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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關義和利之間的價值觀，多為肯定義，而貶低利。而所謂“重利輕義“者，必遭到譴責。在古代歷史中，無論是文獻還是文學作品，一般也都會講重義而輕利。《水滸》中有聚義廳，也是強調一個義字。關羽關云長，之所以受到追捧，也是因為關羽講一個義字。所謂降漢不降曹，所謂掛印封金，也都是所謂義氣的表現，甚至說他義薄云天。有一段相聲，說的是在關王廟前要掛一塊匾，上書”義氣千秋“四個字，結果幾個近視眼書生自以為是，匾還沒有掛，三位近視眼書生都說自己看清了上邊寫的字。可見關羽的義，在民間是得到普遍認可的。

在《紅樓夢》里，義字往往代表著所謂正義、忠義。《紅樓夢》里的忠順王府，和義忠親王老千歲，是有著很大區別的。按照某些紅學家的說法，忠順王是效忠當今天子的。而義忠親王老千歲是效忠前朝太子的。本來皇位是應該落在前朝太子的頭上，但后來被當今天子拿到手了。這多少是有點不義，而且也有點名不正而言不順。只是義忠親王老千歲因為忤逆了當今天子，所以壞了事。而忠順王則很受當今天子的待見。似乎看起來，忠而且順，天子自然喜歡，但這種忠和順里是不是還在義，那就另當別論了。在這里，所謂義，即代表著某種正義，公義。當然，這里的所謂義是不是真的反映出正義和忠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白居易有詩云：商人重利輕別離，這里并不是在講利和義的關系，而是利和情的關系。輕別離就是輕情，無關這里是愛情還是親情。不過，情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男女之情，使二人結為夫婦，而夫婦之間除了情以外，還有恩，如恩愛。而在恩的范疇里，也就有了義，即所謂恩義。

不過，如果認真追究起來，所謂的義，并沒有完全拒絕所謂的利。《水滸》中的聚義廳，是說，把正下的義士都聚集在一起，這里的所謂義士，所講的義，就是要求一種正義的利，公正的利。在義字的背后，從來都不是不講利的。只是在義字的旗號下，要反對那種不義的利，不公的利。《水滸》中反對的是貪官污吏，反對的是他們使用各種不義的手段來獲取不義的利。聚義廳前豎立的“替天行道”的旗幟，這里的道也就是梁山好漢們心中的大義，是要維護被官府欺壓的老百姓的利益，而要打擊那些傷害百姓的貪官，奪回他們從民眾嘴里奪來的利。梁山好漢，所謂殺富濟貧，沒有奪來的利，如何去濟貧?

八十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有關義利觀的思考，或者爭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所謂“發財致富”已經在一定范圍內成為一種普遍的認識，但仍然會有些人，認為這是某種程度的重利輕義。然后在討論中，人們就會說到，現在不是封建社會那個重利輕義的時代了。現在講利益，講金錢，講發財沒有什么不對的。在七十年代，有部小說《金光大道》，其中有個人物，是村長張金發，他有句名言：誰發財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這句話在小說里是被批評的。而在八十年代，在一部分人那里，他們認為這句話沒有什么值得批評的。

到了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后期，人們對社會中出現的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的現象表示出極大的不滿和疑慮。當時，在一些媒體那里，所謂發了財的人就一定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是很有才干的人，這樣的看法曾經在社會與某些媒體中十分盛行。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以及進入到新世紀之后，在更多的人們那里，這樣的觀點受到了質疑。因為，人們看到，在那些所謂發了財的人當中，有的人是走了邪門歪道的，有的人是有著違法犯罪行為的。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不講正確的義利觀，那么人們的觀念和思想就會被搞亂，社會那種正確的價值觀就會受到很大的挑戰。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必然隨之崩塌。

這樣看來，如果不講義，特別是不講公平正義，只是抽象地談發財致富，抽象地說什么恭喜發財，這其中必然會存在很大的問題。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遵紀守法，合法經營，那么有的人從中賺了錢，發了財，自然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即便是如此，如果只把社會經濟發展規范到這樣的標準，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是做到遵紀守法，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只停留在遵紀守法上，那么距離這個目標還是很大的。

市場經濟，主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實現資源的最大效率的調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一個手段，是一種方式，而并不是目標本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因而，除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外，還需要采取其他的真正符合公平正義的方式，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例如，在振興鄉村的過程，需要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這種集體經濟并不歸納于市場經濟的范疇之內，但這種集體經濟才是實現公眾利益的最好方式。

從過去的義利觀來看，所謂的利一般是指少數人的利，是短期的利，是近期的利。而多數人的利，長期的利，遠期的利，則有可能被包括在義字之中。所以義與利，并不從來就是絕對對立的。今天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不可能不講利，同樣也不可能不講義。我們要講利，是為了中國最大多數人民謀福利，謀幸福，謀利益。而我們為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做的這些事，也正是我們的義之所在。這樣的義，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代表了長期的利，代表了遠期的利。我們說不要見利忘義，主要是說，不能只看到少數人的利，近期的利和短期的利，而忽略大多數人的利，忽視遠期的利，忽視長期的利。

或許這樣說，會有人認為這種對義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或許是吧。但這里主要是說，義與利本身沒有絕對對立，義與利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正如毛主席當年針對有人批評我們搞工業化建設，對農村和農民提取的資金太多，沒有施仁政。毛主席就批評，你說的那個仁政是小仁政，而我們發展工業化是在實施大仁政。道理并不復雜，實施了工業化，實現了工業化，中國才會真正走上富強的道路。而中國富強起來了，人民才能獲得更大的利益，更為長遠的利益，這才是最大的施仁政。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個大仁政就是義。而少數人所說的小仁政就只是利。在這種義利關系中，我們當然不能只見小仁政的利，而忘記了大仁政的義。

在考察義利觀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所謂義，往往都在維護某些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利，而反對另一部分人的利。這被維護到利的一部分人，或者是指大多數普通人民的利，或者是指站在公平正義方面的那一部分人的利。在封建社會，所謂義，也是維護一些利益集團的利。《三國演義》中所謂關羽堅持的義，謀的是劉氏集團的利，而反對曹氏集團的利。因為在世俗看來，或者從作者羅貫中的視野來看，劉氏集團的利是屬于正義的，合理的；而曹氏集團的利是非正義的，是不合理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北航老胡之閑話”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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