹底結束。

繼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漢、南京、廣州等大中城市都陸續查封和取締賣淫嫖娼。全國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懲治了一批作惡多端的妓院老板，使一大批被迫為娼的婦女脫離苦海。

查封妓院，可以“一夜禁娼”，但教育、處理和安置為數眾多的妓女就艱難得多。在查封妓院之后，各地婦聯、民政部門對這些在舊社會飽受摧殘、心靈扭曲的婦女，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啟發她們控訴舊社會的罪惡；幫助她們醫治性病，上海市長陳毅親批外匯進口昂貴的盤尼西林，很快地把她們性病治好；繼而組織她們學適當生產技術，學到自立自強的本領，使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后來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婦女，擇偶成家，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舊中國“妓院遍地”的歷史，至此宣告徹底結束。

四是，清毒。

新中國成立后，還面臨著100多年來鴉片煙毒的巨大社會禍患。自從英帝國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大量輸入鴉片以來，鴉片毒害迅速漫延，愈演愈烈。1840年清末，林則徐雖然曾嚴厲禁煙，但由于朝庭腐敗，無功而返。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還搞過所謂“新生活運動”，倡導不要吸毒，那是裝飾門面而已。以至解放前夕，全國煙毒泛濫肆瘧，嚴重戕害人民。

據解放初統計，全國以制販毒為業者達數十萬人之眾，罌粟種植面積為8000萬畝；鴉片年總產量達6萬噸；吸食鴉片的人竟多達1000萬以上。毒品禍害全國，尤以西南諸省（四川、云南、貴州、西康及重慶市）為烈。這四省種煙面積達1545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9.4％，其中云南省種煙面積，竟占到全省耕地總面積的33%，而西康種煙面積占全省耕地總面積更高達48%以上。致使全國許多地方煙館林立，“生意”火紅。昆明有煙館1100多家；貴陽有1000多家；成都有700多家，重慶有270多家；上海1872年就有煙館1700余家。1948年市警察局統計，全市有制造毒品工廠23處，出售毒品和供吸毒品的“燕子窩”2000多處。真所謂“上海煙館甲天下”了。國民黨首都南京，全市145個行業有56個行業經營毒品，僅旅館業販毒的就有75家。這就使得中國眾多城鄉居民，甚至婦女兒童都染上了吸毒惡習，不事生產工作，成天呑云吐霧，嚴重危害百姓身心健康，直至傾家蕩產，賣兒鬻子，淪為盜匪、娼妓，危害社會安定。

新中國成立之后，黨中央和毛主席鑒于煙毒危害劇烈，而又涉及群眾面廣，要求發動和依靠群眾，大張旗鼓地開展禁煙禁毒群眾運動，根除煙禁毒。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公告全國：從通令發布之日起，全國各地不許再有制造、販運和銷售煙土毒品之事情，犯者不論何人，除沒收其煙土毒品外，須從嚴治罪；對于散布民間之煙土毒品，限期交出，如逾期不交者，除查出沒收外，并按情節輕重分別治罪；對吸食煙毒的人，限期向有關部門登記，并定期戒除，如隱瞞不登記，或逾期還未戒除者，則予處罰。為了加強對禁毒運動的領導，通令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設立禁煙禁毒委員會，從組織上保證禁毒工作的順利進行。各級衛生機關，應配制戒毒藥，廣為宣傳，對貧苦癮民得免費或減價治療。煙毒較盛城市，應設戒毒所。通令規定了禁毒的政策和措施，指出對制造、販運、銷售煙毒的毒販和眾多吸食者，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通令規定，在戰爭已經完全結束的地區，從1950年起，應禁絕種煙；在軍事尚未完全結束的地區，軍事一經結束，立即杜絕種煙。對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如有種煙者，應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驟地禁種。

同年5月，政務院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毒犯條例》，規定對制造、販賣、運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慣犯，以及情節輕重，分別處以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

自1950年2月政務院發布通令之后，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地展開了禁煙禁毒群眾運動，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嚴重打擊了制造、販賣、運送毒品的罪犯分子。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數地區的煙田基本鏟除，恢復了農業生產。據東北、華東、華南和西北四區不完全統計，共繳獲毒品折合鴉片2447萬兩，教育和挽救了為數以千萬計的煙民。

