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東亞知名學者鄭永年先生發表了新作，原標題為《中美競爭需要斗智斗勇不斗氣》。文章表達了作者一貫的觀點，但新作更帶“學術”色彩，也更具時局的針對性。

筆者愚鈍，讀后不禁疑問重重：

這究竟是為14億中國人民提供防止“顛覆性錯誤”的良方，還是在嚴詞猛批莫須有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和“轉向民粹主義”危險之后，要求中國千萬“克制”針對美國霸權主義全面打壓的反抗。

該文費了不少心思，講了不少好話真話，粗讀起來令人產生某些認同感。例如，說中國經濟數十年來“取得快速增長”，中國“未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以及“虛構出來的‘中國威脅論’”。然而，再三通讀全文，就會發現通篇的主旨和要害，而且還講得相當直白。原來，這是在勸告甚至警告已經顧全大局、相當克制的中國必須“克制”再“克制”。說它是要求中國停止抵抗、繳械投降的迷藥，似乎并不為過。

（一）文章稱，中美沖突的實質是經濟沖突，不是政治沖突。中美兩大經濟體“相互依賴”，摩擦沖突在所難免。“升格為政治問題…可能激化矛盾。”言下之意是：中國不應庸人自擾，把美國前任與現任政府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升格為霸權主義對華全面打壓是小題大做。

人們注意到，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上任之初，就宣稱美中關系是“競爭、合作、對抗”三位一體，或者說是“激烈的競爭”。這種說法極具虛偽性和欺騙性。它的本質、出發點與落腳點，并非致力于美中合作與良性競爭（包括難免的經濟摩擦），而是對抗，是敵視中國。結果必然導致不擇手段對華全面打壓。“不斗氣”一文的上述說法，可謂與拜登異曲同工，是要中國放棄警惕、解除思想武裝。

（二）為達此目的，“不斗氣”一文猛批莫須有的中國“內部日益滋長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互聯網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轉向民粹主義”的危險！

文章稱，“面對（美國）民粹主義的挑戰，（中國）決不能用民粹主義回擊”，絕不應“以暴制暴”。“不論是主動的民粹主義還是應激的民粹主義（指‘反制’）都是反歷史、反文明的”“最壞的方法”。文章說，如果“弱者”（指中國）反制了，反過來會被強者（美國）進一步“施暴”。于是該文下令：“不論對手如何挑釁…中國…都應表達出其理性、克制、利他的一面。”讀到這里，筆者不禁聯想到美西媒體不斷猛批所謂中國的“戰狼外交”。中國只能當羔羊，不許做“戰狼”！兩者的邏輯何其相似！

（三）“不斗氣”一文不得不承認，“中美關系惡化主要出在美國身上”，但也要中國“反思”。文章無的放矢地批評中國對“美國衰落論”的幾點“誤解”，還無中生有地引伸到“中國取代論”。這種杜撰栽贓的手法絕非嚴肅的學術探討，而是為美國開脫。我們一再指出的是“美國世界霸權地位開始相對衰落”，這雖同“美國衰落”概念相關，但內涵顯然不同。我們更從未講過“美國現在已經全面衰落”。該文所以如此強加于人，無非是為推出“中國取代論”這個罪名作鋪墊：中國誤判美國已經全面衰落，所以迫不及待要取而代之，因而激化了中美矛盾！

當前，中國舉國為之奮斗的民族復興大業，不是為了超過誰、取代誰，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也為了給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任何人，把10億中國網民中可能出現的不妥說法，不加分析，夸大歪曲為主流社會思潮甚至國策，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是學術上的荒誕無知。然而該文硬是教訓說，中國要“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要學會和美國共存，不要想著怎么樣打敗美國”。而且，這居然是“（正確）思維的起點”，否則就要犯“顛覆性錯誤”。事實恰恰相反，是美國某些政客和軍火商在捏造“中國威脅論”，在煽動反華情緒，煽動極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

（四）“不斗氣”一文，居然挖苦說：“‘愿景治國’、‘口號治國’行不通。”其含義所指不言而喻。這是要解除14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兩個百年目標”奮斗的思想武裝嗎？文章講到“美國對中國體制的憂慮”，甚至聲稱：中國媒體越是弘揚中國體制，越會激化美國精英的攻擊，而且“互相激化”。按此推論，中國人民是否應該從此閉口不談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是否應該歌頌美式民主、自由、人權？于是乎“天下太平”！

（五）促使讀者清醒的還有一個怪現象：文章始終刻意回避一個要害字眼：（美國對華）“霸權主義”。文章所謂特朗普“非理性強硬”與拜登“理性強硬”是什么性質？中國“未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是什么地位？既然中國“未挑戰”美國怎么會產生“真實而深刻的憂慮”？它“憂慮”什么？其實就是一句話：美國霸權主義思想、冷戰思維及零和思路。要緩解乃至化解當前中美關系的“惡化”狀況，關鍵在于美方要嚴肅考慮上述這三個“思”字是否違背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關鍵在于美方能否拋棄意識形態有色眼鏡，客觀全面地認知一個真實的中國。

（六）“克制論”的出現并非偶然。今年4月，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發表研究報告，提出所謂“現實主義的克制型大戰略”（Strategy of Restraint）。鄭先生文章的發表也相當及時互補。不同的是，前者講的是，美國在國力與意圖之間日益力不從心，拜登政府應采取更有重點、更講策略、更重實效的霸權主義新戰略、新手法。后者講的是，在美國霸權全面打壓下，中國必須“克制、利他”，委曲求全。但愿這兩者純屬巧合，毫無關聯，學術探討，筆者多慮了。筆者更但愿鄭先生是出于一片好心。

（七）中國對中美關系的方針態度是明確的、一貫的。這里不妨引用8月2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中有關中美關系的一段話：“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沖突好。中國將根據美國對華態度考慮如何同美國進行接觸。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關系重回正軌，就不要一味抹黑攻擊中國，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美方應認真對待中方提出的兩份清單和三條紅線。”

（作者系原新華社高級記者、常駐聯合國首任記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華語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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