上海至1952年初，全市共破獲煙毒案7600余起，捕獲人犯1.2萬余名，繳獲鴉片等毒品1.5萬余兩，以及大批制毒、吸毒品器具；重慶，1950年1月至8月，市公安局破獲4327件煙毒案，逮捕5760名煙毒犯，繳獲24200多兩鴉片毒品；南京市，從1949年4月解放到1951年底，全市總計破獲煙毒案3605件，抓獲毒犯3671人，繳獲鴉片煙土2萬多兩，煙膏、海洛因等其他毒品600兩；天津，到1951年10月共登記煙民1570人，已戒除了1039人，破獲販毒案件953起，捕獲人犯1569人，人民法院依據事實處以徒刑和勞役，大毒梟石子文被依法處決；廣州市，到1950年底，市公安機關共查破制造、販運、販賣、開館的煙毒案3857宗，捕獲煙毒犯罪分子2113名，繳獲鴉片21948兩；武漢，到1951年底，市公安部門處理煙毒案犯1396人，法院系統受理煙毒案件891起，處理煙毒案犯1243人，等等。全國大規模禁煙禁毒的運動，奪取決定性偉大勝利。

但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卻又破獲了一批與走私販毒相關的大案要案，更為嚴重的是，我鐵路、航運、郵政、公安、司法、稅務等的少數干部，竟勾結奸商、毒販，販毒運毒，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損失，令人觸目驚心。為此，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將全國“關于公安人員販運盜賣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況”，報告毛主席，并提出“須于‘三反’運動末期，配合鐵路、交通、海關等部門，再發動一次群眾性的清毒運動，懲處吸食、盜賣、販運、制售毒品或包庇掩護毒犯的公安人員，不予寬恕。”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和贊揚“徐子榮同志所提意見是好的”，本著禁煙禁毒要“除惡務盡，不留后患”的宗旨，很有必要“再發動一次群眾性的清毒運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536頁）

據此，中共中央和政務院于1952年4月15日發出《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中的徹底的掃除”，徹底鏟除制毒販毒禍害。根據中央指示，各地經充分準備，周密計劃，在全國1200個禁毒重點地區，廣泛發動群眾，集中破案，全國又查出制造、販賣、運送毒品的罪犯369705人，逮捕82056人；其中判刑、勞改、管制的51627人，判處各種徒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33786人，勞改的2138人，管制的6843人，釋放3534人，處決罪大惡極毒犯880名；共繳獲毒品折合鴉片3996056兩，制毒機235部，販運藏毒工具263459件，并繳獲用于運送私毒品的迫擊炮2門、機槍5挺、長短槍877支、子彈80296粒、手榴彈167顆、炸彈16個、發報機6部。

在基本斷絕毒品來源的條件下，全國各地由公安、民政、衛生密切配合，設立戒毒所，配制戒毒藥，全力做好戒毒工作。人民政府對舊社會過來的吸毒人員，一般都看成“受害者”，由本人具結自行戒除，或采取“政府管理，群眾監督，集中或分散戒除”的辦法，對年老體弱的者允許“暫緩”戒除方針。各地通過召開群眾大會、吸毒者學習會，及家屬座談會，廣泛動發動群眾，使群眾熱情幫戒，同“煙民自行戒之”相結合，收獲最佳成效。

從中國人民政府1950年2月發布嚴禁鴉片煙毒的禁令，經過先后兩次緊密聯接的大規模的清毒霸群眾運動，嚴禁煙毒，歷時不至三年，到1952年年底，在舊中國肆瘧百多年的種植、制造、販賣和吸食煙毒，害國害民的鴉片煙毒，終被徹底根除。

五是，除賭。

黨和毛主席在“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的堅決斗爭中，還發動群眾，嚴禁賭博。中國人民政府在各地城鄉發布布告，明令禁止賭博，堅決查封和取締各種賭博場所，封閉賭場，沒收賭資、賭具，嚴懲聚財牟利的賭頭、窩主及屢教不改的賭徒。而對一般參與賭博者，則堅持教育、勸導，幫助他們自覺戒賭。經過發布禁令，社會動員和各界群眾的積極配合，舊社會十分盛行的賭博陋習，也就基本被掃除。

拿上海來說，舊上海，賭博已經成了歷代的專門行業。由于賭業長期被流氓幫會勢力把持，加以租界當局和舊上海市當局，縱容賭業大撈油水，所以舊上海的賭業十分興盛，除了有規模大的賭場、賭臺之外，跑馬廳、跑狗場等等，也是著名的“大賭窟”。賭博之風蔓延，造成了嚴重惡果，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治安。從1953年5月起，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嚴格取締賭博活動。兩個月內取締了設攤聚賭400余處，抽頭聚賭集團27個，依法嚴懲聚財牟利的賭頭、窩主。市公安局會同總工會、婦聯等部門，通過多種形式，宣傳了賭博之危害，發動群眾參與監督，造成了反對賭博的強大社會輿論。同時教育從賭人員迷途知返，悔過自新，改掉惡習，樹立正當娛樂的新風尚，使賭風在全市得到基本制止。

綜上所述，黨中央和毛主席建國后，抓住革命形勢高漲的有利形勢，堅決依靠和發動群眾，在短短的三年里，把舊社會被視為不治之癥的主要“社會疾病”，即“匪、惡、娼、毒、賭”基本鏟除、禁絕，將民主革命進行了到底。這就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明顯地改善了社會風氣，凈化了社會環境，振奮了民族精神。我國社會空氣煥然一新，人民揚眉吐氣，安居樂業。這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奇跡！而更“奇葩”的是，毛主席診治社會疾病，一經“治好”，還不再“復發”，27年基本上保持了“房子干凈”！當然，也就無須再次發動什么各項“嚴打”、“專項行動”了！古今內外，絕無僅有。

（三）

大千世界，為何只有毛主席能“診斷好并治好了中國的社會疾病”，并做到不再“舊病復發”？他“所作出的診斷和治療”的主要經驗是什么呢？

首先，要著力于從基礎上消除社會疾病的“病根”。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主席診治好社會疾病，就著力于從制度，特別是所有制上除去“病根”，治“未病”。

他早就指出，一定的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經濟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舊社會的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私有制，歸根到底，是滋生各種社會疾病的“土壤”，產生各種“污泥濁水”的“源頭”。

中國的這些社會痼疾為什么長期存在？為什么“匪、惡、毒、娼、賭”等等社會病幾千年沒有人能夠治好？這個問題盡管原因很多，但說到底，則是同舊的社會制度、經濟基礎緊密相聯，密不可分的。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利已主義”、“享樂至上”全都被視為人的本性；損人利己、“弱肉強食”、“剝削有理”、“兩極分化”一概被奉為天公地道，這樣一來，各種社會疾病風行，愈演愈烈，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就所深刻指出，資本主義的諸多“社會疾病”，無不同資本主義私有制息息相關；只有現存的私有制基礎消滅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毒瘤，才有可能消失。他說：“不言而喻，隨著現存的生產關系的消滅，從這種生產關系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失了。”娼妓賣淫是這樣，其他社會痼疾也不是這樣。然而，“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世界”，只是這類“社會弊病”并不太好，所以，“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弊病，以便保留資產階級社會的存在。”馬克思痛斥，這是資產階級“純粹的演說辭令”，欺人之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70、280 頁）

毛主席“診斷好并治理好中國的社會疾病”就不單是集中力量“查封”、“取締”、“剿滅”、“鏟除”黑惡勢力和社會痼疾，把房子打掃干凈，而且更著力于從根本上變革生產關系的私有制基礎，從而消除滋生各種社會疾病的“土壤”，斬草除根，除掉“病根”。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發現并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錯誤時曾說：我總是“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不講所有制，扳不過來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613、614頁）這既是他的世界觀，又是他的方法論。治理社會疾病也是這樣。

建國后，毛主席就特別重視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看成社會主義的“命根”所在。并且，從不含混，從不妥協，從不動搖；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就連根拔掉了孳生各種社會痼疾的“土壤”。

毛主席認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前三十年正是大家生活的公有制基礎上，所得靠勞，按勞分配；大家都有工作，連國民黨留下來那么多舊人員國家都 “包起來”；沒有失業困境，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少數人“暴富”，社會相對公平。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須要個人主義作為輿論的先導，那么，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自然要靠集體主義為其思想保證。自從古田會議的決議，第一次將“個人主義”列為必須糾正的“黨內錯誤思想”，而在人民共和國的前27年，一直受到批判和糾正。在這樣的制度下，一般地就難以大量暴發出舊的社會痼疾。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529頁）

這就是毛主席能夠診治好各種社會病”，蕩滌掉一切污泥濁水，并長期保持“房子”干凈的奧秘，就在這里！

其次，要把從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同廣泛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

毛主席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遵循這一唯物史觀的指導，在解放后診治各種社會疾病，也就都采取群眾運動形式，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大張旗鼓，雷厲風行。

無庸置疑，清除土匪、黑惡等等，必須依靠人民民主專政的鐵拳威力，但毛主席卻總是把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有機地結合一起，從不單純地依靠行政命令。這就，既能最快將各種社會痼疾、黑惡頭目暴露在“光天白日”之下，有利于全部、徹底地“把房子打掃干凈”；又能最好地使廣大群眾自身在運動中也受到教益；還能牢靠地建構起抵御各種社會疾病再生的“銅墻鐵壁”。

這是毛主席早在《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他說：農民運動使共產黨領導的農會樹立了權威，“農民諸禁”，“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以及“清匪”，勢如破竹。“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匪盜的威力。什么匪盜，在農會勢盛的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至于土匪，則我所走過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是從前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呢：“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標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7-38頁）

解放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勢盛”全國，“樹立了的權威”之高，同當年 “農會”已無可比性。廣大人民翻身當家作了主人，欣喜若狂，自覺創造歷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空前高漲；而少數黑惡勢力則終日惶惶。在這樣空前有利的革命高潮下，整治社會痼疾，順勢采取群眾運動的形式，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雷厲風行，就能使各種黑惡勢力迅速陷入群眾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人民漫山遍野，“梭標短棍一呼百應”，土匪、黑道等等“無處藏蹤”。故而，毛主席診治各種社會疾病也就能較好地做到全部、干凈，“除惡務盡”。

建國后蕩滌各種“污泥濁水”，將從上到下的行政命令與廣泛發動群眾結合起來，還能讓廣大群眾自身在運動中也得到深刻的鍛煉，獲得生動的教益。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政治覺悟，學會分辨是非，增強斗爭意志，大家齊心協力，管好社會。

毛主席早在革命戰爭時期就尖銳提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我們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9頁）革命戰爭是這樣，蕩滌社會污泥濁水也是這樣。只有建構起防御和阻塞各種社會疾病、“污泥濁水”再生的“銅墻鐵壁”，才有可能長治久安。

1950年3月12日，毛主席同梁漱溟談話，當梁老先生談到得天下易，治天下難時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眾人拾柴火焰高。共產黨靠大家，大家為國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03頁）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建國之后，黨中央和毛主席能夠迅速“治好中國的社會疾病”，就是“靠大家為國齊心協力”的結果。

最后，要靠好的黨風干風去影響和帶出好社風民風

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主席歷來把黨風看成是黨的生命，在從西柏坡起程進京之時，就曾莊嚴宣告：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他自己建國后就始終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嚴于律已，率先垂范，為全黨全國帶了個好頭。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成了決定的因素。毛主席一方面強調“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嚴格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永遠保持革命戰爭時期艱苦樸素的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間出現，要使普通勞動者在我們面前感到平等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291頁）；一方面，又對黨內、干部隊伍內部出現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不斷地、堅決地開展整風運動。從1952年開展著名的三反、五反運動，到1957年4月全黨進行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以及1963年發動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運動。

在毛主席的帶頭和帶領下，共和國前27年，我們黨保持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全黨干部基本上做到清正廉潔，全心全意為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大家沒有“發財”的熱望，更沒有“暴富”的沖動，也就難于出現所謂黑“保護傘”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特別是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樣徹底的清理，全黨高級干部中并沒有哪個被掀出“腰纏萬貫”！

我們共和國的前27年，不能不說是清正廉潔的27年。這是舉世公認的歷史奇跡。

好的黨風產生好的官風、干風，而好的官風、干風，則引領和帶出好的民風和社風！這就是新中國能夠迅速蕩滌一切污泥濁水，并能把房子保持干凈的關鍵之所在。

綜上可知，毛主席建國后本著初心，牢記使命，對人民的極端的負責任，堅決依靠和發動群眾，在短短的三年里，以繼續革命的“輝煌光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將古往今來無人能夠診治好的“匪、惡、娼、毒、賭”基本鏟除、肅清、禁絕，把房子打掃干凈，并能在長達20多年里，做到沒有“舊病復發”，基本上保持了房子的干凈！新中國創建了總體上沒有 “土匪”，沒有“惡霸”、沒有“毒品”，沒有“娼妓”，沒有“賭博”的奇葩景觀！難怪：外賓都盛贊“毛主席是一位診斷了并治好了中國社會疾病的偉大醫生，他所作的診斷和治療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

（作者系湖南省委黨校教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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